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价值。”这是我母亲在医院吞下四瓶抗精神病药剂后，因化学残留物而神志不清时说的话。

“为什么，妈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咯咯地笑，脑袋靠在枕头上左右摇晃，伸出一只手拧了拧我的鼻子，仿佛我是个小女孩，而非已经开始成年生活的年轻女人。“格蕾丝长了个漂亮的鼻子，不是像她父亲那样的美国大鼻子。”然后她开始用韩语说话，夹着一些胡言乱语，之后才用清晰、清醒的英语回答我的问题：“因为我感觉自己毫无价值。”

“毫无价值”这个词潜入了我的心灵，并且像疾病一般在那里住了下来。我用了之后十五年的时间去发现母亲为什么会有那种毫无价值的感觉，去深入了解我心里的那个地方，然后想办法摆脱那个心病。

母亲去世后，我有很多年时间都生活在痛苦的不解中，她的死因是什么，她有可能是自杀的，不管那可能性有多么小。让我同样痛苦的是，我知道自己永远都不可能找到真相。

在我的痛苦终于平息后，我开始烤油酥面饼——在一个商用厨房，每星期烤二十到三十个。在那之前，我自己完整做的馅饼皮，一只手就数得过来。第一个是我五岁时做的，当时母亲勉强答应，让我用她的面团碎渣烤了一个小小的馅饼。那是我小时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允许下厨，母亲担心学做饭会让我偏离求学之路。

不过有一段时间，我的确偏离了那条道路。那是我博士生时期，我成了“准博士”，这个时候许多学生都会迷失方向，有时甚至再也回不到正途。我暂停学习是在考完三场博士资格考试的第二场后，这场考试也被称为“口试”，内容是就三种不同文学作品展开两小时的流利演讲。

公开演讲一直是我的弱点，我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在那次考试之前，我有几个月一直埋头于阅读满篇术语的文字，沉浸在自我怀疑中。考试通过后，那段日子一直在给我加油鼓劲的恺撒送了我一台闪亮的红色凯膳怡立式搅拌机，我在布鲁克林学院当兼职教师，每星期二百三十六美元的薪水，本来一直在攒钱买。那台搅拌机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手工搅拌面团、打了一半的蛋白霜和罐装发泡奶油的日子一去不返。我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做蛋糕，蛋糕上面的混合配料有着完美的造型，糖霜充盈蓬松。

搅拌机开启了一条路。三个月后，我报名参加了一个专业的糕点课程。我不敢告诉母亲，但她当时同恺撒和我住在皇后区的合作公寓，我实际上也无法隐瞒。等我终于鼓起勇气告诉她时，她交叉抱起双臂背过身去，说：“我觉得有人在给你洗脑。”虽然我向她保证，我会完成博士学业，但她却讨厌我暂时放下学术生涯，每天在工业厨房中忙到深夜，手肘上沾满面粉。

在这个糕点学校，我又完整烤了四个派。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但因为我们是结对工作，所以成败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我试着向母亲解释这一点，她尝了一个，说：“馅料还不错，但馅饼皮需要擀得再薄一些。还不够薄。”总的来说，我在烹饪学校学得还算好，不过做馅饼既非我的强项，也不是我的热情所在。课程结束后，我又开始使用冷冻馅饼皮，因为我不相信自己能做出更好的馅饼。我将它们放在手边，以备需要时能够随时取用。

有一次，我受邀为一个筹款派对准备一套三道菜的餐食，我从冰箱里取出那些馅饼皮，填入杏仁奶油酱和新鲜的树莓。仿佛那些馅饼皮是我自己亲手制作的，当一位食客为此夸赞我时，我太尴尬了，都无法承认那并非我自己制作的。如果母亲在场，她会觉得我很懒，就像她发现我的炊具边缘有油渍时一样。

“你得洗洗你的锅啊，格蕾丝，不然人们会觉得你没有野心。”

“不会的，妈妈。这跟野心无关。”我当时这样回应，后来我在想象中与过世的母亲谈论起自己全程参与制作的馅饼失败了的经历时，这句话还将一再重复。

不是那样的。我只是个做蛋糕的人。

我母亲从来没有烤过蛋糕。我童年时，家里的每一块蛋糕都是从西夫韦超市买的，没有黄油，甜得发腻。

美食蛋糕的世界对我来说是未知的烹饪领域，它成了我想掌握的技能。蛋糕是一种美味，能带来奇妙体验，与此同时，也是严肃的事情。我继续学做蛋糕，一如母亲养育我成为的那个好学生。甚至在烹饪学校结业后，我又参加了糖衣和装饰方面的专项讲习班。我坚持练习，直至能做出最柔滑的奶油乳酪、最浓郁的奶油夹心、最美味的裱花装饰。我坚持烘焙，直至做出朋友和同事们尝过的最美味的蛋糕。你瞧，妈妈。我是有野心的。

以前母亲经常一个月要烤几十个馅饼，每年要烤几百个，最后她烤过的馅饼多达几千个。她这样猛做馅饼，一定从她在某处品尝到细腻馅饼皮和酸甜馅料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两样对她的韩国味蕾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第一次品尝可能是在韩国的某个美军基地，那里的食物都是美式的：汉堡包、热狗和苹果馅饼。

母亲一度相信自己能够融入父亲的家乡，为此还开始了一项通过掌握美国烹饪方式来实现同化的计划。或许，她只是厌倦了邻居无休无止的询问。“你们国家有这个吗？”“你们的文化中真的会吃狗肉吗？”或许她真的认为，作为妻子和母亲，她应该做父亲熟悉的食物，应该用不会让哥哥和我显得像外国人的食物来喂养我们。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她都以救世主般的热情接受了美国的烹饪方式和文化。当然，她没有为了美国食物而放弃韩国食物，而是学着偷偷吃一些东西。

“如果美国人看到我们吃这个，会被吓坏的。”有一次母亲对我说，我们正大嚼着一整条烤鱿鱼干，一簇簇触角状的鱿鱼须耷拉在嘴边。我们边吃边笑，但几十年之后，我还在终身教职考核期的时候，一个学生敲响我办公室的门，撞见我正在吃鱿鱼干。我想起母亲的话，脸颊顿时通红。如果美国人看到我们吃这个……

她学会了区分私人饮食该怎么样，作为做饭者和吃饭者的公开形象又该怎么样。在公开形象中，她是个略有些格格不入的美国家庭主妇，会尝试女性杂志上的新食谱，从街对面的八旬未婚老妇那里寻求指导。后来，韩国出现了“劳军联合组织新娘学校”，那是一个针对美国军人的韩国女友及未婚妻举办的培训项目，旨在教会她们如何当一个好妻子——首先就是通过美式烹饪课程。母亲接受的做饭训练并不正式，而她沉浸在这个美国小镇，几乎没有犯错的余地。

不过她的确犯过错。举例来说，烤箱不是典型的韩国厨房用具，对我母亲那一代人来说，则更是完全陌生。因此，当她第一次尝试烘焙时，她把巧克力碎饼干的底部烤焦了，而且烤得坚硬无比。

“吃着有点硬。”父亲用臼齿嚼完一块后说道。

“什么这么硬？”她答道，她对饼干的质地不熟悉。面对父亲的批评，她的最终回应是不断尝试，直至做出好的口感。拿下曲奇饼干后，她转而开始尝试更具挑战性、更具典型特色的美国食物：苹果馅饼。

烘焙，对我母亲来说，是成为美国人的一种方式。烘焙是一种遗忘的方式。

黑莓馅饼

有些事让母亲作为我们家乡的移民版贝蒂妙厨[贝蒂妙厨（Betty Crocker），美国通用磨坊公司于1921年创办的烘焙品牌，其虚拟母亲形象的商标家喻户晓。]的形象变得更加复杂，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她不满足于家庭生活。在她发疯之前，她一天中在外面工作的时间要超过她待在家里的时间。她在做饭和清扫上付出的全部努力——擦掉锅边的全部油污——都是受野心驱使。对一个只受过中学教育的女性来说，成功是一件难以把握的事，无法用传统方式来衡量。不能用完成学位或挣来的金钱衡量，而只能以她做的事能换来多少最高赞美来衡量。在作为食材采掘者的岁月里，她采摘、出售、冷冻、酿制和烘烤的野生黑莓数量惊人，令许多人都大为赞叹，其中就有许多“最”和“最好”一类的赞美。“这是我在一个地方见过的最多的浆果！”“你的价格是各地最公道的！”

我没有意识到她的黑莓有多便宜，直至她跟我一同住在皇后区，有一次我在联合广场农贸市场给她买了半品脱人工栽培的黑莓。它们又大又丰满，半品脱售价四美元。我开始在脑海中计算，它们比她过去卖的野生黑莓贵多少。一夸脱有四颗，四夸脱等于一加仑。十六乘以四，相当于一加仑售价六十四美元。十五年前，她的售价是十三美元一加仑。我不知如何计算通货膨胀率，但我敢肯定，野生黑莓的质量比人工栽培的要好得多。真的没有可比性。我挑了看起来汁水最多的那一篮，递了四张一美元的钞票给收银员，希望母亲不要问花了多少钱。但当我回到家，将小塑料篮递给她时，她只是看了一眼，然后哼了一声，那是她失望时总会发出的声音。“哼。籽太大。这些黑莓不好。”

母亲刚去世的那些日子，我沉浸在对她健康岁月的回忆中，那是在她说出“我感觉自己毫无价值”很久之前。我询问了所有认识她的人，对她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大家都明确地表示，是黑莓馅饼。

除了采摘黑莓，她最爱的消遣似乎就是烤黑莓馅饼。原因或许在于，相比于消遣，这项活动更多的是一种冲动，一种渴望，她想用自己的劳动和汗水制作一些她能宣称属于自己的东西，她能选择送人，而非被人从她手里拿走的东西。因此，许多个星期日的下午，她都卷着袖子，手臂浸在装满面粉和起酥油的大碗里，用手指将食用油和面粉拌匀，做成小珍珠般的面团。一天结束时，案台上会有几十个热乎乎的黑莓馅饼在凉，等待有人来切开它们的外皮。

回想起来，我发现黑莓才是她制作的馅饼中真正的明星——母亲将它们称作“野生小黑莓”，与其他黑莓区分开来。馅饼皮和黑莓的配比总是完美平衡，但对我当时不成熟的味蕾来说，馅料只是馅饼皮的调味品而已，我以为它们是可有可无的。有时候，我会问我能不能只吃褶皱的边缘，有一次她准允我吃掉了整个外皮，于是下一次我就自己动手了。一天，被焦糖黑莓汁在棕色酥皮中沸腾时散发的香味吸引，我走进厨房，吃掉了案台上的四五个新做的馅饼皮。母亲不在场，可能是在偷闲打盹儿，或者在后院照料玫瑰花。后来，她发现我的所作所为后，尖叫着说：“格蕾丝！你毁了我的馅饼！我要送人的，现在弄得这么丑！所有工夫都白费了！”一开始她很愤怒，但也有那么一瞬间觉得很好笑，于是戏称我为“馅饼皮女孩”。

哥哥的妻子告诉我那个家族大秘密，是为了解释我母亲的精神疾病，仿佛她的过去本身就是答案，而非问题。

那一年，各种因缘际会打开了一个永远都无法再关闭的开关。我恶补了一切以性工作为主题的电影、小说、学术著作和文章，尤其是以亚洲，或者涉及军队和跨种族爱情为背景的那些。但是我消化的许多作品却让我感到恶心，因为大背景是缺失的，作品的框架总是将视角引向个体。我也开始对这种趋势变得异常敏感，即所有性别的人都开始随意和频繁地将“妓女”和“荡妇”这两个词用作贬义词，这种侮辱在流行文化的各个方面无所不在。这让我不禁开始思考：我母亲的价值感在多大程度上与那种污名捆绑在一起？过度的耻辱让她觉得自己无足轻重。

那时我明白了，为什么我的受教育问题对她来说如此重要。原因并不仅在于，只有如此，她才能实现成为学者的梦想，还在于她要确保，我永远都不必面对她曾经做过的选择。每当我表示对体力劳动感兴趣时，比如我第一次在餐厅后厨找到工作，她都会鞭策：“要用你的头脑工作，而不是你的身体！”虽然我很喜欢学校，但我会决定在研究生院待七年，主要是受那个飞逝的瞬间驱动，或许不到两秒的时间里，我听到了那句话：你母亲以前是妓女。

1998年，我进入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学习，继续寻找是什么摧毁了我母亲的精神，以至于她会觉得自己毫无价值。“你母亲以前是妓女”和“我感觉自己毫无价值”，我打算弄清这两句话之间可能存在的全部联系。

我研究了女性主义者的性别之战，它将商业性质的性行为置于辩论的中心。一开始，我更多地站在激进女性主义者那一边，认为卖淫和色情制品本质上就具有压迫性，不过，我对非商业性质的性行为的看法则轻松得多。一个自身就是性工作者的女同学介绍我认识了一群性工作者活动家，此后我的观点开始向性激进派靠拢。他们表示，性工作是一种选择，以后也应当继续维持。它是一种行动者独立选择的行为，甚至是授权行为。性产业中需要改变的是工作环境和尊重的缺失。我同情这些观点，也认同女性能够从性行为中找到力量，利用它来赢利或者谋生应该是合法行为。但之后我开始注意到，在赞颂拥有选择成为性工作者自由的人群中，最显著的声音来自白人女性，而且通常都受过高等教育。当然，如果你拥有一个高等学位，那么这个选择就并不那么令人担忧了。可那些因为自己所做的选择而被噤声的女性呢？

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温菲律宾性工作者活动家阿杜尔·德莱昂的发言：“（美国女性主义者）把所有时间都花费在争论卖淫是否能成为一种自由选择上。我们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真的厌烦他们的争吵了。我们对于卖淫的争论点是不同的。”[Saundra Pollock Sturdevant and Brenda Stoltzfus, Let the Good Times Roll: Prostitution and the U. S. Military in Asia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2), 300.]拥有“不做妓女的权利”更为迫切。[Sturdevant and Stoltzfus, Let the Good Times Roll, 302.]

讽刺的是，我的第一本书出版数年后，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批评我将军营里的韩国女人描绘成是“出于自愿选择”成为妓女的。来信人之所以会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我没有直白地将她们描绘成“被迫害”的对象。我在回信中反驳，我永远不会使用那个词——“出于自愿选择”——因为在我书中所写的背景下，“选择”这个概念太过混乱。当性工作由国家资助去服务一支外国军队（世界最强大的军队）时，当两国间的关系极度不平等时，那么工作条件就已经扎根在被强迫的土壤之中。的确，许多为美军提供服务的性工作者没有被骗和被贩卖，但她们也不具备好的选择。

我曾经写过，不管一个人的选择面多么有限，都总有抵抗的可能性。或许有些女性已经接受了她们作为“坏女孩”的角色——对父权制思想中有关妻子与母亲的期望说一句“去你妈的”——或者有些女性抓住了接近美国的机会。20世纪60年代，在军营工作是韩国年轻女性最有可能找到的出路。即便是纯粹为了生存才接受的性工作，也是一种反抗权力结构的方式，如若不然，那种权力结构可能会让你去死。生存就是一种抵抗行为，但在帝国主义的秩序下，进行反抗与“出于自愿而当妓女”却并非一码事。“被迫和自愿”是一种错误的两分法。

虽然我已经花费数年去思考我母亲的处境，但系统拆解工作却始于我学习社会学方法课程的第一年，那门课要求我们每个星期都列出研究问题。我从未在作业中明确提及母亲，但她存在于我所写下的所有文字的潜台词里。

是什么结构、系统，以及地缘政治事件造就了这样的社会背景，让生活于其中的她竟然敢于违反她身处的社会的规范，进入性产业？入行后，又是什么样的微小行动慢慢侵蚀了她的自尊心？什么样的大额交易碾碎了她的神经？离开后，同样的事情是否再次发生，只不过换了时间和地点？

这些问题的答案根本说不清。

后来，在我花了十年时间调查之后，我的嫂子会说，她告诉我只是因为我“应该知道”。因为她告诉我是出于“女人对女人的顾惜”。不知为何，她希望我永远不要为此做任何事情，只把秘密锁在自己心中，再也不要提起。而当我把公开质问那句曾经萦绕在我心头的话当作毕生事业时，当我就此写下几百页的文章时，我的嫂子却修改了故事的情节：“你母亲是个鸡尾酒招待。没有别的。”

但这不重要。她是鸡尾酒招待，还是妓女，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身份，这都不重要，因为那些话，在第一次说出口的时候，就已经改变了我。你母亲以前是妓女。那句话传达的新的信息太过震撼，将我过去的记忆都抹除了。它让我忘记了她是我妈妈的那些岁月，那个女人管我叫“馅饼皮女孩”，那个女人因黑莓馅饼而闻名。

母亲第一次自杀未遂后，搬回了父亲那里。据嫂子说，那是哥哥和父亲的主意，母亲默然接受了。那是个灾难性的计划。我的父母都没有照顾对方的能力，尽管我知道这个事实，因为我曾目睹过他们在一起时两人都无法正常生活的状态，但我的意见并不重要。我是小女儿，没有能力为母亲提供一个家，那他们为什么要听我的呢？

母亲回到父亲那边的根本原因是，父亲将设法阻止她再度自杀，但仅仅几个星期之后，她再次企图自杀。

她先是让父亲给她买一瓶葡萄酒。父亲虽然觉得这个要求很奇怪，因为她从不喝酒，但还是照做了。接着她爬上阁楼，躲进那个窄小的空间里，躲在最深的角落里，那里是她储存不会再使用的物品的地方，有布料、泡菜罐、采掘食材用的工具，都是她过去生活残留的痕迹。她将自己稳当地藏在谁都不会想到要看一眼的地方，用一杯葡萄酒将药片灌下肚，然后就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她后来承认，之所以喝酒，只是因为药剂的警告标签上提醒她不要跟酒混合在一起服用。）第二天，警察上门来调查我母亲失踪的情况，但并未找到她的踪迹，虽然他们检查过阁楼。但就在他们要下阁楼楼梯时，我母亲——已失去意识，奄奄一息——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呻吟。警察转过身来，及时发现了她。

头两次自杀失败后，她发誓“再也不会那样了”。她说那句话时，声音里带着厌恶和坚定。“好，我永远都不会再那样了。”

与其说她是在向自己承诺要活下去，不如说是想避免再度失败，让自己免受进一步的羞辱。不管怎样，那在一定程度上让人放心了。

我们一家人最后一次一起过圣诞是在1997年，那时我父母依然住在一起，但已不再跟彼此说话。我们飞去了哥哥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家，我从纽约去，父母从西雅图去。他们在飞机上挨着坐了六个小时，却一言未发。我不知道其他乘客会不会觉得我父母是两个彼此陌生的人。母亲已经能非常娴熟地屏蔽父亲的声音，就像她也能屏蔽其他各类背景音，那样她才能听见自己幻听到的声音，她才能坐在他身边，甚至不表露出一丝认识他的迹象。

他们到了哥哥家后，父亲将他的行李拿去了客房，母亲却从包里拿出一个混拌碎肉馅饼，然后启动了烤箱。我很高兴得知母亲依然会为特殊场合烘烤食物。哥哥和我坐在餐桌旁，将叉子插进香喷喷的馅饼中，但他只咬了一口，就面露犹豫的神色。

“你往里面放肉了？”他问。

“怎么了？”母亲对他的疑问感到不解，“很好吃。”

他显然没有从字面意思理解这个馅饼的名字，也不了解混拌碎肉馅饼的烹饪历史，根据传统，这种馅饼就是由碎肉和水果混拌而成，后来才被更常见的只有水果的版本取代。这种馅饼不是我的最爱，但我还是吃了。比不上她的黑莓馅饼，但其中的香料和冬季水果吃着有圣诞节的味道。碎肉中和了葡萄干的甜度。一向喜欢吃水果拌肉馅的父亲可能会喜欢这种馅饼，但他没和我们一起坐在餐桌边，因为他在躲避母亲。

我事先提醒过嫂子，让父母都过来度假不太好，但她坚持要邀请，说只请一个而撇下另一个很残酷。父亲住客房，母亲住客厅，他们都没有任何想让两人之间堆积的冰山解冻的意愿。父母到的第二天，父亲开始抱怨自己便秘了，请我到药店给他买灌肠剂。“一定要买辉力的，”他说，“拼作F-L-E-E-T。”我尽职照做了，把灌肠剂递给他后，他脱掉裤子，在客厅地板上躺了下来，而我三岁的侄女正在那里看一部名叫《麦德兰》的动画片。

“爸爸？你这是干什么？”我压低声音说，“去浴室处理。”

“浴室里没有足够我躺下的空间。”

“那如果你不能及时赶到马桶那边怎么办？”

“哦，胡说！我赶得及。我都这样干过一百次了。”

这不能怪我，我这样想着，走开了。但我刚走进隔壁房间，就听到父亲在喊：“格蕾丝！我没来得及！”他冲进浴室，在身后留下一股大便的臭味，熏得我想呕吐，我跑到外面，好吐到门廊那边去。我跑出来时，母亲和哥哥正在外面享受南方温暖的冬日。

“怎么了？”他们一齐问道。

“爸爸……刚刚拉屎了……你房子里到处都是。”我喘着气对哥哥说。

母亲挥了挥手。“哦，那个啊。他在家一直那样，都是我来清理。”

那件事毁了我们为平安夜晚餐所做的准备。母亲的混拌碎肉馅饼放在案台上，切了两块，只吃了一块。

那个混拌碎肉馅饼是我母亲烤过的最后一个馅饼。接下来的十一年里，也就是她人生剩余的时间里，她再也没有启动过烤箱。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年圣诞节过得不如意，大家对她做的混拌碎肉馅饼缺乏热情，或者是她意识到，不管烤多少馅饼，不管烤得有多好，她都无法找回曾经从烤馅饼中获得的成就感。烘焙已经成了一个没有价值的追求。

从那一刻起，我开始认真地烘焙，仿佛要挽回母亲岌岌可危的遗产。多年来，我通过拼凑碎片信息，更能理解是什么让她有那种毫无价值感。她一定是被那些让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多么渺小的信息吞没了——她不再被当作一个人，而是一个物件。这些信息来自她周围的人，来自韩国社会，甚至可能来自她自己的家庭。她逃离韩国，却只发现美国社会也在贬低她的价值——这个灰色的国家，这个充满暴力的寄养家庭……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用泥土塞满了我的喉咙，而当我们学会吞咽后，他们又指责我们贪吃。[Franny Choi,“Choi Jeong Min,”Poetry Foundation (website), accessed December 17, 2018, https://www.poetryfoundation.org/poetrymagazine/poems/58784/choi-jeong-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