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他们不用担心成绩：都会拿高分的。我跟他们讲，我发现他们大部分人学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是出于实用目的，所以我不会为难他们。

“我就是来做两个学期的客座讲师，不是来给你们当师长的，所以你们也用不着跟我演戏。”

“那我们干什么？”有人问道。

“没什么。”我说。

“没什么？”他们窃笑着说道。

“好吧，会有点事做的。”我说。

我能感觉到他们在看我，显然已经迷糊了。

“那好，反正我也来不了，”一名年轻女子说，“我怀孕了。”

“没问题。”我说。

“谢谢。”年轻女子边说边收拾东西，然后走出了房间。

哄堂大笑过后，学生们回过头来看我，等着看好戏。梅丽哈发话了。

“我们到了，他们一上来就把我们送到难民营——你也知道那帮达舍人的手段——然后就是心理治疗。好吧，结果我们那个心理医生是我们的人，也是难民。你知道她怎么跟我讲？‘大家伙儿，帮我个忙好不好？找点毛病出来。编点这里疼那里疼也行。我不想丢掉工作啊……’”

我们都笑了。下课铃也响了。

我处在一种荒谬的境地，我自己当然明白，太明白了：我要教授一门官方上来讲已经不存在的课程。大学里本来有一个南斯拉夫语言文学系——教授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黑山和马其顿文学——现在已经随着南斯拉夫国家而一起消逝了。另外，分给我的学生对文学兴趣也不大，他们想的是荷兰的证件。他们是从一个国家（或者说，多个国家）主动逃离或被迫驱逐来到荷兰的，而校方雇我来就是教他们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些国家）的文学。家已经变为废墟，而我的职责就是在瓦砾堆中清出一条小路。

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我的工具就是语言，我们的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但是，这门曾经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山使用的语言，现在与南斯拉夫一样解体了，变成了三门官方语言：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波斯尼亚语。诚然，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时期就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现在又加入了新事物：边境检查点，它们凸显了两个民族的差异。我不关心这些新语言。区别有什么？五十来个单词。我根本提不起兴趣。我更关心的是这门语言包含的某种生硬感，正是这种感觉让我的学生们不愿也不能运用它：他们的母语之前就渗进了半生不熟的英语，最近又加入了半生不熟的荷兰语，已经不再纯正了。

我告诉他们，我坚信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波斯尼亚语是同一门语言的三个变种。“所谓语言，就是背后有军队的方言。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波斯尼亚语背后是民兵。你也不想让半文盲恶棍对你的语言指手画脚，对吧？”但是，我也意识到了一点：我是最后一代在中小学课本里能同时接触到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文学，而且原文是拉丁字母就用拉丁字母，原文是西里尔字母就用西里尔字母的学生了。这些课本本身的存在很快也会被忘却。

但是，事情并不简单。我提到军队的时候可不是打比方，学生们都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的语言背后都有荷枪实弹的兵，我们的语言被用来咒骂、羞辱、杀戮、强奸和驱逐。这些语言怀着一个信念开战了：它们之间是不可妥协的。或许，不可妥协的原因正是不可分离。

证件上的语言栏五花八门。屠夫也好，面包师也好，每个人都速成了语言学。战争催生了词典差异化。大部分塞尔维亚人早已转用拉丁字母，现在又要全盘改回西里尔字母；克罗地亚人迫不及待地要打造克罗地亚语的克罗地亚，于是从俄语里借用了几个奇怪的构词法，又从“二战”时期的语言里搬来了一些更奇怪的词汇。这是一场包含着怨愤和怒骂的分离。毕竟，语言是一种武器：它会烙印，它会背叛，它会分离，它会联合。克罗地亚人吃krub，塞尔维亚人吃hleb，波斯尼亚人吃hljeb：面包在三门语言里是三个单词。但表示死亡的词只有一个：smrt。

我倒也不是说分离前的那门语言——叫它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也好，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也好，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都好——就是一种更优秀，更值得认可，可惜在战争中被毁掉的语言学建构。不，它当年也发挥着政治功能；它背后也有一支军队；它也曾受到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南斯拉夫共同语的操纵和浸染。但是，与一夜间的解体相比，将多种语言变体合而为一的过程要更漫长，也更有意义；正如与一夜间的拆毁相比，建造桥梁和道路的过程要更漫长，也更有意义。

波班跟我们讲了自己经常做的一个梦。在梦里，他在找萨格勒布的一条街道，但不敢问路，怕别人听出来他是贝尔格莱德人。

“听出来又怎样？”我问。

“他们就知道我是塞尔维亚人了呀，没准会朝我吐吐沫，把我轰走。”

“那又如何？”

“那我就找不到那条街了啊。”

“你找谁呢？”

“我女朋友。她叫玛雅。”

有人笑出了声。

“你的玛雅，她住在哪里？”

“过了莫萨·皮雅杰大街往右拐。”

“莫萨·皮雅杰大街改名了。”我说。

“叫什么啊？”

“梅德韦沙克。”

“谢谢啊。”他严肃地说道，好像当天晚上就能用上这条信息一样。

“玛雅那条街会不会叫诺瓦卡瓦街。”

“诺瓦卡瓦？”我问道。

“没错！”他大喊道，脸上绽放着欣慰的光芒，“诺瓦卡瓦！”

“幸好你梦里没跑去波斯尼亚，兄弟，”塞利姆说，“要是让我们的人盯上你，你就等着浑身冒冷汗吧。”

屋里鸦雀无声。塞利姆刚刚投下了一枚炸弹。

“塞利姆，从现在开始，这种话你自己知道就行了。我不想让教室变成战场。”

塞利姆受不了波班的塞尔维亚做派，这是明摆着的：波班发言的时候，塞利姆就翻白眼，大口喘气，捂着嘴咳嗽。轮到塞利姆发言时，他的波斯尼亚口音会比在外面时更重，我很确信这一点。

奈维娜完全不一样。她讲话的特点是语言分裂症：她会结结巴巴地混用各地方言，比方说一句话开头是南塞维尔亚方言，接下来是萨格勒布腔，然后是拖腔拉调的波斯尼亚语，令人眼花缭乱，不禁会觉得她是不是自闭少女。她后来跟我解释说，她爸爸是塞尔维亚人，妈妈是克罗地亚人，两人一直剑拔弩张，最后在战争爆发前夕分开了。种族问题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肩头。奈维娜后来搬去跟波斯尼亚的奶奶同住，后来辗转来到阿姆斯特丹，开启了难民生涯。

“我在荷兰语里比较舒服。”她告诉我，好像荷兰语是个睡袋一样。

乌罗什一直嘟嘟囔囔的，我们都听不太明白。他讲话也爱用地方土语。就像十九世纪俄国小说里的仆人一样，他似乎在用这些土语来安抚身边的人。他跟人说话时，好像害怕对方打他的鼻子，而这些亲切的乡音能抵挡伤害似的。班上其他人都取笑乌罗什的土话，就像荷兰人一样。于是，对乌罗什来说，课堂发言成了语言审判，所以我基本不叫他。

伊戈尔荷兰语说得很好。对他来说，荷兰语意味着自由，而母语则成了负担。

“我在讲我们的语言时，我感觉就是在乡下演戏，你懂我意思。”他说。“你懂我意思”是用英语说的。他在说我们的语言时总会掺上一点英语，这样他觉得更自在。

“我们的语言，每一门语言，它们都想要建立一套标准语。但只有不纯的、俚俗的变种听起来才舒服自然；也就是方言。听达尔马提亚人讲克罗地亚语的时候，我就在想：‘哈哈，真酷。’而听官员讲克罗地亚语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盛气凌人，还有强奸。这些语言有不少都多少有些不自然——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波斯尼亚语……你看，我是玩摇滚的，搞音乐的。我耳朵很灵的。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伊戈尔口中我们的语言指的是标准克罗地亚语。自从他出国以来，这门语言变得更加古板了。媒体里每天都在播。改口音的压力是很大的。有些人顺从地说起了新话，其他人则噤若寒蝉。有些人将其视为表忠心的唯一途径，其他人则认为它是一场噩梦。干瘪空洞的套话能让日子变得简单，让长的故事变短。套话就是密语，能抹去说话者的个性，在他身边竖起一道墙。套话是关于不可言喻之事的语言。只有两种选择：诚实地沉默、欺骗地发声。

年轻人自发地躲进了他们曾经鄙夷，视为土话的方言里面；或者遁入私人言谈，比方说小伙伴和同学。官方语言随着战火而来，蔓延荼毒。方言和私人言谈是他们临时的避难所，就像是小孩子编的密语，专门不让大人听懂。I—ay，ust—may，el—tay，u—yay，um—say，ing—thay.

语言是我们共同的痛，可以呈现出最扭曲的形态。有一个波斯尼亚女人的案例让我久久难以忘怀。据说她背下了自己被强奸的故事，有机会就跟别人讲。然后，强奸战在国际上出了名，而她是唯一能说出连贯故事的受害者。她迅速成为外国记者和女性组织的抢手人物，其中一家还请她去了美国。她在美国各城穿梭，编织着受辱的故事，最后竟然可以拿英文直接说了。她讲啊讲，不停地讲，早已离题万里——就像葬礼上雇来的哭丧农民一样。让自己变成播放悲痛故事的录音带正是她压抑痛苦的方式。

我经常在想，自己的克罗地亚语是不是也开始变得干瘪，失去色彩了。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成了外国学生，正在学习克罗地亚语：我的克罗地亚语是那么程式化，那么冷冰冰的，似乎嘴里真的有冰块一样。

“还记得我们以前看过的日本武士片吗？”波班有一天说道，“武士不说话，只有表情和翻白眼。不说话，突然蹿出去。我一直都挺怕的。好了，现在我们跟他们武士一样了。脸庞通红，眼睛瞪得大大的，太阳穴的血管都要爆了。一言不发。拔刀吧。”

班里爆发出一阵掌声。

“好啦，好啦！”伊戈尔说，“真不知道你还有这一手！米洛舍维奇听了手都抬不起来！”

“好样的！”梅丽哈说，“我是萨拉热窝武士。”

梅丽哈总是有货。她的萨拉热窝故事我们都听不够——恐惧、黑暗、侮辱、疯狂、仇恨、生与死……梅丽哈特别会讲细节，哪怕是拉响警报后伸手不见五指的避难所。她讲过什么？她讲有一个女人，孩子被手榴弹炸死以后就发了疯病，拿面颊在自家灰泥外墙上蹭了好几个钟头，整个脸上都是伤。她讲了自己打仗前的生活，她去的第一个难民营，还有一位优雅的荷兰老男人花钱请她做伴。她讲了自己的妈妈，照顾邻居家的三岁小孩，顺便学点荷兰语，在孩童的呓语中走进一个没有伤痛的世界，抹去她渴望遗忘的不久前的回忆。

我们认真听着她的每一个字。只有她一个人愿意敞开心扉。有的人惊魂未定，有的人觉得太羞耻了。有的人不说话是因为负罪感，因为他们没能亲历战争；其他人不说话是因为恐惧，因为他们亲历了战争。

归根结底，国内的语言民族性大讨论既是谎言又是灌输；归根结底，我的学生们虽然在英语和荷兰语上都有很大提高空间，但他们都觉得说这两门语言比说母语更自在。母语即族语。克罗地亚诗人在狂喜中会这样形容它：

狂风，巨钟，回响，轰鸣

雷霆，咆哮，回荡——

突然间，母语在他们眼中呈现出了全新的模样。民族性更像是一种语言贫血症，言辞的枯竭，抽搐，口吃，赌咒，发誓，或者是纯粹的语言暴力。

“兄弟姐妹们！”梅丽哈有一天突然喊道，“去他的语言吧！我们只要说话！”

一瞬间，活力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