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浴室的镜子里看着自己的倒影时，我偶尔会感到一种一闪而过的欲望，我想知道自己到底在哪里。我和戈兰还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不会问这种问题；我根本不问问题：没时间。他突然不见，我有空余时间了，这让我非常焦虑。好像多了时间，少了我。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越来越经常地把我压倒，一种我之前从没经历过的麻木。我一直在检查我自己，就像一个人做过牙科手术后用舌头检查自己的嘴巴一样，希望把感觉找回来。但是，我自己注射的麻醉药很厉害，拒绝屈服。我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何时开始的。

搬进来后不久，公寓就开始让我紧张。卫生间狭小无窗，喷头，白瓷砖，水泥地，给人一种噩梦的感觉，仿佛是从黑白老片子里搬出来的。我一直试着给它升级：我买了各种小玩意：一个不错的肥皂盒，一条手工蕾丝边的高档浴巾；我把灯也换了。新安的灯照出了瓷砖缝隙中累积的灰尘，于是，我有天晚上花了好几个小时用一把旧牙刷清理污垢，固执地想用蛮力让它改头换面。门厅特别小，下半边墙刷成灰绿色，中间是一条丑陋的绿色分隔线。黑色的亚麻地板贴面为公寓赋予了一种医院或监狱的氛围。我能做的都做了——我买了一个花瓶、一个落地灯、一张黑白的纽约天际线海报——但它们的在场只是更突出了对缺位的焦虑。缺位的是什么？我没有答案。我在想，换一个空间会不会让我好受些。我也不太确定。入夜后，我会裹着黑暗和毛毯，坐在床边的扶手椅上，透过窗格凝视着外面，警惕着响动和人声，快速走过的一双鞋子或一只猫。这片空间当然不是我。不过，当时的我也不是我。

我在地下室的烦忧像热带植物一样疯长，就像西番莲一样，荷兰人管它叫passiebloem，城内许多地方的屋墙和园圃的门上都装点着这种爬墙植物。我发现自己经常抓起包，把外衣往肩上一甩就冲了出去，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这座城市像一只蜗牛，像一个贝壳，像一张蜘蛛网，像一条精美的缎带，像一本情节首尾相接，因此没有结局的奇特小说一样，总能让我惊奇。我总是迷路，很难记住街道的名字，更不用说街道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结束了。这就像淹死在一杯水里。我感觉自己可能会——如果像爱丽丝那样，我应该会失足掉进洞里——进入第三个或第四个平行世界，因为阿姆斯特丹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平行世界。我像做梦一样经历着它，这意味着它与我的现实存在着共鸣。我试着解开这个谜团，就像我试着解析我的梦一样。

最令我着迷的东西是沙子。我会站在一座正在被拆的房子旁边，看着腐朽的房梁倒下，水从深不见底的地方，从一个丑陋的洞里喷出来——洞就在沙子里。沙子为城市提供了隐喻的基础和现实的地基，在我身上几乎激起了一种生理反应：我的嘴巴里、头发上、鼻孔中总能感觉到它。

我受不了这座城市的居民用来显示它属于自己的众多符号和信号——指纹。我觉得这些信号是孩子气的，因此是动人的，就像汉赛尔与格莱特为了指引回家的路而撒下的面包屑那样[典出自《格林童话》中《汉赛尔与格莱特》一篇。]。它们每一个——老房子正面墙上的猫咪塑像、伸出窗户的旗帜、海报乃至家人照片，特别是新生儿的照片、刻字和标语、小雕像、玩具、泰迪熊、非洲面具、印度尼西亚人偶、船模、典型阿姆斯特丹房屋的迷你复制品——都传达着一条，唯一的一条信息：“我住在这里。看呀！我住在这里。”我感觉这些静物、这些日式插花、这些装置——哪怕是简单的窗边饰品，一个廉价的宜家花瓶，放着一片喜庆的价值两盾的异国船骸——都见证了居民潜意识里对凋亡的恐惧。嵌入玩偶之家的玩具屋、市民们幼稚的炫耀、有意留在沙子上的指纹——在某个层面上，它们都与我自己的烦忧存在共鸣，而我却不能将手指按在我的烦忧的名字和来源上。

我住的地方离火车站很近，我发现候车大厅对我越来越有吸引力，我会站在里面盯着时刻表看，好像显示的进出站车次能够解开我的烦忧似的。有一次，我一时兴起乘火车去了海牙，在城里转悠了一圈，几个小时后返回。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坐火车去对我并无特殊意义的地方的习惯。我会去北边的格罗宁根和卢瓦尔登，去南边的鹿特丹、奈梅亨和埃因霍芬，或者去东边的恩斯赫德；我会去附近的哈勒姆、莱顿和乌特勒支；我会单纯因为一个地方名字有意思就去那里：阿珀尔多伦和阿默斯福特；布雷达、蒂尔堡和霍伦；亨厄洛和阿尔梅洛；或者莱利斯塔德，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了一首摇篮曲。荷兰特别小。我经常随随便便就出门，沿着月台来回走，乘下一班火车回阿姆斯特丹。独自出行让我平静。我会盯着窗外，脑子里一片空白，让荷兰的低地抚平我的烦忧。我喜欢视线中一成不变的一马平川。我还喜欢上了广告牌，会顺着一首儿童数数歌的节奏念出眼前闪过的品牌名：Sony、Praxis、Vodafone；Nikon、Enco、JVC；Randstad、Philips、Shell；Dobbe、Ninders、Ben……正如别人的缺点似乎比优点更让我们着迷一样，我逐渐对贫乏的地貌，对笔直的浅绿色地平线，对寒夜满月之下，在黑暗中闪着光的一群群大白鹅，或者是一动不动的奶牛影子产生了感情，奶牛在路上悠游自在，仿佛是友善的鬼魂。

在火车和车站里，我掌握了孤独的语言。我，漫无目的的漫游者，很快发现自己并不孤独。站在月台上，我会转向另一位和我一样能看到数字时刻表的乘客，然后问道：“不好意思，下一班火车是去鹿特丹吧？”

“抱歉，我说不好。”

“那你要去哪里呢？”

“我？去鹿特丹。”

我会看着火车里的人，倾听他们的交谈，尽管我不懂他们的语言，我会嗅他们的味道。我会把他们的面庞投到电脑屏幕上，然后往下拉，一项一项地查看细节，每幅图像停留的时间或长或短。我常有一种感觉，一个不是我自己的人已经为他们打开了门。

这幅图像是火车上坐在我对面的一位年轻姑娘。她耳朵里有一个小耳机，耳机连着一根线，线伸进一个半开着的、带着思捷商标的手包里。火车里全是人，但女孩对周遭毫不在意：她在大声讲话，面无表情地盯着眼前上方的一个点。她说个不停，刺耳的声音就像机器一样。她坐得笔直，包放在大腿上，可能是害怕包掉在地上散开吧。包的提手同样笔直，几乎都碰到她的嘴了，给人一种她直接把话从嘴里倾入包中的印象。话说完后，她把导线从耳朵上取下来，将手机从包里拿出来关掉，插回装满了她刚刚倒进去的话语之沙的包里，然后拉上了包的拉链。

这幅图像是一位深色皮肤的年轻男子，他在认真读着一本面向外国人的荷兰语教材，嘴里嚼着铅笔上的橡皮，好像它是水果糖似的。他把书放在了大腿上一会儿，把头转向窗外，喃喃自语了几句，把内容印在脑子里，然后回去接着看书。

这幅图像是一对年轻的亚裔情侣，用相同的节奏嚼着口香糖，他们的脸是灰色的，像老鼠似的。女生穿着一件又薄又露、不太干净的罩衫，没戴胸罩，能看见里面小小的胸脯。男生还在嚼口香糖，搂着她，把手伸进了罩衫里，懒散而满足地捏着一侧乳房，好像在调整奶瓶的奶嘴似的。她也在嚼着口香糖，眨着看不见瞳孔的眼睛。

这幅图像是一位倦怠的摩洛哥阿姨，大腿上坐着一个小男孩。他年纪不超过两岁。他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像成年人一样梳成偏分。他的面庞全无童真，令人害怕，如同圣像和远古绘画中的形象。

一次旅途中，火车突然停了下来，反方向的火车也停住了。另一辆车上和我正对的位子坐着一位男子，他一只手拿着乐谱，另一只手指挥。他完全沉浸在脑海里的音乐中，指挥的手势简洁、优雅而克制。他的面庞被发自内心的喜悦照亮。外部世界不存在：无声的音乐包裹着它，就像一层坚不可摧的保护罩；什么都碰不到他。但是，火车接着又启动了，他的火车和我的火车，男人的面庞消失了。我感觉一阵刺痛，仿佛我之前在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仿佛我看到了自己，却听不到自己。我感觉自己的镜像沿着另一个方向离开了。

在城市中漫游，一股突然的、几乎不可控制的、可以追溯到某件平平无奇的小事的冲动有时会涌上心头。坐电车时挤在一块赤裸的、光滑的、雄性的肌肉上，我会感到一种把嘴唇压到那块陌生人的金色皮肤上的冲动。或者，身边紧贴着一个戴着耳环的男人，我心里就痒痒的，想要用牙齿把它扯下来。这些强大的、出乎意料的攻击欲望让我害怕，但又让我释然。释然了什么？我也说不上。

我内心的城市地图是自行成形的。图像来来去去，或者停留一段时间，或者像沙子一样飞散。我好像是在雾中或梦中穿行。我在最好的描图纸上画着内心的地图，但我将它从真实的地图中揭下来的那一刻，我惊讶地发现它是一片空白。纸上空无一物。我会被一条线所牵引，兴致昂扬地前进，然后它一下子停住了，断掉了。有时，我内心的地图就像一幅小孩画的稚拙的画。一座事实上像一只蜗牛、一个贝壳、一张蜘蛛网、一座迷宫、一条精美的缎带、一本满是奇妙支线情节的小说的城市，在我内心的地图上却成了一连串空白、间隙、片段和死路。我内心的地图是一位企图确定自身方位的失忆者，一位企图在沙子上留下印记的漫游者的成果。我的地图是一份梦中人的指南。它基本上与现实没有任何交集。

但是，有一件事我是确定的。不论我去哪里，学生们都会为我提供方向。他们是我内心世界的中心，我的大广场，主干道，我的颈静脉。我的话就是字面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