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走就再也搞不清楚了，”梅丽哈说，“我总是不确定时间，你懂我什么意思吗？”

对他们来说，时间分为以前和后来。尽管他们能轻松地重构出战前时期，但包括战争本身在内的战后时期就是一团混沌了。最简单的问题都能将他们绊住。

“我是说，我什么时候出国的？”

这就是他们说话的方式，还原为最小公约数。

“对。”

“这个，我不是直接过来的。”

一开始都是这样。或者那样。一开始，他们做了那件事，去了那里，然后来到这里，来到荷兰。流亡者的叙事是没有日期的。日期用荷兰语比较好回答，因为荷兰官员总是在问：“你第一次到荷兰是什么时候？”然而，尽管他们学会了马上做出回答，却搞不清回答背后的内容。战后是一段神秘的时光，它到底是过了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都没有区别。在短短的战后时期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他们的心理时钟在重压之下坏掉了。一切都坏掉了，一切都断掉了，裂成了碎片。地点和时间一样，分成了以前和后来，生活分成了这边和那边。他们突然间没有了证人、父母、家人、朋友，乃至我们借以重构生活的平常见到的人。没有了这些可靠的中介，他们被抛回了自身。

我走进屋子时就有一种感觉：他们纯粹靠意志力回拨了时针。他们将我诱入了他们的茧，好让他们可以晚一点再去想死的事。但是，死亡就在他们身边，是他们看不见的租客。空气里都是它的臭气。

公公身穿睡衣，披着一件皱巴巴的浴袍，没有系带子。一根管子从敞着的怀里伸出来——是导管。这是失禁的表现，我感到了震惊。我几乎认不出他了：他瘦了，胡子拉碴，面容委顿，还有黑眼圈。婆婆好一些：她穿着一件好看的罩衫，还涂了口红。她努力表现出最起码她还没失禁的样子，这触动了我。

我管他们叫公公和婆婆。奥尔加和马尔科以前是老师，生下戈兰时岁数已经不小了。公公在“二战”爆发前夕从教师培训学院毕业，参加过游击队，战后担任克罗地亚教育部高官。1948年，与许多其他人一样，他因为政治失言被送去了Goli otok，也就是裸岛，在那里做了三年苦工。获释后，他被发配到地方小镇当小学老师。直到戈兰上大学，他们才搬到萨格勒布。

公公一贯朴素内敛：他在裸岛学会了闭上嘴巴。直到七十年代为止，劳改营和其中的暴行都是禁忌话题，就算在七十年代也没有人多谈。于是，公公基本上闭了一辈子嘴。不过，他善于倾听，而且很会问问题。他很少表露对戈兰的爱；他似乎将这一面全都交给了婆婆。我认为他也是爱我的，以他自己的方式。

突然间，你一句话都插不上了。他说个不停，不光是问，还会自问自答。

“我听说你在教书啊。学生多吗？我当老师三十年，一直想算清楚教了多少学生。奥尔加也算。我花了多少时间在这上面，都没法跟你说。信不信由你，我们就没算清楚过。于是，我就跟奥尔加说，奥尔加呀，我说，咱家可算出了个数学家，不是吗？写信让他算。”

“你现在别想这事了。”婆婆说。她接着转向我，扯了我一下。“来，到厨房给我搭把手，走不走，塔尼娅？”

“你看见啥样了吧。”她小声说道。

我没答话。

“说，说，说。不停地说。我都不听他讲了。”

“导管干吗用的？”

“别问了。它就是……帮我把饼干从储藏室里拿出来吧，好不好？”

她愿意把秘密分享给我这一点打动了我。我打开了被她抬高为储藏室的橱柜。我惊讶地发现橱柜门上用胶带粘着一张杂志的标题页，挺可笑的。那是一张身穿元帅制服的铁托照片。我一直以为公公和婆婆痛恨铁托，尽管他们嘴上从来不提。现在好了，公公的刽子手优哉游哉地进了家门，和家里不多的大米、面粉、洋葱、土豆待在一起。他们决定给他平反。在婆婆的储藏室里。显然，比起现状，他们更喜欢铁托时代，尽管他们不敢大声说出来，正如他们在铁托时代也有很多事情不敢讲。

“他什么时候成话痨的？”我问道，说着把贴着酥饼照片的马口铁罐拿了下来。

“我也说不准。是一点一点的。不过，我最后没法不注意到了。我不在屋里时，他就对着墙说话。他就是不停地说。我再也受不了了。真是受不了。我都听了一千遍了。我甚至感觉睡觉都能听见他念叨。”她咬了下嘴唇，又说了句，“我就盼着熬完了。”

“戈兰呢？他了解情况吗？他过得怎么样？”

“你可以看看他的信，如果你想的话。”

“不了。有什么好看的？”

她出去了片刻，回来时拿着一张快照。

“我不该给你看这，不过，你知道可能比较好。”

她把照片递给我。上面是戈兰和一个日本女人。

“挺好。”我说。

“她叫Hito（日户），”她宽慰地说，“你公公和我叫她Tito（铁托）。我俩的小玩笑。看着还不错，是吧？”

我又瞥了照片一眼，一阵令人痛苦的嫉妒传遍全身。

婆婆叹了口气。

“来日方长，塔尼娅。唉，我俩是不长了。一辈子就过去了。可你们还小，应该有更好的前程……听你妈说，你在阿姆斯特丹还可以啊。”

“挺好的。”

“你一直是尖子生。”

我感觉她话外有话——她想说，她是我这边儿的——但她找不到合适的词。

“你不跟他走的时候，戈兰挺难受的。”

“我知道。”

“幸好时间会治愈一切伤痕。”

公公出现在了门口。

“你俩在这儿说什么悄悄话呢？我可不想被撇开。什么时间会治愈一切伤痕？你们女人啊，捡到一点东西就到处学舌。时间不会治愈伤痕；时间制造伤痕。”

“你小说读太多了。”婆婆说道，好像在跟小孩讲话。

我们回到客厅，喝了些咖啡。婆婆打开酥饼罐子。酥饼是南斯拉夫时期生产的，放了那么久，都尝不出味道了。

公公接着絮叨。婆婆不时挥舞一下手臂，好像在赶苍蝇。接着，她起身打开电视机。公公开始嘟囔，说她刚才没听他讲话，说她从来不听他讲话，就想着那个蠢盒子。婆婆调低了音量。她看肥皂剧都只看字幕，用不着听声音。

环顾客厅，我感觉东西都变小了。就连公公和婆婆看起来都小了。东西看起来都旧了，灰暗破败的样子，就像角落里那盆落灰的印度橡胶树一样。

公公的话语淹没了客厅，下结论，为行为辩护，发火，发牢骚。这些话几乎变成了实物。它们是随着年老和膀胱失禁而来的。他意识不到它们在从自己身上喷出来。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但在某个时刻，我站了起来，好像刚从梦中醒来。

“我该走了，”我说，“我妈给我做饭呢。”

他们没有挽留我。

“好啦，你现在知道我们的日子是什么样了。”婆婆带着歉意说道。

“什么样！”公公咆哮道，“我们比许多地方的人过得都好。要不是出了那些事，我们比美国人过得还好。”

他喘着粗气，从放电视的桌子底下抽出了三个笔记本。本子很大——是信纸的格式——而且是手工装订的。

“给你，”他说，“看看这些吧。我瞎写的。”

我在门口分别亲了他们一口。公公显然不太舒服。他努力想笑，但嘴角还是向下。这副表情让他看起来像个被抛弃的孩子，正在努力克服受到的慢待。我到机场时肯定也是这副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