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一个星期后，我去曼哈顿韩国城的一家杂货店买了一罐泡菜。起初我并未多想。这只是一种本能行为。她住在新泽西的十年，我每个星期都会去宾夕法尼亚火车站搭东北走廊铁路线[美国最繁忙的铁路线，位于东北部，从波士顿连至华盛顿，全长七百三十千米，一路经过多个特大城市。]去她家，在去火车站的路上会顺便去那家超市逛逛。

那天，离开那家超市后，我本打算乘坐市地铁Q线回家，可我却径直走过了车站，快到宾夕法尼亚站时才想起，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在32街的人行道中央停下脚步，挡住了如潮涌般的行人，大批游客和上班族从我身边挤了过去。我凝视着购物袋里的那罐泡菜，眼泪打在袋子上，黑点在牛皮纸袋表面洇开来。我为什么要买这东西？她不能再陪我吃这个了。而我也没那么爱吃泡菜。

那罐泡菜在我的冰箱里放了几个星期，白菜浸泡在大蒜和辣椒的海洋中，随着它们不断发酵，气味慢慢渗透了其余所有食物。每一样食物都隐约有它的味道，提醒我母亲已经走了。

第一次打开那个长长的玻璃罐时，那味道冲得我很难受，悲伤的浪潮上涌，穿过我的胸膛，进入我的喉咙，直到我的身体不堪重负，我伏在厨房水槽上哭了起来。

每隔几天，我都会强迫自己吃一些泡菜，配米饭或拉面，带蒜香的爽脆新鲜大白菜，变成了腌制成熟的软烂泡菜——它在我的味蕾上完成了生命循环。到吃完那一整罐的时候，我的意识发生了某种改变，我又去韩亚龙超市买了一些回来。我在有序排列的各式泡菜产品——品种有韭菜、牡蛎、萝卜、黄瓜、青葱和经典大白菜——前打量许久，然后选了一夸脱的经典风味泡菜。

“记住。”我对自己说。这一次，我完全清楚她已经去世了。

直至九岁做那个家谱作业时，我才开始明白，母亲在我这个年纪成了难民，她是战争幸存者。至少有十年时间，她再未说过任何有关战争的事，我对所有她未言明之事的好奇心，成了我潜意识里的一颗种子。

在她讲的故事缺席的年代，我将成年后的岁月都用来研究平民的经历。有些幸存者当时还是孩子，长大后讲述了战争中的可怕经历，他们于地面袭击中在成堆的尸体里寻求庇护，涉过漂满死人的河流寻找父母的遗体，无助地看着周围的人被炸弹炸成碎片。母亲不忍心谈论她可能目睹过的惨状。她第一次主动回忆起那场战争时，讲述的是一个有关泡菜的故事。

随着战线的南移，许多家庭被迫流离失所。人们忍饥挨饿，只能四处觅食，掠夺其他逃离者的家园和田地。偶尔，他们会收到美国士兵赠送的食物。

我从来都无法真正确定，我是否理解母亲的经历，或者她的记忆是否准确，但有一次她告诉我，在跟随其他难民群逃亡的过程中，她和家人走散了。她自己不知怎么回到了家，然后她想起外祖母埋在后院里的几大陶罐泡菜。食品储藏室里还剩一些大米。

她挖出一个陶罐，取了一定量的泡菜，然后煮了一锅米饭，只吃了足够缓解饥饿但不至于浪费泡菜的量。当时九岁的母亲就这样挨了一个又一个星期，等待家人回来。那些泡菜让我活了差不多三个季度。没有它，我可能活不下来。

战后，生存希望最大的地方是美国军营，因为那里是韩国的财富集中地。于是我母亲也去了军营，她对美国的渴望是成长岁月中社会和历史环境塑造的结果。她倾心于自己在电影中见到过的美国形象，逐渐觉得美国的一切都与奢华有关。她不曾料想过，在一个如此富裕的国家，自己有一天也会挨饿。

故事的第一部分与匮乏有关，始于现实中韩国食物的缺席。[Ji-Yeon Yuh, Beyond the Shadow of Camptown: Korean Military Brides in America (New York: NYU Press, 2004), 127.]

1972年，我们进入美国的第一个港口是西雅图港，当时那里有一定数量的韩国人口，足够让一家卖亚洲产品的杂货店活下去。我们在那里只住了几个月就搬走了。根据我多年后听到的故事，母亲在西雅图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思乡和哭泣中度过。或许正是因为如此，父亲才觉得搬去奇黑利斯可能对我们更好。他可能觉得，有他的亲朋好友在，我母亲适应起来会更容易。的确，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向我母亲表示了欢迎，摆出了奶油金枪鱼砂锅、混有罐装水果鸡尾酒和白软干酪的酸橙果冻、曲奇饼干和自制柠檬水。他们的姿态是友善的，但这些异国食物并不能缓解她的思乡之情。

带来最大冲击的是食物。突然间，每一顿饭都变成了一种背井离乡的痛苦提醒。[Yuh, Beyond the Shadow, 128.]

我们到奇黑利斯后不久，父亲就重新出海了，他的工作安排是三个月在家、三个月在海上。他在太平洋上航行时，只有在他上岸的少数日子里，我们才能联系上他，这就相当于我母亲被丢在了一个陌生的国家，要在照顾两个孩子的同时，应付移民生活的各种陷阱。可如果她自己也需要被人照顾呢？在我记忆中，父亲出门在外时，他的亲人从未上门探望过我们，尽管我并不知道，父亲家人的陪伴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母亲远离自己家人的痛苦。

我在想，父亲是否曾考虑过，当他不在家时，母亲在奇黑利斯过的是怎样一种生活。他可能觉得，至少比在韩国要好。任何方面都比韩国好。

除了对韩国食物的渴望以外，移民也饱尝了生活中见不到其他同胞所致的思乡之情和孤独感受。[Yuh, Beyond the Shadow, 130.]

我们在美国生活的头几年，母亲试图与韩国保持联系，每年夏天都带我们回釜山。在那里，哥哥带我去了他以前常去的所有地方。虽然我记得其他孩子会嘲笑我们是“twigki ainoko”，这个韩语词源于日语，是对“白人混血儿”带种族歧视意味的蔑称，不过，我幼年对韩国的记忆却是最快乐的记忆之一。我们被家人环绕，外祖母和姨母慷慨地招待我们、关爱我们，哥哥那时也还小，愿意和我玩。

夏天结束时，母亲会往行李箱里装满食物，然后谎报以通过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的海关。如果她装的是一袋凤尾鱼干、小黄瓜、大酱和红辣椒，虽然鱼和发酵豆瓣酱会散发出味道，但还是能不被发现。不过，泡菜在温热的环境中易变质，装在袋子里又很容易漏出汁液，而且气味过于强烈，很难带上它安然度过九小时的飞行，然后偷偷通过海关。但这种最难从韩国偷运入境的食物，也是对韩国人味蕾最重要的食物。我母亲并非不想尝试偷运，或许她也曾试过。但偷运泡菜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因此，她只好用加仑装的袋子带红辣椒粉，再带几罐腌盐水虾回来，在家里制作泡菜。

父亲口口声声说要为她提供新鲜食材，再给她买一台专门用来保存泡菜的冰箱。但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太平洋西北部乡村地区，根本找不到一棵韩国白菜，而父亲根本不懂美国卷心菜和大白菜之间的区别。

第一次收到父亲赠送的美国卷心菜厚礼时，母亲脸上难掩愤怒。

“这是啥？不是这样的白菜。”她的声音恐慌起来，“哦不……哦不！我现在该怎么办？”下一刻，她的怒火直接对准了父亲，“我该拿这东西做什么？哈？”接着，她平静了些，将那卷心菜拿在手中翻来覆去地研究着，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啊……美国人怎么吃这个菜啊，我不懂啊。”

美国人所称的那种卷心菜品质较差，完全无法用于制作泡菜。或者说，我是从母亲的咆哮中推断出这条讯息的。从这份痛苦的失望中恢复后，她开始寻找“真正的”大白菜，即美国人所称的“纳帕白菜”[原文为“napa cabbage”，为日语“菜っ葉（nappa）”的音译，其拉丁语学名为Brassica rapa pekinensis，即北京白菜，也就是大白菜。下文的小白菜原文为“bok choy”，为汉语的音译，拉丁语学名为Brassica rapa chinensis，即中国白菜，也就是小白菜或上海青。]。她会开车去西雅图寻找，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有时她能“中头奖”，带回几箱白菜，买光商店里的全部存货。运气不好的话，她只能找到小白菜。两者不是一种蔬菜，但也聊胜于无。换句话说，比美国卷心菜强。

像我母亲这样的女性是韩国移民链的第一环。这些女性很少被其他韩国人承认，因为有“与外国人混血”的耻辱，她们赞助亲人逃离贫困，逃离战后统治韩国的一系列军事独裁政府，逃离与朝鲜有家庭关系的危险。这些移民来到美国，几乎都是因为有姐妹、堂表亲、姑姑、姨妈、女儿或侄女嫁给了美国人，如此才得以移民过来。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生活着大量韩国人，但领路的女性无论是在接收国还是在自己家庭中都被视作外人，承受着非同一般的艰辛。

父亲的家人对我母亲也有戒心。但她通过学习做他们熟悉的食物、办纯美式感恩节宴会，逐渐消除了他们的恐惧，餐桌上会出现绿色的调和果冻。第二天，美国客人离开后，她会将吃剩的火鸡连同大酱和泡菜一起端上餐桌。

母亲在美国新家中被边缘化的经历并不像其他跨国婚姻中的韩国女性那般极端。根据余智全的韩国“军队新娘”口述历史，嫁给美国士兵的韩国女性被要求烹煮美国食物，因此为了在厨房里重现丈夫的文化，她们往往会牺牲自身的文化传统。丈夫和姻亲通常会认为韩国食物太过陌生，而且有异味，所以不鼓励——有时甚至会禁止——她们在家里吃陌生的食物。甚至连他们结婚生下的子女有时也拒绝认同韩国食物，由此也就拒绝了母亲的文化。在缺少韩国食物的情况下，这些女性在美国泡菜中找到了鸡肋的替代品，用面包屑和意大利辣椒片制作辣椒酱，搭配少量供应的正宗韩国小菜，吃完一整碗米饭。

许多女性无法忍受美国人喜欢的富含淀粉的油腻食物。二战结束后，50和60年代，这片众所周知的富庶之地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期，这一时期移民美国的军队新娘告诉我：“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可吃。”[Yuh, Beyond the Shadow, 127.]韩国食物的缺乏不仅加剧了她们的思乡之情和孤独感受，也造成了身体问题：美国食物太难吃了，进食变得困难，饥饿一直相随[Yuh, Beyond the Shadow, 128–29.]。她们变得营养不良、体重不足，陷入抑郁和焦虑之中，身体和精神都枯萎了。

为了活下去，有些人会在厨房里储备韩国食物，如果能找到的话，不过只能偷偷地吃——将韩国产品藏起来，趁周围无人时烹煮，以避免被人抱怨食物的气味。有机会弄到韩国食物的人会主持地下集会，招待那些在自己家中不被允许吃韩国食物的女性。这些女性感觉与自己的美国家人有隔阂，因此不觉得她们的房子是自己家。与此同时，她们又无法返回韩国，饱受思乡之苦。这样，围绕着让这些被强迫同化而感觉无家可归的女性的生活复苏，逐渐发展出了一些社区。

她们聚集在安全的房子里，一起吃泡菜和海带汤，分享韩国的故事。其中一位解释道，韩国食物不只是食物，终于品尝到韩国发酵食物的蒜味和辣味的经历，就类似于沙漠中搁浅之人喝到了第一口水。是一种从缓慢死亡中的侥幸逃离。有那么一瞬间，这些女性中的一些人找到了回家的路。

母亲曾经很了解那种因缺乏韩国食物而造成的迷失感，但奇黑利斯没有人能引导她前往熟悉的场所。她成了她期待自己能拥有的那位向导。

随着新的韩国移民慢慢来到奇黑利斯，母亲会将他们每一个都庇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第一位叫阿京，她嫁给了一个美国人，生了一个女儿叫埃莉，比我小一岁。埃莉的妈妈也比我妈妈小，所以我妈妈就成了她妈妈的“unni”，也就是姐姐。第一次见面时，我母亲用一罐自制泡菜向她表示欢迎，她们很快就成了烹饪伙伴。

之后又有一个韩国女人来到我的家乡，这意味着我母亲的烹饪食谱也要随之扩充。许多食材难以获得，她便带队去海边展开觅食探险，埃莉和我也一起去了。我们用漂浮物做花束，在沙滩上挖洞，母亲们则拿着十加仑装的桶，往里面装满蛤蜊及美国人不吃的海带和小的油性鱼类。她们会制作有嚼劲的海藻沙拉和炸胡瓜鱼，搭配米饭和泡菜食用。这样的聚会让埃莉的妈妈坚持了一小段时间，但最终她还是无法忍受与韩国社区隔绝，和家人搬去了塔科马，那里的韩裔人口数量为该州第二。

母亲只能接触有限的韩国食物，小的时候，我从没想过这对她来说是如此艰难的一件事，因为她一直都有喜欢吃的美国食物。她爱吃汉堡包和热狗，以及任何肉类。这些食物在美军占领时期及战争期间殖民了全体韩国人的味蕾。虽然喜欢这些食物，但她也有更多需求。对韩国人来说，美国乡村地区可谓美食荒漠。

直至她去世之前的几年，我才意识到她的感受有多糟糕，当时我告诉她，浩秀的朋友扬迪从韩国来访，我邀请她们两个过来吃饭。

“你要做什么？别做美国食物。”她强烈要求。

“我想着做一道红酒炖鸡。是法国菜，用葡萄酒炖鸡。”我说。

“法国菜，美国菜，都一样！别做西方食物！”

“但她也许想尝试新口味。”

“我告诉你，她不会喜欢的。”

“你甚至都不认识她！”

“哦不，格蕾丝，韩国人不可能吃那种食物，会让她难受的。做韩国食物。”

几小时之后，晚餐话题早已结束，母亲却又聊了起来。“给扬迪做些韩国食物吧，好吗？”

她对访客的关心让我想起童年时期的一天，是在我八九岁时，母亲在离我们房子仅三十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家亚洲超市。她买了两百磅大米回来，后备厢里装满了干大豆、红辣椒、鱼酱、蚝油酱、盐水虾和新鲜豆芽，后座上则塞满了白菜。

“谢天谢地，我现在有足够的大米和泡菜，能吃很长一段时间了！”她说。

食物，韩国食物……我想着它，我梦着它，在我的梦里，要么没有韩国食物，要么我正在吃韩国食物，要么出现了韩国食物。这就是我梦到的内容。当我第一次来到……实在是太难受了，我那么渴望吃到（韩国）食物，实在是太难受了。哦，我受了很大很大的苦。[Yuh, Beyond the Shadow, 129.]

埃莉和家人离开后，凯来了。

凯和她弟弟来到我所在的学校，老师们不知该怎么办。他们没有能力帮助移民儿童适应美国的生活，学校的工作人员便找到我。他们把凯送到我就读的一年级教室，希望我们成为午餐伙伴，我们照做了。

凯和弟弟不是普通的移民，因为他们是独自来到美国的，分别只有六岁和五岁。凯给我讲了他们来到这里的故事。母亲将他们带到市场，然后说：“握紧彼此的手，握紧，别松开。待在这里等我回来。”他们就在那个忙碌的市场中央等待，紧握着彼此的手，只在要擦拭掌心的汗水时才短暂松开。夜幕降临后，孤儿院的一个男人发现姐弟俩，身上脏兮兮的，饥肠辘辘，却仍遵照着他们母亲的嘱咐，紧紧握着彼此的手。男人将他们带回孤儿院，几个星期后，将他们送上飞机，运来奇黑利斯，由安德森家领养了。我后来得知，凯的经历并不独特，那个时期被美国领养的韩国儿童中，有许多年纪都已足够大，记得他们在韩国失去的家人和家园。

为了欢迎凯和她弟弟，学校决定组织一个“文化日”，好让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展示各自传统的方方面面。换句话说，凯和我被要求到其他教室去做演讲嘉宾。凯穿上了韩服——宽袖上衣和蓬松的裙子，内搭长款麻织内衣，解释说这是韩国传统服饰。我没有韩服，只有小熊鞋，是一双形似独木舟的胶鞋，但已经穿不下了，所以我不想穿，因为担心被嘲笑。不过，反正老师们对我穿什么并不是特别在意。他们真正想让我展示的是我母亲的厨艺。母亲知道不可能让一群美国孩子吃泡菜，便做了“杂菜”，这是一种色彩缤纷的什锦拌菜，将粉丝、菠菜、胡萝卜丝、西葫芦丝、牛肉、鸡蛋加芝麻油和大蒜调味炒熟混合做成。

凯介绍了她的韩服，回答了跟领养相关的现场提问，讲述了她被遗弃的全部细节，然后我母亲将杂菜装盘，分给孩子们吃。

“呕，它们是虫子做的！”一个孩子喊道。

“是土豆做的粉条，”我母亲回击道，“明白吗？是土豆，土豆。”

我站在后面，静静地看着母亲脸上晕出的红晕，面对眼前野蛮的指责，她在压抑自己的愤怒。我们三个韩国人就这样继续在校园里昂首阔步——凯穿着韩服，我母亲端着一托盘杂菜，而我除了少数族裔的外表，没有任何特别的展示。尽管我们展示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孩子们依然管我们叫中国人或日本人。

早在我在一年级教室里认识凯之前，母亲就知道她了。母亲从未正式与安德森家的人打过照面，但每个人都知道我母亲。她被称为“那个东方人”或者“那个中国女士”，也是镇上唯一会说韩语的人。但现在，她的语言差异突然间变得有价值了。

领养机构可能给了安德森夫妇一本指南：孩子们离开熟悉的一切后往往会感到不安。如果你的孩子表现出不安，你只需要微笑，然后抱他一下。很快他就会加入其他快乐美国儿童的队伍。所有这些问题都会自行解决……韩国孩子渴望讨好人，而且大多学东西都很快。[这段文字摘自影像资料片段，其中有韩国战争孤儿吃巧克力、口香糖等美国零食的场景，文字源于20世纪60年代国际社会公益服务处发给美国领养父母的小册子。Deann Borshay Liem, “Practical Hints about Your Foreign Child”(video), 2005, http://www.stillpresentpasts.org/practical-hints-about-your-foreign-child.html.]

但当凯和杰森大哭起来，别人怎么安抚都无济于事时，我母亲就会被叫过去看看情况。她咬牙切齿地回到家中。大家都不需要询问发生了什么，因为她滔滔不绝地把故事讲给了所有愿意听的人听：

“安德森夫人在腌卷心菜，你知道，那两个可怜的孩子以为那是韩国泡菜……但其实那是德国酸菜。”她在心里感受着孩子们的失望，过了片刻才呼出一口气，“哎呀，我快窒息了！”她用韩语重复说着，声音里能听到哭腔。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哭。

随后她打起了精神，做了那种情况下唯一合理的事情。她走进厨房，从冰箱里取出一些大白菜，用一只巨大的金属搅拌碗化了些盐水，又在地上铺了一块砧板，然后忙碌起来。她蹲下身子，将白菜四等分切开，浸入盐水中。接下来，她用刀柄将大蒜捣成泥，往另一只碗里倒入大量红辣椒粉，再加入盐水虾、糖、米粉和大蒜泥。她把大陶罐从阁楼里拿了下来，准备发酵泡菜。几小时后，她将白菜冲洗干净，放进那只装有辣椒粉的碗，加入切碎的小葱末，然后徒手将调味料抹在白菜叶子上拌匀。最后她将处理好的白菜装进罐子，放回阁楼等待发酵。

凯和杰森突然被送离韩国，进入了奇黑利斯的一个新家庭，在这个家里，没有人会说这对姐弟的语言，没有人懂他们的文化。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这个事实，但我母亲决定，这对姐弟不能再没有泡菜吃了。她立刻意识到自己得喂养这对姐弟，在那短暂的瞬间，她成了那两个孩子已然失去的韩国母亲。

我总会被她对那两个孩子的温柔打动，而随着我对母亲过去的了解越来越深，我开始思考，那份温柔在多大程度上是她对自己失去的一切的投射，以及在那样的投射中，她到底是位母亲，还是个孩子。这两个惊恐又悲伤的孩子的出现，是否让她想起自己作为一个准孤儿，被迫在战争中自食其力的过去，或者说刺痛了她在美国孤独无依的内心？

成为研究员后，尤其是在与浩秀的合作中，我了解到，韩国母亲的典型形象与我母亲很像——20世纪50和60年代军营城镇的妇女。然后我想起她曾抱怨，她从前经常服用的避孕药不管用。她说这件事时脸上夹杂着懊悔与恐惧，她从未向哥哥或我公开表达过这类情感。我不禁想知道，她是不是曾被迫放弃过另外一个孩子。那是她所有秘密中最难以启齿的一个。安德森家领养的那两个孩子是否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另一个孩子，那个孩子被空投到了某个美国中产家庭，正哭喊着要找她，渴望尝一尝泡菜的滋味？

母亲经常去安德森家探望，偶尔还会邀请他们过来吃一顿韩国晚餐。但若干年后，他们领养了另一个韩国小孩，转折点出现了。

新来的女孩快十七岁了，只有她保留了韩国名字，这或许是因为安德森夫妇明白，此时要她再接纳新的身份已经太迟，或者也可能是因为，她名字的发音听起来和美国名字很像，她叫米娜。或者如果我母亲的猜测没错，那是因为安德森夫妇的真实意图从来就不是让她成为家庭的一员。

“他们不想再要一个孩子！他们想要的是女仆！”我母亲哭着说。她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这个孩子的痛苦。

我从来都不知道，她和安德森一家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十七岁的米娜的到来标志着母亲与他们家往来的完全断绝。

米娜、凯、杰森、阿京、埃莉——在我们之后到来的所有韩国人——要么是被领养的儿童，要么就和我们一样，出身于跨种族婚姻的家庭。我们被共同的历史遗产捆绑在一起，我们都是军国主义国家的国民，都诞生于经历过被美国干预和战争的险恶环境，遭受过摧毁了韩国无数家庭的性别歧视与帝国主义社会政策的影响。我们都被“美国家庭/国家拯救了我们”的论调束缚着。

母亲在表达对安德森夫妇的厌恶时撕破了那种论调。她不想再和那家人来往，他们剥削一个女孩的劳动，并将其伪装成慈善之举。

我上四年级时，教室里又上演了和凯到来时相似的一幕戏码。这次来的是个男孩，年纪比我稍大。他惊慌失措，在教室里转着圈跑，还尿湿了裤子。隔壁班的一个男老师过来追赶他，吼着要他坐下来。学校里没有翻译，于是男老师看着我，说：“你过来！请你让他坐下。”

“坐下。”我说。

男孩停下脚步，盯着我看，然后缓缓坐了下去。“是韩国人吗？”

“母亲是韩国人，”我用蹩脚的韩语说，“故乡是釜山。”

他微微一笑，安静地坐了一会儿。

放学回家后，我跟母亲说了这个新来的男孩，于是她新做了一批泡菜。

每当有韩国小孩或妻子来到新的美国家庭，母亲都会用故乡的语言向他们表示欢迎。她手捧一罐泡菜说：“我们一起吃吧。”

她把泡菜作为他们背井离乡的抚慰，因为她明白，日常的饮食和烹饪行为会成为人们与留在身后的故乡之间的联结。母亲将自己置入移民来到新家的场景之中，也让他们早已失去或被抹除的韩国亲属成为那些场合的见证人。由此，她也用一种更为微妙的方式打破了“美国家庭/国家是我们的救世主，我们的一切都要归功于美国人”的宣传论调。

我想她从来没有想过把泡菜当作一种抵抗的手段，但在制作和分享泡菜的过程中，有某些东西让她感觉自己还活着，让她能够在残酷的环境下为了生存下去而奋斗。

最后一个领受母亲泡菜的人是我。当我即将离开家，去三千英里外的地方上大学时，她送给我一台电饭锅和一夸脱罐装的泡菜。她用好几层塑料袋将罐子包得严严实实，让我放进行李箱，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不想让那气味把衣服弄臭。

“格蕾丝，带上吧，”她说，“美国大学的人不知道怎么给亚洲小孩做吃的。你带上它，那样我就不会为你担心了。”

她知道学校餐厅里有无限量供应的食物，所以她担心的倒不是我能否吃饱。对我母亲而言，泡菜代表的是生存，她认为泡菜能帮我挺过生活中可能遇到的任何挑战。

几年后，当我拥有了第一间公寓后，我向她要了食谱，以便随时能自己制作泡菜。许多年来，我一直恳求她教我做韩国食物，但她总是拒绝，声称那是“浪费时间”，我应该把时间用在学习上。不过，她毫不犹豫地教给了我制作泡菜的方法。如果说家族的烹饪历史上有什么东西是她希望我传承的，那便是泡菜。

母亲过世不久后的一个晚上，我躺在床上，担心自己是否有能力在一个没有她的世界生活。她突然离世，她的生命早已被痛苦吞噬殆尽，想到这些，我的痛苦是如此强烈，甚至希望自己也一死了之，从而获得解脱。我的思绪慢慢涣散，但在半睡半醒之间，脑海中却闪现年幼时的一幅画面：

我坐在高脚椅上，看着母亲。她站在厨房水槽旁，穿着一件宽松的棉布连衣裙——是无袖的短款，淡紫色的，她的长发披散着，光着脚。母亲纤细的手指放在水流中，正冲洗着一片发酵过的柔软白菜叶，直至洗掉上面所有的辣椒粉。她用手指将叶片撕成小条，先是纵向撕，然后用拇指和食指的指甲捏住，将菜条横向切成段。我能清楚地看见她栗色的纤细双手——她的手指又长又细，指甲几乎是齐肉剪掉的。它们敏捷地忙碌着，洗掉泡菜上的辣椒粉。她将切成小段的菜叶拿给我，用手喂给我吃。“格蕾丝呀，不辣吧？”她问。我吃了下去。“哦，慢慢享用泡菜吧！乖孩子！”她在笑，为我正在慢慢学会品味泡菜而高兴。

我清醒过来，那幅画面仍在我脑海中，我所有的感官都知道，那不是在做梦。那是我关于饮食的最早记忆，也是我对于母亲的最早记忆。我闭上眼睛，再次回到她身边，想看清她用双手给我喂食时脸上的宽慰表情，想听到她说：“多吃泡菜吧，格蕾丝呀，我们是幸存者。你有能力忍受所有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