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红果园就想到念小学时，周末回家时总从那里走近路，红果红得不得了，结得树都吃力了，好多树枝被果子坠得压在地上。没有人去摘里面的红果，树底下都是一个一个的小包包。

学校里面很多女孩都是矿工的孩子。矿工在学校几公里外的山里采矿，我们就在矿区宿舍的一楼借地方上课。土木结构的三层楼房，一楼永远昏暗、潮湿、发臭。

矿上时不时就会出事，断了手脚的工人没有人能做主抬去医院，就会放在二楼。有几堂课上，楼板缝隙里会一滴一滴滴下来红褐色的血，掉在同学的课本上。有一回有蛆掉在我的课本上，我用铅笔挑开没有管它，后来说是外地的矿工死掉了。

本地矿工如果有家人去闹，大约会赔付几百元到一万元不等。外地的矿工从无人问，大多埋在一个叫“松子“园”的地方。其实园子里种的都是梨树，也没有像红果园一样明显的小包包，有一片草地长得乖巧，又平坦又不扎屁股，我们常常去那边玩丢手绢。

松子园虽然埋了人，一眼看上去却没有红果园那样阴森，因为梨树长得比红果树高得多，太阳出来的时候，阳光就能穿过梨树的树干和枝丫照到草地上。

梨花盛开的季节，松子园的梨树就跟比赛似的，一棵开得比一棵繁茂，风一吹过，花瓣朝着同一个方向肆意飞舞，像雪一样美丽，又没有下雪天的寒冷，我和姐姐很爱看那个场景。我们时常会从学校公共厕所后面的狗洞钻出去，抄近路到达松子园，站在梨树下看梨花漫天。

有一回，姐姐问我：“如果现在你能在花瓣里面变成一个神仙，你想做什么神仙？”我想也没想，直接喊道：“孙悟空！”

姐姐鄙夷地看了我一眼，似乎感觉和我这样的小屁孩无法沟通。她抬头看着梨花，憧憬地说：“我想做何仙姑。”“什么何仙姑？”姐姐没再搭理我，我记住了她想做何仙姑，于是在她写暑假作业，写到“我的梦想”时，我在一边大叫：“你骗人，你想做何仙姑，现在又说想当大老板，你说谎话。”气得她拿起扫帚就追着我打。当时我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挨打，还觉得分外委屈，因为这件事怨恨了她一段时间，也不愿意再和她一起去松子园看梨花。

没想到没过几年，大家都没法去松子园看梨花了。那里埋了一个死去的警察，大人们用围栏圈起了松子园，不再让人进去。

死去的警察外号叫老铁牛，他在公共厕所拉屎的时候，坏人往里头扔了一颗土炸弹，老铁牛就被炸死了。这件事里头的前因后果我全然不明白，记得这件事也只是因为老铁牛下葬之前一周，全校的学生都在叠小白花。老师在讲台上教，我们在座位上叠，每个人要交十朵。

我问阿爸：“为什么要叠小白花？”阿爸告诉我，因为汉族学校附近的四五个村子要一起给老铁牛办追悼会。我的心里十分明确地难过起来，那么多的人为他办追悼会，老铁牛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人。

追悼会的当天，我站在人群中间，胸前别着自己做的小白花——我自己用一条白绳子把别针和衣服拴在了一起，因为老师说追悼会结束以后别针要交回她手里。那天是一个阴雨天，地上湿漉漉的，追悼会在赶集的场子上举行，一个秃顶的老头拿着一个时响时不响的话筒，讲述着老铁牛生前的事迹。

我的目光顺着老头，看到站在他身后的一对母女，很快意识到了那就是老铁牛的妻子和女儿。他的女儿看起来只比我大一些些，她穿着一条黑色的连衣裙，胸口也别着小白花，手臂上套了一块黑色的布。

几乎从仪式开始时，她就一直在哭，我看着她的肩膀一抽一抽的，觉得自己的心也跟着疼了，于是也哭了起来。我一哭，旁边的同学似乎也被感染了，顿时，由我们那一列为中心的学生中，哭泣声逐渐蔓延开来。到了最后，学校的老师们也抹起眼泪来。

知道老铁牛埋在那里之后，我们就再也不去了，总觉得松子园变成了一个悲伤的地方，梨花也变得格外凄凉。

冷冷清清的松子园一直到老铁牛埋葬了一年之后才重新热闹起来，此番热闹却不是因为大家重新去赏梨花或者丢手绢，而是因为一个杀人犯。

星期五放学的时候看到学校门口许多男男女女在朝松子园的方向走，我姐拉着我也跟上了队伍。到了松子园，我们爬到树上，看到人群中间有一个长头发、白衬衣的人被拴牛绳绑着，跪在地上。

我刚爬到树杈上坐好的时候，就看到拿木棒的人一棒子打在长发男人的头上，吓得我紧紧闭上眼睛。我姐紧紧抱着树干，她的眼神里也充满了恐惧。那会儿她的汉话水平比我高一些，她清楚地听见了人群中的讨论，用彝话告诉我：“他用刀把别人的脖子割开了！”我觉得手脚软绵绵的，一时没抱好，差点儿从树上滑下去。

我们都没敢再看人们惩治那个凶徒。我和姐姐面对面手拉手，围抱着树干，直到一辆面包车开到人群中间，几个警察下来，把奄奄一息的长发男人带走。

人群过了很久很久才慢慢散去，我们谁也没作声，从树上慢慢爬下来，一前一后走回家里。

那天，叔叔也从学校回家了，我睡在他和姐姐的中间。夜里，姐姐在梦中大哭起来，叔叔拉亮电灯，阿爸阿妈听到动静也到我们身边来。

他们摇了姐姐很久，她才醒来。

“我做噩梦了。”姐姐哭着说。

我知道她梦到了什么，忍不住也哭起来。在父母的询问中，我们才断断续续说了在松子园看见的事。

阿爸把我抱起来，让叔叔一个人到他们的床铺上去睡，他和阿妈一人一边，把我们夹在中间。

“松子园不准再去了，”阿爸在黑暗中嘱咐，“看到一群汉族人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去看热闹，那是大人的事。”

我们啜泣着答应。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结束，就在新的一周开学时，学校的教师宿舍楼下面围了一圈人，有学生也有老师，我和姐姐吸取教训，不敢再上前去，可又忍不住好奇。我们互相监督着，不让对方上前去。没一会儿，就看到校长带着一位姓陶的青年男老师从教师宿舍楼跑下来，他对着人群喊：“手指呢？手指呢？谁捡到了？”

一个高年级的男生像英雄一般，高高地举着一截断指，骄傲地喊：“在我这里！我捡到了！”

校长徒手接过断指，拉着陶老师上了他的摩托车。

等到他们都走后，两个年长的女老师才扶着一个哭哭啼啼的年轻女人下楼来。

我认识那个年轻女人，她到我们学校才不过一周左右，很年轻，很漂亮，很白净。不过她不教我们班，我只知道她来自很远的地方。

她面色发白，整个人都在颤抖。女老师们扶着她，走出了校门。

我很想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课间休息和做值日的时候就往老师旁边去偷听，终于听到了一点儿相关的“情报”。据说是陶老师要和新老师好，新老师没答应，陶老师就用新老师的菜刀把自己的手指剁了下来。

“求爱”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件隐晦、神秘的事，第一次听到如此可怕的求爱故事，我可吓得不轻。

我去找姐姐，告诉她我听到的传言，姐姐严厉地告诫我：“你不要去和别人乱说，阿爸说了不要瞎打听。你把这件事忘记。”

“可是我已经记住了。”

姐姐看起来也很为难，她想了好一会儿，撕下一页用过的作业纸：“你写在纸上，我们拿去埋掉，你就忘记了。”

我很信服姐姐的话，于是把事情写在那张作业纸边缘的空白处，不会写的字就用拼音代替，写好以后姐姐仔细检查了一遍。

我们思考了半天，觉得最稳妥的地点就是松子园，埋在松子园，肯定不会被人发现。

姐姐带着我，到松子园围栏边，用棍子在围栏下挖了一个洞。她用写满秘密的作业纸擦了几下我的脑袋，撕碎以后放进洞里埋起来，最后还用脚踩了几下。

回学校的路上，她问我：“你还记得吗？”

我不敢说还记得，于是用力摇摇头。

从那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去过松子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