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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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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始于餐桌旁。不管怎样, 我们必须吃才能活下去。 世界的礼物已备好, 放在餐桌上。自创世以来即如此, 并且将继续如此。 …… 我们的梦与我们一起喝咖啡, 伸手拥抱我们的孩子。 我们在桌旁重新振作时, 它们同我们一起嘲笑那跌倒后可怜的自己。 这张桌子一直是雨中之屋, 烈日下的伞。 许多战争在这张餐桌旁开始并结束。 它是恐怖阴影中的藏身之处。 是悲壮胜利的欢庆之所。 我们在这张餐桌上分娩, 亦在这里为父母安排葬礼。 在这张餐桌旁,我们歌唱,以欢喜,以悲哀。 带着痛苦与悔恨祈祷。表达感激。 或许世界将在这张餐桌旁终结, 在我们欢笑和哭泣,咬下最后一口甜蜜之时。 ---乔伊·哈乔[乔伊·哈乔(Joy Harjo,1951— ),美国桂冠诗人、作家、音乐家,主要作品有《什么月亮驱使我来到此地?》《来自世界中心的秘密》《在疯狂的爱和战争中》等。],《或许世界将在这里终结》 华盛顿州奇黑利斯市,1980 母亲用手指捏起一个烫手的蘑菇,一口塞进嘴里。滚烫的温度似乎从来都不会钝化她的味蕾。她把手伸向炉壁,越过祖母格蕾丝的猪形陶瓷盐瓶,转而抓起那个大的玻璃盐瓶。她调了调味料,又尝了一个蘑菇,然后把锅从烧得发红的电线圈上端下来,把烤好的西冷牛排端出烤箱,用木铲将蒸好的白米饭打松。又一顿饭做好了,即将摆上餐桌,以外科手术般的精准标示着时间的流逝。时钟敲了六下,她的声音穿过我们那座平房。“晚饭准备好了!”和她召唤在野外游荡了一夜的猫咪时是一样的语气,就好像我们在几英里外,而不是在隔壁房间。 父亲、哥哥和我匆忙赶来,围坐在厨房角落贴墙摆放的白色长方形餐桌旁。桌子只有两条边是可以坐人的,所以我们不能面朝彼此而坐。我坐在靠近炉灶的一端;父亲坐在壁挂式电话下方的另一头,电话是与电器相配的芥末黄色;母亲坐在中间。哥哥坐在桌子的短边上,我们一家人形成一个L形。 母亲站在炉灶旁,将牛排盛在康宁牌的白色餐盘上,我们其他人则坐在橡木矮凳上。“只盛一次,不算爱。”她说着,将一大堆米饭和蘑菇盛在肉旁。换句话说:如果我只给你盛一份,那意味着我给你的爱不够。那是她在用餐时间的口头禅,是她阻止任何人抗议双份食物的方式。不言自明的规则是,我们要通过吃饭来报答。我看着自己的餐盘,想着我怎么可能吃掉那么多,不过我总有办法吃完。 一开始的几分钟里,我们谈的都是饭桌上的话题,父亲问哥哥和我这一天在学校做了什么,然后告诉母亲食物很美味。母亲不说谢谢,而是说“我知道”。剩下的时间里,我们都忙着吃东西,几乎不再说话。相反,进食的时候,伴随我们的是刀叉碰撞声和安装在餐桌上方的长条形荧光灯的嗡嗡声。快吃完时,母亲会打破沉默,起身端来更多米饭和蘑菇。“全部吃掉吧,剩菜不好。”如果有人拒绝,她会笑着给出固定的回答:“只盛一次,不算爱。” 第二天晚上,这一幕又会重演,只不过她会用调过味的豆芽和蕨菜做石锅拌饭,第三晚是意大利面和肉丸配沙拉,再下一晚是科尼什鸡和烤根茎类蔬菜。有时如果父亲出海了,他的椅子会空着,到我十一岁时,哥哥就离家去上大学了。即便靠墙摆放的白色富美家餐桌旁只有母亲和我两个人用餐,我们依然会并排坐在一贯的位置上,她会喊“晚饭好了!”,哪怕我就站在十英尺外,而且她会催我多吃,再多吃。 在我还小,被母亲做的食物喂得饱饱的时候,我从没想过我们家用餐仪式的意义,也从未想过除了是母亲的母职义务之外,做饭还可能有任何其他意义。或许只有父亲完全理解母亲所做的一切。他知道这是一种象征性行为,表明她经历了多少磨难——他们两个经历了多少磨难。 虽然父亲年轻时的生活都是围绕着生产食物展开的,但他从未说起过去什么时候有人精心为他准备过食物。每次谈及早年有关食物的记忆,都是关于苦难的。“我如果对食物不屑一顾,就会挨鞭子。不管餐盘上盛的是什么,我们都必须吃。” 有一次,他给我讲了一个贫困家庭的故事,那家人的困境反映的正是大萧条时代的艰辛。“他们如此绝望……”他的声音绷得很紧,但他勉力说完了剩下的话。“他们不得不吃掉自己的狗。”他说完最后几个字,泪水夺眶而出。这么多年过去,他回想起那种饥饿的感觉,依然感到痛苦,我总是会想,故事中的那户人家是不是他自己家。 他航行至韩国,遇到母亲后,发现了一片新天地。母亲做的食物是联结父亲曾去过之地的纽带,是一根魔杖,让他能够既在这里又在那里,在他舒适的家中就能品尝异国风味。除了他最爱的美国食物,母亲也让他吃辛辣爽口的韩国食物。当他想回味果阿之旅时,他就给母亲一包香料和一份食谱。母亲做出了一道香喷喷的椰子腰果咖喱鸡,这道菜很快就进入了她不断丰富的食谱。她会尝试新的食谱,周末烹煮爽心美食,节假日制作丰盛的大餐。她总是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也许她烹煮的食物让父亲觉得自己是个有钱人。 对我母亲来说,这样的饮食方式代表的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为他人提供食物使得她能够超越自己的出身。这是她生存的证明,是她对未来的希望。上大学后头几次回家,是我最能体会到母亲的食物代表爱的时刻,那时她已经为“美国大学的人”有没有为我提供充足营养担心了好几个月。从我看到父母两人都在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等我的那一刻起,亲情就开始喷涌而出。在打招呼和拥抱我之前,在问我航班如何或者我在学校怎么样之前,她的第一个问候是伸出一只手,递给我一个剥好皮的橘子。“给,吃吧,我做了糯米糕,”她说着,扬起另一只手中提的装有糯米糕的袋子,“你可以在车上吃。” 但很快——可能是在第三次或第四次回家之后——就没有了剥过皮的橘子,母亲也不来机场接我了。 “妈妈呢?”她第一次没来时,我问父亲。 父亲恼怒地发出一声长叹。“我不知道!你母亲做任何事,我要是还知道是为什么那真是活见鬼了。” 回到家中,我看见前院里的树桩,是母亲几个月前不知为何砍倒的老橡树的遗迹。我记得父亲在电话里向我抱怨过这事:她把所有树都砍了!她究竟在想什么? 在通往前门的步道两边,灌木丛稍显杂乱,地里钻出了杂草。我走进房子,穿过餐厅进入后面的客厅,发现她坐在米黄色的沙发上。她说了句你好,但没有起身,所以我抱住了仍坐在原位的她。 我看到食品储藏室里只剩下几罐落满灰尘的果酱,冰箱里几乎是空的。房子里可以说没有食物。 母亲一直只吃最简单的米饭和泡菜为生,可能再加一道蚝油菠菜,或者用大酱炖的青辣椒做配菜。“大酱是用大豆做的。那就是蛋白质啊,你看。”当我告诉她,我会担心她营养不良时,她说道。她偶尔会出门去吃汉堡王,犒赏自己一个带奶酪的双层皇堡,但她已经不再为父亲做饭了。父亲靠意大利面、罐头汤、蒸蔬菜和“上门福利餐”[上门福利餐(Meals on Wheels),指由政府资助的为老人、病残人士提供的上门送餐服务。]过活,他既是该组织的司机,也接受一天结束时组织里剩下的饭食。 因为父母一直都吃得不好,我便去西夫韦超市买了许多杂货,包括我打算当晚烤的猪肉和土豆。我还没有学会怎么做,但我以前看母亲做过许多次,知道要如何给肉类调味和预热烤箱。我还会做沙拉:剁些卷心莴苣、番茄和黄瓜,浇一层瓶装沙拉酱。然后父母和我并排坐在厨房餐桌旁,吃我做的饭。 “味道很好。”父亲说的是猪肉。 “抱歉烤过头了。”我说。 吃饭的时候,父亲和我只说了几句话,母亲却一直没有出声,眼神一片空洞。我想听到她的声音,这种渴望越发放大了日光灯的嗡嗡声,以及我们三个咀嚼、吞咽和大口喝水帮助吞下肉干的声音。这顿无声的晚餐让我想起童年时的饭桌,但这顿饭的前后没有母亲“只盛一次,不算爱”的欢快埋怨。我意识到,她曾经多么喜欢将做饭作为一种交流方式,而此刻她的沉默让她看起来像个幽灵。尽管她就在眼前,我能听见她进食的声音,甚至能闻到她的衣服散发的白色香肩香水淡淡的丁香花香,但我依然觉得,她远在另一个我无法触及的世界。我终于发自内心地意识到,我曾经的那个母亲已经不在了。只盛一次,不算爱。一部分的我想说这句话,但我不曾赢得取代母亲成为家庭厨师的权利,我也无意争取。我希望那句话属于她,而且只属于她,如果我不说,那她或许还会回来。此外,我做的食物并不算成功,所以我只是清理了桌子,洗了碗碟。 “谢谢你,亲爱的。”母亲回到沙发上的老位子去了,父亲对我说道。那是我第一次为父母做饭,也是我将为母亲做的上千顿饭的第一顿。 从那以后,我每次回家看他们,都会在家里承担起做饭的职责,但母亲从未对我做的食物发表过任何意见。我不确定她的沉默是因为她想浇灭我对做饭的兴趣,还是因为她的头脑已变得太混乱,对食物毫不关心了。一开始为她做饭的尝试,总是会让我痛苦地想起她的不幸,这也让我开始怀疑,情况是否能够改变。 在她第二次自杀未遂之后的某一天,这时她已从新泽西搬回奇黑利斯,她开始去奥林匹亚看治疗师,那座小城位于奇黑利斯以北三十英里处,5号州际公路沿线。治疗师是全博士,也是一位从韩国移民来的女性,是十五年来我们家族以外第一个与母亲有过交谈的韩国成年人。“我觉得我真的能和她交谈,”母亲的声音里带着乐观色彩,“她不像是治疗师,更像是我的好朋友。”她的话让我热泪盈眶,多年来,我第一次敢于想象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 但是,在她开始带父亲一同做伴侣咨询后,情况发生了改变。在治疗师办公室那个私密空间里,父亲重新感觉到自己是被倾听和观看的,于是开始渴望获得治疗师的关注。他开始在母亲不在的情况下与全博士见面,有时还是在办公室之外。 母亲放弃了治疗,可能是发现有情况就没再去了。我不确定父亲与全博士的关系是否涉及性,但他们的确发展出了私人关系。他定期与全博士见面,给她钱作为礼物,并且毫不掩饰他已被她吸引。事实上,父亲还厚着脸皮吹嘘过他们的友谊,有一次还让我把我发表的第一篇期刊文章寄给全博士,仿佛她是母亲的替身,母亲永远不可能有足够的文化水平来阅读我的文章。我对这个提议很反感。 “不可能!我不想跟她有任何关系!” “好了,好了。你这是做什么?她是个好人。”父亲说。 “你跟我开玩笑吗?她是妈妈的治疗师!你怎么会觉得这样做是合适的?她跟你保持关系完全是不道德的。” 相比于愤怒、背叛和厌恶,我感到的更多是一种巨大的挫败。我从未跟母亲提及这段婚外情,但我敢肯定,那件事一定摧毁了她对精神健康专业人士的脆弱信任。这么多年过后,我们必须从头开始。再一次,她的精神健康轨迹将一直并且只会下坠。 嫂子依然是家里对母亲的处境影响最大的人,她是促成事情发生的人——横跨国土的搬家,看心理治疗师——也是信息仲裁人。我从来都不知道,那是她自己承担的角色,还是哥哥请她做代理人。不管怎样,只要有任何新进展,几乎总是她向我透露。 1997年年底,当时我在去看望父母的路上,她提醒我母亲的精神状况再度恶化。这次的新闻是家里一直有只老鼠在四处乱窜。“你爸爸说,她觉得那是个宠物。”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因为父亲有喜欢添油加醋的倾向,时不时会犯糊涂,嫂子又习惯于夸大母亲的一些行为,因为她觉得我不把它们当回事。事实上,有些时候,我的确没有理会她的提醒,因为我害怕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刻板印象——危险且难以预测——进行验证,我害怕自己的恐惧。 我忘了嫂子说的那只老鼠,直至有一天,我发现父亲在用吸尘器清扫沙发后面的位置。 “爸爸,你在做什么?”我担心他用力过猛。 “该死,都是你母亲!她有一只宠物老鼠,它住在沙发下面。她把各种垃圾都往后面扔,给老鼠吃。”“垃圾”这个词他是咬牙切齿说出来的。他努力挪动家具的时候,也在一边叹气一边抱怨。我帮他挪动沙发,看见有老鼠屎,还有瓜子壳、面包屑和干苹果皮。老天哪,是真的,我心想。也许投喂老鼠与“怪异的妄想”有关,那是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中列出的症状之一,与“非怪异的妄想”不同,但并没有现实依据。那只老鼠对她有什么意义?她是不是就像那个相信他的“猫咪钻到冰箱后面,就进入了另一个宇宙”的男人?[Ann Olson, Illuminating Schizophrenia: Insights into the Uncommon Mind (Newark, NJ: Newark Educational & Psychological Publications, 2013), 27.] 那天晚上,我对母亲说:“所以,我听说你有一只宠物老鼠。” “是吗?”她听起来很恼火,“你父亲有没有告诉你老鼠是从哪里来的?” “呃,没有。” “是他买给他的猫玩的。结果老鼠跑了,我一直在喂它。” “你给它取名字了吗?”我问,试图辨别她是不是真的把它当宠物。 “嗯。我叫它Bol-jwi。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它的意思是‘聪明的老鼠’。聪明到能够摆脱那只猫……我小时候,母亲经常叫我Bol-jwi。哎呀,我快窒息了。我想我母亲啊。”她的笑容很淡,眼神游移不定。 虽然我一开始同意嫂子的说法,认为老鼠是个糟糕的信号,但我又仔细考虑了母亲的处境。她是个隐居者,可能把宠物当作了陪伴,所以那只老鼠在她的沙发下避难后,她选择照顾它,而非将它送回父亲原本为它安排的残酷命运。和她一样,这个脆弱的小东西也是个幸存者。她认同它是因为,她还在哀悼我的外祖母,而外祖母以前经常唤她“老鼠”。这完全不是什么“怪异的妄想”。不过,那毕竟是一只放养的啮齿类动物,没有笼子的话,旁人的确无法认同我母亲的逻辑和同情心。笼子能清楚地划分理智与疯狂、害兽与宠物之间的界限,但母亲许多年来一直没有好转,无法离开房子。谁知道她会不会把它关进笼子里?或许有一只没有被关进笼子里的动物存在,能让她感受到一些小小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我之所以会把老鼠事件看作她精神健康状况有所改善的标志,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老鼠重新点燃了她喂养另一个生命的渴望。如果母亲心中仍有那种渴望,那她或许仍有一些斗志。 我回想起我们的家庭聚餐。那是父母二人都强制要求的团聚时间,但他们谁都没有把它当作对话的机会。我们座位安排的尴尬,反映了我们吃饭时很少对话的尴尬。我开始看到沉默中流淌的气流,它们全都流回母亲的早年生活,以及她不愿、不能谈论的那些事情。我想要拼出一篇连贯的叙事,但我又该如何表达她不能言说的事情?我只能紧紧抓住她能说的那些事。只盛一次,不算爱。她站在家里芥末黄色的炉灶前,为我们的餐盘盛满食物,这样的记忆中有某些东西激发了我进一步去了解的渴望。在我的意识表层下,沸腾的是关于母亲的某些尚不完善的故事,我需要将它们讲述出来。从前是谁在为她提供食物?现在又是谁在为她提供食物?如果食物是爱,那么即将挨饿的经历是如何剥夺了她的心灵与思想的?我已经见识过她的食品储藏室中食品匮乏,但了解依然不足,无法问出这些问题。我也不知道爱意的匮乏是怎样的感受。她有多少年不曾被人类的触摸所滋养?我和哥哥的拥抱是不是她一年到头能感受到他人体温的仅有的几分钟或几秒钟?我也可以向父亲提出同样的问题,但他会通过向镇上的几个年轻女人购买,来弥补他对情感的需求,他有时还会把她们带进我们的房子,而那时候,母亲就闭着眼睛坐在沙发上,将外界的现实屏蔽在外。她被迫想起自己想忘记的过去,想起她和我父亲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相遇,父亲当时在韩国孤身一人,想付钱来购买女人的触碰。被迫想起这些,该是怎样的感觉? 母亲也在非常规的地方找到了陪伴,父亲的行为根据正常的社会标准来衡量可能会令人反感,但并不会被视作发疯。陪伴母亲的是一只野老鼠和一些只有她能听见的声音。 事情就这样——父亲付钱来换取陪伴,母亲则靠幻觉——持续了一年左右,直至1998年8月,父亲再度将母亲赶走。 哥哥又一次为母亲安排了航班,在新泽西离他家不远的地方为她找了另一个住处。这一次,情况会有所不同,因为以后就没有人希望她再返回奇黑利斯了。 劳动节的那个周末,我拿起电话,听到公寓下面的街道上,有一个钢鼓乐队在为布鲁克林的西印度群岛土著节做游行练习。在电话的那头,我听到的是父亲吃力的呼吸声,以及粗野的说话声。“你母亲什么时候出发?”他问道,听到我的回答后,又咆哮道:“我希望那架该死的飞机坠毁。” 这一次,母亲将住在一座三居室的房子里,而不是公寓,里面有一个带餐桌的厨房,全新的油毡地毯闪闪发亮。就大小及配套的厨房来说,那座房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令人向往的。而我将是唯一一个在那里做过饭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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