我的阿妈二〇二二年十二月满六十岁。她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还有老幺是个弟弟。这个家庭组合就不难猜出这家四姐妹过的是什么日子，整个家的中心都围绕着弟弟，甚至阿妈长大了，生崽了，变老了……依然摆脱不了这样的惯性。

在六十岁以前，阿妈最勇敢的事就是用半个白面包子换了阿爸的野菜粑粑，然后在和乡中学的一个老师定亲之前，和阿爸私奔。结婚第二天，奶奶就过世了，没有棺材也没有钱，阿爸和叔叔变卖了家里所有能卖的，又借了些钱，把老母亲安葬。没多久，小姑又病逝了。

此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父母都只能干农活儿求生计，家里的嘴太多，两人真是吃尽了苦头。直到后来阿爸算是争气，憋着一口气考了民办教师，又读了函授大学，日子才慢慢好起来。

他们不能说是神仙夫妻，但至少事事都是有商有量。两口子把几个叔叔和我们两个孩子都供出来以后，日子就更不愁过了。自从我和姐姐都工作以后，我们就提出阿妈不要再做活儿了，身体慢慢会受不了。

最近几年，同村的妇女流行相约去打工。我们鼓励阿妈去外面上班看看，体验一下，她退缩了。

一开始是对出去城市上班的同龄人嗤之以鼻，觉得她们不顾家庭，不算“贤妻良母”；后来又认为，如果地没有人种，那就是忘本；再后来，又说我们就是都嫌她没有文化，没有接触过外界，所以才一直撺掇她……

我们都明白，她害怕。她无法直接言明自己对于小村庄之外的恐惧，尤其是在到过几次我们生活的城市之后，呼啸的车流和普通话让她觉得害怕。过年唱山歌的时候，她是最得意的，别人都说“三姐唱得最好”，阿妈的脖子红红的，眼睛里流动着星河。但提到外面，她害怕了，她的眼神变得黯淡，用一种强撑着的“体面”，来拒绝和揣测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想法。

她吃了很多苦，她被枷锁压了这许多年，在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枷锁之后，无数次想把她的枷锁也卸下来，但她激烈地抗拒，伤到我们也伤到自己。

阿妈对于外界的排斥太过剧烈，我们一直觉得她也许永远不会走出村子了。

阿爸退休的时候叫了亲朋好友来家里吃饭，我很内向，向来不咋和长辈交谈，但想搜集写作素材，想知道她们都在想什么，于是红着脸和媲媲们拉了一天家常。阿妈很高兴，她觉得我长大了，于是也坐下来一起聊天。

我问：“你们平时都在想什么呢？现在最想要什么？”

大部分媲媲的回答就是收成呀，收购价呀，有没有化肥补贴，孙儿会不会去镇上读幼儿园之类的。聊着聊着，她们放开了许多，开始聊男人和女人，开始聊哪个村的谁谁谁最帅，却是个衰佬，在家打老婆之类的。

可她们还是没人说现在最想要什么。仿佛“要”什么，是一件很大的罪过。

直到我四婶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张开标志性的大嘴，皱起画过的眉毛，把潦草的鬈发抓了几下，大大的银色耳环在颈间晃动：“你们根本没回答人家的问题！人家问你想要什么。我来说，我就想要钱，想多赚点儿钱，想去北京玩！”

四姊是这波姐妹中第一个出去打工的人，以前她因为嘴巴大，有点儿跑牙，皮肤黑，又是外乡嫁进来的，总被人叫“猴子”一类的外号。自从她去打工，气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是接近六十岁的人了，因为皮肤白了许多，又稍微搭配了一下服装，坐在这群妇女当中，时髦得格格不入。

我其实一直没少听别的孃孃婶婶讲她的闲话，编派女人，人们就爱说性相关的事，四婶自己也知道，至少她表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在乎，自己该出门还是出门，该打扮还是打扮。

但就在那一天，或许是天气刚刚好，又或许大家都喝了酒有点儿高兴，又或许是第一次有年轻的下一辈女性突然闯入这个妇女闭环里打乱了秩序，总之气氛变得非常热烈。大家接着她的话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越说越离谱，还有一个婶婶开始开黄腔，一大群人笑得前仰后合。

我小心翼翼看向阿妈，观察着她的反应。她一开始并不是很想听我把话题带到“要什么”上，但后来，她的眼睛渐渐发亮，她看四婶的眼神从旁观变成了观察，再后来也跟着一起闹起来，就像过年唱山歌的时候一样。

当天晚上，我和阿爸、姐姐说：“要不咱们再鼓励鼓励阿妈。”

三月，阿爸带着阿妈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四姊工作的水果销售公司里做采摘和装盒工作。具体安排到阿妈手上的工作量跟无休止的农活儿比起来，那可真是轻松多了，还直接和舅舅一家进行了物理隔离，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体力劳动和操心。

一开始几天，我们打电话去慰问，她恋家得不得了，总说睡不好、吃不惯，记挂家里的狗子和鸡鸭。阿爸说：“我都退休了你还操心啥，这么多年跟着你干活儿又不是白干的，我什么都会，什么都能做，你放心工作。”

过了一段时间再给她打电话，她的语气变得轻快起来，像小孩子一样分享着种种见闻：第一次独立寄快递，第一次请姐妹唱K，第一次完成银行转账，第一次凌晨三点去烧烤摊喝酒……

阿爸每周去看她一次，姐妹们总是笑她老了老了还像热恋似的。她一开始很生气，后来渐渐得意起来。

我打电话时问她：“阿妈，打工好玩吗？”

她说：“好玩，等蓝莓过季了，我就回家栽万寿菊。”

我以为她又害怕了，正想鼓励她，她接着说：“万寿菊栽好就交给你爸看管，我们姐妹就要一起去别的公司了，她们说那边城里更好玩，还能看恐龙。”她所说的恐龙，其实就是那种公园里的塑料模型。

跟着她又顺便问了我朋友麦子的消息，我说苦逼的她还在加班。她接上话头：“我们加班一小时十七元，当场加当场结。”

我说：“麦子加班没有加班工资的。”

她拿着电话沉吟许久：“加班没有加班工资，那不是旧社会做苦工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的问题，或许不回答也好，剩下的未知世界，就让她自己去探索吧。

阿妈的第二次打工生活在二〇二二年九月告一段落。

上一次在蓝莓直播间做包装员的工作时，家里的圆白菜和万寿菊丰收了。今年蔬菜价格很差。阿妈不太想放弃包装员工作回家收蔬菜，可想到菜烂在地里，总觉得心痛，于是还是回家了。好在公路一直修到田地间，收获的过程比从前快了许多。

丰收过后，阿妈又找到了新工作。这一次的工作是她自己去找的。她和七八个上次打工相识的孃孃一起，去参加了第一次非正式的“面试”。

距离我们寨子大约一百公里的一个大寨子，是镇上的产烟大户，每年到了烤烟季节，就需要大量人手。也并非有手就行，得技能达标才能打上这份工。

“第一次一窝人地站在坝子上像洋芋一样让别人挑拣，还真是不好过啊！从前你和姐姐找工作，一定受了很多罪。”

她是年纪最大的应聘者，别人大多是四五十岁，就她一个“六”字开头的，她说其实当时有点儿退缩了，但结果还算顺利。阿妈之前有很丰富的拣烟经验，所以很顺利地应聘上了分拣员的工作，日薪比其他流程的工种高出二十元。

所谓拣烟，就是给烟叶按照标准分级。从前家里种烟的时候，她时常带着我在外婆家的阁楼里拣烟。刚烤出来的烟叶一阵呛味，她习惯用头巾把脸包住，只露出眼睛。

我很喜欢闻那种焦香的味道。有一回，烟叶刚抬出来时就不知天高地厚地猛吸一口，肺部猛地被干了一拳，从此彻底对烟叶再无好感。

但家里前一年没有种烟叶，并且那个地方没有她很熟的人，我还是很担心。在她去上班之后的几天，我每天都问她一下：“还习惯吗？废腰吗？身体受得了吗？吃得好吗？同事好相处吗？”

她直嫌我啰唆，次次挂电话都快得不得了：“吃得好着呢，每天都有一个猪肉，其他时不时一个鸭肉或者鸡肉，要不就是鱼，主人家还给我们买糕点吃呢，好和善的主人家，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

这就是她的语言风格——“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事”“怎么会有这么倒霉的老板”“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听着她语气兴奋中带着感叹，大概率是真的遇到了不错的雇主。不过上班嘛，肯定会有烦心事的，有一回她说漏嘴。“主人家说下次让我直接来，结果给某某听到了，她就不太高兴。”她语气停顿了一下，“没事的，下次不和她们一起就是了，我会干的活儿多着呢，不愁找不到事做。”

我本想用我不成熟的办公室经验安慰她一下，最终也没有。如果人生终究要有烦恼，实实在在地愁打工的烦恼，总比自己胡思乱想，愁孩子、愁老公、愁亲家的烦恼好一些。自从她爱上打工，我们就没有再产生过争执，她管自己都管不过来，没心思再操心我的人生。

烤烟季节很快就要过去了，结算工钱那一天，她就先回家了。当天傍晚她很高兴，主动在家庭群里说：“领了六千多块钱呢！好多啊！”

当初，她没具体说多少钱一天，我想着农村里包吃住不加班，应该不会太多，没想到算下来，竟也有一百二十元一天。

“是真的很多啊，阿妈！很多年轻人都没有这么多工资的，你真的好厉害。准备怎么花呀？”

“存起来。休息几天，换个地方再去。”

要说打工带给阿妈什么，我会说“参与感”。蓝莓直播间的工作让她接触了直播卖货的概念，倒不是说她一下子就能直播带货到达人生巅峰了，她也未必晓得背后一整个链条上的所有环节，但是她知道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货物是如何从田间地头流转到消费者手中的。这一次当拣烟员，她又真正体验了朝九晚六吃食堂的生活，明白了“外面的”现代社会究竟是如何运行的。

从前我们共同语言不算多，说不到一起去，她动不动就是举案齐眉、兄友弟恭、父慈子孝、手足情深大过天，一套套的，她说得累，我听得烦。现在打工生活和吃喝玩乐填满了她的脑袋，她已经记不清那些一套一套的东西了，一门心思只想把钱存起来，存在自己的账户里。

不夸张地说，她“皮都展开了”。真的，现在她整个人，从肢体到表情，肉眼可见地舒展开来，亲眼见证她一点点的变化，我是真的好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