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机场接你。”她说。“不用了，”我说，“我打车。”但下飞机时，我还是感到一阵失望：她的脸没有出现。所谓外国，就是没人去机场接你的国家，我想。我对自己的敏感感到惊讶：太幼稚了。都没来得及穿上盔甲。

我曾发誓要彻底压抑侨民情绪。我知道通常的抱怨都有哪些：“没有人问我们怎么样；他们只管自己的问题”（马里奥）我们是离开了家乡的人，他们是留在家乡的人；他们住在那边，我们呢——这边。“他们最懂了。我们张开嘴巴的那一分钟，他们就会跳进来。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有看法。他们为什么非要对任何事情都有看法呢？”（达尔科）；“你听听，他们比我们还懂阿姆斯特丹，可惜他们从没来过这里！”（安特）；“他们总是抱怨自己有多惨，想让我为自己的离开感到内疚”（安娜）；“我每次回去都觉得在参加自己的葬礼”（奈维娜）；“我感觉自己就是个沙包，浑身都疼！”（波班）；“我以前喜欢扮圣诞老人。我拿好多礼物过去，那会让我感觉良好。现在不一样了”（约翰内克）；“我不了解。我没回去过，也不想回去”（塞利姆）；“我也没回去过。我害怕面对面”（梅丽哈）。

母亲公寓的门半掩着。我被她的体贴感动了：她正在做针线活，害怕没听到门铃或者把钥匙放错了地方，需要先找钥匙才能跑去开门，而且开门也可能有麻烦——你永远不知道钥匙什么时候会卡住……

她像孩子一样扑到我怀里。（“天啊！你怎么这个鬼样子！你住在哪儿呀？孟加拉国？不，你住在一个为全世界供应西红柿的国家。西红柿真难吃，顺便说一句。”）她把我按在厨房的桌子边上，开始念叨她要上的菜（“不用，不用，我盛到盘子里给你，你不用起来”），不论我要盐，还是要多放一点这个，多放一点那个……

她看起来比我上次见她时更矮，更虚弱了。她皱纹多了，头发少了。单单是透过如今稀疏的白发看见她的头皮就激起了我的心疼。天啊，她真是老了！

母亲天生就能将别人变成自己的蝙蝠侠。她对身边的每个人都是这样——我、家里的男人、她的朋友们——没有一个人有过一句抱怨。我永远是她宫廷中那个小小的、安静的侍从，至少我是这么看自己的。她会向我撒来无数五彩纸屑般的昵称——我是她的小蜜蜂，她的苹果馅饼，她的小青蛙，她的鱼小姐——但她花在我身上的时间从来都不多。最多是照看照看我：她不关心我，只是照顾我。尽管她也经常让别人照看我——学生、邻居家阿姨、日托阿姨。我参加课外活动时，总是耐心地等着她来接我。有一次，我在医院里做小手术，术后她忘了来接我。我记得自己在病床上躺了一整晚，穿着全套的衣服，外表坚强，内心却是恐惧的：我可能再也看不见她了。她第二天早晨出现了。她不许我小题大做，我最后习惯了这一点，也习惯了不靠妈妈自己干。我是妈妈的独立小青蛙。她工作很努力。她是一名经济学家，最后当上了银行行长。她还周旋于好几个长期情人和两任丈夫之间。经历过这一切，我是妈妈最棒的小学生和妈妈唯一的财富。

现在，她挤出了一副对以前从没有放在心上的邻居、以前从没有说过话的亲戚、以前我从没听说过的人亲切的样子。这段又长又详细的报告是她填补空虚，掩盖她的朋友日渐零落这一事实的方式；这是她逃避对死亡的恐惧，避免真正面对我，缓解我的到来所带来的痛苦——毕竟，我的到来只是即将离去的开端——抹掉我上一次来看她之后度过的时间的方式，总而言之，一种摆正的方式。

“还记得二楼的沙里奇先生吗？他刚死了。”

“怎么死的？”

“中风。”

“真难过。”

“还有八楼的博热维奇两口子——他家儿子没了。”

“发生了什么？”

“车祸。你见了博热维奇夫人都认不出她。她一下子老了二十岁。一夜白头。不过，你听我讲。我只跟你说了不好的事，我也有些好消息呢。”

她在考验我，衡量我的同情心有多少。她觉得满意吗，还是要骂我？（“你对邻居一点都不关心”，好像她就成天关心邻居似的。）她是上了岁数才重感情的：她过去经常取笑那些情绪外露的人。

她站起身，走出厨房，很快拿着一个笔记本回来了。她将她的日志递给我，就像一个急迫地想要向全世界炫耀新玩具的孩子似的。本子里似乎主要是数字。

“这是什么？”

“我的日志。”

“你的什么？”

“血糖日志。我得糖尿病了，必须每天监测血糖指数。”

“严重吗？”

“还行吧。但我得给自己扎胰岛素。”

“为什么？”

“大夫说，早点把小剂量的扎上，总比拖到不得不上大剂量时要好。”

她谈起糖尿病时语气很是亲密，关心而又谅解，像是在谈论宠物猫狗。她用胖墩墩的手指指着各个日期，解释那时血糖指数为何突然升高，其他时候为何又正常。

“我给你看我怎么量的，”她说道，然后马上补了一句，“你要待多久？”

“一周。”

“你有的忙了。”她噘着嘴说道。

“你什么意思？”

“你得办新身份证，这是一件。新制度出台了。排队那个吓人啊。要等一整天的。我差点儿昏过去。然后，你得去找律师，你公寓的事。还有办新的医保卡。医保卡也出新制度了。成天变。”

没错，说个不停表明她已经学会了用语言来掩饰自己的恐惧，尽管这恐惧说不清，道不明。

她拉开瓷器柜的抽屉给我看新身份证的样式时，我注意到家庭照片区有一张我和戈兰在柏林拍的合影。

“你该去见见戈兰的父母，”她顺着我的视线说道，“马尔科身体不好。”

我们收拾好桌子和碗碟，然后我拿出我带过来的礼物并给了她，是一件暖和的家居服和拖鞋。她把家居服放到衣柜里，给我看了上次见面以来她买的衣服。

“我买了不少新衣服，其实我也没地方去显摆。”她叹了口气说，“这件我只穿过一次，过生日穿的。”

然后，我们看了巴西肥皂剧。母亲徒劳地想给我补剧情。与闲聊一样，一个又一个小时地钉在电视机前，沉迷于马里索尔和卡桑德拉——管他们叫什么呢——的命运是一种自我防御的策略。母亲有三台电视机——卧室一台，客厅一台，她所谓的客房一台。全身心投入廉价肥皂剧的世界，这种电视歇斯底里病，电视麻木病，这种对直面现实的绝对拒斥是随着战争而来的。在战争期间，现实以轻薄，甚至比马里索尔和卡桑德拉的台词还要轻薄的字幕的形式溜进了家庭。那就是它被容许的全部空间。肥皂剧是你打在恐惧上面，将恐惧冲掉的泡沫，每天要打两次，最好是在朋友的陪伴下。母亲和两个邻居一起看，万达和布登太太。她们已经对巴西麻醉药上瘾了。

当年，母亲一想到要跟邻居们走得近就犯恶心，现在却不停地谈论他们。而且，我能通过她所用的称呼知道这些人在她的情感阶梯上的位置。先生或太太（“五楼的弗兰采蒂奇太太说克罗地亚石油公司被卖给美国人了”）跟她关系不错。我的邻居（“我的邻居万达等不及要见你了”）跟她亲近。只称姓氏的（“三楼的马尔科维奇成天醉醺醺的”）就是不太喜欢的。她渐渐和眼前人处成了亲人。（“或许算不上多好，但要饭的哪能挑食。我都这个岁数了。要是我有个三长两短，他们都在，而你……”）这是她对我最严厉的谴责：她的父母早就走了；兄弟十年前就死了，丈夫刚开战就没了；然后我为了躲开她也走了。

她以前对什么事都很有看法，现在却假装自己什么看法也没有。她以前也从不在意别人的看法，现在却似乎迷上了别人的看法（“费里奇太太说阿姆斯特丹还没有萨格勒布大”）。当然，都是演的。她仿佛坐在一部看不见的轮椅上，要求别人尊重自己这个残疾人，谁顺着她，她就喜欢谁。

“万达五点钟过来，”她说，“你去冲个澡，换个衣服吧。”

我听话地慢步走去浴室，冲了澡，换了衣服。

我们三个人喝咖啡的时候，母亲绘声绘色地跟万达报告了我在阿姆斯特丹的生活。

“塔尼察说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那个，我最近看了部电视纪录片，看了你就知道它甚至比威尼斯还美。”

塔尼察说了这，塔尼察说了那。这既是跟万达闲聊，也是在向我传话。

万达走后，我在公寓里转了一圈。我称赞了新的浴室柜，指出她应该处理一下浴室天花板上的黄色污渍。她一听就来劲了。那是因为伊维察斯家的浴室漏水，可他家根本不忙着修。人都是这样，现在不也是？干了坏事，然后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

“我去处理。”我说。

她差点儿激动得脸都红了。你还以为我是跟她求婚呢。我要把事情担起来，做我该做的事，照顾好她。（“塔尼察已经过来管了，谢天谢地。还是要谢谢你，不过塔尼察会处理好的。”）

我们看新闻节目，她给我补充各种与电视相关的消息：女主播换人了，新智力问答节目的主持人，新播的电视剧。

“你落伍了！”她说，“你怎么跟走了一百年似的。”不过，这并不是谴责，而是长谈的由头。她说得没错。我确实落伍了。最起码电视屏幕上的生活看起来完全不同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突然叹气道，“什么都那么贵。我的养老金挺多的，可就连我也得发愁怎么过日子。我最后可能要把度假小屋卖了。”

“卖吧。”

“你不在乎？”她问道。

她又在考验我了。

“我不能说我不在乎，”我说，“不过，要是你觉得有必要，那就卖吧。”

“可那是你的呀！”

“不，它是你的。”我说。

“它整个夏天都空着。我以为你和戈兰最后会回来，想要在海边有个地方住，我们一起消夏的地方。可现在都没意义了。我讨厌它就那么空着。”

她有点夸大其词了。戈兰和我本来也很少去茨雷斯的房子。那里是她对美满家庭生活的投射。她以前总和丈夫去那里消夏，直到他心脏病发作——恰好也在度假小屋里——从那以后，她基本上就不去了。所以，它确实空着。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还是聊电视，高物价——她说自己困了，就去睡了。她马上就睡着了，跟小孩似的。我关了电视，关灯，去了我的房间，客房。

肩上披着她的一条羊毛围巾，我走上阳台，凝视着黑夜。我在家里残存的东西好少啊，我在想。几张照片，一些衣服——就这些了。想到的时候我并不觉得难过。我凭什么要更多呢？我们还住在一起的时候，我的东西就很少：她占据了全部的空间；我永远在某个角落里。

如今，我定格在精心挑选出的残片中。她绝对地掌握着自己的地盘，安排和调整着它的内容物，仿佛生活就是照片的布置。她之所以留着我和戈兰的合影，是为了让母女关系继续下去。作为这出家庭肥皂剧的导演，她拒绝接受我们的分离。

是的，我会回家。我咀嚼着家这个概念，好像它是一块嚼过的口香糖，我要把它最后的一点滋味咂出来。家不再是家了。家只剩下母亲了。不仅戈兰走了，我们的朋友们也走了。许多人去了世界上遥远的地方，留下来的人也不再是朋友了。不是他们做了什么，也不是我做了什么。事情只是这样发生了。

我看着外面的建筑，它们似乎也在看着自己在一面镜子里的倒影。我试着将头脑放空。我喜欢沉浸在黑暗中。然后我就上床了，身后拖着母亲的围巾。我抱着围巾入睡了，好像它是一只泰迪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