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村的生活，历来是吃生水，加上阿妈狂野的烹饪方式，我和姐姐实在很难不长虫。

尤其是我，肚子里疼得跟被刀绞似的。有一回解大便时，一条虫子从屁眼里钻了出来，旱厕门口的大公鸡眼明嘴快，一下子啄了上来，吃掉了虫子，也啄破了我的屁眼子，我疼得哇哇叫，捂着屁股冲回家。

赶集的时候，阿爸就带着我和姐姐到了集上的诊所——村子里的赤脚医生没有打虫药，只有这里有。

医生是个中年男人，两个眼珠各朝一边，以至于他对我讲话的时候，我还以为他在和我旁边的人说话：“肚子疼了多久了？”

没人回答。

“哎，小孩，肚子疼了多久了？”

我还是没反应过来。

姐姐一拳打在我背上：“回话！”

我用不熟练的汉话回答：“从生下来就在疼了。”

诊所里的人大笑起来。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的，肚子疼的感觉确实从记事起就一直伴随着我，我说的是实话啊。

医生意识到他的眼睛让我产生了困惑，于是歪着头看着我，这一次我们的眼神总算是对上了。“过来，让我按一下肚子。”

我有点儿害怕，躲在阿爸身后。姐姐把我拎出来，医生朝我肚子上一按，痛死了！

我的屁眼子一痒一痒的，我又想到那条虫子和鸡的喙，不觉感到一阵疼痛，当即想跑。医生像是有预测未来的能力，一把拽住我的胳膊：“不打针，吃点儿糖就好了。”

他用塑料直尺，从一张信笺纸上撕了一个小方块，拿了几颗宝塔糖放在里头：“两孩子一人两颗。”

结果那四颗糖，偏偏是三颗粉色，一颗黄色。

我和姐姐因为谁吃那颗黄色的糖而狠狠打了一架，直到阿爸烦得把几颗糖都掎碎了，掎成粉末，给我们一人分了一半。

好在宝塔糖是有效的，我接连拉了几天虫子之后，肚子终于轻松了。那之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我可谓食欲大开，食堂打饭的时候我都在渴望大师傅给我多打一点儿，回家吃开水泡饭也更起劲儿了。我抓住一切吃东西的可能，只要阿妈说了“不要紧”的东西就往嘴里塞……可惜属于我的好日子没过多久，“非典”来了。

学校里不知道是谁拿的主意，或者是哪里提的要求，总之，食堂给全校师生熬了大锅药。说是大锅药，其实只有桉树叶而已。

桉树叶也可以熬成药来喝吗？我们也不知道。老师让我们把打饭时的搪瓷口缸带到教室，大师傅和老师们就挨个往口缸里舀药。那药黑乎乎的，味道腥臭，就像肥皂水里泡了死老鼠，我们都不想喝，很多同学都把药含在嘴里，不吞下去。可老师会检查嘴巴，不仅要“啊”给她看，还得蹦两下，确认已经喝下去了。

没两天，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各个村庄里，村里也熬起了桉树叶。我在学校里喝了几轮，回村子里又喝了几轮，喝得我尿尿都是死老鼠的味道。

也因为这个桉树叶，我和姐姐都食欲不振。

有一天下午，我和姐姐，还有表哥表妹放牛时，从野外搞回一筐子马屁泡（一种野生菌，学名马勃）。大人不在家，表哥跑回自己家里，端来一小份猪油，又切了大蒜、二荆条……就在这时候阿妈回来了，没想到我们竟有本事采到这么多鲜嫩的马屁泡，于是叫来了舅妈。舅妈知道阿妈的厨艺是什么水平，她不想浪费这菌子，于是去自家厨房切了半个拳头大小的一块肉，亲自掌勺。

终于吃了一顿饱饭！

到了半夜，事情开始往离谱的方向发展起来。先是姐姐吐了，吐完之后一直说胡话，阿妈拉亮灯，想查看姐姐的情况，结果一个起身，她自己也吐了，迎面吐在姐姐身上。我其实没什么不舒服的，但是看到她们在吐，我也犯恶心，于是也吐在了床上。

我们吐了好一会儿，阿妈才意识到可能是菌子中毒，怕把舅妈三口毒死了，一路吐，一路往舅妈家里去。姐姐也许心里害怕，情况稳定一点儿之后约我一起去找她们。我们蹬着夜色到达舅妈家里时，舅妈和表哥正吐到高点，只有表妹抱着被子，一脸茫然地站在天井边，任阿妈怎么抠她的喉咙，她也没能吐出来一点儿。

一家人一直折腾到天光亮才消停。都缓过劲儿以后，阿妈才问：“哪儿采的马屁泡？”

姐姐答：“放牛田（一个地名）那边。”

“桉树下吗？”

我们点点头。

阿妈苦笑着拍起腿来：“我就说捡菌子的人一轮接一轮，怎么偏偏让你们捡了便宜，原来是从放牛田拿回来的！”

也就是那一天，我才知道桉树下的菌子吃不得，可又不禁困惑：桉树叶子煮水都喝得，桉树下的菌子为何吃不得？阿妈没有给我一个科学的说法，只告诉我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说的：“桉树下的菌子毒死牛。”

没想到啊，最严重的一次食物中毒不是因为阿妈，不是因为桉树叶汤药，而是栽在了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