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岁那年，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雪。那年冬天，似乎每隔几天就会下一场雪，有时能积一英尺深。虽然我已经在普罗维登斯市住了四年，却依然不习惯“风寒指数”（我在成长过程中从未听说过这个概念），不适应小冰粒打在脸上的触感。奇黑利斯很少会冷到下雪的程度，就算有雪，也是以轻柔的粉末状出现，而且持续时间很短，只在上午的几个小时里覆盖大地，到中午时分就已经化进了潮湿的地面。

大学毕业后，我搬去了史密斯山，是普罗维登斯一个古雅的社区，靠近州府大厦，我住在斜坡上一座19世纪马车房的顶楼。我对那年降雪量的感知因为买了第一辆车而越发深切，我买了一辆87年产的银色大众高尔夫，车子配备的是标准变速器。即便是少量的积雪，车子要在车道上停车也会变得危险，而且由于铲雪的缘故，我的手臂和后背一直很疼。

记忆将我带到了雪天，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因为那一年有远比这更为重要的事情值得记住，比如过去那位母亲再也回不来的折磨人的恐惧。1994年的新年前夜，那些将我的家庭勉强维系在一起的虚构的东西破裂了，并且有要将我也一起打碎的可能。

1993年快结束的某个时候，在父亲宣布与母亲关系结束后，母亲搬到了新泽西州离哥哥的房子约一英里远的一个绿树成荫的郊区社区。

哥哥和他妻子想让母亲住在他们附近，已经为此忙活一段时间了，因为母亲的需求远超父亲所能给予。我很感激他们想要照顾母亲，不过我当时应该没能表达这份感激。我那时刚从大学毕业，渴望能有机会开辟事业和感情生活，哥哥和他妻子比我年长，生活更稳定。他有一份薪水可观的工作，是个投资银行家；他们刚购置第一座房子，生了头一个孩子。母亲住在那边的话，能融入他们的生活圈子，那样的可能性是我无法提供的。此外，哥哥是母亲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她唯一的儿子。在韩国，照顾年迈或生病的父母是长子的职责。成年女儿的责任是松开与母亲的联系，转而与公婆建立新的联系。我的嫂子虽然是一位出身阿肯色州的白人女性，却早已明白这些文化习俗。明白她要像我母亲的女儿一般行事。明白我哥哥的地位总是高过我。

“不管他叫你母亲做什么，她都会去做。”嫂子会这样评价，而这一次，他让妈妈去新泽西生活。

他还告诉母亲，她必须去看心理医生，我一方面觉得这是天赐良机，她终于能得到一些治疗了，另一方面，这一发展也搅起了多年来我因为此事而沉淀的情绪浮渣——我因为无法让她获得帮助而感受到的挫败，我因为那次报警所酿成的灾祸而感受到的尴尬。我的家人曾经甚至因为我敢说“精神分裂症”这个词而排斥我，这让我以为，我只有沉默才能获得他们的宽恕。

我还是设法与母亲的疯癫共处，因为她仍有能力处理自己的基本事务。她有能力进食和梳洗，如果知道是我打来的电话，她还能回应。你给我一个信号，好吗？响两声就挂掉，然后再打过来。我之所以能设法与之共处，是因为在嫂子出现之前，其他人都不肯承认发生了什么严重的问题，而我自己又缺乏解决的资源。

我记得，嫂子第一次说母亲有“问题”时，我在念高三。好像就是在那一次探亲中，她和哥哥坐在我们厨房的餐桌旁，漫不经心地宣布“顺便说一下，我们结婚了”——这句话让父亲惊掉了下巴，母亲则目光闪烁。

但不知为何，嫂子坐在亮白色的厨房餐桌旁、坐在耀眼且嗡嗡作响的荧光灯下的记忆，却变成了另一番模样。也是同样的场景，但在场的人更少，母亲和父亲不在。我觉得你妈妈有问题。她说，她娘家有个亲戚（可能是一个姨妈？）也有问题。我胸口的结先是被拉紧了，然后在她说完后又稍稍松开了些。这个消息她更多地是想说给我听，而非给哥哥听吧？这是不是意味着，她能明白我一直在经历的事情，而且很快就会让我哥哥也理解？是的，我母亲有问题。这是一个委婉的说法，说话的人是一个在我们家庭中地位足够稳固的人，所以她才能提起这个从前一直是禁忌的话题。也许我们就需要一个局外人来改变事态。

到我大学毕业时，哥哥和嫂子都已经可以直接说“精神分裂症”这个词了。

尽管我母亲已经有许多年都差不多是闭门不出的状态，而且越来越只待在一个房间里，但离开她熟悉的房子，前往国土另一边，住进另外一座房子，这件事似乎揭开了她在战争期间度过童年及逃离家园时所受的一些创伤。

她的新住所是一间一室公寓，在一座被茂密枝叶包围的小木屋中。遮蔽窗户的树木为她提供了一些隐私，但当时树叶已经开始变黄，她的伪装也便日渐减少。

我大概是在第二次或第三次去看望她时，才第一次感受到冬天正在我的皮肤上加速呼吸。天空灰蒙蒙的，飘着厚厚的雪云，不等她开始做饭，夜幕就降临了。吃完饭后，我们坐在她的客厅里，一阵低沉却持久的警笛声打破了我们周围原本的宁静。

“你听见了吗，格蕾丝？”她问，“你觉得发生了什么？”

“我不知道。是救护车的声音吧？”我知道不是，但我想给她一个答案。那声音像是通过无线电传送出来的。

“听着像防空警报。”她低声说。

“你以前听见过吗？”

“每天这个时间都有。”她开始拧自己的双手。

我很庆幸现场听见了她所听到的声音，这样一来，她关于防空警报的说法就不会被归为另一种幻听，变成她所做过或说过的另一件疯狂之事。

十年之后，我在写作博士论文时了解到，在朝鲜战争中，死于凝固汽油弹空袭的平民数量多到惊人。美军的火焰和愤怒摧毁了学校和孤儿院，焚烧着哀号的孩子们的血肉。

之后那次探望她时，我到之后发现哥哥正在门前捡碎玻璃。母亲要去看心理医生，但不知道怎么开前门。她的钥匙卡住了，她就从厨房拿了一把刀——从我记事起，她就一直用来拍大蒜和切烤肉片的那把刀——破窗逃了出去。

我在想，当时她是不是听到了警笛声，是不是因为那刺耳的声音钻进了她的脑袋，让她相信情况紧急。她需要立刻离开。

“我该怎么向房东解释这件事？”哥哥在查看狼藉的碎玻璃时问道。

我决定让他自己去编造借口。真相着实有些复杂。

每天都有一些特定的时间，母亲会唱歌——唱一些我嫂子称为“计时”的歌词。一点七分时她会重复唱着“1月7日”，那是我的生日，她用拍卖员的速度一遍又一遍地唱，直至那一分钟结束。

1月7日1月7日1月7日1月7日1月7日1月7日1月7日1月7日1月7日1月7日1月7日1月7日1月7日……

到我哥哥的生日时，她也会一样唱起，但还有一个时间或日期我没有印象：9︰45。她不会像另外两个时间那样重复唱歌，而是每隔十二小时念叨一遍。我第一次看到她这副模样时吓坏了，因为我们当时正在交流一些日常琐事，她突然挺直身子，右手食指坚定地指着时钟，用引人注意的洪亮声音宣布：“45年9月！”然后，她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注意力重新回到我身上，说完刚刚的话头。我总是被她的这副模样吓到，那样子比她其他的怪癖要可怕得多。我感觉那些话语和行动并不是她的大脑产生的，而是房间里其他某种东西驱动的结果，就好像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利用她的身体说话。

“计时”行为背后隐藏的多层含义将在那一年及随后的几年里陆续揭开。

1945年9月，美国占领朝鲜半岛南部，他们将在那里：

——建立一个名为“韩国”的新国家，总统是一位他们精挑细选的哈佛毕业生；

——为一个“实验室”奠定基础，在那里用共产主义者和可能庇护他们的难民来测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为至今仍留在那里的美国军队建立一套“娱乐性”基础设施。

关于母亲刚到东海岸的头几个月，我的每一段记忆，感觉都是寒冷的。在她暖气不足的公寓里感觉冰冷。在车道上冷得发抖，因为嫂子让我别走，她有重要事情对我讲，而她讲的话像是燃烧弹一般，散落在我心里，有时要在撞落后很久才爆炸。

格蕾丝，你妈妈在做这件事。这件令人恐慌的事。

格蕾丝，你妈妈的状况越来越糟。

格蕾丝，你妈妈——我有些事得告诉你……

离新年还有两天时，她投下了这枚大炸弹，其破坏力迅速而残酷。那个假期我一直和母亲在一起，准备出门去费城的一家商场与桑德拉和雅克塔见面时，嫂子的车开上了车道。她钻出她那辆奶油色的旅行车，开始卸一车的杂货。她承担了为母亲购物的责任，同时要照顾当时还年幼的女儿。现在回想起来，我才明白，要同时照顾一个婴儿和我母亲——两个需求完全不同的新来者——一定让她筋疲力尽。

“你这就要走了吗？”她问。

“只是去买些新年前夜穿的衣服，几小时后就回。”

她脸上能看出多日未眠的疲惫。“格蕾丝，你妈妈——有些事我得告诉你……”

又怎么了？她的声明让我感到沉重，虽然我无法准确说明原因，但她说的事让我在面对母亲的疾病时更加无助和痛苦。有什么新情况，让我嫂子如此犹豫？她平时都是有话直说的，今天为什么要加这句铺垫？关于我母亲的情况，不管她说什么，都不可能吓到我。行动反复无常、情绪波动、幻觉，这些事情我已经体会八年了。她还能说出什么我不知道的情况？

“格蕾丝，你母亲以前是妓女。”

她在说什么啊？我的皮肤变得燥热，几乎无法控制其下奔涌的困惑感觉。“你怎么知道？”我不记得我是否真的问出这个问题了，但不管怎样，她都给出了答案。

“是这样，你哥哥还记得。你去问他吧。他记得她以前经常浓妆艳抹。”浓妆艳抹。盛装打扮，这是那份职业的隐喻。

我的记忆中闪过1984年万圣节的场景，当时珍妮和我临时决定出去玩“不给糖就捣蛋”。“我们打扮成妓女吧。”不知是谁说道。我们当时十三岁，正要开始探索我们的性别身份，妓女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能公开展现性感魅力的女人。我们急忙打扮，化浓妆，梳头发，再换上迷你裙和之前在玛莎百货买的紧身渔网裤袜。那天晚上，我们准备出门时，母亲用身体挡在门口，瞪着我。“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啊？”她轻蔑的语气刺痛了我，我感觉她随时都可能松开交叉的胳膊，给我一耳光。我的声音很温顺，但我立刻就给出了回答。“是朋克摇滚歌手。”即便是在那时，我也知道，她哪怕杀了我，也不会允许我扮妓女。

她那时当然想阻止我。我那是在美化她逃离出来并且想要埋葬的过去。但那怎么可能？她怎么可能有那样的过去？

我的脑袋开始眩晕，我靠在自己打开的车门上，撑着身体，听嫂子继续说。“他从没告诉过你，因为他想瞒着你，但现在你应该知道。你母亲的情况越来越糟。”

瞒住我？母亲的过去，我整个一生都被蒙在鼓里，我不确定这两件事哪一件让我更难受。为什么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我皱起脸来，想憋住眼泪，嫂子想安慰我，说没有那么糟。“那个俱乐部条件算比较好的。她不是街上的那种。”

即便是在我得知真相之后，哥哥也从未告诉过我。他永远都说不出他妻子说过的那番话，我家里的其他人也都说不出“妓女”这个词。

我问他这是不是真的，他说：“你觉得她是怎么认识你父亲的？”好像我没有更早意识到这一点，是一种蠢行。

我询问父亲时，他泪流满面，说：“你母亲已经做得尽可能少了。她不想做的。我让她离开了那里。”

“但你不也是和她有了关系才把她弄出来的吗？”父亲盯着我，一副哑然失语的样子。“你知道，”我说，“因为在你把她弄出来之前，你是她的一个顾客？没有顾客，她不可能在那里工作。你知道，有需求才有供应。”

1945年9月，美国接管了“慰安所”，那是一个由日军建立的性奴役系统，美军保留了那些设施，以及之前在其中劳动的妇女，将那些地方改造成了第一批为驻韩美军服务的妓院。50年代，那些妓院将吸引新一批来自乡村的女孩，朝鲜战争之后想要养活自己或供养家人的女孩。到60年代，韩国政府将正式为美国军人提供性服务。

在因为患了精神疾病而不得不待在室内，不再成为他人目光渴望的对象之前，我母亲拥有堪比名人的美貌和魅力——她是双眼皮，画着黑色烟熏妆，总是盛装打扮。她的两颊圆润对称，酒窝很深，牙齿完美整齐，肤色是匀称的沙棕色——富有异国风情，但对绝大多数白人男性来说，颜色并不是太深。我可以想象，她的魅力是如何帮助她在战争期间及战后谋得生计与生存的。

我在研究生阶段研究朝鲜战争平民经历时写过，帮助人们生存下来的变量是年轻、女性特质及英语交流能力。拥有这三种特质就意味着更容易获得美国士兵的帮助，或者在大屠杀中更容易幸存下来。母亲虽然没有接受过正式教育，但她自学了英语，用字典一次学一个单词，并试着通过看大量的美国电影来提高。她美丽，而且会讲英语。母亲决心要生存下来。

嫂子透露的秘密令我感慨万千，购物让我暂时解脱出来，但那天晚上当我回到母亲的住处时，一进门，她隐秘的历史就重重地压在我身上。我看着她静坐在沙发上，仍像往常一样没在做任何事情。

“你想看看我明晚打算穿什么吗？”我试着装作什么都没有改变一般问道。

“好啊，来看看。”

是一条侧开衩的黑色长裙，配一件黑色蕾丝上装。我在假想中的T台尽头左右转动身子，展示给她看。

“非常迷人啊，格蕾丝，”她说，“非常迷人。”她认可了这套装扮，我为此松了口气。

“我要和桑德拉、雅克塔一起去SOB参加新年前夜的派对。那是纽约的一家巴西夜总会。”

“夜总会？要小心里面发生的事情。”

“别担心，妈。里面只会跳舞。”

我第一次开始理解，为什么每次只要我提到要去俱乐部或酒吧，母亲就会很警觉。对她来说，那些地方不只是社交和释放的场所。

那天晚上我时睡时醒，每次醒来，母亲作为妓女的形象就会闯入脑海。她就像苏丝黄[苏丝黄（Suzie Wong），英国作家理查德·梅森（Richard Mason，1919—1997）于1957年出版的小说《苏丝黄的世界》的女主角，后被好莱坞拍成电影，成为东方女性的代表形象。]，紧紧搂着她的白人男人。一朵莲花与她的美国大兵约翰手拉着手。不，我想，那不是我的母亲。

我试着想象那样的交易——用性爱换取金钱，母亲待在夜总会的里屋，想象她虽感到羞愧和害怕，却找到了一些足以应对的内在力量。交易发生时，她或许会假装自己是好莱坞女演员，在扮演一个激情洋溢的情人，或者她找到了游离的方法，盯着墙上的某个点看，就像她每次回避我问她在韩国做什么工作的问题时一样。也许那些幻听到的声音一直盘桓在那里，说服着她，让她坚持到结束。

我试着阻止脑海中无休无止的疑问，停止想象母亲年轻时的形象——她当时应该比我年轻，二十或者二十一岁，一些哼哧哼哧喘着气的美国士兵压在她身上，一个又一个。

不。停下来。

那晚晚些时候，在母亲说了晚安并且以为我已经睡着了之后，我听到她拖着脚走进厨房，嘴里还低声说着话。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但她语速很快，像是在说方言。接着我听到她大口大口地喘气。

“妈，你怎么了？你还好吗？”我循着声音喊道。

她却喘得越来越响，越来越快。我掀开被子，从沙发上站起来走进厨房。我眯着眼睛往黑暗中看，看到她用双手抓着案台的边缘，正靠在上面来回摇晃。

接着，粗重的喘息声、吟唱声、摇晃的动作全都突然停了下来，她一动也不动。“一切都好。回去睡吧。”

我在SOB见到桑德拉和雅克塔时，瓦里克街相对来说还比较安静。我们点了朗姆酒和可乐，坐在一张装饰了假棕榈叶的桌子旁。一般来说，盛装出门，尤其是在新年期间，会让我十分兴奋，但这一年的庆祝活动却笼上了一种沉重的氛围。我的悲伤一定盖过了派对的活力，因为她们俩中有一个问我怎么了。

“昨天我嫂子告诉我，我妈妈在韩国时是妓女。”

雅克塔屏住呼吸，然后捂住了嘴巴，她的反应正是我此刻依然能感受到的震惊的映照。但桑德拉似乎一点也不惊讶。她同情地看了我一眼，说：“但你一定早就知道。你一定早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哈？就连我朋友也比我先知道？

我不记得我们在那里坐了多久，也不记得我们是否有过更进一步的交谈，但我隐隐约约记得，我想谈谈，想开始整理我所有的悲伤和羞耻——后来我会通过研究来审视和击败那种羞耻。就算我当时已经开始谈论此事，那也可能会被介绍当晚节目的主持人打断。是一位新近崭露头角的流行歌手，名叫马克·安东尼，穿着篮球鞋，戴一顶翠迪鸟的帽子，他上台时，我们三个已经起身跳舞了。他在唱歌和摇摆的同时，不断用目光与我交流，雅克塔见状大喊着，想盖过音乐的声音：“嘿，我想他喜欢你！”我把头向后一甩，笑着说：“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或许是因为有人关注，或许是朗姆酒的作用，我告诉自己要尽情享乐。去他的吧！这是新年前夜，我们将在1994年到来之际敲响钟声！

1994年，在我根据高中心理学教材对母亲进行诊断八年后，母亲得到了正式的精神病学诊断，确诊是精神分裂症，医生开始对她进行药物治疗。我们以为药物会成为所有问题的答案，因为当时的说法就是那样：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疾病只是大脑的化学失衡，通过给大脑施用正确的混合药剂即可纠正。

我们等待着药物起效，那样母亲就能够恢复正常。但恰恰相反，她的情感反应变得越发迟钝，抱怨也越来越多。我不喜欢这样。我的双手一直在抖。我的舌头感觉很肿。我的侧脸麻木了。她患上了迟发性运动障碍，这是一种面部和四肢重复不自主运动的症状。为了治疗她的精神分裂症，她被赋予了一种新的疾病。

当时让她停药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们等了这么久时间才让她吃上药，而她也终于同意了。公众对精神分裂症的认知是，这是一种具有暴力进攻性的疾病，尽管我认识的她从未有过这种行为，但负责任的做法是，让她继续服药，这样她就不会伤害他人或自己。

我不记得母亲服用的第一种药是氟哌啶醇还是硫醚嗪，但这两种药自首次投放市场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受到了严格的监管。和1994年的绝大多数人一样，我并不知道有这样的批评声音的存在，即精神病学正在成为监狱产业综合体[原文为“prison-industrial complex”，用于描述美国政府与企业的利益重叠，二者将监视、监管和监禁手段作为解决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方法。]的盟友——药物正在沦为一种监狱管控的工具，精神疾病正越来越多地被当作犯罪行为。有时诊断发生在监禁之后，作为一种化学监禁的手段。用监禁代替精神健康护理的趋势将持续，直至监狱中的精神病人远比健康护理机构多得多。这些身体——主要是黑人和棕色人种的身体，被打上了社会疾病烙印的身体——将被集中在大型惩教机构中。种族问题就像一根被敲进了美国价值体系的木柱，这根木柱在美国的精神特质中是如此根深蒂固，它将美国变成了一个伦理上精神分裂的国家[Ralph Ellison,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Ralph Ellison, ed. John F. Callahan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3), 148.]。到2007年，洛杉矶县监狱、芝加哥的库克县监狱、纽约市的里克斯岛将成为美国“三座最大的精神科住院设施”[Michael Rembis,“The New Asylums: Madness and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Neoliberal Era,”Disability Incarcerated: Imprisonment and Disa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eds. Liat Ben-Moshe, Chris Chapman, and Allison C. Carey (New York: Palgrave-Macmillan, 2014), 139.]。换句话说，即最大的药房和新式疯人院。

20世纪60年代晚期，人们对精神分裂症的定义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它原本只是白人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和白人男性知识分子的痛苦，现在成了一种“抗议性精神病”，落到了愤怒的黑人男性和其他有“反白人妄想症”的人身上[Jonathan M. Metzl, The Protest Psychosis: How Schizophrenia Became a Black Disease (Boston: Beacon Press, 2010), xiv.]。氟哌啶醇被用作化学约束药物，用以控制反抗行为，通常会开给与黑人平权运动相关的被拘留的精神病患者。氟哌啶醇最早的广告之一就描绘了一个紧握拳头的黑人男性形象，标题写的是：好斗？好战？合作往往始于氟哌啶醇。[Metzl, Protest Psychosis, xiv.]

几十年后，研究将表明，第一代被开具氟哌啶醇的病人，所获剂量是适当剂量的十倍，这个药量实际上把他们变成了僵尸。研究发现，硫醚嗪与心脏病发作有关，并且缩短了使用者的寿命，其使用也受到了质疑。硫醚嗪在2005年被撤出了市场。

1994年，母亲终于开始治疗她的精神分裂症，开的药就是氟哌啶醇或硫醚嗪。尽管所有迹象都表明，她的精神状况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但我们却被告知，要继续等待药物发挥作用。

而在我们等待期间，母亲一直说她的精神越来越不适。这样的药物治疗让我觉得有些不对劲。

精神疾病患者的声音等同于矿工的金丝雀[金丝雀对有毒气体的敏感度超过人体，因此在20世纪曾被矿工用作监控矿井环境的警报器。]。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精神病学过度仰赖患病的生物学模型，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David A. Karp and Lara B. Birk,“Listening to Voices: Patient Experience and the Meanings of Mental Illness,”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Mental Health, eds. Carol Aneshensel and Jo Phelan (New York: Springer), 28.]

1994年1月7日，我回到普罗维登斯，那天是我的二十三岁生日，一个关系断断续续的爱慕对象计划带我出去吃饭庆祝生日。那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次真正约会，我急切地等待他的到来时，天空飘起了大片大片的湿雪。等他按响门铃时，地上已经积了一英寸厚的雪。

我用对讲机招呼他进来，他上楼梯走进阁楼的厨房，拍掉肩膀上的雪，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待在家里，订一份比萨，那样就不用冒雪出门了。”

订一份比萨？我无法隐藏自己的失望，而自新年以来就一直萦绕着我的悲伤也浮出了表面。我不想在他面前哭，尤其不想在这个时候哭，却没办法忍住。我重重地坐在镶了瓷砖的餐桌旁，额头枕在双手上，然后大声抽泣起来。等终于喘过气后，我说：“不只是因为比萨，还因为我母亲。我发现她以前是妓女。”

他站在那里，沉默地看着我哭了一分钟，然后朝门口走去。

“你要走了吗？”

“对不起，”他的声音中有一股寒意，“这让我想起自己以前遇到的一些同样令人不安的事。”

“但今天是我的生日啊。”看到他走下楼梯，回到外面的风雪之中，我呜咽着说。

我看着他的靴子在厨房地板上留下的一小摊肮脏的雪水，用袖子的背面擦了擦鼻子。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钻进被子里，往我的悲伤中蜷得更深了些。

2009年1月7日，《纽约时报》刊发了一个故事，一群从前的性工作者打破几十年的沉默，开始讲述韩国政府在为美国人提供性交易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的政府就是美国军队的一个大皮条客。”其中一位发言者说[Choe Sang-Hun,“Ex-Prostitutes Say South Korea and U.S. Enabled Sex Trade Near Bases,”New York Times, January 7, 2009, https://www.nytimes.com/2009/01/08/world/asia/08korea.html.]。发声的女性越来越多，最后有一百二十人对韩国政府提起诉讼，指控其致使成千上万的妇女及女童遭受系统性的性虐待。

诉讼将花费八年时间，一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最终裁定五十七名原告胜诉——原告的这些性工作者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曾为美国军队服务，也就是我母亲在基地工作的同一时间。法庭裁定，政府非法拘禁这些女性，将她们关在带铁栅栏窗户的房间里，强迫她们接受性传播疾病的治疗，这种做法构成了一位法官所描述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本不应该发生，也不该再重演”。[Choe Sang-Hun,“South Korea Illegally Held Prostitutes Who Catered to GIs, Court Says,”New York Times, January 20,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1/20/world/asia/south-korea-court-comfort-women.html.]

据文中提及的原告之一朴英嘉（Park Young-ja）称：“他们从不送我们去看医生，哪怕我们病得几乎就要死了，可他们却会为我们治疗性病……不是为我们，而是为美国士兵。”朴英嘉还对流行观点提出质疑，否认她和美军基地的其他性工作者是“自愿”卖淫。她指出，一些女性是被职业介绍机构所骗，而且即便是那些了解自己将要从事何种工作的人，也从未答应过那种虐待性条件。“我当时只有十几岁，每天必须接待五个大兵，没有休息日。我逃跑后，他们抓住了我，然后殴打我，增加了我的债务。”这些原告后来也对美国政府提起了诉讼。

读到《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时，我听到了母亲的吟唱声。1月7日1月7日1月7日……我之前一直以为她念叨的是我的生日，这时我开始怀疑，这个日期是否代表着她对未来的想象，她在表达自己对那些原告的支援。

2月，珍妮来看我。她是我从前信赖的挚友，也是我成年后唯一认识我母亲的朋友。一天晚上，我们去了一家名叫“X世代”的同性恋俱乐部，地址在我所住街道尽头的一个古老工厂仓库里。虽然只隔一个街区，但那是一条下坡路，冰雪被压得很实，要想不滑倒着实是个挑战。我们在酒吧里坐下来，我喝了一杯鸡尾酒暖身，然后告诉她我所了解到的我妈妈的情况。

她捂着嘴开始哭，但眼神并未中断与我的交流。她就那样哭了很久，不出声地抽泣，目光透过松落的金色鬈发看向我。等到终于能说话后，她摇摇头说：“这太不公平了。”这是我从所有朋友那里得到的最抚慰人心的一句回应，或许是因为她认识的我母亲是一个活生生的、曾经很关爱她的人，不只是总藏在精神病背后的、假设中的角色。

在接下来的那些年里，父亲去世后，我成了母亲的厨师，珍妮会在电话里对我说：“哦，格蕾西。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想让你知道，你为她所做的事是正确的。”

20世纪90年代，母亲最早进入精神健康护理系统时，我们对精神分裂症尚有许多不了解的地方。我们不知道“第三世界的精神疾病持续时间更短”[Richard Warner, Recovery from Schizophrenia: Psychiat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third edition (New York: Brunner-Routledge, 1997), 148.]，也不知道非西方国家的人“几乎完全缓解”的可能性要高十倍[Warner, Recovery from Schizophrenia, 169.]，也不知道“美国文化中对精神分裂症的规范化治疗可能会导致情况严重恶化……因为这种治疗是在反复制造自暴自弃和绝望的条件”[T. M. Luhrmann and Jocelyn Morrow, eds., Our Most Troubling Madness: Case Studies in Schizophrenia across Cultures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25.]。我们不知道，在世界的某些地方，精神分裂症是可以康复的，而美国并不在其列。

让我母亲受苦的，并不只是基因缺陷或无法治愈的脑部疾病所导致的厄运。她的厄运还表现在，她是在美国得的精神分裂症，而这里正是她梦想着能为自己带来好运的地方。

那一季的最后一场大雪下在3月，就在我第一次有意义的长期关系开始的那个晚上。

我在读大学期间认识了恺撒，每当他的萨尔萨乐队在校园附近演出时，我都会远远地欣赏他。他身材修长，高六英尺，一头齐下颌的浓密鬈发，黑色中有几绺闪烁着白色光芒。

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我们开始一起工作，是在大学的一个分校——一个提供以英语为第二语言课程和双语教育的中心，不过这时候他的头发已经剃到只剩半英寸。恺撒比我早一年从布朗大学毕业，已在那里有一年专职工作经验，尽管那只是一份用以支持他音乐事业的日常工作。我们两个大体来说都是在做文职工作，不过头衔都有些花哨，这样一来，行政部门就能宣称自己在聘用方面的多样化。他是墨西哥裔，我是亚裔，再加上那个来自佛得角的秘书，我们成了罗得岛几个种族和语言少数民族的象征性代表。

我从毕业以来就一直暗恋恺撒，而在那个暴风雪之夜，他邀请我去他在福克斯角的朋友家参加派对，我对他的好感开始有结果了。

我在为派对精心打扮时，一阵狂风将卧室的窗户吹得咔嗒作响。我穿了一条紫色牛仔裤，一件黑色上衣，脚上是一双即将惨遭蹂躏的意大利短皮靴。我但凡还有一点理智，都不会想钻进自己的车子，然后在五英寸厚的积雪中横穿镇子，更别提还要先把车道铲出来。

到场后，几乎不等我在人群中搜寻，恺撒就从房间对面看到了我。他朝我微笑，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眼角下垂。“嘿，格蕾丝，很高兴你能来。”我扫视房间，确定他是独自前来后抱了一下他。他递给我一杯甜朗姆潘趣酒，我们坐在他朋友从垃圾堆里翻出来的一张沙发上。坐垫的中央塌陷下去，我们的身体靠向彼此，腿挨在了一起。我感觉出我们之间情愫涌动，但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太多。

几杯潘趣酒下肚，到了大概凌晨四点的时候，他脱口而出：“我想我爱你，格蕾丝。”他显然喝多了，我可能也一样，但他的表白让我清醒过来。我把他领到主人放在地板上供客人过夜的一张床垫上，让他睡觉。我在他身边躺下来，梦想着未来，他阳光的性格将成为一盏照亮我的黑暗的明灯。

第二天正午前后，我被咖啡壶的咝咝声响和派对客人的聊天声吵醒。恺撒还在睡，我起身走到门外的前门廊上，有两个女人在享受乍临的春光。气温是15.5摄氏度，阳光照得雪地上融化出了一条条小细流。

“天气真好！天气真好！”一个女人一边唱着，一边仰着头展开双臂。

那年春天，普罗维登斯街道两边的连翘蓬勃地绽出了黄色花朵，随后盛放的是黄水仙。4月，恺撒和我第一次接吻。5月，他搬进了我的马车房公寓。

我们收集的美食杂志稳稳地摆放在客厅的书架上，有《美食与美酒》《美食家》《好胃口》《美味》《厨师画报》《红辣椒》。我们在40年代的白瓷炉上做了很多美味佳肴：漂亮的法国菜、香辣的亚洲菜或拉丁菜。烹饪成了我们欲望与希望的化身，在实得购物超市购物也被注入了一起建立生活的浪漫。

我沉浸在恋爱的狂热中，一天天都不会去想母亲。

6月的一天，我拿起电话，听到嫂子的声音。格蕾丝，你妈妈……

我不想从幻想中醒来。多希望能将她静音，就这一次就好，我不想听到那句话的结尾。

那天晚上快十一点的时候，一名州警在95号州际公路上把我拦了下来。我听到警靴重踏走来的声响，于是摇下驾驶位的窗户。

“你知道你的速度有多快吗？”他问。

我开始颤抖，能看见我的双手在方向盘上发抖。

“你都快飙到九十了。”

“我妈住院了。”我哽咽着说。警察的脸色柔和下来。

“在哪儿？”

“新泽西。”我说。我们当时是在康涅狄格州的某个地方。

“小心点，不然你也要进医院的。”我点点头，警察离开时，嘶哑地说了句“谢谢”。

服用氟哌啶醇或硫醚嗪六个月后，母亲试图自杀。自杀倾向是抗精神病药物的另一个常见副作用，但直至7月她第二次自杀未遂时，我才开始怀疑，促使她这么做的可能是药物治疗本身。

她第一次恢复意识后，我抓着她的手，乞求她不要死，许下了我会努力兑现的承诺。我说我要去念研究生，可能是去哈佛。去拿博士学位。只要能让她高兴。我握着她的手，踏上了一条追寻之路，尽管我此前一直在这条路上，只是不自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