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外祖父看来，伴侣间的关系很简单：男人养家，保护家庭，发号施令，女人则操持家务，照顾家庭，服从命令。正因如此，他认为婚姻对男人来说是件好事，但对女人而言，则是桩坏买卖。在他那个年代，这一观点非常超前；已婚男性和单身女性是最快乐的两个群体，这一点如今已经得到了证实。就在他挽着女儿潘琦塔的胳膊，把她带上教堂圣坛的那天，他还在第若干次地劝她不要结婚，转身离去，抛下新郎，礼貌地送走宾客——这些都还来得及。

二十年后，在我结婚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了同样的话。

虽说外祖父在婚礼上的提议非常极端，可他对于女性的要求是非常传统的。是谁决定了传统和文化带来的种种约束呢？当然是男人。女人只是默默接受，并不得提出质疑。外祖父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女人都得表现得像个“淑女”。我不想赘述我家庭中对于“淑女”的定义，因为这很复杂，只需告诉你们最好的典范就是疏离、礼貌且尊贵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在六十年代，她还很年轻，但行为举止已经无可挑剔，在后来的漫长一生中，她也一直如此。至少在公众面前是这样的。在外祖父看来，女人——尤其是我这个年龄的女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可能没人感兴趣。而我在女性主义方面的观点就正属于这一范畴。

我想方设法让他阅读了西蒙娜·德·波伏娃[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法国作家，女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其作品《第二性》引起极大反响，成为女性主义经典。]的《第二性》以及一些我遗落在他家的文章，他装作没注意，但在私底下翻阅过。我努力让他成为女性主义的支持者，这份热忱让他紧张，但他还是忍受住了我长篇大论的轰炸，听我告诉他女性如何成为贫困、疾病、教育的缺乏、人口交易、战争、自然灾害和人权侵害的最大受害者。“你是从哪儿找到这些数据的？”他怀疑地问。坦白说，我不知道，因为我的数据来源是非常有限的；直到四十年后，谷歌才问世。

“你别把外祖父和拉蒙叔叔给惹恼了，伊莎贝尔，”母亲请求我，“你得淑女一些，别嚷嚷。”但后来我们将证实，不嚷嚷就没有女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