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受羞辱、虐待和欺凌的人患病的可能性更大。生来贫穷或生活贫穷的人患病的可能性更大。黑皮肤的人在白人社区患病的可能性更大……遭受生活打击之时，人们罹患精神病的风险更高。[T. M. Luhrmann and Jocelyn Morrow, eds., Our Most Troubling Madness: Case Studies in Schizophrenia across Cultures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197.]

SCHIZOPHRENOGENESIS（精神分裂发生学）= schizophrenic（精神分裂症的） + genesis（发生学），意思就是：精神分裂症的产生。这个词有时指精神分裂症的发作，有时指起因。心灵裂变的故事。身处失权位置的故事。

地上到处都是腐烂的水果，小小的紫色果实渗出甜美的黑色汁液，流入灰尘之中。它们已不再适合制作油酥面饼，已经变成了蜜蜂的美酒。

这是母亲常来的一块黑莓地，腐烂的气息在夏末的微风中飘荡。很快就会下雨，松树、冷杉和其他各种植物的落叶会铺成一条毯子，掩盖那些死去的莓果。不远处，一棵橡树或榆树会生病，枯萎的身体将滋养新的生命——树干上可能会钻出一簇舞茸菇。我母亲今年将不会去那里采掘。

季节将再次变换，对气候温和的美国太平洋西北部来说，这里的冬季冷得反常。有时一连好几个星期都看不到太阳，母亲要找到在室内打发时间的新方法。有时，她要花时间照顾我生病的父亲，他第三次和第四次心脏病发作时，要看护他，不过更多的时候，她会被家里新买的遥控电视吸引。她会坐在米色的组合沙发上，双脚也踩上去，在《幸运之轮》和《狂野小丑》电视节目中寻找隐藏起来的信息。她会在显而易见的信息之外寻找线索——主持人帕特·萨亚克抑扬顿挫的声音、手腕的快速移动、轮盘的转速、小丑和魔鬼的图案，以及所有这些元素的重复模式。

春天将再度到来，但她不会再出门去寻找蘑菇或蕨类，夏天她也不会再去寻找黑莓。她再也不会涉入荒野。

我十五岁那年，因为母亲生病，父亲的病越发严重，世界变得一片黑暗，我们的厨房也变得空空落落。我感受到的稳定或动荡，从前一直和母亲的健康相关，当她采掘食材时，家庭生活就让人备感踏实。但不知为何，我几乎没注意到她是在何时突然不再去森林的了。她不再去做她最爱做的事，这本应是个警告，她正慢慢患上西医中所谓的“精神疾病”，韩国人可能会将其描述为“精神受苦”。不管你选择怎么称呼，我花了一整年时间才看清，那东西正在吞噬她。

她的病情一开始并不明显，被我父亲的病给盖过去了，他的病是可识别的，但精神疾病永远无法像它那样确诊。1986年，父亲第三次心脏病发作。

当时我在念高二，应该是在9月底或10月初，一个温和的秋日，母亲来网球训练场接我去医院。自从七年前哥哥成为镇上的网球明星以来，教练为我家投入了许多心力，他找到母亲，表达了对我的成绩的担忧。

“我注意到格蕾丝最近注意力不集中，”他说，“她需要加把劲。”他身高六英尺八英寸，比母亲和我高出一英尺多，可以说是在居高临下地和我们谈话。

此事就发生在那三个男孩打断我的练习，当着全队人的面假装强暴和嘲笑我之后不久。母亲对那件事一无所知，所以给出了一个不同的解释。

“你知道，格蕾丝最近有些伤心，因为她父亲犯了心脏病。”

“妈！”我小声叫道，因为她暴露了如此隐私的事情而感到窘迫。

“不不，没关系。”教练先是向我保证，然后又将注意力转回我母亲身上。

我为自己的窘迫而感到尴尬，好像我是个坏女儿，吝于表露悲伤。

两个大人继续谈论我父亲的病情，我则一边用球拍敲打自己的小腿，一边看着空中飘浮的积云。我脑海里充斥着父亲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时的画面，当时我七岁，去重症监护室探望他。“格蕾丝呀，告诉爸爸，你给他买了什么。”母亲是指我坚持要买的紫罗兰。但我的舌头却仿佛是铅做的，一点都不听使唤，我挣扎着伸出双手，将花盆捧到了父亲面前。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吭声？我以为父亲会这样说，但他也说不出话来。他的嘴唇做出了“谢谢你，宝贝”的口型，声音却咿咿呀呀不成语句。

我的恐惧越发强烈，因为我想起那些紫罗兰被病房刺目的白光照射的样子，父亲的胸膛被切开了，所以脸色格外苍白，如同馅饼面团的颜色。淡淡的花香中混杂着死亡与消毒剂的臭味。

我不敢想象再去医院会发生什么。我只想完成网球训练，然后和珍妮出去玩，听“治疗”乐队的歌，讨论男孩们。有时我们也谈论重大的哲学问题。“上帝不是天上的某个人，”有一次，我们躺在高中校园的草坪上凝望天空时，她对我说，“上帝就是天空，是云朵，是树林，是你和我。”

我的意识飘回到当下，我听到网球教练在祝福我父亲能早日康复。我看见珍妮的金色鬈发在球场那头晃动，她在挥手告别。

“Gaja。”母亲说，意思是“走吧”。

我们上了汽车，去医院看我父亲，再一次地，我坐在病床旁的椅子上看着他，没有说话。

父亲再次成了病人，母亲成了护士。他们这时已经熟悉了各自的角色。母亲总是确保遵循医嘱，围绕着父亲想吃的东西规划菜单，但只要医生吩咐减少钠和饱和式脂肪，或者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她都会做出调整。而且在“植物蛋白”这个概念尚不流行的时候，她就在制作“大豆蛋白香肠”和豆腐菜肴。她一直担心父亲的心脏，努力让他不做需要耗费很多体能的事。她做两份工作，以便不多花他的钱，即便如此，她还是会把房子打理得一尘不染，十分舒适。这是她的第三份工作。

她之前从未逃避自己的照护职责，但当医生建议父亲要减轻压力时，她能做什么呢？我父母的关系本身就压力重重。不满和过劳撑爆了她的情感裂缝。父亲总会对她的挑衅做出反应。

他唯一知道自己要做的，就是从商船船长的岗位上退休，但退休又引发了新的压力，主要是金钱方面和我的母亲。

父亲的退休导致他俩的冲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他们自相识以来，第一次在一起生活超过三个月时间。在船长的岗位上，所有船员都是男性，全都任他差遣，离开这份工作回到家中，同焦虑的青春期女儿和脾气火爆的妻子一起生活——这两个女人他都无法控制——一定是个艰难的转变。他的健康状况很糟，总想随时都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母亲这些年来却变得越来越独立，即便她能，也不会满足他这个需求。每过一天，他的痛苦都稍有增加。这让我纳闷，这些年来，距离是否一直是维系我父母关系的黏合剂。

家庭争吵成为一种常态，他们中总有一个人扬言要离婚。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房间里，努力将父母和他们之间的问题挡在门外。有一次，尽管我把音量调到了最大，用“苏克西与女妖”乐队的《幸福之家》来掩盖他们的争吵，但我还是听到母亲大吼：“等格蕾丝去上大学了，我就离开你！”

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冲出去大喊：“现在就去离婚吧，这样我就不用再听你们吵架了！”我的爆发吓得他们暂时屈服，结束了争吵，但我没有幻想过自己有任何力量能真正改变事态。

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不仅是因为父亲不再工作，还因为母亲也突然不再去采掘食材，更多地待在家中。父亲没过多久就开始抱怨，说希望能回到海上，说母亲会害死他。我父母的婚姻关系一直都不稳定，有时还会发生暴力冲突。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之间最令人难忘的一次争吵发生在我非常小的时候——当时我身高只到父亲腿部，那么一定是在我两岁或者三岁的时候。父亲可能觉得我年纪太小，不可能记得。的确，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被压抑了十多年，直到有一天他嘲笑母亲有大象血统，因为她的鼻子里有象牙。

“你的鼻子里为什么会有象牙？”我笑着问。但母亲的表情并没有显示她觉得好笑。

“鼻子断了，他们用象牙修补的。”她嘟囔着移开视线。我能感觉到她的愤怒，其中掺杂着怨恨和羞愧，于是知道，不能问是怎么断的。

然后，记忆涌上心头。

我父母在餐厅里冲彼此吼叫，事态很快就升级了，父亲打了母亲。我哭号着求他别打了，但他又打了起来。我朝父亲跑去，伸开胳膊抱住他的腿，踩在他的脚上，想着这样就能拖住他，好让母亲有时间逃走。但父亲拖着我走，还是将母亲逼到了角落。我看不见发生了什么，因为我的脸埋在他的大腿上，但接下来我听到骨头撞击碎裂的声音，母亲在尖叫。我咬父亲的腿，他用力一踢，将我踢飞出去，撞在餐厅的椅子上。他甚至连看都没看我一眼，但也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发出哭声。摆脱束缚后，他又开始殴打母亲。面对他殴打母亲的画面，我无比恐惧，以至于我的身体甚至都没有感觉到疼痛。我爬起身来，再次朝他的腿发起攻击。

我写到这里时，已是一个幼儿的母亲。我几乎无法理解，父亲当时到底有多激动，才会看不见自己对我做了什么，看不见他对我造成的伤害。以及他在我心中种下的种子。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曾试着和他谈过这件事，但他非常吃惊，甚至无法理解我为何会质疑。“那是她活该！”他举起双手，坚称道。

我不记得那次殴打是如何开始和结束的，也不记得它事后造成了怎样的身体伤害，甚至无法确定那次殴打是不是我母亲鼻子断裂的原因。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那些烙印在脑海中的片段：尖叫声、捶击声，还有餐厅里的椅子。最重要的是，我记得自己紧紧抱住父亲的腿，仿佛把整条命都押在了上面。

蹒跚学步时见证的那次殴打并非父亲唯一一次对母亲施暴，但随着他年纪的增长和体能的衰弱，母亲变得不那么好对付了。有一次，在我读八年级时，她绰起一把和我当时摔倒后撞上去的椅子一样的餐厅椅子，砸向父亲。我没有目睹那一幕。我走进去的时候，事态已经平息。父亲在浴室的一个柜子里摸索，然后用颤抖的双手打开一盒创可贴。他的眼镜断成了两半，锯齿状的金属框割伤了他的鼻梁。

“这样你该长长教训了，看你还敢不敢惹我，你这个一无是处的浑蛋。”母亲在走廊里啐了一口。

“你母亲拿椅子砸我！”父亲对我说道，我瞠目结舌地看着他们两个。

在这些插曲发生之后的日子里，我父母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生活。他们的争斗就像风暴，打破了沉闷的天气。

但随着父亲健康状况的恶化，我变得更加同情他，到我上高中时，我经常会站在他那边。跟母亲一起生活，已变成一种挑战。

她经常会焦虑不安，纠结于镇上的某些人，为他们对她的事情“指手画脚”而耿耿于怀，经常会担心绿山的同事或我们的邻居在散播我们家的谣言。这并不新鲜，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是八卦的对象，但之后她疑心越来越重，许多人都被列为潜在的敌人。根据六度分隔理论，凡属于她不信任之人小圈子的成员，都会受到她的审视；而那些人的密友则会被自动列入黑名单。很快，整个地区都成了恶意行为的温床。

有一天，我在厨房给一个朋友打电话，听到有人窸窸窣窣地拿起了父母卧室里的分机。母亲的声音打断了我和朋友的交谈，她严厉但冷静地说道：“挂断电话。立刻挂断电话。”我照做了，出于尴尬。

“天哪，妈妈！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你不准再和那个朱莉说话。她是坏人之一。”

“你在说什么啊？”

“她住在阿德纳，不是吗？”

“所以呢？”

“你不知道吗，格蕾丝？”她似乎被我的天真激怒了，“那个镇上的人全都想伤害我们。”

“我的天哪！”我大喊着哭了起来，然后冲进了自己的房间。

几个月以来，她一直对父亲说，有人在监视她、在背后议论她，或者公然与她对抗。我不记得父亲是否对此做过什么，或者只当她是在“胡扯”。

1986年3月24日

2016年，我发现了这封寄到关岛给父亲的信，那里是他退休前最后驻扎过的地方。这是我对那一年所发生之事持有的唯一切实证据，但它却与我的记忆相左，因为我的记忆告诉我，母亲的妄想症始于秋季。

我不记得父亲有没有回复这封信，甚至根本不记得自己当时竟然写过它，但现在我看到的却是，我的言语间其实是在求助。1986年3月，我内心已经把母亲的抱怨判定为“胡言乱语”，不过我也有一丝怀疑，也许她讲的是真话。

她的抗议中有一些真实的成分，不只是疯子的胡言乱语。有多少次，讲真话的女性却被贴上了疯子的标签？到纽约读研究生后，我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

记忆中我第一次明确表达对成年生活的期望是在1984年。当时刚出版第一部作品的西雅图新锐作家丽贝卡·布朗[丽贝卡·布朗（Rebecca Brown，1956— ），美国作家、教师，居住在西雅图，曾荣获华盛顿州图书奖等奖项，作品包括《美国恋爱故事》（American Romances）、《可怕的女孩》（The Terrible Girls）等。]来我所在的初中开了一个创意写作工坊。她走到我桌前，问我的愿望是什么，我毫不迟疑地告诉她，我想生活在纽约。“你很适合那里！”她说。

我虽然不确定她是什么意思，但我把她的话当作褒奖。我其实也不确定自己想表达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纽约和奇黑利斯截然不同。纽约是个大都市，充满了可能性，充满了形形色色的人。

到1986年，我对自己想逃离什么有了更具体的认知。我想逃离的不只是我父母，还有整个小镇。那里思想狭隘的人憎恨我爱的一切，憎恨我的一切。他们的任务就是传播他们的仇恨。十五岁时，我还不知道他们的组织性有多强，也不知道，正是这些人在让我母亲遭受折磨。

除了在绿山的同事，另一个让我母亲最头疼的团体是约翰·伯奇协会，这是一个成立于1958年的极端右翼组织，其名称源于二战末期一个被中国人杀死的美国人。他们的任务是铲除美国的共产主义思想，从而支持冷战。在他们看来，废止种族隔离政策、公民权利及任何类型的社会福利或社会公平，都是共产主义削弱美国的阴谋手段。他们提醒追随者要注意政府的阴谋，还会给“人权”等词汇打上表示强调的引号。

但美国主流社会很少有人认真对待约翰·伯奇协会。1961年，《纽约时报》贬斥他们是“极端分子”；1963年，鲍勃·迪伦写了一首辛辣讽刺的歌曲，即《谈谈约翰·伯奇妄想症蓝调》。到70年代，他们似乎已经淡出了美国政界。但在奇黑利斯这类地方，在我们一家还住在那里的时候，该协会依然活跃，并为汉密尔顿农场的招牌提供了许多口号标语。

我母亲经常会猜测，哪些邻居和同事是伯奇党。即便是在当时，我觉得她的警惕也并无任何不合理之处，因为众所周知，那群人想清除镇上的移民，尤其是从共产主义国家来的人。当时，华盛顿州乡村地区的白人开始认识到，韩国是一个独立于中国和日本之外的国家。人们的问题开始从“你是中国人或日本人吗”变成“你是朝鲜人还是韩国人”。但如果提问的是伯奇党人，无论哪个问题都是危险的。当心咯，你们这些共产主义者！[“Talkin' John Birch Paranoid Blues,”Bob Dylan, recorded October 26, 1963.]

二十五岁时，我搬到纽约继续我的研究生学业，而在那里遇到的同龄人中，没有一个人听说过约翰·伯奇协会。感觉就像是，我搬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远远离开了成长年月中充满憎恶与偏执的政治氛围。但到了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进步媒体上开始出现该组织重新崛起的新闻报道。一些文章发出警告，称该组织对共和党的影响正越来越大，如果不认真对待，可能会对美国民族造成威胁；另一些文章则辩称，损害业已造成，他们已经扎根得够深够广，遍布美国的保守地区。一位观察家指出，特朗普的当选就是该组织对美国政界持久影响的证明。

2018年，约翰·伯奇协会的网站在谈论所谓的移民车队时称：“这是一种入侵，而非‘人权’。”这篇文章敦促读者给总统打电话，要求建设一座军事化的界墙，结束政治庇护。

在奇黑利斯这一类宁静的乡村社区，他们查处共产主义者的秘密行动有了成效。伯奇党人的议程将成为国家法律。耶呜，我现在是个名副其实的约翰·伯奇党人了！[“Talkin' John Birch Paranoid Blues,”Bob Dylan, recorded October 26, 1963.]

尽管我父母似乎对彼此的存在越来越没好气，但他们内心对彼此依然残留着些许忠诚，父亲催促母亲辞去工作，因为她回家时总是很苦恼。

母亲真的辞去了绿山的工作，不用工作也不用采掘食物之后，她的生活突然间静止下来。她开始看电视，这是她以前很少有时间和兴趣做的事，我一开始觉得，休息一下对她会有好处。她尤其被《幸运之轮》吸引，会生动地小声自言自语，讨论谜题，有时只是猜测隐藏的词汇，有时则是质疑背后的含义。“我说啊，他们为什么要说那个？”她会停下话头，像是在倾听，眼睛专注地盯着屏幕。“你们说那话是啥意思呢？”

也有些时候，她似乎在跟一个并不在场的存在物说话——对着家什小声说几个字和句子。我来回犹豫，担心她出了心理问题，又告诉自己，大家偶尔都会自言自语。但母亲不只是说话这么简单。她似乎在小声与某人争论，有时会非常激动，以至于无法专心应对真正在同她说话的人。

有一天，我们去购物，路上停下去银行存钱。我们把车停在免下车服务处，一个漂亮的金发出纳员热情地招呼：“你们今天过得好吗？”

“很好。谢谢，你呢？”我母亲回应道。

“哦，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唐最近感觉如何？”

我母亲皱起眉头，瞪着那位出纳员。“你别再谈论我的丈夫。”

女出纳员吃惊地说：“哦，我——”

“这不关你的事，”我母亲眼神凌厉，厉声说道，“你为什么总在我家周围四处打探，嗅来嗅去的？你想对我们做什么？”

“妈，别说了。”我恳求道。她又盯着女出纳员看了一会儿，女孩此刻已经呆住了，接着她才驾车离开。

“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她什么都没做！”

“你没听到她怎么说你父亲吗？”

“哈？那只是人们寒暄时的客套话。天哪，妈妈！你怎么回事？”

那时候我以为，她一定是觉得那个金发女孩对我六十七岁的父亲有所图谋，但现在想想，更有可能的是，母亲的大脑把“唐最近感觉如何？”这句话翻译成了完全不同的意思：唐在菲律宾真的还有一个家庭吗？你太傻了，竟然相信他会忠诚于你。唐在向俄国人泄密。他向戈尔巴乔夫举报了你在朝鲜的哥哥。朝鲜……你最好当心，因为伯奇党已经盯上你了。

她越来越以为，人们散播的有关我家的谣言都与高调的政治家有关。我之所以会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发现她穿着浅蓝色裤装，在房子里跑来跑去找车钥匙。

“妈妈，怎么了？”

“我必须去参加一个重要会面！我要迟到了！”

“什么会面啊？”

她停了一分钟，严肃地看着我。“格蕾丝，我必须告诉你一些事。”

“什么事？”我的心开始怦怦撞击。

“人们在说咱们家的坏话，我必须去澄清。”

“什么坏话？”我感觉自己被冻住了，像是在噩梦中被人追赶，双腿却无法动弹。

“他们说你哥哥是布思·加德纳的孩子。”

“什么？那太荒谬了！”我虽然知道人们对我们的出身有所怀疑，但谁会相信我母亲跟州长有染？

“我知道。谁会散播那样令人讨厌的谣言？你知道，格蕾丝，这不是真的。我从未对你父亲做过那种事。”但她的解释却更不合理，因为我哥哥并非父亲的亲生孩子。哥哥在我父母相识的五年前就已经出生。

“妈妈，那太疯狂了。谁会说那样的话啊？”

“那些人想毁掉我们家！我现在必须去见见布思，好让他洗清我的污名。他在等我！”她匆忙冲出家门，消失了两个小时。

她真的和州长有约吗？如果你只是个普通人，这种事是可能做到的吗？如果她直接找上门要求见州长呢？他们会叫保安把她关起来吗？她回家后表示，会面进行得很顺利，再没什么可担心的。我无法再否认母亲出了问题。

一开始我试图寻找“合理解释”——人们为压抑直觉总会为自己找各种理由。父亲一直把她的古怪举动归咎为更年期作祟，他可能持一种过时的观点，认为“人生变化”所导致的“疯狂”根本不是疯狂——不是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严重苦难——而是一种女性的弊病。[Lisa Miller,“Listening to Estrogen,”The Cut, December 21, 2018. https://www.thecut.com/2018/12/is-estrogen-the-key-to-understanding-womens-mental-health.html.]

几十年后，研究者才发现，伴随更年期而来的雌性激素水平下降实际上可能是精神分裂症的诱因，雌性激素疗法可能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在加纳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性中，有三分之一是在停经后首次患病，其他患者似乎是由婚姻压力所致。Luhrmann and Morrow, Our Most Troubling Madness, 8.]。十五岁的我对于更年期和精神分裂症都了解甚少，所以我一开始也追随父亲的思路，认为母亲“只是到了更年期”。

或者也可能是悲伤所致。几个月前，我的外祖母去世了，她和我的表哥振浩及表嫂阿顺在美国生活了近五年，振浩在战争中失去了双亲，是外祖母将他养大成人。

在那些年里，我们差不多每个星期六夜晚都是在俄勒冈州的外祖母家度过的。在那里，我们所有的食物都盛在碗里食用：一碗米饭，一碗汤，小碗泡菜和调过味的蔬菜，一个浅盘用来装炖鱼或酱牛肉，最小的碗装酱汁。每顿饭吃完，剩菜都会留在碗里，用外祖母从韩国带来的方形硬挺菜罩罩起来。

在1980年，外祖母刚刚移民过来时，年纪似乎就已经很大了。她出生于1900年——日本入侵朝鲜半岛之前，那是工业化开始之前的时代，半岛因为意识形态一分为二之前。她将白色长发挽成发髻，用一根木簪固定，穿传统韩服和胶鞋。因为一辈子用脑袋顶包袱、背孩子，外祖母的背是驼的，身高只有四英尺十英寸，是个名副其实的小老太太。

她从未想象过韩国能实现现代化，更不可能接受现代美国的生活方式，不过她的确喜欢用一半鲜奶油一半牛奶泡加糖玉米片吃，喜欢看世界摔跤大赛的壮观场面。晚饭过后，她会把我叫到电视机前面——“格蕾丝呀！来看摔跤大赛。”——她会坐在地垫的边缘，掉光牙的嘴巴嘴角上扬，露出微笑。在假血开始喷洒的那一刻，她会鼓掌喝彩：“哎呀, 真讨厌！”多么奇异和刺激！

星期日早上，母亲和我准备返回奇黑利斯时，外祖母和我会看到我们两家展开食物交换仪式：母亲带来了一后备厢的新鲜食材，都是她自己采摘的，外加黑莓馅饼和果酱；振浩和阿顺则会搬出一个装满鱼的冷藏箱。双方都会拒绝一番，然后才做出让步。“哎呀，振浩啊！快回去吧！”[此句原文为韩语。]母亲会用老家方言叫嚷，结束这场僵持。快回去！

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些周末探亲的经历让我深刻地感受到，我属于一个家族，而对我母亲来说，这样的归属感甚至更为强烈。

外祖母的葬礼是在波特兰的一座韩国教堂举办的，她和表哥一家以前经常去那里参加活动。祭坛上陈列着外祖母的一幅放大了的大头照，她黄褐色的皮肤上有深棕色的雀斑，嘴唇和眼皮因为八十五年艰苦岁月的重压而耷拉着。照片前方有张镶嵌着螺钿装饰的桌子，上面摆满了水果、年糕、饺子、煎葱饼和其他十几种由阿顺和我母亲准备的食物。焚香的气息飘荡在空气之中。我不认识到场的其他人，但他们一个个都走上前，在我外祖母的照片前鞠躬。整个仪式过程中，母亲一直在哭——那是一种用喉音发出的深沉哀号，那声音充满了整座教堂，响亮而悠长，足以向无数死者致哀。

当遭受生活危机或某种巨大、悲惨的失望刺激时，精神分裂症就有可能发生……一开始的崩溃往往是隐蔽的，起初看起来很轻微，但会造成严重的影响。[Ann Olson, Illuminating Schizophrenia:Insights into the Uncommon Mind (Newark, NJ: Newark Educational & Psychological Publications, 2013), 15.]

一天晚上，即将入睡时，我感觉到房间里有个奇怪的东西。我睁开眼睛，看到一个小小的黑影站在床尾。“房子里有恶魔。”它说。我吓坏了，但当我的眼神聚焦以后，我看到那是外祖母。她穿一件白色韩服，外面罩着一件明黄色的针织背心。她身上散发着一种光明的能量，她在用一种无声的语言说话。“妈咪生病了。替我照顾她。好吗，格蕾丝？”她叫我的名字格蕾丝时，我感觉到她满是皱纹的小手在轻轻拍我的脚。我想回答她，但不等话语到舌尖，她就已经消失了。

第二天早上，我告诉母亲：“昨天夜里我在床前看到外婆了。我不确定是真的看见了，还是在做梦。”

“是吗？哦，我也想见见她。”她叹了口气，“我快窒息了。她那么爱你。”

在母亲宣称与州长会面几日之后，我想起这个梦，以及她的反应，以为那个梦的意思是：希望我能满足外祖母的愿望。我不敢对任何人提及这件事，只能自己动手。总之，外祖母指定我为母亲的看护者。那么，这件事就不应该转移给其他任何人。

每天午餐休息时间，我都会避开朋友们，到学校的图书馆去，躲在书堆里阅读十二年级的心理学教科书及临床诊断手册。我不记得自己是否跟珍妮说过这件事，不过我肯定对家里隐瞒了自己的研究，直至我用充足的精神疾病知识武装自己，提出一个可信的论断。

A. 在疾病的某一阶段，至少出现下列症状之一：

——怪异的妄想（内容显然很荒谬，缺少可能的事实依据）……

——如果伴随幻想，则幻想表现出被害或嫉妒内容……

——幻听……

——明显不合逻辑的思维……

B. 工作、社会关系和自我照顾等方面的能力较从前有所退化。

C. 持续时间：疾病迹象连续出现至少六个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II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1980), 188–89.]

我阅读的每一本书中都或多或少说了同样的内容，我开始确信，我母亲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但高中图书馆里并没有能够帮助我了解致病原因的书籍。有些书当时甚至尚未写出。

在1986年，精神病学研究的主流思想是，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随机、严格的生物学现象，是一种由基因引起、可通过药物干预治疗的大脑故障，即“生物—生物—生物”范式[Luhrmann and Morrow, Our Most Troubling Madness, 2.]。成因和疗法都无法在社会层面中找到。

80年代的生物医学模型完全颠覆了60年代的精神分析模型，后者将精神分裂症归因于人们的童年及其对母爱缺失的反应，出现了“精神分裂症源性母亲”这类术语。而生物—生物—生物范式则不再责备母亲，但它也传递了这样一条信息，即如果你有此类基因，那么精神分裂症将是意料之中。社会没有任何责任。

三十年后，研究才回到另一个方向，指出：“我们现在有直接证据表明，某些社会环境比其他环境更容易导致人们罹患精神分裂症……这个社会的什么东西刺激了我们。”[Luhrmann and Morrow, Our Most Troubling Madness, 3.]

那年哥哥回家休假时，我私下里找他和父亲到办公室里谈过。他们等待我发言的时候，房间里的气氛变得很紧张。“我觉得妈妈出了些问题。”我说完，忍不住哭了出来。我忘了事先准备好的说辞，说我一直在阅读《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以下简称《手册》。]，她的每一种奇怪行为都与精神分裂症的症状相符。我跳过了这一整段介绍，脱口而出：“她患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父亲和哥哥异口同声地表示否认。

“什么？不可能！”哥哥叫道。

“你怎么能那样说你母亲？你这该死的骗子！”父亲说道。

父亲猛烈指责我时，我的心碎了，不光是因为我想捍卫自己的人格，还因为我也无比希望他是对的。我当时十五岁，完全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我在想，如果我不是第一个见证母亲崩溃的人，如果我是刚刚大学毕业的老大，被一个小得多的胞妹告知，母亲已经失去理智，而且得的不是随便什么精神疾病，而是最被人鄙视的那种疯病，那我会是什么反应。我可能也不会相信。

但父亲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已经看到了母亲行为的变化，九个月前我曾写信告诉他，情况在恶化。他否认，可能是受恐惧驱使，他害怕母亲消失在她自己的幻想之中，只留下一个妻子的空壳。可能他需要相信，母亲会继续照顾他，直至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得不到家人支持的我决定去当地精神健康中心寻求专业帮助，找咨询师谈一谈。招呼我进办公室的是个年轻的白人，大概二十过半的样子。十五岁的我并不知道要询问他的年纪和经验。在我看来，二十岁的人是非常明智的。我对自己的困惑感受无能为力，因为我担心找陌生人谈论私密之事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在背叛我的家庭，但我告诉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也是唯一应该做的。我希望这次见面能有个圆满结局。我很快就能找回母亲。

“那么，你今天来所为何事呢？”咨询师问。

我担心自己会因为紧张而口齿不清，结果却完全相反。我的表述清晰而果断。“我认为我母亲患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我从高中图书馆查了一些书籍，每一条都符合。”

“她有哪些症状？”

“她认为有人在跟踪她，认为罗纳德·里根窃听了我们的电话。她认为我的一个朋友参与了一项政府阴谋。她看《幸运之轮》时会觉得谜题在向她传递秘密信息。”

“你是对的。听起来的确很像精神分裂症……她多大年纪？”

“四十五。”我说。咨询师不安起来，我等待着他继续发言，但他却很安静，仿佛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

“那么，我该怎么帮她呢？”我问。

“不幸的是，除非她同意接受治疗，否则你什么也做不了。只有当她伤了某人时，你才能送她住院接受治疗。”

“你是说，警察能让她寻求帮助？”

“是的，但……即便如此，我也无法确保能起多大作用。”

“为什么呢？”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

我被咨询师的回答弄糊涂了。“可是如果是那样，不是更应该采取行动吗？”

“你母亲四十五岁，恐怕现在已经太迟了。”

“啊？什么意思？”

“如果你早些发现，那我们或许还能治疗。我很抱歉。”

“怎么会这样？你们不是能帮忙吗？你们为什么不帮我？”

愤怒和失望在我心里翻腾，在我的胸口拧成了一个紧紧的结。这个男人说起话来是如此自大，我想扭弯他的胳膊，把它当干树枝一样拧断，直至他大叫，表现出真正的悔意。我眯缝起眼睛，泪水顺着我的黑色眼线滚落下来。

“那就只能坐视不管？现在我回家，只能接受？我只能与之共存？永远？”

“我很抱歉，但我们对你的母亲无能为力。”

这个专家刚刚告诉我，我母亲的生活已经被丢进了垃圾箱，不值得挽救。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精神健康机构，我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框架来评估自己所获得的建议，以理解咨询师做出假设的基础，即我母亲在她二十岁时就已经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这在男性患者中很普遍。精神病学的观点是，等待治疗的时间越长，结果就越糟。他可能以为，我母亲的症状被耽搁了二十年。而传统上有关精神分裂症的治疗经验一直都建立在男性患者的基础之上。

男性的发病高峰在青少年晚期到二十出头之间，女性则是在二十五岁之后[Olson, Illuminating Schizophrenia, 20.]。而女性还有第二个发病高峰，始于四十五岁，一般与更年期到来的时间重合，但是研究人员直到1993年才发现这一点，而且这一发现从未成为主流认知。[Miller,“Listening to Estrogen.”]

“一百年来，年龄一直是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在《手册》中也是这样说的，精神分裂症有时存在年龄限制：直到80年代，一个人如果超过四十岁，无论男女都不可能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患者。”[Miller,“Listening to Estrogen.”]直到2020年，“网络医生”等热门网站仍宣称：“十二岁以下或四十岁以上的人很少会患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 Onset: When Do Symptoms Usually Start?”WebMD, accessed January 22, 2020, https://www.webmd.com/schizophrenia/schizophrenia-onset-symptoms#1. 全国精神病联盟的网站也指出，“四十岁以上的人……诊断出精神分裂症是罕见的”。然而，数据显示，首次确诊的患者有近20%都在四十岁以上。“Schizophrenia,”National Alliance on Mental Illness, accessed August 31, 2019, https://www.nami.org/learn-more/mental-health-conditions/schizophrenia.]但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认知却与现实矛盾，四十五岁的妇女可能正在经历病发阶段。

几十年后回望那一刻，那正是我的“恨”[此处原文为“han”，为韩语“恨”的拉丁化拼写。]的起源——这是一个无法翻译的韩语词，意为“对不公之事未得解决的怨恨”“一个纠缠在一起、无法解开的……障碍”或“缠结的悲伤”[John M. Glionna,“A Complex Feeling Tugs at Koreans,”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5, 2011,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1/jan/05/world/la-fg-south-korea-han-20110105.]。“恨”不仅代表一种持续创伤和解决方法缺席的意识，它本身也是一种解决方案[Sandra So Hee Chi Kim,“Korean Han and the Postcolonial Afterlives of ‘The Beauty of Sorrow,’”Korean Studies, 41 (2017): 256.]。去过那家精神健康中心之后的几天里，各种声音侵入我的大脑，齐声喊叫着争夺我的注意力：

她患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你怎么能那样说你母亲？

你不知道吗，格蕾丝？那个镇上的人全都想伤害我们。

妈咪生病了。替我照顾她。好吗，格蕾丝？

只有当她伤了某人时，你才能送她住院接受治疗。

她患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你这该死的骗子。

她患了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恐怕现在已经太迟了。

好吗，格蕾丝？

接着，母亲和我吵了一架。点燃战火的可能是我们平时就有的某个矛盾：她认为我学习不够努力，或者我的一个朋友是间谍。我觉得这是帮她的好时机。那些声音仍在冲我吼叫，这一次是在告诉我，我需要将战斗升级，以证明母亲是个危险人物。我说了些话来激怒她，让她打我，一些她不可能预料到的话。结果她狠狠地打了我一耳光，在我脸上留下了一个红印子，我拿起电话报了警。只有当她伤了某人时，你才能送她住院接受治疗。

警察上门来逮捕她，但不知为何，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那一步。我以为自己能向他们解释，我希望她能得到与精神病相关的治疗，而他们将告诉她，她必须接受治疗。他们将她铐了起来，那一刻她脸上的羞愧和愤怒打消了我脑海中的每一个念头。

到了警察局，我把精神健康中心那位咨询师的说法告诉了警察，恳求他们送她去医院，而不要将她关进监狱。“对不起，亲爱的。事情不是那样的。我也希望我们能帮助你妈妈，但我们对她无能为力。”这是我第二次听到权威人士说这句话：我们无能为力。

我对那天晚上其余事情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只记得母亲获释后与父亲所说的话。“什么样的女儿会把自己的母亲往监狱送啊？”她说。“你是这个家里不受欢迎的人。”父亲说。

我最后一分努力也已完全失败。

高中剩余的时间里，我都在学着与母亲的精神分裂症共处。我任由自己沉迷在音乐、文学和男孩子之中，抽大麻，每天躲在珍妮家。

母亲会自言自语，会将大量精力用来与伯奇党人及罗纳德·里根做斗争，但她还算正常，所以家里人都设法假装我们是个正常人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大家学着忘记我对她做过的那件可怕的事，忘记那些声音是如何迫使我做出那件事的。的确，有些时候，她还是从前的自己，足以让我相信她已经恢复。有些时候，她会离开电视机，花一天时间去“任你摘”农场采摘草莓，第二天制作果酱，或者做一顿大餐，尽管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还有些时候，她会说一些政府尚未在她大脑中安装监控设备时经常说的慈母教诲。我从来没有上学的机会，但是你有。格蕾丝呀，继续用功学习吧，你可以做任何事。你的前途是那么光明。

或许那正是我毫不犹豫去了三千英里外的大学念书的原因，因为我拿到布朗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泣不成声，双手颤巍巍地把那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因为母亲人生中第一次喝了一杯香槟，在客厅里转着圈跳舞，因为我知道对我出身无名家族的父母来说，这是一件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从我意识到母亲心愿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她希望我能进入常春藤盟校。

我为自己被录取而感到无比自豪，父母的喜悦更是放大了我的骄傲。最重要的是，我感受到了自身欲望所带来的痛苦。我想超越悲惨小镇和母亲的妄想症的束缚。世界再一次变得无限广阔，我将走出黑暗的青春期，走进另一个春天，生活将重新开始。

而且，去上大学让我与家里保持了距离，加上身处各种思想和批判性思维的世界，这些最终将引导我去探寻母亲精神分裂症的肇因。每一次获得新发现，我的“恨”就与她的“恨”纠缠得更加紧密，我能收集到更多的情感残余[情感残余（emotional residue），心理学术语，指人们的情感在物理环境中留下的痕迹。]，让我在生活中做出决定时拥有更多的力量。当我努力想解开我们的“恨”时，松开的线头将我带回到1986年，十五岁的我第一次通过“用后即弃”的视角观察母亲，第一次意识到，她的人生被骗走了，她被丢弃在大地上，像个孤魂野鬼一般四处游荡。

三十二年后，我仍然努力想解开这个结。

我目前正在教授一门精神疾病社会学的本科课程，内容是关于社会精神健康环境的恶化，而社区被认为是替代精神疾病治疗机构的更为人道和有效的方式。母亲的第一位美国英雄约翰·F. 肯尼迪于1963年签署了《社区精神病保健中心法》，但政府对社区精神健康机构的投资从来都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1981年里根上台后，开始削减联邦政府在精神健康服务方面的投入，直至最终减少至原本预算的11%。[Deanna Pan,“Timelin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Mother Jones, April 29, 2013, https://www.motherjones.com/politics/2013/04/timeline-mental-health-america/.]

课堂上，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母亲总是说，里根想把她拉下马，也许她终究是对的。

社区精神健康机构的资金严重不足，会有意疏忽病情最严重的患者，因为病得最重的人耗费的资源最多。

我们对你的母亲无能为力。

在缺乏真正的精神健康护理的情况下，患有精神疾病的人都被关进了监狱，或者被丢在大街上自生自灭。据艾伦·弗朗西斯说，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美国才成为世界上最不适合罹患严重精神疾病的国家。[Allen Frances,“World's Best—and Worst—Places to Be Mentally Ill,” Psychiatric Times, December 29, 2015, https://www.psychiatrictimes.com/worlds-best-and-worst-places-be-mentally-ill.]

两个星期后，我将带领学生探讨娜可莎·威廉姆斯的案例，这是一位有天赋的年轻黑人女性，她的精神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直至流落纽约街头，无家可归，最终坐在第五大道和46街交口的长椅上死去[Benjamin Weiser,“A ‘Bright Light,’ Dimmed in the Shadow of Homelessness,”New York Times, March 3, 2018, https://www.nytimes.com/2018/03/03/nyregion/nyc-homeless-nakesha-mental-illness.html.]。我的一个学生会说，这个故事之所以吸引她，是因为娜可莎一开始也是个大学生，而同样的结局也可能发生在班上任何一个同学身上。“在我们读过的所有故事中，患者一开始都是很体面的，直至某件事情触发了他们的疯狂。导致娜可莎疯狂的，或许是性虐待。”

那堂课结束后，我将再次想起母亲。1986年是不是还发生过其他事，某些我还未尽全力去了解的事？我是不是过分执迷于自己所构建的叙事，以至于忽视了眼前发生的事情？我将闭上眼睛，让这个故事的所有碎片散落，但绿山仍将耸立不倒。

记忆将会浮现。

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我问过母亲能否带我去她工作的地方看看。我的好奇心让她陷入了恐慌。“不，不，不！”她大喊，“你都不知道那里都有些什么糟烂事！你永远都不能去那种地方！听到了吗？”那时我以为她这样说是因为不希望我接近那些少年犯。

我十五岁的一天，她下班回来，在卧室同父亲交谈，显然很烦躁。房门是关着的。她的声音很尖锐。父亲劝她小声些。母亲对绿山的抱怨已经从“他们是怎么议论我们的”变成了“他们是怎么对我的”。

我将继续深入记忆寻找线索，探寻那里可能发生的事情。他们对她做了什么过分的事？由于无法想起任何具体的线索，我将上网寻找那个地方的照片，以唤起自己的记忆。点击第一下之后，我将看到一些照片，那是一片庞大的建筑群，紧邻5号州际公路，就在76号出口前的路段。草坪边缘和铁丝网栅栏之间有一排白杨树。即便是在小时候，我也觉得它们看上去像一排士兵，或是一个行刑队。再次点击后，我将发现“那里都有些什么糟烂事”。

奇黑利斯绿山学校猖獗的性虐待事件。[“Rampant Sexual Abuse at the Green Hill School in Chehalis,”Pfau Cochran Vertetis Amala Attorneys at Law (website), accessed September 6, 2018, https://pcva.law/case_investigation/rampant-sexual-abuse-at-the-green-hill-school-in-chehalis/.]

2018年，原告对绿山提起诉讼，声称他们在未成年、被关押在那里时多次遭到强奸。“多年来，绿山学校都存在着不当性行为的文化……对投诉的报复和压制现象很普遍……监督人员主动纵容虐待行为，保护施暴者。”[Natalie Johnson,“Lawsuit Alleges ‘Culture’ of Sexual Abuse by Female Staff at Green Hill School,”Daily Chronicle, March 8, 2018, http://www.chronline.com/crime/lawsuit-alleges-culture-of-sexual-abuse-by-female-staff-at/article_f56fe2d4-226d-11e8-9157-3f71631484e5.html.]“学校至少有六名或更多儿童遭到了工作人员的虐待，（而这）只是冰山一角。”[Olivia Messer,“Staffers Raped Teen Boys at Juvenile Detention Center, Lawsuit Claims,”Daily Beast, March 8, 2018, https://www.thedailybeast.com/staffers-raped-teens-at-juvenile-detention-center-lawsuit-claims.]“一名受害者称，他试过拨打《消除监狱强奸法案》（PREA）热线电话，却被拦下不能使用电话。”[“Rampant Sexual Abuse,”Pfau Cochran Vertetis Amala Attorneys at Law.]调查还显示，那些男孩目睹了员工之间的不当性行为。[Johnson,“Lawsuit Alleges ‘Culture’ of Sexual Abuse.”]

从2009年起就有虐待的书面记录，当时的厨师迪安娜·威特斯承认犯下了攻击儿童的罪行，并供出了另外五名有虐待行为的员工的名字，换得了三十天的监禁处罚，但那五名员工都没有被起诉或被要求辞职。“那里的文化就是这样，”她说，“这种事一直都在发生。”[Rebecca Pilar Buckwalter-Poza,“Teen Who Says He Was Raped by Juvenile Detention Center Staff Fights Back through the Civil System,”Daily Kos, March 12, 2018, https://www.dailykos.com/stories/2018/3/12/1748449/-Teen-who-says-he-was-raped-by-juvenile-detention-center-staff-fights-back-through-the-civil-system.]在另一个案子中，一位名叫埃弗里特·费尔柴尔德的男员工，于2007年被指控对一名女同事实施了性侵[Andy Campbell,“Culture of Sexual Misconduct Alleged at Green Hill School,”Daily Chronicle, July 16, 2009, http://www.chronline.com/news/culture-of-sexual-misconduct-alleged-at-green-hill-school/article_42b8b61d-1acc-5e6d-b369-c15a7f40a03c.html.]。当被要求就2007年及2009年的丑闻事件做出回应时，绿山的负责人却避重就轻：“当一个机构拥有二百五十名职员时，糟糕之事是一定会发生的。”[Campbell,“Culture of Sexual Misconduct.”]

这些糟糕之事持续了多长时间？受害者鼓起勇气将施暴者告上法庭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2007年，但糟糕之事的持续时间一定比这要长得多。每一个证人，无论是雇员还是被羁押者，在描述中都声称，性侵在该机构的文化中普遍存在、根深蒂固。

1986年，威特斯三十岁，费尔柴尔德二十六岁，我母亲每天早晨下班回家，都为“绿山的坏人”感到不安。有没有可能是他们在那里虐待男孩，攻击其他员工，并要求我母亲闭嘴？如果坏人不是他们，那就是其他人？我试着想象她在这种环境中的样子，想知道她目睹了怎样恐怖的场景，她可能遭遇了什么，她有可能被邀请去做什么卑鄙勾当。我想象着，这种创伤与她在美军军营的过去，与我们家族被日本殖民和当作军队性奴的模糊历史，产生过怎样的交互影响。

或许正是性虐待导致了她的疯狂。

组成这个结的另一股绳索也将松动。在一个系统化地侵犯未成年人并将这种虐待保守为机构秘密的地方，她上了十一年夜班。

这个社会的什么东西刺激了她，但这个“什么东西”不能被简化为任何单一的因素。它是绿山的恐怖环境，也是反对移民的刺耳言论，比如“这是一种入侵，而非‘人权’”，也是我母亲在太平洋两岸都经历过的毁灭性冷战。是我父亲认为“她活该”的态度。是外祖母的去世，是母亲的第一个家的失去。

母亲发疯三十二年后，我将把这些线头松开，看清每根线的走向，看清导致她发疯的，其实就是这个绳结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