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奋力拼搏并经历了失败和成功后，长大后的我在一次长谈中告诉潘琦塔，正如她以前劝我时所说的那样，我遭受了很多攻击，但每被攻击一次，我就会回击两次。这就是我的生存之道，因为我童年的那股怒火随着时间越烧越旺；我从来都不接受家庭、社会、文化和宗教指派给我的这个有限的女性角色。十五岁的时候，我永远地远离了宗教，当时倒并不是因为缺乏对上帝的信仰——这是之后的事——而是由于宗教组织固有的大男子主义。这个组织把我当作二等人，其领导者总是男性，他们把自己的规矩当作教条强加于人，他们就算做了错事也能逍遥法外。我不想成为这样一个组织的成员。

我将自己定义为女人，以自己的方式，凭自己的直觉。对于女人这一概念，那时我并没有任何清晰的思绪。直到我开始从事记者的工作，才有了想要模仿的对象。这并不是一个理性的决定，引导我的是无法遏制的本能。“在这一生，我为女性主义所付出的代价太轻微了，妈妈；哪怕要付出千倍的代价，我也依然愿意。”我告诉她。

终于有一天，我无法在外祖父面前隐瞒我的这些念头，结果是我吃了一惊。外祖父来自巴斯克地区，是位骄傲的天主教徒，他保守、固执、好心，是一位会为女性摆放椅子和开门的货真价实的绅士。我那些大胆的想法让他讶异，但他至少愿意听下去，只要我心平气和地说；一位小姐应该举止优雅，言行得体。我完全没有想到他能听我说完，因为拉蒙叔叔都没做到，他比外祖父阿古斯丁要年轻一辈，但他没有丝毫兴趣来聆听一个黄毛丫头倾诉烦恼，更别提女性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