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门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朋友。她总说我们不是朋友，我是她客户，她是我经纪人，我们之间只存在生意关系，但事实绝非如此。（她还说情愿自己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花瓶，这也不是真的，简直没人比她更不适合这个角色。）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如宝拉生病和我后来几次结婚和离婚，卡门总在我身边无条件地陪伴着我。

这个面对穷凶极恶之徒也面不改色的女人会去找占星师占卜，她相信通灵术，古鲁[古鲁：锡克教地区的宗教导师或领袖。]和魔术，她很情绪化，容易潸然泪下。因为哭得太多，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一本书的题词中写道：“谨将此书献给泪人儿卡门·巴尔塞斯。”

她慷慨得不可思议。在我母亲八十岁生日的时候，她寄了八十朵白玫瑰到智利，拉蒙叔叔生日的时候，她则寄上九十九朵。她从来都不会忘记他的生日，因为他俩出生在八月的同一天。有一次，因为觉得我的行李箱样式普通且过时，她送了我一整套路易威登的行李箱。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用这些行李箱时，它们就在加拉加斯的机场被盗了，但我没告诉卡门，不然她会毫不犹豫地再给我一套。她送了我很多巧克力，直到现在，我还能在家中某个角落意外地找到几块。

这个善良的加泰罗尼亚女人突然离世，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感觉似乎失去了一直以来帮助我在文学这片波涛汹涌的大海里漂浮起来的救生圈，但她凭借自己的能力和眼光建立起来的公司在她儿子路易斯·米格尔·帕洛玛尔斯的经营下依然运作顺利。

我将她的照片摆在书桌上，告诫自己不要忘记她的建议：任何人都能写出一本不错的处女作，第二本以及之后的作品才证实作者的水平；大家对你的要求会格外严格，因为女人是不被允许成功的；写你想写的，不要让任何人插手你的工作和财产；像对待王子一样对待你的孩子，因为他们值得；结婚吧，丈夫再怎么傻，至少能让你衣食无忧。

正如卡门所言，任何一个跟我条件相当的男作家都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认可，但我足足花了几十年才做到。在智利，我拥有一群热情的读者，可智利评论界的认可是我花了最大的功夫才获得的。我不怨恨这些评论家，因为这是智利的特点，除了足球运动员外，任何一个脱颖而出的人都会遭受抨击。我们还有一个名词和一个动词来形容这种现象：chaqueteo和chaquetear，意思就是揪住胆大者的衣服后摆，把他往回拽。如果受害者是个女人，他们就会施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力道，以防她扬扬自得。要是他们不这么对我，我反倒会害怕，毕竟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在出版了二十本书，作品被译入四十多个国家后，我被提名为国家文学奖候选人。一位我不记得名字的智利男作家发表评论，说我甚至不算一个作家，而只是个蹩脚的作者。卡门·巴尔塞斯问他是否读过我的作品，我的哪本书引发了他的这番观点，他的回答是宁肯去死也不会读我的书。2010年，在四位前总统和若干政党以及议会的支持下，我获得该奖项，直到那时，我祖国的评论家们才终于对我有了些尊重。为此，卡门专门给我寄来了五公斤我最爱的橙子口味的夹心巧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