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少先队员，

勇敢忠诚的士兵。

我们每天都在成长，

就像初生的小草。

我一直以为我们还烧得起时间，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第一学期就结束了。由于我的生日恰好也在学期末，于是我提议大家一块出去，双喜同庆。我有张去萨格勒布的机票，准备在那里住一周，然后回来准备下学期的课。

孩子们选择的地点是中央火车站附近的一家老牌荷兰酒吧。有一个学生认识店主。店里几乎是空的：只有不超过三四个常客，都是当地的酒鬼。

“看呀，”达尔科说，“咱们包场了。”

梅丽哈带来了一盒纯正的波斯尼亚urmašice（乌玛什采糖糕），是她妈妈亲手烤的。伊戈尔、奈维娜和塞利姆都在部里干活，给我带了几样他们工作时做的物件：伊戈尔是一副藏在黄玫瑰花束里面的手铐，塞利姆是一个带金属尖刺的皮革项圈，奈维娜是一条用紫色的纸和红丝带包好的黑色皮鞭。

“祝你生日快乐，长命百岁，马卡连柯同志！”伊戈尔说着亲了亲我的手，“你现在什么都不缺了。”

我心里暗问他到底是从哪里把马卡连柯刨出来的。讲述他教育苏联少年犯经历的《生活之路》(The Road to Life)，也叫《教育诗》(A pedagogical Poem)，早就被遗忘了，在他的祖国也一样。

约翰内克提前去鹿特丹的波斯尼亚食品店买了马其顿ajvar、napolitanka的巧克力夹心，还有一包Minas牌咖啡，然后装进了一个盒子，上面标着思南症患者急救箱。安特送了我一盆迷迭香，安娜的礼物是南斯拉夫“二战”后第一套小学教材的影印本。我在想，她到底花了多少工夫才把这份影印教材送到阿姆斯特丹。

马里奥、波班、达尔科和乌罗什也来了。连阿姆拉——几乎从不来上课的年轻母亲——也露了一小面。佐勒，那个自称为了不被赶出荷兰而与男同伴侣同居的家伙，往里面看了一会儿；拉基也是，我几乎已经把他忘了。

安特把他的手风琴拿了过来。趁着第一轮啤酒喝完，飞快被满上的时候，他开始演奏了。他的曲库很丰富，有游击队之歌、城里的民歌、波斯尼亚情歌、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kolo（圆圈）舞曲、梅吉穆列地区小调、达尔马提亚地区的合唱曲、斯洛文尼亚波尔卡舞曲，还有一些匈牙利和吉卜赛的曲子做添头。他对经典金曲无所不知：《埃米娜》《比利亚娜漂床单》《宝贝，你有一头乌黑的头发》《我是一朵玫瑰》《爸爸有两匹小马驹》《比莱恰姑娘》《从瓦尔达尔河到特里格拉夫峰》……每当音乐带动起他们的回忆，一句接着一句，一曲接着一曲，他们很快就开始比试谁记住的最多。这就像是一次南斯拉夫流行歌曲史小课堂。我们逐年回顾了奥帕蒂亚音乐节：兹登卡·武奇科维奇(Zdenka Vučković)、伊沃·罗比奇(Ivo Robić)、洛拉·诺瓦科维奇(Lola Novaković)、拉多·莱斯科瓦尔(Lado Leskovar)、兹翁科·什皮希奇(Zvonko Špišić)、乔尔杰夫·马里亚诺维奇(Djordje Marjanović)、柳普恰·迪米特罗夫斯卡(Ljupka Dimitrovska)……单单是一起念出这些人名就让我们很高兴。

“还记得洛拉·诺瓦科维奇唱《你从不曾给我你的手》时全南斯拉夫的人都跟着她一起哭吗？当然是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没有来的人是谁。”

“我不知道。是谁？”

“楚内·戈伊科维奇(Cune Gojkovic)啊，你个傻子！”

“可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我插进来问道，“你们大多数人那时还没出生呢。”

“我们有南斯拉夫基因啊，同志，记得吗？”他们一齐尖声说道，“基因会记得的。”

安特唱个不停，他们也要个不停：“好样的，安特！”“嗨，安特，要不……”

他们总算唱到了乔尔杰夫·巴拉舍维奇，他那苦乐参半的歌曲专门要让所有前南国民都陷入不可救药的愁绪中；接着是南斯拉夫老牌摇滚乐队：成绩单(Indexi)、白色纽扣(Bijelo Dugme)、阿兹拉(Azra)。安特有一次休息的时候，我们将少先队员誓词（我庄严宣誓：发扬祖国的伟大成就……）和南斯拉夫国歌（嘿，斯拉夫同胞！祖先的话语犹存活，只要子孙的心还为民族而跳……）拼在一起，然后用新潮的说唱韵律唱了出来。我们拉了一张单子，包括所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火的商业化伪民歌和继之而起的极速民谣的作曲家们。我们在狂笑中大声念出了一首最傻的打油诗：

给我买辆车吧，爸爸。还有橙子。

或者直接给我买一只泰迪熊，从动物园里。

给我买只小兔子，几块糖，或者一个球。

不，都要给我买。全都放进我的手。

唱《小兔和小溪》时，我们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奈维娜听到“可怜的小兔哭啊哭……”时落了泪。接着，我们聊起了南斯拉夫电视节目，首先是儿童节目——《字母逐个学》《门多和斯拉维察》《万寿菊》《雾霾居民》——然后是最早引进的美国电视剧——《冷暖人间》《豪门恩怨》《朱门恩怨》——波兰上尉克劳斯和苏联上校施季里茨[二者分别为剧集《大于生命的赌注》与《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的主角。]，捷克电视剧《市郊医院》。从那里我们又回到了拉德米拉·卡拉克拉伊奇(Radmila Karaklajić)的年代，她可能是我们母亲辈或祖母辈的人，还有她那句经典的“舞吧舞吧鳕鱼”。我们讲了各个民族的笑话：波斯尼亚的（主角总是梅霍和穆约，或是法塔和苏约）；伏伊伏丁那的（主角是拉拉）；还有斯洛文尼亚的（亚内兹）；还有黑山、达尔马提亚和马其顿的。我们学着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说我们的语言的样子（我爱就亲，不爱就杀），还有各种方言。没有一个人能说完一句话而不被人打断。这是一场取材于南斯拉夫生活的名言抢答游戏。我一直担心我们的塑料大包——就是红白蓝三色的那个——会爆掉，我们刚刚建立的基础，虚拟的南斯拉夫日常生活博物馆也会随之消散。

他们并不避谈战争。

“一门不说睡得香，不说睡得沉，而是说睡得像被宰了似的的语言，绝对从根子上就有问题。”

“战争就是这么来的。”

“你什么意思？”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孩子要被宰了，你二话不说就是拿起枪开火。”

我的孩子们不知道，我从无数南斯拉夫移民那里听过同样的话。他们甚至将它说成自己离开祖国的主要原因。（“我为什么要走？因为在别的语言里，孩子们睡得安安稳稳的；而在我的语言里，孩子们睡得像被宰了似的。”）

那一刻，我感到一阵怜悯向我扑来；那一刻，我为他们感到难过，爱上了他们的一切——他们看东西的样子，他们说的话，他们谈论自己的方式……他们是我的孩子。随着视线在他们身上游走，我为他们的显著特征拍下了快照：塞利姆特别纤长的手指，还有他像拍动翅膀一样扑打双臂的紧张样子；梅丽哈的微笑会像油一样流到整张脸上；安娜的双眉间有几道深深的凹痕，几乎像烙印一样；乌罗什半闭着的眼皮很不安分，而且睫毛泛白；奈维娜抬起目光时，脑袋总会抽筋似的扭一下。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快照的人：留给我的桌椅那里是空洞的，是虚无。

我们的团体迅速升温，就像涨起来的啤酒泡沫一样。我们肯定有一段神志不清的时间，我们这群人。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少先队集会？党员大会？学校郊游？突然间——因为喝了太多酒，过度兴奋，筋疲力尽，或者某种集体的消沉情绪——梅丽哈哭了出来。其他人要么跟着哭，要么感到喉咙哽咽。我意识到酒已经喝干了，从这一秒到下一秒，集体感动的状态就要转化为某种别的东西了。

事实正是如此。

乌罗什明显喝得比别人都多。他站起来大声说道：“大家安静。安静。我有话要说。”

他面色苍白，试着做了一个深呼吸，身体有点摇摆。

在农夫的田地里

在巴尔干的群山里

在某一天里

一群孩子

壮烈地死去了。

他们全都

出生在同一年。

全都上同一所学校，

全都参加同样的庆典；

全都扎过

同样的疫苗。

还有，他们全都死在同一天。

我们一言不发地听着。安特正在演奏军歌《科纽赫山》。

还有五十五分钟

就是那命运的时刻

这群孩子们

坐在书桌前

做着那道难解的题：

一名旅者能走多远

如果他的步行速度是……

等等。

这是一个痛苦的场景。德桑卡·马克西莫维奇的《一个血腥的故事》是南斯拉夫几代学童铭记在心的作品。所有的课本、选集都有它，官方活动、庆典和学校集会上也会朗诵它。它讲述的内容是真实的事件：1941年，德国人确实在克拉古耶瓦茨杀害了一整个班的学生。但是，过度的曝光损害了这首诗的力量，而且它逐渐变成了对自身的戏仿。人们对它已经烦了，倦了。乌罗什念诗的时候，我回想起了这位九十高龄的女诗人在电视节目里的镜头，她当时戴了一顶帽檐比她的头大三倍的帽子。她坐在前排，听着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演讲，微笑着点头，就像一个古怪的吉祥物，或一条机器狗。

一些同样的梦想，

和同样的秘密——

爱的秘密，对国家的爱——

深藏在他们的口袋里，

他们全都以为自己在这世上

有着无穷的时间

在蓝天下奔跑

解开全世界的难题……

这首无辜的诗歌所走过的道路开始于一个历史事件：一群孩子在一场战争中死去。事件刚刚嵌入诗，诗便嵌入了课程大纲。五十年过去了，这首本意是反战的诗走向了它的反面：女诗人献给民族领袖的微笑代表着她对他发动的战争及其所意味的一切的象征性支持。在这里，在阿姆斯特丹的酒吧里，这些诗句从年轻难民的口中淌了下来，就像恶心的口水。没有比这更痛苦，更错误的事了。乌罗什失败了。致命的失败。我们听着的时候一言不发，那不是因为这首诗或乌罗什的表现让我们震惊，而是因为乌罗什本人让我们震惊。乌罗什戳破了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气球，我们集体的怀旧之情噗的一声跑了出去，消失了。那一刻的魔力已经变成了警报。

孩子们排好队

拉着手离开了教室，

从最后一堂课

顺从地走向了行刑队，

仿佛死亡没有任何意义。

朗诵完最后一句，他跌坐进椅子里。没有人说一个字。屋内只有安特轻柔的伴奏声。乌罗什从兜里掏出一张二十五盾的钞票，往上面啐了一口，拍在安特的脑门上。手风琴静了下来。乌罗什狠狠地砸了一下面前的杯子，把它打碎了。接着，他又用脑袋撞桌子。

他抬起头时，我看见细细的血流从他脸上淌下来。我听到了一声尖叫，可能是奈维娜、安娜或梅丽哈。我看见马里奥和伊戈尔把他从桌上抬下来，拖进了男卫生间。我呆住了。我完全懵了。我能听见大家在说什么，但他们的声音听起来无限遥远。

“简直像彼得洛维奇的片子《快乐的吉卜赛人》一样。”

“乌罗什演贝基姆·费赫米乌。”

“是费赫米。”

“你什么时候成了Shiptar人名专家了？”

“从你管阿尔巴尼亚人叫Shiptar的时候？”

“我们的人最后怎么总是这样？我们怎么什么事都能搞得乱七八糟？”

过了一会儿，小伙子们回来了。乌罗什看起来很清醒。伊戈尔和马里奥做得很漂亮：他们把他脸上的血洗掉了，在老板的帮助下给脸做了包扎，还找了一条围巾把他的手缠上了。

“抱歉啊，我……”乌罗什出门的时候嘟囔道。

大家的声音听起来恢复了正常，但我没有答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哎呀，同志，你还好吧？你脸白得跟鬼似的。”这是伊戈尔。

我点了点头，要了杯水。服务员出现了。我们买了单。我把礼物放进包里。我们沉默地走出了酒吧。

出门后，我们走进一片浓雾。手放在眼前几乎都看不到。

“天啊！豌豆汤雾！”

我唯一的回应是几次深呼吸。

学生们看着我，上蹿下跳地暖和身子，然后开始散了。

“我感觉自己就像在卡朋特的一部电影里。”马里奥透过浓雾大喊道。

“你看啊，别太生乌罗什的气，”梅丽哈宽慰道，“巴尔干人的聚会总是会有巴尔干式的结局。”

“我没事，”我嘟囔道，“两周后见。”

“要去萨格勒布度假呀？”奈维娜问。

“是的。”

“哪天走？”

“明天。”

“一路顺风！”她说着亲了亲我的面颊，“给我带点那种好的萨格勒布巧克力呀。”

他们一个一个地消失在了雾中，没过多久就只剩下我和伊戈尔了。当伊戈尔提出要送我回家时，我很感激。他拿着装礼物的包，我拽着他的胳膊，靠在他身上。我还是感觉身子虚。

雾浓得就像棉花糖。之前乌罗什出事时的痛苦让位于阿姆斯特丹的欢乐和它孩子气的魅力。

“雾很配阿姆斯特丹，你觉得呢？”伊戈尔小声问我。

“你怎么小声说话呢？”

“雾的原因。”他慌忙说道。

我看着他。我发现他慌的样子很动人。雾是令人激动的。就像小孩子对凭空消失的幻想。一会儿能看见我，一会儿看不见。既诱人，又吓人。就像俄国童话里的隐形帽。

“怎么了？”他说，“你怎么这样看着我？”

“你真是个孩子！”

“你才是孩子！我打赌你连自己在哪里都不知道。”

“你说。”

“在马贡多。”

“怎么是马贡多呢？”

“你记不记得大家是怎么突然间完全失眠，也完全失忆的？于是，他们只好在东西上面贴标签，好知道它们叫什么，该怎么用。还有，你记得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是怎么发明了记忆机吗？”

身边的一切好像都静止了。再也没有棱角。一切都是柔和的——声响、话语、灯光。一切都是安静的，俯下身子，屏住呼吸。我们实际上只能在雾中摸索着找路。一切都是虚幻的。

“不，我记不得了。”

“记得谁拯救了他们吗？”

“不，记不得。”

“吉卜赛人梅尔基亚德斯。他从死中复活，给他们带来了装在小瓶子里的糖水。”

“可口可乐？”

我看见一个男人眨着有点斜的黑眼睛，透过浓雾盯着我看。他大大的嘴唇泡肿了，身体绷紧得像一根琴弦。他似乎在颤抖。

一幅来自被遗忘的过去的图画从我脑中闪过。我看见自己解开了伊戈尔湿热的外套，把头靠在他的胸膛，接着踮起脚尖，开始啃他的上嘴唇，直到它流出了血。我用舌头顶起他的上唇，用舌尖划过他光滑的牙釉质……

“晚安。”我喘息一声，溜进了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