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于9月的第二个星期平安降落在新泽西州，搬进了她的新房，与我哥哥家只隔几个街区。这对我来说也是一段过渡期，因为我正处于博士阶段的第一学期。

母亲一直认为，我的学业能够拉开她的过往与现在的距离，淡化她的历史污点，但我越是追求学业，我的社会正义感就越是与我的家族历史交缠在一起。

1995年，我注册了哈佛大学为期一年的教育学硕士课程，起初是为了实现我母亲希望有个孩子上哈佛的终身愿望。虽然我发现那里有着精英主义的氛围，在种族问题上则有些倒退，但我很庆幸自己是和几个客座教授一起学习的，他们对于教育的激进观点促使我进一步公开质询自己的家族历史。我读了贝尔·胡克斯的《教学越界》，毕业后搬到纽约随她一起学习，以寻找一个知识分子共同体。在纽约市立大学以非注册学生的身份上了两年研究生课程后，我注册了研究生中心的社会学博士课程，研究方向很明确，即我母亲作为美军性工作者的过往。我甚至在入学申请中说明了这一计划。而一个奇特的巧合是，在我开始学习的同一时间，母亲也将搬回新泽西，成为我学术生活的真实暗影。

一开始，我觉得每个月去看她一次就够了。考虑到博士课程第一年的要求，往返近三小时的旅途让我备感疲惫。我当时还在布鲁克林塞普雷斯山一个社区中心担任全职启蒙教育主任。恺撒那年在做一个外百老汇戏剧巡演，周末偶尔回来，我都会陪他。

从我在布鲁克林的公寓到她在普林斯顿的房子，乘地铁需要四十分钟，坐新泽西捷运需要一个半小时，出火车站后步行需要四十分钟——全程我都要背一个装满学校作业的包，而且两只手各提一包杂货。她总是说我带了好多书，那些书都好厚，文字都好小。“哇，你读的书好多啊。我一辈子都读不了那么多书。”

在我第一次去母亲新房之后，第二次去之前的那段时间，父亲去世了。

1998年10月2日，星期五，我去上班，给自己的启蒙教育项目的老师们做的在职培训刚刚开始。那天早上早些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项目中有一对都是教师的姐妹，她们的父亲刚刚因为心脏病发作而去世。“我有个不幸的消息要宣布，”我告诉其他教师，“康斯坦丝和阿德里安娜今天不会来了，她们的父亲去世了。”我是哽咽着说出这句话的，因为我脑海里的声音指的是自己的父亲，而非她们的。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同时说了两件事。她们的（我的）父亲去世了。

两天前的晚上，我梦见他躺在医院病床上，周身散发着柔和的光亮。但那身体却不是他的，而是我大学时代一位女友的，那年夏天，她死于霍奇金淋巴瘤。我坐在床边一张宛如银色果冻的晶莹剔透的金属椅上。房间里没有灯，但白色床单和他周围的光环照得通堂明亮，只见房间里没有墙，也没有地板和天花板。我们四周一片漆黑。我们飘浮在那个空间，手牵着手。从前女友身上散发出的光芒是一种无线电信号，将父亲的想法传递给了我：原谅我对你的残忍。这句话像冥想的钟声一般传入了我脑中。

当天及次日，身处梦境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当我哽咽着说出“她们的（我的）父亲去世了”的时候，它依然在我脑海中萦绕。

讲习班进行了大约两小时后，一个紧急电话打断了我。我跑下楼梯进入自己的地下办公室，接通电话后，听见的是嫂子的声音。“我很抱歉，格蕾丝。你爸爸去世了。他是在睡梦中安详离世的……星期三夜间——”就在这时，地铁J线从我办公楼上方的高架轨道上轰隆驶过，淹没了她后面的话语。

“好的，谢谢你告诉我。”我说着挂断了电话。我站在那里，无法哭泣，无法感觉到任何情绪，更不用说孤单。我只是感到轻微的震惊。

我回到老师们所在的房间，说：“讲习班剩余的内容取消。我父亲去世了。”喘息声和低语声在房间里回荡开来。“你也？”多么不可思议，两位父亲竟然在同一天去世。但事实上，我父亲并不是在那一天去世的，而是在9月30日夜间我梦到他的时候去世的。

窗外的富尔顿街一片喧嚣，汽车音响播放着刺耳的梅伦格舞曲，行人在用西班牙语交谈，还有地铁J线从上方轨道轰隆驶过，但这些声音都很低沉，仿佛是从水下听到的。

我回到东公园大道的两居公寓，坐在蒲团上，从二楼的窗户眺望大楼管理员将垃圾扔进垃圾箱的身影，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在我的成长岁月中，我已经习惯了父亲在生活中的缺席，以至于我要在几个月后才能完全理解他最终离世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心脏病、住院、总是伴随的轻微痛苦，他的死亡过程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而这几十年里，他一直在谈论和筹备自己的死亡。“这是为我去世准备的。”他以前经常说这句话。因为他的死亡已经笼罩了我整个一生，我对这件事的感受早已麻木，这种麻木也有可能源于我们多年的冲突和疏离、他对我母亲的忽视、我对社会不公的意识不断增强，以及他的存在象征着我母亲所不具备的权力这个事实。考虑到所有这一切，我应该表现出怎样的悲伤呢？

我记得自己是在接下来的周末又去看望了母亲，那是我在父亲去世后第一次和她说话。她罕见地展示了我多年不曾感受的母性温暖，伸出双臂抱住我，安慰失去了父亲的我。这是个什么世界啊？我希望自己能够接受她的抚慰，但我却推开了她的怀抱，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去悼念父亲。

两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个瞬间造成了多么可怕的误解，母亲幻听到的声音告诉她，我觉得她“脏”。

虽然我从高中起就知道母亲会幻听到声音，但第一次知道她给那些声音取名“奥吉”[原文为“Oakie”，词源为“橡树”（oak），可以理解为某种橡树精灵。]还是听嫂子说的。它们是我们在奇黑利斯老家房子周围的那些树木催生的超凡生命体，谱系始于前院那棵爬满常春藤的橡树。我怀疑母亲是不是为此才砍掉了那些树。我不知道她是想帮自己摆脱那些声音，还是想将那些声音从树木中释放出去。不管怎样，砍树并未让声音消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将了解到，在她清醒的每一分每一秒，那些声音都在与她交谈，引导着她做出所有决定。其中有些声音是哔哔作响的电子声，有些则像狗吠。虽然我嫂子总是将那些声音称为“那群奥吉”，但母亲却只用单数的“奥吉”——更喜欢用代词“它们”。它们是多重的，是组成一个整体的许多部分，是折磨与安慰的来源。

每次在新泽西和她一起过周末时，我都会做一顿大餐，分量多得足够留下大量剩菜，不过她却开始痛苦地抱怨。做饭是浪费时间。我靠自己的食物就能对付。但她拥有的却只是五样不值一提的食材：一袋米、两箱日清牌顶级方便面、一罐绅士牌混合坚果、一罐泡菜，以及一壶她用冷冻浓缩液调配的苹果汁。我越是劝她吃些别的东西，她就越是固执，我怀疑她有时是不是会把我留给她的食物丢掉。

我在纽约市立大学的研一学年快结束时，嫂子打电话来说，我母亲一连好几个星期都只吃方便面，我得更频繁地去看她。我一开始很沮丧。嫂子能明白为我母亲做饭本身就已经很费劲吗？我没有车，要去那里并为她购物也是一种挑战。如果他们希望我经常去看望母亲，那为什么不让母亲住得离我更近些呢？不过，我还是因为内疚而心软了。我慢慢增加了看望的频率，辞掉了社区中心的全职工作，直至后来每个周末都会去新泽西。

一定发生过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比如哥哥告诉母亲，她必须接受我做的食物，他的声音压倒了其他声音。或者也可能是奥吉跟她讲了些道理：你不能浪费那些食物。

我在做匈牙利红椒鸡的那晚第一次向她问起了奥吉的事。我一直在研究一本名叫《好胃口》的国际烹饪书里的食谱，每顿饭对她来说都是一种新的美食体验，对我来说也经常如此。

“Pah-pree-kash。Pah-pree-kash。多好玩的名字啊。”她说，她既喜欢这道菜的名字发音，也喜欢它的味道。

“这是一道匈牙利菜。”我说。

“这算什么？你打算用我的名字开一家餐厅吗？君子（Koonja）厨房。”她笑着说，接下来她又吃了几口，依然维持着笑容。我非常高兴，她似乎很享受我们的世界美食之旅，尽管我是厨师，但她依然觉得厨房是她的。

晚餐过后，我放了一张奥祖马特里乐队的CD。这是一个来自洛杉矶的拉丁乐队，恺撒和我刚刚发现这支乐队，最近一直在听。“我们跳舞吧！”我一时兴起，“我来教你跳萨尔萨舞！”我以为她会拒绝，但当我向她展示舞步时，她站起身来抓住了我的手。我们兴高采烈地随着康茄鼓和铜管乐的节奏舞动，在油毡地毯上转圈。

“再来一次吗，妈？”一曲终了，我问道。

“不了，还是打住吧。”她突然看起来很紧张，我在想她是不是后悔跳舞了，我是不是打乱了她“工作”的节奏，她把聆听那些声音的行为称为工作。她有一次告诉我，奥吉禁止她过多地活动。她还曾告诉我，我哪怕抬手指的方式不对，坏事就会发生。

我们坐回餐桌旁，聆听专辑里的其他曲目，嘻哈、流行和拉丁民谣风格融合在一起。最后一首歌结束后有短暂的停顿，接着一个儿童的声音说道：“奥祖马特里在房子里。”我母亲听到后跳了起来。“天哪！那个声音吓了我一跳！我以为是真的呢。”她眼里流露出恐惧，好不容易才恢复平静。我也吓坏了，担心音乐和舞蹈可能会引发什么骚动，但我也很好奇。她完全能区分唱片里的声音和自己脑海中的声音。对她来说，听到一个“真实的”声音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声音如果不属于某个具体的人，那它还是真实的吗？奥吉是真实的吗？

“妈妈，你还能听到奥吉的声音吗？”我知道她能听见，但这是我所能想到的最无害的问题。

“能。有的时候。”

“它们此刻在对你说话吗？”

“嗯，其实，它们一直在对我说话。”

“我想让它们走开。”我说。我并不知道这种说法会不会冒犯到她和奥吉。

“我也是。我希望它们能离开我们家！”她的脸涨得通红，眼眶里蓄满了泪水。

我想知道她具体是什么意思、这和其他家人有什么关系，但她已经这么激动了，我便没有再问。虽然我很想知道母亲所经历的每一个细节，但我行动时总会很谨慎。

完成博士课程后，我开始阅读关于幻听的书籍，有时是作为我论文研究的一部分。根据伊万·莱乌达尔[伊万·莱乌达尔（Ivan Leudar，1949—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心理学教授。]和菲利普·托马斯[菲利普·托马斯（Philip Thomas，1949— ），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高级研究员。]论述语言幻觉文化意义的著作，当代精神病学将这些声音视作“知觉错误”：在这种认知的某些版本中，这类经历反映的不过是真实与想象的混淆，因此是精神错觉危险的源头。[Ivan Leudar and Philip Thomas, Voices of Reason, Voices of Insanity: Studies of Verbal Halluc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0), 3.]但事实上，幻听者并不会将幻听到的声音误会成他人在说话；他们会使用与非幻听者相同的方法来检验其真实性[Leudar and Thomas, Voices of Reason, 3.]。与流行的观点相反的是，在莱乌达尔和托马斯的研究中，那些声音一般不会“强迫”幻听者做违背他们意愿的事，而会用与“正常”人的寻常内心对话相同的方式来影响其行事。

我嫂子推荐我读过一本回忆录，讲的是一个男人能听到日常物品所发出的声音。他每次经过纽约公共图书馆时，门前的狮子雕塑都会大声咒骂和侮辱他，将他拖入最深刻的创伤之中。那本书中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内容是，那个男人还谈到，人们有一种刻板印象，即精神分裂症患者有暴力倾向，但事实上，绝大多数患者都没有暴力倾向，绝大多数暴力犯罪事件都是没有精神分裂症的人所犯。幻听者更有可能是暴力行为的受害者，而非施予者。

虽然幻听者被那些声音中的暴力意象骚扰是常见现象，但这并不普遍。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跨文化研究已经证明，在美国，大家谈论暴力的可能性更大。美国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谈及“战争”时会说“它们要带我一起上战场”，或者“他们幻听到的命他们自杀的声音”会问：“你为什么不结束自己的生命？”相比之下，印度的幻听者听到的声音会指示其做家务——做饭、打扫卫生、吃东西、洗澡，“去厨房准备食物”。[T. M. Luhrmann,“The Violence in Our Heads,”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9, 2013, https://www.nytimes.com/2013/09/20/opinion/luhrmann-the-violence-in-our-heads.html.]

幻听网，一个自我倡权组织也表明，与声音互动能让幻听者更平静。幻听者受邀去关注那些声音，讲述它们说的话，记录下来，将之融入生活。简言之，要将生活方式从拒绝转为接受，通过这种改变，个人将开始扭转他们与往事的关系。[Lisa Blackman, Hearing Voices: Embodiment and Experienc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2001), 189.]

成为母亲的厨师的过程让我放下了恐惧，能够问起她所听见的声音，让奥吉在餐桌旁拥有一个位置，仿佛改变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在准备《好胃口》中最后一道菜时，母亲说：“下次你给我做些牛肉锅怎么样？”

那是一种辛辣的牛肉萝卜汤，汤汁清亮、鲜香，她在五英尺外大声教我如何制作。“多加些芝麻油。别不好意思用。现在放大蒜。多放。多放。好了，够了！”和她教我做的其他韩国菜一样，这道菜简单却美味，尝着有童年的味道。它成了我定期轮换的菜式之一，是母亲要求我做的第一道菜。“你每个星期给我做些凉拌豆芽。你知道，我总是想吃的。”

一般都是在她开始吃，胃口得到满足，开始在回忆中畅游时，我才会不时询问她的幻听情况。

“妈妈，你还能听到奥吉的声音吗？”

“能，不过它们已经不怎么打搅我了。”

母亲独自在那座房子里住了两年，之后哥哥和嫂子觉得，那里环境过于孤绝，而且对母亲来说负担太重。所以他们卖了那座房子，让她搬去了哥哥在纽约翠贝卡的单室公寓，母亲在他的沙发上睡了几个月。那是一间小而空荡的公寓，位于一栋豪华高层建筑中，是哥哥工作到太晚不能回新泽西时的临时住处。

现在去看她不用再花三个小时了，因此，我有时会在工作日哥哥在的时候突然登门。我可以在放学后从34街坐上市中心的R线地铁，十五分钟就能到她的门口。那几个月里，她吃得很好：哥哥下班后会买外带食品回去，周末我会去给她做饭。她拒绝食物的岁月似乎结束了。

她还对棒球产生了兴趣。哥哥经常会让体育节目播着做背景音，当时大都会队和洋基队正在地铁大战[地铁大战（Subway Series），纽约大都会队和洋基队的主场都在地铁站旁，观众乘坐地铁即可到达。]中对决。

“这两支纽约的球队多长时间能在世界职业棒球大赛中对阵一次？”母亲自言自语道。“那场面可真了不得呢！”我很高兴她突然对外部世界产生了兴趣，这让我燃起了有一天她能重新走出家门的希望。

有一次，我梦想的场景差一点就发生了。我走进哥哥的公寓，打开购物袋，开始整理从韩亚龙超市购买的韩国杂货，她看着一包包的豆芽说：“格蕾丝！我有个主意。我们出去购物吧！”

“购物！你是说你想出去？”

“是！你带我去那家韩国杂货店吧。”

我大吃一惊，对这个要求感到很高兴。几个月来，她第一次换掉了睡裤和浴袍，还化了妆，卷了头发。整个准备过程中，她一直在念叨要去买的各种东西。“炒面茶。哦，我等不及要尝尝炒面茶的味道了。”她一边说，一边回忆童年时喝过的用烤谷物冲的香甜饮品，说得几乎要流口水了。

房间里洋溢着期待的氛围。但在离打开大门向外迈出一步只剩一拍的时候，她突然改变了主意。

“唉，算了吧。这样不好。”她说完，眼神变得空洞。

“哎呀，妈妈。我们去吧。会很好玩的。”

“我还是不去的好。”

“求你了，妈妈。让我带你出去吧。我保证不会有任何事的。”

“不，不去了。”她的笑容消失了，她又回到了沙发上的老位置。我无声地咒骂着奥吉。我虽然失望已极，但也觉察到，她心里的某些东西正在苏醒。她对韩国食物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正是在哥哥那间位于翠贝卡的公寓里，母亲将对着一碗牛肉萝卜汤坦白心声。

我把汤浇在米饭里，放在沙发前的咖啡桌上。她挪动位置坐在地板上，我们面对面喝汤。饭后，我们闲聊了一小会儿，接着又陷入了熟悉的沉默。

“格蕾丝？”她的声音比平时高，带着一种我只在很小的时候感受过的温柔和脆弱，和她试图安慰我时用的是相同的语气。

“怎么？”我很紧张，感觉她即将告诉我坏消息。

“我现在意识到了，你爱我。”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你原以为我不爱你吗？”我受伤的同时，也觉得感动。

“我以前觉得你恨我。”

“你为什么会那样想？”

“因为你把我送进了监狱。”

“妈妈，”我吸了一口气，“我那样做只是因为，我以为那样能帮你。”我哭了起来。家里从没有一个人谈论过那晚发生的事，以及我为什么要采取如此极端的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报警事件的严重性逐渐淡去，变成了构成我母亲精神疾病发展过程的一系列戏剧性事件中的一件。

“还有啊，你父亲去世时，我想抱你，你却把我推开了，好像是嫌弃我脏。”她吐出那个字时表情很苦，仿佛在吐一块腐烂的水果。

“啊？不，我……我……是奥吉告诉你的吗？我是因为我无法承认自己难过。”

她抓住我的手，望着我的眼睛。“现在我意识到，是我误解了。你真的很爱我。”

此前我不认识任何别的家里有亲属患了精神分裂症的人，直至我开始公开写作和谈论这个话题，他们才开始成群结队地涌现——在讲座后找到我，查找我在学校的电子邮件，写信过来说“我也是同样的情况”。此外，我在研究生院的朋友们虽然没有与精神分裂症患者打交道的一手经验，却都给了我巨大的支持，尤其是浩秀。虽然她从未见过我母亲本人，却和她通过一次电话。“让我跟你母亲说句话。”有一次我在新泽西给她打电话时，她说道。

“妈妈，浩秀想跟你打个招呼。”母亲开始摇头抗拒，但我还是把电话举到了她耳边。浩秀个头虽小，存在感却很强，我听到她的声音从我的翻盖手机传到了房间里。她在和我母亲说韩语，而且用的是敬语。尊敬的母亲大人，您过得好吗？母亲用手捂住嘴，仿佛是不想让自己的声音逃逸出去。奥吉早就禁止她打电话了，也不许她跟家人以外的任何人说话，但当她听到浩秀在讲她们的母语时，她微笑起来，还点了头。浩秀的老家也在韩国的同一个地区，她甚至和我的家族讲一样的方言。尽管母亲没有回应，但她们的沉默却并不显得尴尬。浩秀早已知道，这将是一段单方面的对话。我很感谢格蕾丝和我做朋友。祝您身体健康，尊敬的母亲大人。听到那里，我母亲将手从嘴上拿开，示意我收回手机。

我可以把家里的任何事情都告诉浩秀，不会感到丝毫的羞耻。她对韩国生母的研究经常会与我对美国军营性工作的研究主题产生交集，所以她对塑造我母亲人生的社会力量高度敏感。“真有意思，”当我告诉她奥吉的事时，她说，“发音听起来像玉姬[玉姬（Ok-hee）和奥吉（Oakie）发音相似。]，你知道吗？那是我父母那辈很流行的女孩名字。”

我在想，奥吉是不是一个双关语呢，它代表着另外那个失去的姐姐，或者一个失去的孩子，母亲曾经爱过却不忍谈论的人。我一直在想汤亭亭[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 ），美国华裔作家。姑母投井自杀的故事出自《女勇士》的开篇《无名女人》。]那位在村子里投井自杀的姑母，在她不体面地死去之后，家人发誓永不再提起她。

虽然我永远都无法确定奥吉/玉姬在她的脑海中意味着什么，但在我心里，它是一个来自我家过往的幽灵，母亲搬来和我一同居住后，我很快就开始感觉到它们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