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0月23日

在布朗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我感觉到了一种轻盈，我的精神可以超脱身体的束缚，翱翔在一个没有限制的世界。大学让我尝到了成年生活的滋味，更重要的是，让我可以做个孩子，怀着好奇心去观察这个世界。与父母的分离让我拥有了一些遗忘时刻，让我只看到他们的优点。

从乡村公立高中到常春藤盟校大学的转变让我感到紧张，但事实证明，好奇心比恐惧更强烈，所以我在教室里可以坚持自我。在那个环境下，我并不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但我有能力，这就足够了。

我惊讶地发现，我在学校的社交活动中非常活跃，这是我从来不曾设想过的。在奇黑利斯的成长岁月中，我一直很害羞，有点像个独行客，只有珍妮一个真心朋友。来到布朗大学之后，我迷上了我的新同学们，因为他们的生活是如此有趣，与我完全不同：他们要么来自城市或城郊，念过的高中比我家乡的整个镇子都大，要么就来自法国或瑞士的小型国际学校。他们的民族和种族背景是我在成长岁月中从未见识过的；我以前从没见过犹太人、意大利人和南亚人，没见过任何没有墨西哥血统的拉美移民，不认识任何公开身份的同性恋者。在我的家乡，哪怕你只是被认为是同性恋，最好也要做好挨揍的准备。正如珍妮的男朋友去年夏天经历的那样，当时他们两个手牵手走在街上，结果他被一群穿牛仔靴的人打得遍体鳞伤。奇黑利斯的孩子们把牛仔靴和穿牛仔靴的人叫作“乡巴佬”不是毫无根据的。珍妮和男朋友是一对异性恋情侣，但这也于事无补。对那些人来说，珍妮的男朋友仍是基佬。

在布朗大学的头几个月，我简直是在催产素的快乐海洋中畅游，几乎与任何愿意接纳我的人都迅速建立起了友谊，不过后来维系下来的朋友都和我类似，要么是移民或有色人种，要么出身于必须牺牲某些东西才能送他们进常春藤盟校的家庭。雅克塔是我大一时关系最好的舍友。她是个超美的黑人女孩，来自康涅狄格州，是一名受过古典乐训练的钢琴手，她的演奏带着一种优雅的非洲中心主义风格。她的偶像是妮娜·西蒙[妮娜·西蒙（Nina Simone，1933—2003），美国歌手、作曲家，创作风格有蓝调、灵魂乐等。]，我们会在她的房间里随着《我的宝贝只在乎我》的旋律跳舞，或者坐在那里一边抽丁香卷烟，一边听《四个女人》。桑德拉是我另一个密友，我是在一个环境研究课上认识她的，后来还和她一起去巴西旅行了。她出身于纽瓦克一个家族关系紧密的巴西裔家庭，她是四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她也很迷人，长着一双海绿色的眼睛，皮肤是深棕色的。不同于其他许多学生，我们不是“二代”。我们是家族里的第一代大学生，而我们这样的人在学生群体中只占一小部分。和她们在一起，我会觉得自己属于一个特殊群体——我们是强大而美丽的弱势群体，我们将一同崛起。

在我们的同学中，有富人和名人的子女——戴安娜·罗斯[戴安娜·罗斯（Diana Ross，1944— ），美国歌手、演员，格莱美终身成就奖得主，曾因电影《蓝调歌女》荣获奥斯卡奖提名。特德·特纳（Ted Turner，1938—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创始人。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1924—2004），美国演员、导演，代表作有《欲望号街车》《教父》等。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1892—1975），指海尔·塞拉西一世，埃塞俄比亚帝国末代皇帝。]、特德·特纳、马龙·白兰度的孩子都是毕业班级的同学，此外，还有海尔·塞拉西的孙子、盖蒂石油公司的继承人。我还有一些同学，他们的父母是位高权重的政治家、著名文人、外国政要、《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们拥有游艇和许多乡村别墅，在园丁和司机的陪伴下长大，会随意将“夏天”和“冬天”当作动词来用。

布朗大学有我从未听说过的社会阶层分类，比如“老钱”和“新钱”。对这两个阶层的成员来说，一张机票的价格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对我父母来说，这却是一笔奢侈消费。在那里念书时，我是我所遇见的学生中唯一一个没有在入学前参观过校园的人。我父母可能只是缺少文化资本，不知道在决定念一所大学之前应该先去参观。布朗大学是我的首选，因为他们在招生资料中宣扬支持多元化和多样性。我只申请了这一所大学，那我当然不可能去其他学校。那么参观还有什么意义？我甚至收到过一份“第三世界周末”活动的正式邀请，该活动的目的就是邀请获得录取的有色人种学生参观校园，但我父亲却被“第三世界”这个词激怒了。“他们难道不知道韩国不再是第三世界国家了吗？”他既恼火又困惑。

1988年10月，我申请了布朗大学的提前录取，12月收到录取信时，父亲从大学书店目录中给自己买了份礼物。是一张复古海报，画的是第一届年度玫瑰锦标赛，那是1916年举行的一场橄榄球赛，参赛双方分别为布朗大学和华盛顿州立大学，父亲在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农业科学专业念了三个学期，后来钱花光了，只能搭一辆平板货车回家。

这张海报代表他了结了自己未完成大学学业的遗憾，两所大学1916年——我父亲于三年后出生——的那场比赛就注定了我后来要考上布朗大学。我想象着如果当时能表达自己的心中所想，他可能会这样说。但他只是指着海报，点了点头，嘴唇颤抖了片刻，然后用沙哑的声音说：“这份圣诞礼物棒呆了。”

他的另一件礼物是：圣诞节那天，他的心脏停止跳动后，他的胸腔被植入了除颤器。

1989年10月，大学为参观的大一新生的父母准备了为期三天的活动，他们称之为“家长周末”。我给父母施压，要他们过来，因为我不想成为唯一一个父母未到场的孩子。他们让步了，但不打算坐飞机，而是决定开车六千英里，从华盛顿州开到罗得岛州。他们出发的十二小时后，我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

“格蕾丝呀，我很抱歉啊。”

“怎么了？”

“你父亲的心脏病又犯了。”

“啊！他还好吗？”

“我想没有大碍，但他应该撑不过那么长的旅途。我们已经到爱达荷州了，但他说我们得去医院。”

我感到很愧疚，因为他们是为了我才踏上这趟漫长的公路之旅的，但几乎不等我消化这个消息，母亲就挂了电话。随着“家长周末”的到来，我不禁为自己感到难过，在那群被父母环绕的孩子中，我就像个孤儿，而我的父母则在科达伦的某家医院。

我那时并未意识到即将发生多么重大的变化。母亲仍在以她自己的方式照顾父亲，举止仍像个母亲。仍会给我打电话。仍会说“我很抱歉啊”。我把这些她依然能表达的母爱细节视为理所当然。

我父母并未像他们曾扬言的那样，说等我一进大学就离婚，不过，他们的生活的确越来越不同。母亲一天中大多数时候都坐在米黄色的沙发上看电视，晚上也在那里睡觉。父亲则待在他的办公室里，晚上回卧室睡觉，他会出门拜访他那些开商店的朋友，或者探访表亲巴克的养猪场。大一那年回家期间，我在家中分属于他们两人、彼此独立的里外区域交替活动，只有晚餐时才能将他们拉到一起。

母亲偶尔还会出门；到院子里干活，购买杂物，每星期还会去联合慈善总会或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做一两次志愿者，她从绿山辞职后就开始参加志愿活动。总的来说，只要情况需要，她就会走出家门，就像我父亲受够了，于是离开她时一样。

1990年11月20日

到我大二那年的圣诞节，经父亲发起，他们两人开始了第一次分居，父亲搬去雷蒙德和他的表亲同住，那是个甚至比奇黑利斯还小的渔业小城。圣诞节那天，整座房子都归我们所有，只需要和表叔家的两只暹罗猫共享。房子很小，散乱地堆放着许多无关紧要的家什，比如马的雕像、包着厚实钩织套的抱枕、装有丝带状薄荷糖果的碗。

“住在这里感觉怎么样？”我问。

“还行。没什么可抱怨的。肯定比跟你母亲一起住要好。”

他打开冰箱，拿出一盘火腿，放进微波炉加热。

“你饿吗？”他说着揭开锅盖，锅里正在沸腾。含糖烤豆的味道弥漫了整个房间。“你父亲不太会做饭，不过我总归用大蒜和香料补救了一下。”

我们在小餐桌上摆好了两人份餐具，吃了剩下的火腿和烤豆罐头。与从前在家里吃过的任何一顿饭相比，那晚我们共享的那顿寒酸晚餐的氛围似乎都更亲密。那是他第一次给我做饭。环境的陌生让我对父亲更感熟悉，但与此同时，环境的改变也展露了他个性中新的方面。他的声音很轻柔，语气听起来像是在致谢。

晚饭后，他送给我一对像特林吉特族图腾柱的银耳坠，是我在信里要的两对之一。我不记得他上次送我礼物给我惊喜是什么时候了。

过去，我的大多数礼物都是母亲选的，只有六岁生日那次是例外。那天我放学回家，发现客厅里有一台小型鲍德温立式钢琴，我惊呆了，竟然能得到这么大的礼物，于是叫了起来：“这是我收到的最棒的礼物！”父亲流露出骄傲的神情。他梦想着有一天我能为他演奏他最爱的古典乐曲——拉赫玛尼诺夫的《升C小调前奏曲》，我勤奋地练了九年。十五岁时，我不再弹琴了，我的兴趣开始向其他方向偏移，母亲气疯了，不过在最后一次钢琴演奏会上，我的确弹了拉赫玛尼诺夫的协奏曲。父亲在前排看着我，眼里闪烁着泪光。

我打开首饰盒，佯装出很渴盼的样子。“谢谢你，爸爸，我很喜欢。”

“不客气，亲爱的。我很高兴你喜欢。好了，你的生日就要到了。你有什么想要的吗？”

“嗯，我可能会用到一些厨房用具。我想学习做饭。”

我之前在大学里的全部做饭经历都是靠三种工具实现的：微波炉、火锅和母亲作为饯别礼物送我的电饭锅。

第二天，我们开车去了当地特价购物中心的一个厨房用品店。我挑了两个金属材质的搅拌碗、一个打蛋器、两根木勺和一把铲子。总计花了约四十美元，这对退休后的父亲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但他问了我好几次，还有没有别的想要的。“没了，”我说，“对于初学者，这就够了。”

到了要回母亲那边时，他问能不能给我拍张照片。后面几次去看他时，我看到他1990年圣诞节给我拍的那张照片就放在他的桌子上。照片里的我站在他表亲的客厅里，背景是一张谷仓主题的墙纸，还有一棵人造圣诞树，我穿着一件紫色羊驼呢毛衣，是那年秋天从学生会的一些嬉皮士那里买的。图腾柱耳坠从我的黑色长发中露了出来。

那个圣诞节或者那一年绝大多数时间里，我几乎没有母亲的记忆。大二那年和她在一起的最深刻的记忆是母亲节那个周末，她来探望我，那将是她最后一次休假。哥哥陪她飞到罗得岛，然后自己从新泽西一路开车过来，他们住在市中心的奥姆尼比尔特摩尔酒店一个能眺望整座城市的房间里——这一切都是哥哥送她的母亲节礼物。我很感激哥哥所做的这一切，现在甚至更加感激，因为我意识到，他自己在外读大学期间，妈妈从未能去探望过。

这与她过去的旅行经历相差甚远。童年时代的家庭度假都是沿着西海岸的公路旅行，住6号汽车旅馆，床铺摇摇晃晃，能闻到陈腐的烟味。我只记得两次旅行：一次是1976年去加利福尼亚，另一次是1980年去不列颠哥伦比亚。这之间的那些年，以及之后的几年，父亲都食了言，母亲伤心哀叹。你从没带我去过任何地方！我的生活只有工作。她希望父亲能带她去游览美国所有著名地标景点：大峡谷、尼亚加拉瀑布、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纽约城。我在这个国家生活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哪里都没去过？

或许比尔特摩尔酒店让她的美国梦离实现更近了一步。“哇，我喜欢这家酒店。”她说着，手指拂过洁白的床单。那一定很激动人心吧，能体验商务级别的住宿环境，暂时将自己视为一个地位很高的人。

母亲能来，我也很激动。两年来，我是自己所知的学生中唯一一个家人没有来访过的，我都等不及要将她和哥哥介绍给我的朋友们。到了我的宿舍后，他们见了我的两个室友，不过，我关系最好的朋友们那个周末都去看望自己的母亲了。七年后，桑德拉、雅克塔和我都住在纽约时，我会对她们说：“我突然想到，你们一定觉得我说我有母亲是在撒谎，因为你们从没见过她，可能也永远见不到她了。”

我在宿舍外的院子里看到了另一个朋友，于是招手让他过来。“你好。很高兴见到你。”母亲平淡地对他说。我早就习惯了她的行为方式，几乎没注意到她和那个朋友没有任何目光交流。我只是沉浸在她来见证我的大学生活的喜悦和激动中。那一刻，我为她感到骄傲，那些年里，我从未感受过那样的骄傲。几天后，关于我母亲，那个朋友对她只说了一个印象：“你妈妈很怪。”

“你这是什么话？”我回击，无法掩饰受伤的心情。

他没有道歉，而是又说了一遍：“但她就是很怪。”

离家在外上学，让我忘了母亲在他人眼中会是什么样子。

1991年，我没有给父亲写信。

就算我大二之后给他写过信，我写的也不会是他想听到的。

有好几次，我都感觉到，父亲和我之间正在出现裂痕，但我可能是直到大三那年才第一次意识到那些裂痕的存在。

我那时已经开始了一项为期一学期的海外学习计划，但六个星期后，我的旅行中止了。在我定期打回家的一个电话中，父亲告诉我他就要死了。“我真的觉得我坚持不了多久了，格蕾丝。”所以我飞回了家，以为他会躺在病床上，结果却发现他在前院打理花草。又一次奇迹般地恢复。

所以我秋季回到了布朗大学，由于注册较晚，学校的所有宿舍都满了，我成了少数几个在校外住宿的大三学生之一。我在福克斯角和两个大四女生合租一套公寓，每月二百五十美元，那是个没有活力的葡萄牙语社区，步行十五分钟可达校园。公寓在一栋两层木头房子的一楼，带一个门廊，外立面的薄荷绿油漆剥落了，内部的地板有划痕，有些破旧，但也颇有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风情——天花板是锡制的，地板暖气通风口上装饰了铁栅。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设备齐全的厨房，终于可以使用父亲当生日礼物送给我的搅拌碗。

我买了莫莉·卡曾的《魔法花椰菜森林》和《在穆斯伍德素食餐厅过周日》等烹饪书，烹饪成了我近来最喜欢的避世途径。这并非有意识的逃避，它让我能够沉浸在当下，专注于测量、混合和切剁的工序，专注于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品尝和细微的调整，将其变成一道可同他人分享的菜品。我对烹饪的专注让我不至于神思恍惚，或者为父母的问题而苦恼。我的成年生活将在厨房这个空间中蓬勃展开，而它衬托的正是我家庭的解体。

父母的第一次分居并未持续太久。我从巴西回来时，他们又在一起了，但母亲却变得更加孤僻。

她不再拉开窗帘，也不再开灯。她只是坐在沙发上，那里永远一片黑暗，她双脚斜放，双膝弯曲，下巴缩在胸前，眼睛半闭着。虽然有两年的时间，父亲都眼看着她在沙发上日渐消瘦，但他依然认为，她这副样子是为了报复他。

“你母亲如果愿意，可以回去工作。真要命，她如果真的想，尽可以像从前一样——打理房子，做饭，和我做伴。你知道，就和她从前一样。但她就是不愿意，真该死。”

我刚成形的女性主义思想对他的期待做出了否定回应。“为什么总是要她给你做饭和打扫卫生呢，爸爸？你知道，你自己也可以做一做！”

我忽略了他上了年纪，而且心脏还有病。我虽知道他有四次都差一点死去，但依然对衰老和身体上需要帮助没有真正的概念。不过，基本情况是，不管他如何抱怨，母亲都不可能从精神分裂症中恢复过来，所以他告诉母亲，现在轮到她离开了。这一次，他们的分居导向了离婚。

母亲在俄勒冈弄了一套公寓，以便离我表哥振浩近些，我一直都知道，振浩是她最亲近的家族成员之一；外祖母收养振浩时，振浩五岁，我母亲九岁。

我从来没有对她和振浩及阿顺在一起时是否得到了良好的照料产生过疑问。直到第二年，我才了解到，我的表哥、表嫂很少能见到她，因为她不肯离开公寓，也不接电话。他们从未发现她有精神疾病，可能还奇怪她为什么从来都不想见他们。在韩国，人们对精神疾病几乎没有概念；三十多岁时，每次向姨妈解释母亲为何从不跟我一起回韩国，我都会因为别人的提醒而想起那个事实。我能想到的最接近真相的解释是“她的精神受伤了”。

一旦体会到不和父母一起生活是什么感觉，再和他们一起住就变成了一种精神痛苦。母亲的痛苦与此不同。我的痛苦促使我离开，而她的痛苦却将她困在了沙发上。

除了拥有了厨房之外，1991年秋季返回布朗大学还带给我另一个意外之喜，一个新的好朋友。拉斐尔正在攻读葡萄牙和巴西研究的硕士学位，这也是我在本科阶段学的专业。他是个有波兰和西班牙血统的墨西哥裔美国人，但他会打趣校园里的身份政治文化。“我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是奇卡诺[即墨西哥裔美国女人。]女人，”他模仿我们的一个同学说，“你的身份是什么？”

要将他放进一个类别并不容易。他也是犹太人、同性恋者、跨国生活者（在墨西哥、巴西和得克萨斯州长大），无礼但说话温柔，还自称是自然界的怪胎。小学时，他被要求为最能代表他的动物画一幅画，他选了鸭嘴兽，少有的下蛋的哺乳动物之一。他对我的思维产生了影响，促使我更深入地质疑自己成长环境中的社会规范。遇到他的时候，我对自己的性取向已经怀疑好几个月了，但因为担心父亲不会再爱我了，所以不敢说出自己的感受。我念初中和高中时，正是艾滋病危机爆发的早期，父亲对“那些该死的堕落之人”冷嘲热讽，并警告我要远离他们。但我与拉斐尔新建立的友谊让我战胜了自己的恐惧。和拉斐尔在一起时所感受到的那种被接纳的感觉，我之前从未有过。

首先，拉斐尔向我展示了玩乐与放纵的重要性。我们有时会抽大麻，为吃东西添点乐趣，然后纵情享用我们的larica——这是桑德拉教我们的一个葡萄牙语词，意思是“小点心”。我们跋涉到学院山以外的街区，寻找精致美食，比如奶酪蛋糕圣代，然后咯咯笑着狼吞虎咽。他教我跳萨尔萨舞，让我彻底摆脱了拘谨，我们跳舞到深夜，既光顾“芳香之家”这类拉丁风格的舞厅，也去杰拉尔多店这类同性恋俱乐部。如果说，在新厨房做饭让我感到踏实，那么和新朋友跳舞则会让我如释重负。和他在一起让我能够专注于当下，将自己从过去的创伤中解放出来。

他和我的其他朋友相处得很好，尤其是和桑德拉，因为他们都与巴西有某种联结。我感到一种巨大的成就与宽慰，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小团体，我不仅是其中的一员，用拉斐尔的话说，我还是“黏合剂”。一直以来，都是你把我们维系在一起。拉斐尔成了我主动选择的家人。几十年后，我儿子会叫他拉法叔叔。

大学的生活经历日益拓展了我的世界观，我与父亲也就日渐互不相容。这不光因为我与“该死的堕落之人”亲近，还因为我选择的研究课题。

我父亲是个有着强烈知识分子气的蓝领。他是英语文学的热心读者，甚至用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的诗给自己取了个绰号叫“古舟子”。他对阅读的热爱感染了我，我每个学期都会上比较文学的课程。他将辛苦赚来的钱大部分都投入到我的教育上——不只是大学教育，还包括为了帮我考上大学的所有准备：初中的两年法语私教课，高中的两次法国海外学习之旅，由此，我才能流畅地用法语阅读。

到布朗大学后，我发现自己更喜欢阅读不熟悉的国家的文学作品——不是法国的，而是法语世界的，比如马提尼克岛和马格里布等地。学习葡萄牙语后，我也瞥见了葡语世界的风景。在学习日本文学译作的同时，我也研读了特西提·丹格瑞姆加[特西提·丹格瑞姆加（Tsitsi Dangarembga，1959— ），津巴布韦作家、导演，1989年因小说作品《不安处境》荣获英联邦作家奖，另有纪录片作品《每个人的孩子》等。]和玛丽亚玛·巴[玛丽亚玛·芭（Mariama Bâ，1929—1981），作家、政治活动家，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是塞内加尔文学的先驱人物，作品有《如此长的一封信》等。]等非洲女作家的作品。我想父亲会支持我的，因为他一直会从新加坡和果阿等遥远地域给我带回小装饰品，以此来培养我见识世界的渴望。不过话说回来，他带的是小饰品，而非文学作品。

“他们不教你别的东西，真他妈可惜。”他耐心地等了几个学期，等着我去上他认为我应该上的那类课程，然后说道。他所说的“别的东西”指的是西方经典。他那时一直在阅读阿兰·布鲁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我却纵情于有色人种的著作。他不赞同我的选择，并且否定我所读作家的文学贡献，这让我很受伤。在布朗大学的学习和社会经历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已经足够好。我无须变成白人，也不需要努力成为白人，我原本就有发言权。

“西方作家并不高人一等，”我告诉他，“只不过被殖民世界的人已被压制太久，以至于你从来都没有机会听见他们的声音。那你怎么会知道他们有多么珍贵？”

“看看非洲和印度独立后发生了什么！”他摇着头说。

“啊？”我完全被话题的转变给弄糊涂了。

“那些人不知道该如何管理自己。”

“那些人？”我努力消化父亲刚刚说的话，已经不只是关乎文学了，“你的意思是，你认为他们被殖民更好？”

“他们以前常说，大英帝国的太阳永远不会沉落，”他的声音充满了怀旧的语气，“那是真的，真该死！”

在和父亲争论这些问题时，我逐渐意识到，我也是他所鄙视的他者之一。在友谊和爱情方面吸引我的，都是与“第三世界”有联系的男男女女——不过，即便是我们，也对这个术语是否恰当有过争论。“发展中国家”取代“第三世界国家”，成了一个政治正确的术语，但“第三世界”这个词却更加有力地提醒着人们，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个词也涵盖了那些可能来自欧洲殖民国家，但在社会和经济力量层面依然落后的移民群体。在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市，这个术语就囊括葡萄牙语社区的居民：这是一个以语言区分的大型少数族裔社区，虽然社区的后院就有一座常春藤盟校，但除了做看门人和食堂员工，他们在校园里并不常见。我开始觉醒，开始理解自己也是一个被殖民的人。

我父母这次离婚只比第一次分居的时间稍长一点。一年之内他们就复婚了。他们重归于好后，我见到他们时无比感动，哭得几乎止不住眼泪。“有多少成年的孩子有机会祝贺自己的父母结婚快乐？”父亲只点了点头，因为他也哽咽起来。母亲却很沉默，表情无法解读。我提醒道：“你感觉怎样，妈妈？你不开心吗？”她噘起嘴唇，以最轻微的幅度点了点头。我以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关系变好了，他们已重新发誓要照顾彼此。

但再一次地，我忘记了。我已经忘记和母亲一起生活是什么样子，她和父亲一起生活是什么样子。

1992年

当我在父亲的桌子上发现大卫·杜克的回信后，我们父女之间的一切便再也无法回到从前。1992年，《纽约时报》将杜克的追随者称为“右翼种族主义者”，[Peter Applebome,“Duke's Followers Lean to Buchanan,”New York Times, March 8, 1992, https://www.nytimes.com/1992/03/08/us/the-1992-campaign-far-right-duke-s-followers-lean-to-buchanan.html]《洛杉矶时报》则指出，根据杜克的说法：“美国民主正处于危险之中，因为非白人、非基督徒族裔群体的增长，正将这个国家变成‘一个第三世界国家’。”[Michael Ross,“Duke Ends Presidential Bid, Blames Hostile GOP,”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3, 1992, http://articles.latimes.com/1992-04-23/news/mn-1312_1_duke-s-campaign.]正是这种言论为他吸引了支持者。在共和党的初选中，杜克在华盛顿州所获选票比在其他任何州都少。华盛顿州只有1.16%的共和党人为他投票，而我父亲就在其中。

“爸爸，这是什么？”我拿起那封信，惊愕地看着它问道。我想大喊：“大卫·杜克是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但我的肚子却像是刚被狠揍了一拳，所以那句话是气喘吁吁地说出来的。父亲对我的强烈反感视而不见，说美国正在往错误的方向走，大卫·杜克正是将其引回正确方向的人。“这是我们国家眼下所需要的。”

童年的记忆开始涌遍我的身体。其中有常见的那类身为种族暴力受害者的记忆，我永远无法真正忘却的那类，但它们很快就被另外一段我是犯罪者的记忆打断。

我那时三岁。我们的报童，镇上唯一的黑人小孩，骑着自行车来了。我跑到纱门口，看到他很高兴。“嘿！黑——！”我招呼道，因为我以为那是他的名字。母亲立刻将我拉走了。“太抱歉了，”她对男孩说，“她不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啊，我很抱歉。请原谅她。”

她抓着我的双肩说：“格蕾丝，你永远都不能用那个词称呼任何人。”

“可爸爸就是那么叫他的。”我轻声说，一种我还无法命名的灼热感在我体内蔓延开来。

这一幕重现脑海，让我充满了恐惧和羞愧，父亲教会我那个词时，我年纪还太小，无法理解其让人丧失人性的力量。他随心所欲地使用那个词。伊尼米尼迈尼哞，抓住了黑鬼的脚指头。[这两句出自英语儿歌《伊尼米尼迈尼哞》（“Eeny Meeny Miny Moe”），作者的父亲将第二句中原本的唱词“老虎”改成了针对黑人的歧视性词语。]

我不知道时隔这么多年，那个男孩是否还记得我，他回望自己的人生时看到的偏执的面孔，是否就是那个三岁的亚裔女孩的脸。然后，我又更加不安地想到：如果那个男孩就是我哥哥上高中时自杀的那位名叫克里斯的同学呢？那个报童和我哥哥差不多年纪，而克里斯是我哥哥所在的高中唯一的黑人少年。如果我是导致克里斯死亡的连锁事件中的某个小小环节呢？

这段记忆又勾起了另一段记忆，这一次是父亲管母亲叫“蒙古人”。

我当时十岁或十一岁。我正坐在厨房餐桌边，父母争吵起来。“你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啊？”母亲说，“我都说了你别说了。”父亲反唇相讥：“可是，你有部分蒙古血统，不是吗？”然后他开玩笑说我是“蒙古小孩”。母亲勃然大怒，喊道：“我要跟你说多少次？别说那个词了。”父亲再一次毫无歉意地傻笑：“但她的出生证明上就是这么写的啊。”

我攥紧了拿信的手，将大卫·杜克的信纸揉成一团。等终于喘过气来，我将信纸朝父亲砸去，并且用尽全身力气喊道：“你觉得你在和谁说话？我就是你的亚裔女儿啊！”

父亲瞪大眼睛，磕磕巴巴地说：“但——但——你在说什么呢？你——你不是黑人。”

“可我也不是白人！”

父亲成年后有许多时间都是在亚洲度过的，他早就喜欢上了亚洲人，白人至上主义者的使命是让所有非白人种族保持从属地位，父亲或许是在一厢情愿地无视这一点。又或者，他可能一直认为，亚洲人比其他非白人种族更容易接受。毕竟，在他成长的年代，西方式的种族思维构建了“人类大家庭”的殖民等级制度（例如：“蒙古人”低于“高加索人”，但高于“黑人”）。他可能已经内化了这样的观念，即亚洲人是勤劳的模范少数族裔，只要有他这类人的一点帮助，是有潜力接近白人的。我对白人身份的拒绝一定让他觉得自己很失败。

他也无法理解，种族统治的表现形式不仅限于白人恐怖分子在你家前院焚烧十字架。它也可能化身为和你一起生活的人，化身为你爱的人。化身为那个会捍卫我出生的国家、他找到妻子之地的男人。他们难道不知道韩国不再是第三世界国家了吗？但在20世纪60年代，他遇到我母亲的时候，它还是，至少根据他的定义是。

他也不能理解，他之所以能有机会去亚洲，都是因为美军及其所占领国家之间极为不平等且充满暴力的关系。他在菲律宾、关岛、冲绳和韩国都待过一些时间，因为美军在那些地方建有军事基地，而作为美军成员，他被赋予了特权，比如能公开接触当地妇女。能公开接触我母亲。而我那时尚不了解这些。

我从他身边走开了，试着平复心情，但哥哥几星期前说过的一些话却像蚊子一般在我耳边嗡嗡作响。“爸爸是担心你会跟黑人男性约会。”我跟谁约会跟他有他妈的什么关系？我想到这里，又冲进了他的办公室。

“我听说你害怕我跟黑人男性约会。行啊，那如果我约会的是黑人女性，你会感觉好一些吗？”虽然我当时没有任何约会，但我的圈子里多数都是黑人和棕色人种，而且同性恋者也越来越多。我用这种假设的可能性来告诉他，我不仅不是他近似于白人的女儿，我还是个该死的堕落到极点的人。

父亲绷着脸，满脸怒容。“你母亲知道你是这样的吗？”

不容耽搁。我必须赶在他之前告诉母亲，于是我冲进客厅，在沙发上挨着母亲坐了下来，深吸一口气。“妈妈，有些事我必须问你。”

“啥？”

“如果我爱的是女人，我是说爱情的那种爱，你仍会爱我吗？”

她的目光在房间里扫视了几秒，然后用平静、沉稳的声音问道：“哦，你不是那种人，对吗？”但片刻后，她轻轻拍了拍我的大腿。“我当然仍会爱你。呵！什么样的人会不爱自己的孩子？”

父亲开始给我写信，谈论我“堕落的生活方式”，一开始他会署名“爱你的爸爸”，渐渐地，署名只剩“爸爸”，之后索性连问候带署名都一并消失了。从那时起，我不再打开他的来信。

我们再也没有谈论过我的爱情生活，直至毕业一年后，我开始和男朋友恺撒同居，后来和他一起生活了十年。哥哥会说：“爸爸对墨西哥人是没有偏见的。他只是松了口气，你喜欢的是男人。”

虽然我在大学期间不能原谅父亲的偏执，但后来我能够将他放在他所处的社会背景之下去理解他。在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同性恋都被视作一种道德缺陷、一种犯罪和一种疾病。在1976年之前，同性恋在华盛顿州是非法行为；在1980年之前，《手册》将同性恋归为一种精神疾病；而在1990年之前，同性恋是一项被禁止移民进入美国的理由。

我父亲是一名生于1919年的美国白人男性，而就在四年之前，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还在白宫放映了电影《一个国家的诞生》，用以警示允许黑人获得自由的危险性。父亲五岁时，三K党在奇黑利斯举办了一场最大规模的“超级集会”[Trevor Griffey,“KKK Super Rallies in Washington State: 1923–24,”Seattle Civil Rights & Labor History Project (website), http://depts.washington.edu/civilr/kkk_rallies.htm.]。毫无疑问，那可能是他见识过的最大盛事，镇上会集了七万穿戴披风和兜帽的三K党人，人数是奇黑利斯居民总数的十几倍。或许对他来说，那次活动之于他，就相当于两百周年国庆日之于我，早年生活的那个重要时刻将塑造他对世界的自我意识。

他成年时，大英帝国的太阳从不沉落；而我成年时，前殖民地国家的人们正涌入大学校园，修改对历史的主流论述，以将自己纳入其中。正如当时的后殖民学者所辩称：帝国在“回写”历史。女性、被殖民者、被压迫者的经历就像一块棱镜，而透过这一新的媒介，我开始看见母亲曾经面对的不公。我自己就目睹了许多事例，但对她在韩国的过往依然不甚了解。我能确定的是，她从战争中幸存下来，从事过某种服务业工作，而且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我当时的推断是，由于外祖父的死亡、舅舅的失踪，母亲在某个时间点成了养家之人。

在一堂关于双语教育的课上，我了解到约翰·奥格布的非自愿少数族裔理论——一些群体之所以会处于所有少数族群中从属地位末端，是因为他们是被迫成为一个社会的组成部分的，比如美国的墨西哥裔、美洲原住民、非裔，或者在日本的朝鲜人。然后，真相得到揭露。我意识到，我母亲之所以会出生在日本，以及每当我问起这个问题时她都闭口不谈，是因为她的家人，或者说至少她的母亲，曾是被强迫劳动的劳工。我将这一顿悟告诉了桑德拉，她轻笑着说，她认为这是一种武断的区分。“强迫劳动和奴隶制有什么区别？”我就她的问题展开了思考。“强迫劳动”是一种委婉语，或者只是一个囊括多种形式的奴隶制的更广义的术语？无论母亲诞生在任何奴隶制形式下，我都感到非常恐慌。

在布朗大学念书的时间越长，我离童年就越发遥远，将父母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多。我发现，我家庭内部的权力动力学映射着一种更大的社会不平等动力学，而我父亲成了我的主要批评对象。他如此努力争取的东西——为我提供一流的教育——正是造成我们之间巨大、深刻分歧的原因，这个分歧令我们再也无法站在同样的立场上。

我们不再交谈了，直至我大学毕业前两个星期，他打电话来说：“我准备好和解了。”但我没有。

我在电话里冲哥哥大哭，因为我最大的愿望是母亲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尽管我非常清楚，她变得惧怕陌生人了，当然也无法忍受人群。

“你就不能说服她吗？”我恳求道，没有想起她也没能参加哥哥的毕业典礼的事。

“呃，我怕是不行，不过还是有一个人想参加的。”我感到很矛盾，接下来的几天时间，我一直摇摆不定：父亲来参加典礼，或是不让他来，究竟哪一种结果会更糟呢？最终，我无法接受他到场，而母亲留在家中，在她的黑暗角落里蜷成一团。

我独自参加了自己的毕业典礼，这个我曾经以为会成为父母一生中最骄傲时刻的活动，却没有他们的见证。我听着典礼上的演讲，说我作为布朗大学的毕业生将取得怎样的成就，等待我的将是何等激动人心的新生活，心里感受到的，却只有父母的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