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几座山里的所有村子共用一个村公所。村公所的干部很久才能到村里一次，所以本村里最有话语权的是一位老爷爷，和非洲部落的酋长有一些类似，但又不尽相同。他并不带领我们发展，只不过人们遇难事、婚丧嫁娶生宝宝、盖房砍树、出村子，都喜欢去问问他，得到他的首肯。这个风俗一直到有了村委会、自然村的概念以后，才慢慢退化。

我只和那位爷爷面对面说过一次话，大约是七岁半，那时候我的身体开始变得糟糕，时常发烧，鼻血不止。症状持续半年后的一个下午，我毫无预兆地失明了。

我外婆抱着我去找那个爷爷，他则为我们找来了同样有话语权的“贝玛”，也就是跳大神的。可贝玛又不仅仅是跳大神的，人们信仰他，每每遇到人力无法解决的事，就会求助于他。

贝玛用一根松枝点水，洒在我的身上，穿着牛皮和棕榈做的斗篷，戴着面具开始跳起来，旁边的人卖力地敲着鼓点。他们都在努力救我。

那天天气很冷，我的额头噗噗地冒汗，嘴里喃喃地呻吟。我阿妈和外婆跑得很匆忙，鞋都没有穿。阿爸连夜去很远的地方请乡村医生……

好像就是从那年开始，我的童年消失了。我不断不断地住进很远的地方的医院，后来才知道那里就是县城。医院里都是白色和绿色的墙，我很害怕也很想回家，可是我不敢说。

后来的后来，我慢慢长大了，读小学，进城读中学。村子里通了公路，后来又变成柏油路。很多汉族人来种蔬菜、种烟草、种水果，小汽车停满了村头的空地。

十二岁彻底离开家去读书之后，只有周末和寒暑假有空回村里，童年记忆里的老爷爷和贝玛早已不在人世。现在回忆起那些不可思议的生活片段，就像上辈子一样遥远，我一时恍惚：究竟那是我的童年，还是我上辈子的记忆？

或许是人生在某一刻被割断了，然后我才变成了现在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