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从我的皇后区公寓搬进哥哥家车库楼上的奶奶公寓两个月后，被送进了普林斯顿之家，那是一家高档私人精神病院，原因是她拒绝进食。我既为她将要得到治疗而感到庆幸，又因为帮她获得治疗的人不是我而有些嫉妒。

救护车到达时，我们都在她身边。那是一个寒冷的2月夜晚，她穿着拖鞋，沉重缓慢地走到门外，袍子外面只套着一件薄外套。她一直低着头，眼睛盯着地面。接着她用低沉的声音含混地说了一句什么。

“你说什么？”一位护理人员问道。

“我想和我的孩子们一起去。”她重复道。这一次她的声音足以让人听见，但音量还是那样小，像是一个用尽全力才没有哭出来的小女孩。那是极少数她能够表达自己需要某人的场合之一。

“我很抱歉，我们不能带他们去。”那名男性护理人员说道。

母亲看起来吓坏了，哥哥和我试着安抚她，她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地站了一两分钟，然后爬上了救护车的车厢。看到她如此害怕和脆弱，被陌生人护送着离开，我感到心痛。

她在那家医院住了一星期，每隔一两个晚上我都会开着恺撒的车去看她。只过了两天，我就注意到她的情绪和举止有了明显的差别。

我走到访客登记台前，接待员笑着迎接我。“你是君子的女儿吗？”他问，“她一直念叨你呢。”

“是吗？”

“对啊，她真的为你感到骄傲。”

真的吗？三十一年来，我从未听到她明确表达过这种想法。

他将我送到娱乐室，母亲坐在一张桌子旁，正和周围的一群住院者一起穿项链，看起来兴奋不已。人们似乎对她说的每一个字都非常关注。

“妈妈？”我试探着走近，那似乎是她几十年来最得意的时刻，我不想打断。

“你是君子的女儿！”一个住院者大声说，“哦，我们爱你的妈妈。”

母亲脸上浮现出一个邪魅的微笑。这些年来，她一直害怕见人，现在却成了舞会上的美女？他们是一直在给她吃新药吗？上次护士提到只给她吃过泻药。不管是什么药，我童年那个魅力四射的母亲暂时回来了，我看到她激动万分。

她将我领进她的房间，这样我们就能一边喝着用带有锡纸盖的塑料杯盛装的苹果汁一边私下里交谈。我问起这里的情况，她立即说起她室友的故事，是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儿子和丈夫都在一场车祸中丧生了。“她来这里是因为太过悲伤。”母亲说，她的声音柔软中带着怜悯。我被她的同情心打动，很感激她能有机会去聆听他人关于失去与艰辛的故事。

医生实际上已经开始对她开展新的药物治疗了。这一次她吃的是一种副作用较小的“新一代”抗精神病药物，连同一种抗抑郁药，但我知道这不仅仅是药物的作用；时间还太短，药物不可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这得益于她与别人的相处，被人提醒她是可以被爱的。当然，在这样一家出色的机构接受集体治疗，这肯定从某种程度上承认了我母亲的经历，而这些经历此前是从未被承认过的。我试着想象她如何介绍自己，如何向他人讲述她为什么来这里。我来这里是因为奥吉给我布置了太多工作，我有点心力交瘁。我犯过错，死了人。我想象着，无论她说什么，都会得到慎重对待，而不会被贬低为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

我们从自动售货机里买了金枪鱼三明治来吃，聊了一会儿，然后我带着歉意说得回纽约了。“明天是我论文开题答辩的日子。”我好奇她会不会问我的论文写的是什么内容，但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她知道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就已经足够，要求她了解细节就太过了。

“不过我后天还会来。”

“哦，别担心我。”

“不，妈妈。我会再来。”

“不，不。不用的。”

“妈妈——”

“哦，好的。”

我的答辩时间定在上午十点，虽然我很准时，但头一晚到家太晚，感觉疲惫不堪，计划有些乱。我走进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那个没有窗户的狭小研讨室，准备在社会学系教师面前答辩。我的导师帕特丽夏已经就位，我径直走向她身旁的座位。

“你好，亲爱的。你怎么样？”她的声音充满魅力，让人平静。

“嗯，我一整个星期都在精神病院，如果这能给你一点说明的话。”我试图让气氛轻松下来，但同时也承认，我的心思没放在论文上，我感觉相当脆弱。我的掌心在出汗，手不住地在桌子下面往裤子上擦。我在这里的社会学系一直不轻松——我的兴趣更偏向于文化研究，而许多教授则坚持经验主义社会学的主流观念。不过，帕特丽夏却支持那些对创意社会学和非正统研究方法感兴趣的学生，那才是研究许多看似无解问题所要求的。因为这个，这次答辩既关乎她，也关乎我的论文。

“我的论文将分析‘洋公主’这一人物形象，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西方公主’，但更为普遍的翻译是‘美国佬的妓女’，她们是一直困扰着韩国侨民的幽灵。”这是开题报告的第一句话。我提出的一些方法是解释梦境、实验性写作和行为分析，即无意识的方法，通过它们来让无法言说的创伤可以被听见，让萦绕不散的幽灵可以被看见。

教师们评估我的开题报告时，沉默中有些紧张，最后打破沉默的是系主任，一个中年白人男性，也是定性社会学方向的学生们口中的“定量狂人”[原文为“quantoid”，指纯粹依靠定量研究的学者。]之一。“不知为何，我认为你使用‘幽灵’这个词并不只是为了扮可爱。我觉得你是认真的。”

接着另一位白人教授突然爆发：“你没有进行任何采访！作为一个研究者，采访研究对象是你的责任！”她说完，转身对帕特丽夏大吼，“你怎么能让她这么干？”

“等等，等等。”第三位教授插话打断，他是答辩组唯一的黑人成员，曾指导过我关于性工作文献研究的口试。他转身对刚刚发言的教授说：“我来给你解释一下。我如果要写杰迈玛阿姨[杰迈玛阿姨（Aunt Jemima），美国老字号品牌，因为采用黑人女仆形象为商标形象而深入人心，但也因此被视为有种族歧视之嫌，后重新取名。]的品牌形象，我也不会去采访杰迈玛阿姨。”

我长长地松了口气，知道房间里至少还有一个人理解了我的意图，但他的意见并没有改变谈话的基调。答辩组继续就我的开题报告你吼我叫的，还经常用第三人称来谈论我，仿佛我根本不在现场。每当有人猛烈抨击我的开题报告，或者警告帕特丽夏我即将面临“职业自杀”时，我就在座椅上缩得更低，声音也越来越小，直至我感觉自己已完全消失。

稍后，我将会看到，大多数攻击都是针对帕特丽夏的，因为她鼓励我就什么才“算得上”社会学去做实验性研究。另一位教授会拿起一个盘子，将一支铅笔放在边缘，以此来向我解释社会学系的政治。“如果这是社会学这个学科，”他指的是盘子，“那么这支铅笔就是帕特丽夏。他们不希望她的学生进一步突破学科边界。”

散会后，系主任给帕特丽夏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我认为你的学生精神状态不稳定，无法获得博士学位。”帕特丽夏和我笑了起来，多么荒谬啊，“幽灵”这个词——一个在亚裔美国人的研究中司空见惯且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词——竟然给一个老派社会学家敲响了警钟，我同时也感到羞愧，感觉受到了残酷的对待。我已经花费了这么多的人生岁月来思考这个社会对疯狂的误解，及其对女性发声的抑止，这个白人男教授却表示，我不应该待在学术界，而应该和我母亲一起被关进疯人院。

帕特丽夏和我坐在她的办公室里，继续回顾答辩过程，她对其他社会学家嗤之以鼻。“他们认为你应该清点幽灵。”她说，仿佛跨越代际的困扰能通过那样一种方式得到量化。而下一秒，她表达了自己的后悔。“我知道是我鼓励你做的这一切，但不知为何，我本来以为你不会听我的。”她说着双手抱起头，弄乱了又硬又黑的头发。

“我很高兴自己听了你的话！”我强辩道，提醒我们俩，是她使得边缘地带成了最适合我居住的领域，“我不想当一个传统的社会学家，我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学者。”

我的职业理想早已偏向成为一名糕点师，帕特丽夏有时会发愁：“哦，格蕾丝，我们会因为蛋糕而失去你吗？”她知道驱动我进入研究生院学习的，并非我对于社会学的热爱，而是一种深刻到我永远都不可能探底的代际创伤。她一直是我的指导教授，见证了我为养活母亲、面对过去而挣扎的时刻——所有这一切都与我的博士学业联系在一起。

我曾滔滔不绝地向帕特丽夏哀叹过我母亲的陌生环境恐惧症，那些日子里，母亲躲在我的小公寓中，将自己裹成一团，在床垫上摇晃身体。这些年来，她一直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做着这些，但在每天都要见证她的病情的情况下，我再次被击垮了，几乎到了机能失调的地步。有几次我在学校感觉自己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无法思考任何事情，只能想着母亲被困在那个小房间里的样子。然后有一天，帕特丽夏向我传递了一份精神分析式的严厉关爱。

“格蕾丝，或许是你把她关在了房间里。”

“你说什么？”我以为她是在指责我夸大了母亲的病情，把母亲描述成了一个闭门不出的人。或者她也可能是在暗示更糟糕的事。

“是你把她关在了房间里。”

我听见那些语句并非出自帕特丽夏之口，而是源于我刺耳的自我怀疑和批评之声，许多年来，我一直在提醒自己，十五岁时我为了帮母亲寻得帮助而制造的那起灾祸。

而现在，她被困在那个房间里，是因为我当时失败了。

答辩结束的第二天，我开着雪佛兰去精神病院接母亲出院。一群人围着她，等着和她告别。一个男人伸手想拥抱她，而她抽开了身。“哦，不，不，不。”她边说边后退，但她每退一步，男人就跟进一步，双手几乎要够到她的肩膀了。他们就这样挪动着脚步，穿过了房间，直至她来到前台都没让他碰到自己。接着她小声在男接待员耳边说了句什么，弄得他都涨红了脸。“我们会想你的，君子。”我们出门时，他说道。

回到自己的公寓后，她坐在奶油色的沙发上，盯着空中发呆。我感到惊讶，几分钟前，她还一直在普林斯顿之家安抚众人的情绪，现在她又回到了无所事事的孤独生活。

“妈妈，你知道，我看得出来，那样的社交生活真的对你有好处。你觉得找个白班上上如何？”

“哈！不要。”她嗤了一声，冲我摆摆手。

“好吧……那你想让我给你弄些珠饰用品，你继续做首饰吗？”

“不，不。不用了。”

我开始感到挫败，她固执地拒绝做任何事情，只想坐在沙发上，仿佛我刚刚目睹的所有进展都不曾实际发生。我重燃希望，结果却仍和往常一样。不过，也有地方变得不同了。她的情绪变好了，话变多了。可能是新药或者积极的社交活动促成的。或者也可能是我变了。可能是因为我终于能把她放出那个房间了。

“你明白你有精神疾病吗，妈妈？明白你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吗？”

“明白。不过，”她朝空中竖起食指，做了一个傲慢的手势，“我不是一般的精神病人。”

精神病医生可能会说，她的那句声明正是她患有妄想症的进一步证据，但我选择相信，这个迹象表明，她的自尊心在提高。普林斯顿之家的每个人都能看到我小时候看见的景象——她是非同一般的，是人群中最有魅力的。

虽然社会学系的少数教师仍然认为我的工作“完全没有现实的经验基础”——就和精神病医生谈论妄想症的方式差不多——但我还是在2003年开始撰写论文，那时母亲已经教会了我大概十五道韩国菜。我每次去看她，空气中都弥漫着大蒜和食物发酵的刺激气味，将韩国带进了房间。食物的口感和气味有时会促使她给我讲一些以前没讲过的年轻往事。“你知道，我父亲是我认识的人中烤牛肉做得最好吃的，”她有一次告诉我，“他经常拿筷子直接从火上夹起来喂给我吃。我是他最宠爱的孩子，因为我是老幺，你知道。”

和母亲一起吃过的饭，以及她讲述的往事细节，为我的研究和写作增添了色彩，不过在我的生活中，这两件事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的。

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个“幽灵—孩子”偶尔会来奇黑利斯看我。在清朗的月夜，它会出现在后院的山茶花丛旁，召唤我的身体从卧室的窗户飘出去。我知道它不会伤害我，但我害怕它的样子。它的皮肤上长着一层白色绒毛，额头正中有个小洞。年纪稍大一些后，我开始怀疑这个“幽灵—孩子”是不是一个伪装成活人的精灵，或者只是我的大脑开的玩笑。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慢慢消失在我的潜意识深处，直至我开始研究朝鲜战争中平民的经历。我在阅读幸存者讲述的悲惨大屠杀故事（目睹亲人被杀害，之后却必须找到腐烂的遗体下葬）的时候，又看到美军备忘录中所展现的冷酷理性（“扫射平民难民政策”是“清理道路的绝佳办法”[Colonel Turner C. Rogers,“Memo: Policy on Strafing Civilian Refugees,” July 25, 1950, declassified June 6, 2000, US National Archives, College Park, MD.]），那个孩子的形象猛地闪回了。我怀疑它是不是一个随我们一同跨越了太平洋的幽灵，可能是母亲的某个亲人，或者某个她在路边看到的死人或垂死之人。那一刻，它不寻常的身体外观不再是个谜。突然间，我脑海中的它变成了一个头部中弹的孩子，它腐烂的肉体表面已经开始长出霉菌，这个形象可能直接出自我的研究文献。

重新想象那个“幽灵—孩子”的时候，我又想到，流行文化是如何将那些能看到并听到他人所不能的孩子描绘为极具感知力、有第六感的，但拥有相同能力的成年人却会被简单粗暴地定义为发疯。

有一次，我们一起吃晚饭时，我直接问起母亲对战争的记忆。她回答了，但她说话时眼神空洞。“我记得我们翻山越岭，看见了朝鲜士兵。是女孩，女兵。我感到很可怕。我从没想象过女孩拿枪。”她似乎为此而深感不安，但那不可能是她目睹过的最可怕场面。那件事之所以会在她脑海中如此突出，或许正是因为其他事情过于痛苦，她无法记住。

海外韩国人的文化作品中经常出现军营性工作者的形象，为了描写相关内容的章节，我读了诺拉·玉子·凯勒的小说《狐狸女孩》。故事背景设定在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围绕着少女玄珍和苏琪展开，她们生活在美帝国战争的阴影之中。年纪较大的苏琪介绍玄珍为美国军队卖淫，并教她学会解离。如果有必要，你可以做任何事……这很容易。容易是因为，你做得越多，你就越是知道，那不是真正的你。真正的你飞走了[Nora Okja Keller, Fox Girl (New York: Penguin, 2002), 131.]。苏琪就是萦绕在玄珍梦中的幽灵，是她脑海中的声音，是她创伤的印记。母亲也有一个苏琪吗？它的名字是玉姬吗？

《狐狸女孩》中有一个场景我一直无法忘记，三个混血儿一起唱着一首从美国大兵那里听来的歌。歌词孩子们只听得懂几个词，其中有一个就是“妓女”，因为他们“知道谁的母亲是妓女”。[Keller, Fox Girl, 81.]

我看见路边的一个妓女。

立马知道她像蛤蟆一样死透了。

她从肚子到头的皮肤都被剥掉了。

但我干了她，我干了她，哪怕她都死透了。[Keller, Fox Girl, 81.]

凯勒的书虽然是虚构的，但和我在学术研究中发现的情况并无不同，这就让那首歌显得更加可怕。尽管我已竭尽所能，但还是无法屏蔽这些孩子的声音，他们无忧无虑地唱着谋杀与强奸的故事，而故事中的女人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母亲。

为了研究日美两种军队性劳动体系之间的连续性，我也读过日本军队征召的前“慰安妇”的故事，她们讲述的内容也同样令人不安。在一份证词中，一位名叫玉善（Okpun）的女性讲述了她在十二虚岁（按美国方式算是十一岁）时被绑架送往台湾“慰安所”的经历。

工作日的晚上，我们会被强迫唱歌、跳舞、拉小提琴……如果拉得不好，我们就会被打……歌曲的内容讲述的是慰安所的生活，是这样唱的：“我的身体像一个夏天被遗忘的烂南瓜。”[Yi Okpun,“Taken at Twelve,”True Stories of the Korean Comfort Women, ed. Keith Howard (London: Cassell, 1996), 100–101.]

我感到震撼，我发现军歌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是描绘女性腐烂的身体，这些女性的功用就是为帝国士兵提供娱乐。一天晚上，在写作讲述军营暴力的一章时，我躺到母亲的沙发上想睡一觉，但研究中看到的那些骇人影像让我无法入眠。尹具美（Yun kumi）躺在破旧公寓的地板上，一个顾客将她杀害后又亵渎了她的尸体。一位军营工作者称，她目睹过美国大兵将一具女尸扔进垃圾桶并纵火焚烧的场景，闻到了头发烧焦、血肉闷燃的气味。

母亲的公寓里一片漆黑，只有天花板上的烟雾探测器亮着小小的红灯。那光芒似乎越来越亮，红光在烧灼我的眼睛。

我终于睡着了，梦见自己被困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正在寻找一扇门。我看不见自己的脸，痛苦地喊叫着：“有人吗？谁能把我从这里弄出去！”我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后来才反应过来，那是一家妓院，我知道我的身体将留在那里，直至我的思绪逃逸很久之后，直至外面再没有人记得我。

她的皮肤都被剥掉了……

声音也钻进了我的脑袋。

如果有必要，你可以做任何事……

它们给我的指示是：把血肉装回那副身体。

那副早已腐烂得面目全非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