恺撒的巡演开始之际，我母亲刚搬到新泽西，随后父亲去世了，我开始了博士课程。虽然我很希望在我经历人生最大的转变时，恺撒能陪在我身边，但他总是提醒我，他的缺席是为了我们的关系。“关注重要的事情，格蕾西。等我回来，我们就有能力买房了。”

巡演期间，他以一种我父母都会欣赏的方式过着节俭日子。午餐他会买一个一英尺长的赛百味三明治，吃一半，剩一半留作晚餐。那样一来，他就能把每日报酬的大部分，连同固定工资都攒进我们的储备金。其他和他一起巡演的演员都会在酒店酒吧里喝酒挥霍掉所有钱，不在的那三年，恺撒依然承担着我们每月七百美元房租的一半，而且回家后还带了四万美元。

2001年1月，我三十岁生日的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在皇后区买下了一套宽敞的三室两卫公寓（带一个院子！），告别了布鲁克林那间破旧的小出租屋。拥有豪华空间将改变游戏规则。我能举办派对、大型宴会，招待外地客人了。我甚至都能接待我母亲了。

最早留宿的客人是珍妮和她丈夫，她怀孕六个月时，两人一起从西雅图飞过来度产前蜜月。有一天，我带她一起去翠贝卡看我母亲。我们进门时，母亲似乎在打盹儿，被吓了一跳。她花了一分钟时间将床头收拾平整，然后才放松下来，恢复了旧日与珍妮在一起的熟悉状态。

“哦，珍妮。你要生宝宝了。快让我看看。”她的声音中仍有困意。珍妮走到沙发旁，母亲将一只手搭在她肚子上。“是个男孩。”

“你觉得是男孩吗？”珍妮问。

“是的。我会根据肚子的形状判断。”

她们聊起怀孕的事，以及珍妮即将到来的母亲身份，接着她问起我的公寓。“格蕾丝那儿还好吗？”

“对，真的很好！比她上一个住处大多了。”

虽然我已经告诉过母亲，按纽约的标准来看，房子算大了，但是珍妮的评价一定让她安心了。

“你自己来看啊，妈妈，”我说，“也许你可以跟我住上一阵子。”

于是一个月后，她真的来了。哥哥打电话告诉我，他最近的财务状况很紧张，只能放弃翠贝卡的公寓，母亲要来和我同住，我很激动。

“好，好！”我说。

“只在你那儿住几星期就行，等她的新住处装修完。”他指的是他们正在将家里车库上方的空间改造成公寓。

“好，没问题。我很乐意。她过来其实能让我更轻松。”

我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加上已年满三十岁，这让我感到自己已足够成熟，有能力接受挑战，可以全天候照顾母亲。我没想到的是，装修工作会不断拖延，预计的六个星期变成了七个月，也没想到，她随我住了几个星期之后，又会开始拒绝吃东西。

母亲过来的前一天，恺撒和我一起重新布置了我们的公寓，好为她腾出空间。母亲要搬来和我们同住，恺撒将失去他的音乐工作室，但他不曾表露丝毫的担心和不满。

“她可能会一直待在里面，所以你需要把用得着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我提醒他，与陌生人交流会让母亲极其不适。

“没问题，格蕾西。”他边说边笑着拿起一台康茄鼓，搬进我们的卧室。我松了口气，心里很感激他加州南部人的悠然个性，然后将旧棉布蒲团滚出来，放在铺有灰地毯的地板上。尽管恺撒和我已经同居多年，但他只在1999年见过我母亲一次，而且是他温柔地催促我介绍他们认识的。

“我有机会见见你妈妈吗？”他在一次巡演间歇问道，“我们都在一起五年了。”他的问题让我心生伤感，我想起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好几年了。我们在一起的五年中，有两年母亲住在新泽西，我从未带他一起去看望过母亲。我不知该说什么，但恺撒对我的沉默总是很有耐心，等待片刻后才说：“你父亲去世前，我要是见过他就好了。”

“真的？”我问道，我感到好奇，他为什么会在这时候第一次表达见我家人的兴趣。我之前一直以为，他理解我想掩藏父母之间的不和、避免让他直面父亲与我之间的紧张关系、保护母亲免受陌生人恐惧症的影响的愿望。但他的问题让我下定了决心，是时候让他和母亲见一见了。母亲抗拒了一阵子，但最终接受了我的决定，我知道这给她造成了压力，心里很为此而愧疚。

就在他们初次见面的几个星期前，我去了母亲在新泽西的住处，监督工人修管道。门铃响起时，母亲慌乱地寻找藏身处，嘴里喃喃道：“哦不，哦不。”管道工走进门来，看见我母亲蹲在沙发后，一只手抓着白色花缎沙发套，另一只手捂着脑袋。像个在玩捉迷藏的小孩一样，她似乎觉得，如果她看不见管道工，那管道工应该也看不见她。但她很快就发现，管道工就站在自己身旁，便说：“哦，你好！”但她没有挪动身体，也没有抬头。

到了见恺撒的时候，她没有表现出平时的恐惧反应，甚至还与他握手打招呼，说了“欢迎”。恺撒站立时比她高十英寸，但她没有抬头。她没有直视过恺撒的眼睛，但的确朝他的方向望过几眼，她的视线仅仅扫过他的侧脸，或许看清了他红褐色的皮肤、黑色的短发及山羊胡。她拿出相册来，向恺撒展示家庭旧照，与他交谈了三十分钟都没有看他。虽然恺撒和我为了见她刚坐了三小时的车，但我知道再待下去可能会把她逼到极限，我不希望她的努力表现以失败告终。为了避免尴尬，该走了。我拥抱她告别，在她耳畔轻声说：“你真的做得很好，妈妈。干得漂亮。”

我环顾恺撒和我还在为她布置的房间，知道没有一样东西合她的品味。但至少我能给她一个私密空间，让她拥有自己的浴室。甚至还有一扇门，能将公寓的后部与其他部分隔开，那样她就能在卧室和浴室之间自由活动，不被任何人看见。

第二天早上，我借恺撒的车把她从哥哥那边接了过来。是一辆有二十年车龄的雪佛兰引文二代，闻着有股霉味，浅灰蓝色的外漆稍有剥落。

她出门走进6月末的温暖微风中，那是她罕有的直视阳光的时刻之一。她没有停下来感受阳光洒在皮肤上的温暖，但她的眼神中有一种光彩，我认为那是在挑衅。我试着想象在那转瞬即逝的自由时刻她与奥吉的对话，不管它们是在为她走出门去而欢呼，还是在警告她，如果违反规则会让其他人面临极大的危险。一个错误举动就可能引发连锁灾难，因此她需要极度小心。她坐进了雪佛兰的副驾驶座，我摇下车窗，向皇后区开去。突然，她看了看自己身后，我担心有什么东西吓到了她，可随后她却笑了起来，眼睛恢复了神采。

“天哪，这是辆好车。”她说。

“是吗？”如果我见识过她说反话，那我会觉得她是在开玩笑，但我没有见过，所以很困惑，“我很惊讶，你怎么会这么想？”

“哎呀，不是。不是说真的好。但比我想象中要好。作为一辆旧车，不算坏了。”她说着，开始抚摸长座椅的乙烯基饰面。

下了皇后区高速路后，我们开进了杰克逊海茨的繁忙街道，这里有全天候营业的民族食物店，代表着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几十个国家。我拐进一家大型韩国杂货店的停车场，准备补充些主食存货。

“你想和我一起进去吗？”我熄了火问道。

“不，我在车上等。”

我的提问和她的回答之间隔着短暂的停顿，在那几秒的沉默中，我察觉到是时候劝服她了。距离我们上次差一点出门只隔几个月而已，我确信她内心有一部分依然是渴望购买韩国食品的。

“和我一起进去吧。你会喜欢的。”

“不，我还是留在车上的好。”

“你留在车上和进商店里有什么区别呢？反正都出来了。”

“不，不。”

“但是不管怎样，人们都能看到你啊。”我恳求道，挫败感此刻从我乐观语气的裂缝中溢了出来。

“我就待在车上。”她双手握拳，向下抵在坐垫上，仿佛要将自己扎根在蓝色乙烯基中。

“好的，行，”我叹了口气，“除了大米和泡菜，你还要我买些什么呢？”

“大豆、葱、辣椒粉、黄豆、炒面茶……也许再买些鲭鱼……不，还是别买了。会把你的厨房弄臭的。”

“没关系，妈。我不介意。”

“不，不，不用买。”她坚持道。

走进商店，一阵冷气送来了干红辣椒和大蒜的香味，唤醒了我的感官。这个超市至少有曼哈顿同类市场的三倍大，过道和市区的人行道一样宽，给人一种郊区超市的感觉。我将辣椒粉和烤谷物放进购物篮，然后退回农产品区，去寻找葱和豆芽。这时，有个东西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看到一个韩文指示牌，上面写着“艾蒿”。

我看着那一捆捆蔬菜，想起母亲看到新泽西捷运东北走廊铁路沿线生长的野生艾蒿时垂涎欲滴的样子。我想，可能是时候为她生活在禁闭中的精神痛苦提供一份临时解药，满足她再度品尝野味的小小愿望了。我抓了两捆放进购物篮，却又开始怀疑，这是不是她渴望的那种蔬菜。并不完全符合她的描述，不过，我想买了也没什么坏处。

接着我走到卖鱼的柜台，为自己还能在她让我不要买鲭鱼后给她一个惊喜感到高兴。我鼓起勇气，用我最自信的语气说了一句韩语：“请给我三个鱼。”

柜台旁的中年男人低沉地笑了一声。“三个？”他哼了一声，摇摇头拿起一条鱼。我用错了“三”后面的量词。“个（geh）”是用来计量绝大多数无生命物体的，动物的量词应该是“条、只（mari）”。

“三条。”他用那种对母语为外语的人说话时会用的响亮、缓慢的声音说道。

“对不起，我的韩语说得不好。请给我三条鲭鱼。”我向他道歉。

“还三个。”他在去除鱼的内脏时小声重复了一遍，样子有些嫌弃。

然后我赶在他剁掉鱼头之前插了一句：“请把鱼头也给我。”

他抬头细看我的脸。我想他是不是很困惑，一个韩裔美国人能吃鱼头，却把韩语说得那么糟，又或者他看到我长了雀斑的皮肤和肤色的白皙度，是不是认出了我是“西方公主生的杂种”。他那个年纪的韩国人，也就是我母亲那一代，会那样称呼韩国女人和美国男人生的混血儿。我们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在公众舆论层面，都没有自称韩国人的正当性，所以我好奇这个为我服务的韩裔男人为何会指望我能说一口毫无瑕疵的韩语。又或者，他意识到我不是“纯种韩国人”后，对我韩语水平的看法有所改观。他会不会觉得，作为一个非韩国人，我的韩语也没那么糟？但我所了解到的韩国人如何看待我们这些混血儿的全部事实——我在研究中读到过他们对于混血儿及其母亲的系统性排斥，加上我童年早期在韩国时的模糊记忆——都在我的脑海中旋转。

一个画面浮现出来：我在釜山上幼儿园时，那个小女孩盯着我看，目光在我的脸和黄色漆皮搭扣平底鞋之间游移，接着她抓住鞋子上的一个蝴蝶结，想把它扯掉。我突然明白了她为什么要那么做。我是唯一没穿传统鞋子的小孩。我是厚颜无耻的西方人，和我母亲一样，就连四岁小孩都知道自己有权叫我守规矩，压制我这个人所代表的异国特质。我的注意力重新回到卖鱼的柜台，我在男人的脸上看到了和那个小女孩一样的憎恶目光。我抓起那袋鱼，冲去结账了。

回到车上后，我试图摆脱鱼贩投射到我身上的耻辱。母亲看到装满她熟悉的食品的纸袋，在座位上放松下来。我强颜欢笑地说：“晚餐吃鲭鱼！”

回到公寓后，恺撒来门口迎接。母亲打招呼时以几乎无法察觉的幅度点了点头，并且回避了恺撒的目光。恺撒明白要给她空间，所以当我带她参观我们的新公寓时，他注意保持着距离。公寓里有一个宽敞的长方形客厅，一面墙边摆着超大的紫色沙发，对面的墙上则嵌着一张宽大的L形储物长凳，上面放着两个蒲团坐垫。客厅可通往餐厅，里面现在放着一张乡村风格的六座餐桌，正是九个月前哥哥卖掉她的房子时她不得不舍弃的那张。她当时把餐具和我童年用过的钢琴都存在仓库里，等我有能力找到宽敞空间来存放。此刻，这些物品都陈放在我这个位于皇后区的合作公寓中的开放式客厅里。

“抬头看，妈妈，”我指着餐厅天花板上描绘的云彩说，“前任房主是室内装潢师。”接着我领她走进连在一起的厨房，放下了杂货。“厨房看着有点过时，我们可能会翻新。”我说。

“有什么过时的？”她真的很不解，“没有任何问题啊。”虽然感觉到她不赞成我在厨房的装修上花钱，但我也松了口气，这里达到了她的标准。当然了，80年代的风格符合她的审美，因为她被冻结在了那个年代。80年代是她在厨房里花费时间的最后十年。

“看起来不是太现代，不过你是对的。没有任何问题。”我说着打开购物袋，拿出了那些蔬菜，“看，妈，这是艾蒿吗？”

她摇摇头。“这是茼蒿。茼蒿。不是艾蒿。”

我感到受了打击。我的韩语水平还不够，不知道艾蒿和茼蒿[两者的韩语拉丁化拼写分别为“suk”和“sukat”，韩语拼写也近似，所以作者弄混了。]之间的区别。这是我的语言能力背叛自己的另一个例子，一次购物之旅中的第二次。

“茼蒿也很好，”她的声音听起来很欢快，“我们晚上用来做沙拉。”如果说她刚刚有所失望，那她很快就恢复了，或许是因为茼蒿是她很多年没吃过的另一种蔬菜。我把鱼和蔬菜放进冰箱。“厨房里的东西你都随便用。我会做早餐和晚餐，但我出门后午饭你得自己做。别害羞，好吗？”她点点头，跟随我回到客厅，来到公寓后部。母亲和我路过时，恺撒从我们的卧室里探出头来，有那么短短的一瞬，她直视着他说：“谢谢你让我在这里住。”我后来回想那一刻，感到很震惊，她感谢的是恺撒而不是我。我在想，这是不是因为她不需要感谢我，因为我是在尽孝，而恺撒实际上是个陌生人。

我们穿过我的办公室，进入后面的房间，那里现在是她的卧室，里面没放几件家具。我看着地上的棉质床垫，想起我们的韩国之旅，那时我们就睡在外祖母家地板上铺的薄垫上。“有任何我能做的，都请告诉我，只要能让你的卧室更舒适。”我说话间，她在床垫上坐了下来。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挥手示意我可以走了。

那天晚上，我按照母亲的指导，用冷水洗净鲭鱼，然后加入酱油、日式高汤、大蒜和一些水炖熟，又用醋、芝麻油、红辣椒粉和盐拌了茼蒿。我还做了些豆芽，撒上大量葱花，和泡菜一同放在碗里，用来配蔬菜吃。对韩国人的餐桌来说，这些拌菜只能算很少，但和母亲早已习惯的饮食相比，这已算得上是盛宴。我把热腾腾的白米饭堆在她的餐盘上，将鲭鱼摆在旁边，又舀了香辣的炖汤浇在饭上，就像她喜欢的那样。

“哎呀，那太多了！”我把餐盘放在她面前时，她假装抗议。她笑着叉起一块鱼放入口中，然后点头表示赞许。

恺撒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她走出房间与我们坐在餐桌旁一起用餐只有两次，这是其中之一，第二次是她六十岁生日时。在她和我们同住的七个月里，加上这一次，她和恺撒只有过三次面对面的交流。

只过了两天，情况就已明了，母亲不打算走出她的房间，尽管她依然对食物怀有非同寻常的兴趣，而这让我很高兴。头天晚餐的鲭鱼一定激起了她品尝旧日最爱的渴望，因为她提出要做另一道我之前既没做过也没尝过的菜。

“格蕾丝！”她从房间里喊道，“我们来做些冷豆汤面吧！”那是一种带豆汤的面。我走进房间时，能感受到她的期待。

“好啊，”我说，“怎么做呢？”

“首先你要做豆浆。把黄豆放进锅里煮——几分钟就够了。然后把它们放进搅拌机打碎，过滤出豆汤。往里面加盐。大量的盐。有时你加的盐不够多。”

“好。”

“必须加盐，否则就不好吃了。”

“是，我一定加足量的盐。还有呢？”

“然后你把豆汤倒进碗里，加煮熟的面条、黄瓜丝、芝麻油。很简单。哦，还要加冰块。你看啊，这是一道夏天的菜。”

“你为什么不到厨房来，示范给我看呢？”

“嗐，做起来太简单了。你做吧。我就待在这里。”

我去了厨房，拿出煮豆子的锅和一台搅拌机，把水烧开。我把豆子放进沸水锅几分钟后，母亲从公寓后部喊道：“豆子千万别煮太久！几分钟就够了！”我在想她是不是在计时，想象我在厨房里的每一步动作，那样她就能远距离指导了。

“好！”我喊着回应，同时关了火。我将豆子连水一起倒进搅拌机，打了很长时间。之后将混合液过滤，加盐，每加一撮就尝一下。汤汁的丰富和浓郁程度令人震惊。我之前一直用豆浆泡麦片，做冰沙。我怎么就没能早些发现，新鲜豆浆的口感竟然好这么多，而且做起来是如此容易？

我把这道面食盛进两个装意大利面的大碗里，和勺子、叉子一起放在一个大托盘上。韩国人习惯的餐具是勺子和筷子，但在适应美国生活的过程中，我的家人总是用勺子和叉子来吃汤面。我将托盘端进母亲的房间，放在床垫旁的地板上。她俯身吸了一口碗里的坚果香气，然后拿起一把勺子，拨了拨碗里一个亮晶晶的冰块，然后尝了一勺豆汤。我们两个都在专心地出声吃着冷汤，最后除了半融化的冰块和少许挂在碗壁上的芝麻粒外，碗里什么也不剩。

“哇哦，太好吃了。”我说，这么少的材料，只用盐和芝麻油调味，就能做出如此美味的食物，我感到震惊。甚至完全没放大蒜和葱花，而这两样材料，我在母亲教我的几乎每一道韩国菜中都会放很多。这正是黄豆真正的尊贵之处。“我小时候你怎么从来没做过这个？”我问。

“哈？我不知道。我猜是因为我直到今天才想吃它。”

我又做了一些豆浆，这次加了几撮糖和一瓶盖的香草精，准备接下来几个繁忙的工作日用作早餐。豆浆泡麦片的浓郁口感让我想起外祖母以前泡炸玉米片时总爱用一半鲜奶油一半牛奶，对绝大多数韩国长者来说，奶制品都是一种奢侈和新奇的东西。

几天后，我准备出门去研究生中心之前，匆忙为母亲做了一碗用甜豆浆泡的麦片。我那时在给一群刚出狱的女性上一门有关社会理论和监禁的研讨课，那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一心只想着确保带好上课所需的每一样东西：教学大纲、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的节选本复印件，那本书将是第一份阅读作业。虽然不是第一次给大学班级上课，但毕竟是我第一次教授理论课程，我担心自己对这门理论的了解是否足够去教学，是否能让那些由于非暴力犯罪而被关了半辈子的女性产生共鸣。有什么内容是我必须教她们的？我享受过世上的每一种自由，但我提醒自己，我对于监禁这一主题的兴趣，源于我照顾母亲的经历，而只要境遇稍有不同，我母亲也有可能被送进“矫正机构”。

她有两个孩子，他们为她提供住所和食物，她永远都不会生活在铁窗之内，但话说回来，并非所有铁窗都是物理意义上的。她搬来和我同住时，已是她在精神监狱服刑的第八年。墙壁和狱警都是隐形的，但规则却非常真实。奥吉为她划定了明确的界限：她被允许去哪里，她能如何打发时间，她能和谁说话，她能吃什么东西。有的时候，她不被允许吃好的食物，而是被强制吃糟糕的食物，她被下达了“恶心的命令”[T. M. Luhrmann,“The Violence in Our Heads,”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9, 2013, https://www.nytimes.com/2013/09/20/opinion/luhrmann-the-violence-in-our-heads.html.]。我想，那就是在我第一次去上研讨课的那天早上发生的事情。

所有资料都装进了书包，一如往常，一切准备停当，于是我给自己倒了一碗约吉和平牌的杧果百香果口味的麦片，加了些豆浆。我舀了一勺塞进嘴里，立刻就吐了出来。豆浆已经变得又酸又涩。我将碗扔进水槽，把麦片吐了出来，然后冲进母亲的房间。电视是开着的，纽约一台正在播放当天的本地新闻概要，随后是天气预报。母亲屈膝坐在床垫中央，头垂着，没有看电视。

“妈妈，豆浆坏了！”我低头看一眼门边的托盘，发现碗里已经空了，我的心开始狂跳，“不，请不要告诉我你都吃了。”

她没有回答，眼睛一直盯着地板上的一个地方。

“不敢相信你竟然吃了！”我开始大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馊了？你要生病的！”

她依然没理会我。我感觉恐慌的火焰已开始吞噬自己，马上就要哭了。我给了母亲坏了的食物，而她都吃了。也许我保存豆浆的方式不对。也许这种食物根本就不能储存，只能即食。因为我是第一次接触新鲜豆浆，所以不知道它会这么快变质。母亲挥手示意我出去，她一次头也没有抬，也没有说一句话。我把她用过的碗拿进厨房，开始清洗水槽中的餐具。当我拎起装满湿软麦片的滤网时，腐烂的鱼腥味从下水管里钻了出来，打在我脸上，让我想吐。自从几天前的晚上我做了鲭鱼以后，这股味道就一直残留未散，鱼油覆盖了下水管内壁。现在我知道她说会弄臭厨房是什么意思了。或许是刚给她吃了腐坏食物的沮丧感让我的感官变得更加敏锐，或者甚至引发了嗅觉上的幻觉，但那股腥臭味扑面而来。我抓起一块海绵，挤了些彗星牌洗洁精，然后疯狂刷洗起来，直至气味消退，不过无法让它完全消失。

那天晚上，我梦到了鲭鱼。水槽里有一堆蓝银相间的鲭鱼，死去的鱼眼在月光下闪烁，那光芒透过餐厅窗户照进了厨房。鱼贩子给了我多少条？“二十条？三十条？至少有二十或三十条。远远多于我要求的三条。”我是想说“三”但说成了“三十”吗？是我说的韩语错到离谱，最后买到的鱼是原本想要的十倍？那个鱼贩这次怎么没纠正我？在我的梦里，我只能想到一个解决方法：我拿出所有的煮锅和煎锅开始做饭，给我认识的所有人打电话，恳求他们过来帮我吃鲭鱼。很快，我的公寓就被鱼和人淹没了。鲭鱼在水槽里繁殖的速度超过了我能烹煮和上菜的速度，我已经没有人可邀请了，所以开始催促客人吃第二条、第三条。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添盘。吃，吃，不然就浪费了。鲭鱼对你有好处。拜托，我不能把鱼浪费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腐烂的鱼腥味和变质的豆浆口感跟着我到处走，沾染了我吃的每一口食物。虽然麦片事件后母亲似乎没有出现身体不适，但事态却开始走下坡路，我担心无法回归正轨。我怀疑是奥吉让她吃那碗麦片的，或者这件事是朝鲜战争的某种残影，饥饿感战胜了生病的风险。我还发现她一直会直接从冰箱里拿出剩下的鲭鱼吃，哪怕容器上面已经结了一层凝固的油脂，她也懒得加热。我一想到这个，胃里就一阵翻腾。

还有其他迹象表明，她已经重回到作为战争幸存者时的拾荒心态。有一天，我从学校回来，听到她从厨房疾步跑进走廊的脚步声。

“是我，妈妈！”我喊道。

我走进黑暗的厨房，发现案台上有一瓶小木屋牌糖浆，平时放在水槽下方的垃圾桶也被拿了出来。“这里发生了什么？”我问。

她慢慢退回厨房，站在门口说：“我在吃一片面包。最后一块涂了些糖浆。你知道，最后一块还是好的。你没必要扔掉。”

“我把它扔了吗？你不会是从垃圾桶里翻出来的吧？”

“没有，我只是在对着垃圾桶吃，免得面包屑掉得到处都是。”

“妈妈，你可以用盘子接着，你知道的。而且还有别的东西可以涂在面包上。涂糖浆听着可不好吃。”

“可以的，我喜欢吃。”

我没有纠结那件事，因为我不想争论，但我怀疑她说面包不是从垃圾桶里翻出来的是在撒谎，或者她是不是早就预料到我要把面包扔掉。不管怎样，那面包已经不再新鲜，而且我母亲吃东西的样子像是饿坏了。我开始变得一丝不苟，确保每一口食物在变质之前都能被吃完，但凡往垃圾桶里丢了任何食物残渣都会立刻倒掉。这些技巧起了作用，她没再吃不新鲜和腐烂的食物，但她依然会吃冷掉的剩菜、凝固的油脂等。

“9·11”事件发生之后，她又开始断食了。有些夜晚，我对她拒绝进食的行为感到如此沮丧，忍不住大发脾气，冲她大喊大叫。还有些时候，我会倒在地上哭泣，恳求她吃东西，直至她终于吃下几口。

恺撒隔着一段距离观察着这一切。有一次，我吼叫过后向他道歉。“对不起，你一定压力很大。”

“是你压力大才对，”他说，“毕竟只有你一个人能见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