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长大后想当什么？”我记忆中母亲最早问我关于职业理想的问题是在我五岁时。她高亢、清晰的声音就像玻璃杯相碰发出的，那是她想从你嘴里套话的信号。她跪在地上，长长的头发拂过油毡，棕色的眼睛满含期待地看着我：“啊，格蕾丝呀？”她勉强笑了几秒钟，酒窝消失在了圆润的脸颊之中。

“当厨师。”话说出口的那一瞬间，我就知道自己犯了巨大的错。

“当什么？！”她一跃而起，俯视着我。她的鼻孔张得很大，脸涨得通红，然后用短句愤怒地说出了正确答案。“你可以当，医生、律师，或者教授。”

那时的我真的想当厨师吗，或者考虑过自己的未来吗？我持怀疑态度，但就像孩子们经常会做的那样，我也会想象自己从事我所看见的成人做的那些事。母亲总是在做饭，但对她来说，那是一项义务，而非一份职业。

如果我当时年纪再大一些，我可能会意识到，她最近迷上了我编的一首歌，歌词是：“我希望我是个铅笔头，铅笔头，铅笔头。”我用的是一种缓慢而悲伤的语调，有时还会将“铅笔头”换成“吃笔人”。但不管怎样，我母亲却认为，这首歌意味着有一天我将成为一名伟大的学者，她还跟她认识的每一个人说我将自己的理想都记录在了歌曲中。她用韩语给亲戚打电话时，会在语速很快的老家庆尚道方言中插入慢速拼读的英语语句“我希望我是个铅笔头”。切回韩语后，她的声音中有一种轻快活泼的调子。那是我母亲微笑时所发出的声音。家里来客人时，她会给他们讲述我的大师之作，并要求我演唱。那首歌还有配套的美术作品——我用铅笔描画的铅笔图片，她也会骄傲地展示那些素描画作。

这预示着我将会成为一名学者。在韩国，小孩子过周岁生日时，家长会在她面前摆放预示着她未来的物件。如果她抓的是面条，那她将会长寿。如果她抓的是硬币，那她将会是个有钱人。如果她抓的是铅笔，那她将会成为一名学者。成年之后，我会和韩国朋友们开玩笑，说我母亲操纵了这个游戏的结果，因为她摆了三堆铅笔。格蕾丝呀，有一天你将成为非常——伟大的学者。她精心将这条信息植入了我梦想的最底层。那是我的命运。

“当厨师？那算哪门子的答案？”她对我父亲嘀咕。

父亲要她冷静点，然后说了些什么，这些话日后将为我了解他们之间的文化差异提供线索。父亲的母亲是爱尔兰裔加拿大人，他父亲是英裔美国人，而且比他母亲大二十岁。他会一期不落地购买《福布斯》和《国家地理》杂志，而且是公共广播公司的忠实听众。“她可不是说要当负责煎炸的厨师，”他说，“她是指要成为茱莉亚·查尔德。”

“茱莉亚啥？”

“茱莉亚·查尔德[茱莉亚·查尔德（Julia Child，1912—2004），因为丈夫做外交工作，在法国学习了大量烹饪技巧，后成为著名的美食作家及节目主持人。]，美国最著名的厨师。她的电视节目——”

“我不管！她不能当厨师！”母亲只要大声吼叫，浑身就会发抖。在美国生活的三年半时间，并未让她接受烹饪是一份值得尊敬的职业的观念，不管是不是在电视节目上做菜。烹饪是家庭主妇和工人阶级才干的事——这两种身份在很大层面上决定了我母亲的人生地位。有趣的是，这件事发生时，她一定正在做饭，因为我的记忆中突然出现了一把刀。

她将目光转回到我身上，手里紧攥着刀柄，手指关节都发白了，还随着说话的节奏摇晃起那把刀。“格蕾丝，这个世界有那么多职业可选，但你，却想要，当，一名厨师？”她愤怒得几乎要流下眼泪来了，“不，你不会成为厨师。你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厨师。”她击碎了我的厨师梦，怒气冲冲地走到我们那座六室平房的另一头去了。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父母差不多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人——母亲大胆而活泼，父亲胆小而消沉，但他们却因为经济及地缘政治事件走到了一起，那些事件决定了他们各自的人生道路，而他们都对自己的人生最终呈现的样貌感觉到一种普遍的不满。

我父亲曾渴望成为一个农民，整个青年时代都在养猪。1937年，他开始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学习农业科学，但那是大萧条年代，他没有能力完成学业，也无法通过当农民谋生。人生的曲折将他引向其他道路，他先是当了屠夫，后来当了泥瓦匠。60年代，他终于进入美国商船队，这为他提供了他这个教育和能力水平所能期望的最优渥、稳定的收入。这也让他有了去韩国等异域国度旅行的机会，也因此才遇见了我母亲。祖父在我父亲出生一年后就失踪了，祖母格蕾丝做了十年单身母亲后才再婚。父亲之所以会被母亲吸引，既是为了疗愈自己过去所受的创伤，也是为了疗愈母亲。事实上，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会和母亲结婚，他告诉我：“她独自一人养育着你哥哥。我想给那孩子一个正常的家。”他几乎是含着泪说出这番话的。

母亲的职业轨迹并不那么明显，部分是因为她从来都不能公开谈论自己的处境，部分也因为在70年代，大家认为，女性，尤其是韩国女性，不该拥有事业。她们或许可以有工作，但不该有事业。

我的父母都从童年的贫困出身获得了跃升，过上了相对舒适的中产生活，不过尽管这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容易了些，这却并未能让他们感到幸福。相对于父亲的公开抱怨，母亲只是暗示过她渴望获得更多。父亲说起未竟的渴望时，心里明白年近六十的男人几乎不可能再有第二次机会。但与他不同的是，母亲依然年轻，希望自己能“出人头地”。

我五六岁时的某一天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明白，母亲也有理想。当时是在厨房，我看到她只用了几秒钟就将一堆蒜瓣剁成了细腻的蒜泥。她将蒜泥塞进一个一品脱容量的玻璃罐，存进冰箱，然后开始下一项任务。在我看来，她每次拿起刀都像是在表演一场精彩的魔术。她接着拿出一袋苹果和一把削皮刀，动作麻利地削完了皮，而且削下的皮都完整未断——不到一首歌的时间，就削完了一整袋。她做饭时喜欢唱歌，一般都是她60年代在韩国看美国电影学会的歌。以前我只觉得她唱歌不过是个习惯性动作，但这一次我发现她的歌声深沉而富于感染力。她高唱着：事实不可强求，该来的总会来。我们不能预见未来。事实不可强求。她的身体摇摆着，仿佛在为想象中的观众表演，那一刻，我像是看见了她登台演出的场景。

“哇哦，妈妈，你歌唱得真好。”

“以前人人都说我有一副好嗓子。我可以成为专业歌手的，你知道。”

“那你为什么没当？”

“我为什么没当？哈！因为我得照顾你啊，Mangshitori。”

“Mangshitori”是在日语“妖怪”一词后面加上韩语词尾而创造的一个词，母亲的第一语言是日语，第二语言是韩语，第三语言是英语，这个词正是她受到三种语言的影响创造的奇怪词语之一。

虽然我从母亲的言语中感受到了她的渴望，但那其中并没有多少遗憾。要等到再过十年之后，我才明白，她最大的愿望不是成为歌手，而是成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

高三那年秋天，在我填写布朗大学的申请表时，父亲无意间透露了母亲的一个秘密。他在申请表中发现了一处错误。

“你母亲没念过高中。”

“不啊，她念过。”

父亲摇摇头，叹了口气。“见鬼，她为什么要撒那样的谎？她只念完了初中。”他说。

我还是无法相信他，便沿着走廊从他的书房走进了厨房，母亲在里面准备晚餐。“妈妈，你没念完高中吗？”我问，“爸爸说你没念过。”

“来吧，告诉她。”父亲也跟着我走了过来，此刻正站在厨房门口。母亲快速转过头来，瞪着他。“你为什么一定要说出来？”她低声呵斥。

“她在填布朗大学的申请表，上面要求填写，看在老天的分上！我怎么知道你没跟她说过这事？”

“所以是真的？”我不明白，一直以来她为什么要对我撒谎。

母亲没有说话，只是将目光定在墙上，眼中充满愤怒。

“妈妈？”她唯一的反应是悄悄溜进卧室，在里面躲了一整晚。

虽然母亲家族的男孩都被赋予了上高中和大学的特权，但她很早就知道，女孩的任务是服务男人、为家庭做贡献。而她确实做出了服务和贡献，但她也想要更多。如果她自己没能得到更多，那么她就想确保我能得到。我用了一生才弄懂：我的成功可能证明了她的价值，我接受教育等于她的第二次机会。

母亲提出那个看似平平无奇的问题——“你长大后想当什么？”——是在1976年夏天的某个时间，大约是在我进入幼儿园之前。女儿注定要成为学术名人，她一直在为这样的场景的到来做准备。否则，我的回答怎么会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应？我在歌词中写下的“铅笔头”的妙语，一定激励了母亲，让她的幻想之轮全速运转起来。那年夏天早些时候，我们开车去了加利福尼亚，在参观圣迭戈动物园时，我记起了几种鲜为人知的动物的名称。

“看！那是犬羚，就像小点的羚羊。”

“哇！”我母亲发出了韩国人在表达惊叹时经常会发出的声音，“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在野生动物学习卡片上看过。”

“看吧，”父亲拍拍我的脑袋说，“我就知道你会喜欢那些学习卡的，亲爱的。”

我受到父母的反应的鼓舞，寻找更多的机会来展示我新近学会的动物学知识。“那是水豚，世界上最大的啮齿类动物。”母亲停下脚步，细细观察我的脸，像是在研究某种奇观。她瞪大了眼睛，换上一副庄重而审慎的语气：“哇哦……这个女孩是个天才。”哥哥可能翻了几个白眼，咕哝了几句，我清楚地记得哥哥面对母亲对我的宠爱时的反应。但换句话说，我年纪还小，母亲对我的塑造并不会招来我的反抗。

过完暑假后，我肩负着母亲的期望进入了学校。母亲送我上了公交车，我看着母亲的身影消失在远处，那个后来将把我撵进水沟的邻居女霸凌者坐在我旁边说：“你妈妈再也不会来接你了。”我上学的第一天甚至还没开始，那个金发女霸凌者就盯上了我，把我当成了欺凌对象。或许是因为害怕女霸凌者说的话会成真，加上让母亲失望后的懊悔，总之，我受到激励，在学校好好表现，以取悦母亲。我在美国乡村的这个幼儿园小宇宙中迅速找到了自己的角色，介于怪人和强人之间。我成了模范学生、外国人、亚裔。我努力学习，而这也让母亲恢复了信心，让她相信我将在学术界拥有辉煌的未来。

我成为学者的故事——我在幼儿园所受的苦难，母亲为了给我创造有利的成长条件所做的巨大努力——讲起来并不轻松。我只能通过将零碎信息拼合起来，以及几张清晰快照来理解这个故事。五岁时，我懂得了，告诉母亲你想当厨师这个行为所具有的摧毁力是如此巨大，大到后院的树木都会在她的怒吼中颤抖。那些树木——当时正在开花的李子树、糖槭、山茱萸、橡树——是我的亲密伙伴，我认为它们拥有神秘力量。十年之后，当母亲表现出精神分裂症的症状时，它们将成为她的幻听之源。

时间继续往后推大约二十年，你就能瞥见，我五岁时与母亲第一次产生难忘冲突造成的后果，被掩埋在目睹她崩溃所产生的情感余波之下。到三十三岁时，我有十八年都在目睹她与精神分裂症做斗争，同时还要应对我自己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坐过山车的心理状态。我的整个成年生活都是被母亲的精神痛苦与我想让她重燃生活欲望的渴望塑造的。因此，在三十三岁时，我成了她曾梦想着我能够成为的人。我的名字后面多了各种头衔，其中最重要的是博士。但让她难过的是，我也从一所烹饪学校拿到了糕点艺术专业的结业证书。

在我拿到纽约市立大学社会学教授的终身教职之前，我一直在努力把自己的烘焙生意做起来。这个终身职位占据了我所有的时间。我不再烘焙了，几乎没有时间为自己做饭，但在我母亲看来，那都是极好的消息，因为不可能有比被人称为“教授”更好的荣誉了。她曾告诉我：“如果我是你，那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她不是我，我没有那么幸福。然而，我还是沿着那条道路走了下去，因为我被一种偿还欠她的债的需求驱动着。

从个人层面来说，我欠她的，我知道，一直以来，她唯一的动力就是给孩子们创造一种有选择机会的生活；但还有社会层面的债——美国社会欠他们的，移民为他们创造食物、清洗厕所、养育子女；大批年轻女性将身体和性劳动投入到国家安全的前线，却从没有人向她们表达过“谢谢你们的贡献”，韩国社会欠她们的[一个从前的妓女表示：“我对自己的人生思考得越多，就越觉得，像我这样的女性是我的国家与美国人结盟做出的最大牺牲。”Choe Sang-Hun, “Ex-Prostitutes Say South Korea and U.S. Enabled Sex Trade Near Bases,”New York Times, January 7, 2009, https://www.nytimes.com/2009/01/08/world/asia/08korea.html.]。这两个社会都没有人向债权人表达过感激。相反，欠债者却将他们当成社会弊病的肇因、需要铲除的对象。这种无法逃避的感觉驱使着我，社会欠我母亲的债正在将我压垮，唯一能减轻负担的方法是，我自己来做出一些偿还。通过成为她梦想着我能成为的“伟大学者”，我或许能帮她找到些许救赎。通过研究并试着理解她的人生，我或许也能找到些许救赎。

三十七岁时，我成为一名终身教授，出版了第一本个人著作，是关于朝鲜战争的幽灵的——这本书是受母亲的启发而作，我将它献给了母亲。我开始做研究并撰写那本书，是想以此来回答没有人愿意给我答案的那些问题。

我向出版社交稿后的几个星期里，当我去新泽西州探望她时，她从我的包里抽出一本书，惊奇地盯着封面，问我：“这是你写的书吗？”

“不是，”我笑着说，“得花很长时间来制作呢。”

但在我三十七岁那年，我拿到了封面设计方案，两天后，当我正幻想着能拿给她看的时候，发生了另一件事。“看啊，妈妈，”我本打算对她说，“这是我写的书。”

那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四点钟左右。作为移民课程的一部分，我带史坦顿岛学院的学生们去一个利比里亚教会与会众见面，然后回到布鲁克林普罗斯佩克特海茨的家中。我的电话响了，看到屏幕上出现哥哥的名字，我知道出事了。“该死。”我嘟囔了一句。出什么事了？我已经不记得他上次在非紧急情况下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时候了。

“喂？”

“你昨天来过吗？你见过妈妈吗？”他声音中的急切，还有我在跟他打电话这件事本身都让我措手不及。

“呃，我不记得了。或许……等等，没……我是上周末去的。怎么了？”我的四肢变得沉重起来，每次被人质问时，我总会这样。发生了什么？各种场景在我脑海中旋转，但哪一种都不及真相恐怖。

“格蕾丝，妈妈去世了。”

一种灼烫感吞噬了我的身体，如同肌肉从骨骼上化掉并脱落。我挣扎着站直身体，谈话还在继续。我开始在单室公寓里疯狂踱步，想逃避母亲去世的消息。哥哥的话语变成了混乱的音节，而我自己说的话每隔几秒都要重复一遍，宛如在我头顶盘旋的秃鹫。“不，这不是真的……”

什么时候？

怎么回事？

我们从未弄清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的全部所知就是地点。她死在她的客厅里，而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她的遗体一动也不动地躺在地板上，蜷缩在沙发和玻璃咖啡桌之间蓬松的奶油色地毯上。

挂断电话后，我抱起我的灰色小虎斑猫悠悠，将脸埋在它的绒毛中。我无比清醒地意识到，我从现在起就是一个人生活了，我的人生曾经有那么多的东西都是围绕母亲展开的，但现在她不在了。现在我还有谁？父亲十年前就去世了，哥哥和我早已分开多年，终身教职考核要求我投入那么多的时间，自四年前在2004年大闹一场分手之后，我就没能再确定恋爱关系。母亲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我一直爱她超过其他任何人。我还能向谁寻求安慰？我给在纽约最好的朋友浩秀和拉斐尔打了电话，但都没打通。本能促使我在那套小公寓中不停地绕着圈跑，直至我的身体恢复知觉。知觉恢复后，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四肢在发抖，胃里要挤出胆汁来了。冷静下来。只要找到一个人，防止你崩溃就好了，我不断告诉自己。但有别的想法闯入脑海：如果我昨天去看她了会怎么样？那样或许我就能让她免除死亡的命运。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在尝试联系朋友和用韩语哭号着喊“妈妈”直到崩溃这两种状态之间来回切换。我从小时候起就没用韩语叫过她，但这一刻“Umma”却是我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呐喊。在我等待着与某个人，与任何人联系的那段时间里，每分每秒的流逝都像冰川的移动一般缓慢。我终于在Gchat上找到一个前任。“嘿，詹姆斯，你能帮我个忙吗？”我问，“今晚能陪陪我吗？我对性爱没有兴趣。我现在不能独处。我母亲刚刚过世。”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这成了我的应对机制之一：邀请前任来过夜，从他们的身体中寻求温暖与安慰，将他们当成屏障，用来抵抗那威胁着要吞没我的深沉悲伤。他们答应了，对此我很感激。但是当奥拉抚摸我的头发，用最温柔的声音说着“哦，格蕾丝，你需要被呵护，让我来呵护你”的时候，我在她的身体曲线中软化下来，意识到自己在寻找的，不只是一堵抵挡情感崩溃的屏障这么简单。我想要的是，重新感受到母亲的触摸。

在那些没有人能拥抱我的夜晚，我步行横穿弗拉特布什大道，找到第五大道坡公园地区[此处的第五大道指布鲁克林区的第五大道。]新开的中国水疗中心中的一家。“我想做一个小时的按摩，要女技师，谢谢。”在散发着薰衣草香气的幽暗按摩室中，我可以把那位正帮我揉捏身体缓解疼痛的亚裔女性想象成自己的母亲，以前母亲经常在我晚上睡着以后帮我揉背、早上醒来后帮我捏腿。我可以闭上眼睛，往梦境中沉得更深一些，假装她还在那里陪我。我的母亲。以血肉之躯的形式。她不光还活着，是我童年时期的那位年轻的母亲，她的思想仍完好无损，她的精神充满了奇迹。是我很早以前就失去了的那位母亲。

我终于联系上了浩秀，问她第二天早上能否陪我去停尸房和哥哥见面，她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浩秀和我登上了早晨八点三十二分从纽约宾夕法尼亚车站出发的列车，沿东北走廊铁路线前往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市。

“她上周末还让我做煎鱼饼。”我说完，让她看我嘴里的鸡蛋煎鱼饼，哽咽住了。浩秀牢牢抓着我的手，一路上几乎都不曾放开。虽然她做好了陪我一起走完每一步的准备，但我们还是觉得，在哥哥和我处理事情时，她在附近的咖啡馆等待比较好。

在葬礼承办人的办公室，几乎所有问题都是由哥哥回答的，除了母亲的出生地和外祖父母的名字之外，这些是开具死亡证明所需的信息。哥哥有所迟疑，或许是在回想——韩国的子女并不经常能听见长辈的名字——我抓住机会张了口。“她出生于日本大阪。”接着我拼读了外祖父母的名字。到了具体安排的环节，哥哥非常果决。她将被火化，骨灰将被放进一个朴素的塑料盒中。无须殡仪馆提供服务，因为哥哥一家决定自己来办。我仍处于与昨晚一样的震惊麻木的状态，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但我知道我和哥哥想要的不一样。我们两个与母亲的关系非常不同，此外，对他和他的妻子建立的那个家庭来说，我是个外人。葬礼承办人一定觉察出了我的沮丧，于是问道：“你们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将骨灰分开，以便不同的家庭成员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悼念离开的亲人。你们需要分开吗？”

“需要。”我毫不犹豫地说。

“好，当然。”哥哥耸耸肩。

签完文件后，葬礼承办人询问我们是否想瞻仰遗容。“呃，我已经瞻仰过了。你去吧。”哥哥对我说。我从他的语声中能感觉到他的痛苦。他走进母亲的公寓，本以为能看到活着的母亲，结果却发现她死在地板上，那对他来说该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我跟随葬礼承办人下楼，走进一个光线幽暗的房间，母亲的遗体躺在一张金属桌子上。我从远处能看见，她穿着一套浅绿色的尼龙睡衣，一只前臂举在空中，手指微微张开，弯成爪子的形状。那人将我带到桌旁，说：“我们在她身上找到一只镯子，也许你会想把它摘下来。”在那只举起的手臂上。我将金手镯拉到她的手上，不得不将她的手指稍稍并拢才将镯子取了下来。她手指的僵硬程度和她冰冷皮肤的触感让我感觉到了一种真实感。母亲已经死了。我从包里拿出一块鱼饼，对承办人说：“我知道这个要求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能请您将这个和她一起火化吗？是一件祭品。”

“当然可以。您想和她单独待一会儿吗？”

我点点头，将鱼饼放在她旁边，然后又哭了起来。“我没忘，妈妈。我给你带煎鱼饼来了。”我抑制住自己的恐惧，强迫自己抚摸她冰冷的灰色额头，“我很抱歉，我很抱歉。”我抽噎着说。我像念咒一般重复着这句话，却不知道她是否理解我在为何而道歉，也不知道我自己能否表达清楚。我很抱歉她的人生充满了挣扎，她生和死都是孤独的，我们将她的遗体送入火中，却只有一块冷掉的鱼饼带领她前往下一个世界。然而，我的遗憾比所有这些还要强烈许多。我不停地道歉，直至语声自己停顿下来，像一面耗尽动力不再转动的发条时钟。“我很抱歉。我很抱歉……”

到了外面的停车场，我哥哥坐在他黑白两色的吉普切诺基越野车中，发动机开着，他高大的身躯在方向盘后稍显萎缩。他虽然身高有六英尺二英寸，此刻看起来却像个失了魂的小男孩。我钻进副驾驶座，我们一路沉默地将车子开到浩秀等我的那间咖啡馆。这些年来，沉默已成为哥哥与我之间的常态，我们谁都没有尝试过开启闲谈或有意义的交谈，但这一次情况不同。妈妈走了，我何时才能再见到他？我在心里想着。如果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他该怎么办？咖啡馆只在几个街区之外，我与他相处的时间很快就结束了。当我强迫自己出声打破沉默时，我的身体开始颤抖。即便张口，我也不确定该说什么。我只知道，我们两个都受了伤，或许我该对他说一些我自己也想听到的话。“我想让你知道……”我的声音在颤抖，“我感谢你为妈妈所做的每一件事。”他开始摇头，用眨眼的方式阻止泪水从琥珀色的眼睛里流出。我不记得他当时是否回答了什么，但他的姿态呼应了我的情感。不管我们为母亲做过些什么，都是远远不够的。

那天下午，我回到家中，联邦快递的送货员按响门铃，送来了我那本书已编辑完成的手稿。好几年来，我一直在书写我母亲在韩国生活的那段时间的社会背景，都是些她从来不曾谈论过的事情：朝鲜战争、美国军国主义统治下的平民生活、韩国的独裁统治，以及所有针对妇女和女孩的，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但总是系统性的暴力表现形式。我选择做这个项目，并不只是出于知识上的好奇，也因为我需要了解母亲发生了什么。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她可能遭遇过些什么？在我十五岁时，是什么事情导致她开始出现幻听？在我二十三岁时，是什么事情导致她闭门不出，余生都在几乎没有新鲜空气、阳光和人际接触的情况下度过？她怎么会从我童年时期那个活跃、活泼的母亲，变成我成年后那个忧愁不安、自我封闭的母亲？而且为什么除我家人以外的人都不在乎？我想象着她出现在我书写的每一个场景之中的样子，好奇那是否就是让她发了疯的时刻。母亲是我书中修辞意义上的幽灵，一旦她真正死去，她就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萦绕在我周围。她不再是她自身隐秘过去的幽灵，变回我已失去的童年时期的母亲，低声说着：“格蕾丝呀，记得我吗？”

我童年的细枝末节开始突显出来，尤其是上学第一年的细节，还有她当时为我规划未来时做过的所有事情。图画以碎片的形式出现在我脑海中，其中有一块出现在我重返学校工作的第一个夜晚，那天我在教授的是“食物、自我与社会”课程。

我走进教室，扫视在座的三十名学生，如往常一样，只有五六个人看起来是清醒的，其他人都跌坐在座椅上。有些已经开始打瞌睡了。

作为开场白，我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任何地方食物都不只与进食内容有关，而进食（至少对人类而言）从来都不只是一个生物学过程。[James L. Watson and Melissa L. Caldwell, ed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Food and Eating:A Reader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1.]

“好，在我们开始讨论前，先将这句话记在心里。今晚我们要讨论的文章是安妮·艾利森的《日本母亲与便当：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午餐盒》[Anne Allison, Permitted and Prohibited Desires: Mothers, Comics, and Censorship in Japan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艾利森从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法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那里借用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术语。有人记得它的意思吗？”

片刻的安静之后，一位坐在后面的年轻黑人男生举手发言：“意思就是，当你认为你做某件事是出于自由意志时，实际上却是因为你不得不做。”

“很好！你提出的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行方式。它的定义是：它是一种旨在通过文化信仰及实践，而非暴力手段来调控规范的工具。‘国家机器’，比如警察和军队，通过武力来管理社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比如媒体和学校，则通过思想来实现管理。正如你刚才所说，一旦你把这种思想内化为你自己的想法，你便意识不到这件事其实是别人希望你做的。”我一边说，一边往黑板上涂写笔记，“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艾利森为何会说，午餐盒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一个二十岁左右的棕褐色皮肤的女生举手发言：“这个故事让我有点惊讶。”

“为什么？”我问。

“因为它和食物没有任何关系。”

天啊！我在心里默念了一句，真希望我能请一个永久性的丧假。“好，我们记住黑板上的这句引言。‘食物’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要更为复杂。这篇文章的确与食物有关。”我尽可能地控制自己，耐心地说。

“那些母亲为她们的孩子所做的事，太了不起了，”发言的塔尼娅是个中年白人女性，身材丰满，留一头灰色的短发，“她们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来为孩子们做午餐，甚至没办法出门工作。”她听起来十分伤感。塔尼娅扮演了二十年传统妻子与母亲的角色，现在终于进了大学，她对知识充满了渴望。是塔尼娅这类学生让教学工作拥有了价值，也让这个夜晚变得可以忍受。没有了母亲，我开始感到，没有人在乎我是一名教授。

“你觉得这些母亲为什么要花费那么多时间来为孩子们做午餐呢？”我问，“食物品相是否完美，她们五岁的孩子们会在意吗？”

“因为她们爱自己的孩子。”一个在学业上非常努力的学生说。

“这是自然，但还有其他原因吗？记住，母亲们用什么方式来制作便当，学校这一机构是有影响的。艾利森提出，母亲们出于爱而制作便当，这只是表面原因，这更多可能与政治有关。”

“她们正在成为教育妈妈[教育妈妈，为日语词“教育ママ”，贬义，指日本现代社会的一种母亲形象。这种妈妈无情地驱使自己的孩子读书，以致孩子的身体和心理发育受到损害，亦对家庭关系造成影响。人们对教育妈妈往往存在刻板印象，即妈妈往往是孩子害怕的对象，是学校恐惧症和青少年自杀的成因，也被学习成绩一般的孩子的家长羡慕和憎恨。]。”一位移民学生说。

“对！”我松了口气，至少有一部分学生完成了阅读作业，“所谓的‘教育妈妈’，她们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奉献自己，帮助孩子在学校取得成功。那么这与便当有什么联系呢？记住，艾利森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就孩子的潜力而言，学校最强调的并非家庭作业，或者与学校明显相关的任务，而在于饮食。在于食物。只有当便当拥有某种更大的意义时，母亲们投注的如此巨大的努力才拥有了意义。对不对？”

我的思绪游离到了塔尼娅一星期前写给我的致哀邮件：我看得出你的母亲对你有多重要。从你谈论她的方式中就能清晰看出。直至读到这封信，我才意识到，我在班上讲了多少关于母亲的事，我的“食物”课程在多大程度上是对她的另一种形式的致敬，她做的和吃的食物对她的生存有多么重要。

“便当是孩子们从家庭向学校过渡的关键物品，是孩子接触公民身份的象征。”我在教室四周走动，继续说道，“有鉴于此，国家才如此重视便当的制作。孩子早年与食物的关系决定了他的未来，而建立这种联系的人正是母亲。是母亲在制作能让孩子在学校高兴食用的便当。母亲在便当上投入了如此多的时间和努力，她将激励年幼的孩子成为一名好学生。”

在那一刻，我无比清晰地意识到，我自己的母亲曾经也认为，我的学术前途取决于她在食物上所投注的努力。她投入到准备食物上的时间，与日本母亲不相上下，不过区别在于，我成长的这个学校系统并不强调母亲为食物所做的准备。从这个层面来说，我的母亲夺回了众所周知的便当的力量，让其服从于她自己的意志。我从前一直知道，母亲对做饭的重视程度超出了家庭职责，超出了教养子女的渴望，超出了满足饥饿和愉悦感官的需求。上述所有因素都是推动力量，但除此之外，背后还潜伏着更强大的力量。她用做饭来创造收入，来帮助她这个外国人在一个并不欢迎陌生人的乡下小城过上一种相对平静的生活，尽管我怀疑她自己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其中的任何一点。如果你问她，做饭对她意味着什么，她可能会说：“只是一件我必须要做的事罢了。”

我想与学生们分享这些观点，告诉他们，我母亲是如何将做饭当成我们赖以为生的工具，但我如鲠在喉，实在是说不出口。这个曾经用自己的身体喂养我的女人，这个我曾属于她身体一部分的女人，现在变成了一堆灰烬。我艰难地吞咽着，指着黑板上那句引文说：“现在你们看到了，食物不只是进食内容这么简单。”

下课后，长着天使般面孔的阿拉伯学生萨尼开车载我回了布鲁克林。在车子驶入史坦顿岛高速公路前，我们聊了一小会儿，接着她说：“教授，关于您母亲的事，我很抱歉。”

“谢谢，真的太突然了，我不知道这件事意味着什么，但我心里有一部分认为，她是想让我自由。我花了这么多年来照顾她，我在想这是不是她在给我许可，她想让我往前走，过我自己的生活。”

“哇哦，您说得太好了。我真不敢相信。”她说话时棕色的大眼睛瞪得更大了。我不确定她是对哪一部分感到惊讶，但我很感谢她没有对我的丧亲经历避而不谈。我对自己的坦诚感到惊喜，不过萨尼每个星期都会开车将我送到海湾岭，并在开车途中向我倾诉她在经历的挣扎。她是一个孩子刚学走路的二十一岁母亲，决心留在学校“树立一个榜样”，她在巴勒斯坦的家人最近失去了家园，那里变成了一个犹太人定居点，她整个学期都在努力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我想轮到我向她敞开心扉了。

跨越维拉萨诺大桥时，我安静下来，陷入了沉思，巨大的悬索塔和长长的钢索让我着迷。我想起我开车载母亲从新泽西州去我位于皇后区旧公寓的那天。我告诉她，这是我最喜欢的桥，但她却兴致不高。“哼，这座桥需要新刷一层漆，急需。”她当时说道。我在想，如果她在夜里看到这座桥，看到悬索像圣诞节的灯串一样点亮，她会看见它的美而非缺陷吗？

萨尼将我放在86街。下车时我打了个寒战，我下台阶走进地铁站，乘坐R线列车返回我空荡荡的公寓。

我回新泽西整理母亲遗物的那天，冬末的严寒让哥哥的那座车库变得像一台步入式冰箱。哥哥已经将母亲的东西从楼上公寓搬下来，放进了车库。“我想这样对你来说会容易些。”他说。

一共用承包商牌的垃圾袋装了二十多包，我随手在其中拆封，找到一些已有几十年没见过的东西——我以前只要有机会溜进她的衣柜，总会试穿的蕾丝睡衣和缎面拖鞋，她在阁楼工作室缝制的华丽服饰，她一直存着留待某个从未到来的特殊场合使用的香皂，她只在一个伐木业大亨的婚礼上穿过一次的银色人造皮毛夹克。她曾为那位大亨打扫房屋，直至有一次擦玻璃时从二楼窗口摔了下来。看到这件夹克，我想起了事故发生的那一天。当时我三四岁，她会带着我一起工作。

“待在窗户旁边，让我能看见你，听到了吗，格蕾丝呀？”她说着将我放在窗户里面，让我自己玩玩具，“妈妈一直在这里擦窗户，好吗？一定要待在看得见我的地方。答应妈妈你不会跑远。”

我依照她的吩咐，当她在窗户外面擦玻璃时，我都在窗内安静地玩耍。我们隔着玻璃对彼此做鬼脸，但就在那一瞬间，梯子向后翻倒，我看着她消失在我的视野之中。一时间，我们两个都呆住了——她受了伤，而我按答应她的，没有乱跑。

在我拆开的下一个袋子里，有一个灰褐色的手提包，它勾起回忆的方式并不相同，因为直到最后，在我们少有地带她外出的时候，母亲仍在使用它。但我又往里面看了一下。有一块手帕，还有她的钱包，这两样东西乍一看似乎都很不寻常。手帕上沾有小块小块的睫毛膏污渍，与母亲的强硬女人形象并不相符。钱包是我在1993年圣诞节送给她的。里面有一张早已过期的驾驶证，以及一张日期为1994年5月的精神健康中心停车券。那是她去世前十四年，她最后一次独自驾车和外出。我忍不住想知道，这块沾满泪痕的手帕，以及她作为一个半正常的人最后一次涉足世界的记录文件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我几乎无法承受这些物品的重量，它们是我母亲破碎生活的证物。

但我找到的最后一件物品，让我在体会到温暖的同时，也感觉到悲伤。那个手提包里，还窝着一个用好几层织物包裹的沉甸甸的小包。我拆开三层长方形的蓝绿色绸布，发现里面是另一个用面巾纸包起来的小包，小包里面，她用另一层布包裹着自己最珍视的珠宝。在那些珠宝中，有一只曾属于我的小小的金手镯。是一只精巧的细镯子，中间垂着两个小铃铛，两侧镌刻着花束。那是我满一周岁时，母亲遵循用金饰庆祝孩子第一个生日的韩国习俗送我的礼物。那只手镯曾经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物件之一，但在此刻找到它之前，我早已将它忘得一干二净。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将她的物品尽可能多地塞进我朋友罗丝车子的后座，其他的都留在车库。“我要走了！”我敲着哥哥家的后门喊道。他捧着一个黑色塑料盒出来递给我，然后说了再见，盒子里面装的是分给我的那一半骨灰。

我钻进车子的副驾驶座，将盒子放在两脚之间，用小腿夹着它。“我难以相信，这就是她留下的全部物品。”我对罗丝说。

“我懂。这种感觉是超现实的，因为你只想，”她摇摇头，“你只想抱住他们，但他们却已经不在了。”

到家后，我把母亲的骨灰放在床边的窗台上，将流苏睡衣挂在被我当卧室用的凹室里横拉的晾衣绳上，又将她最爱的袍子铺在我的床垫上。看到这件袍子，我突然感到很愤怒。近来我多次看见她穿着这件袍子，此刻它却铺展在那里，空空荡荡，了无生气。我尖叫着将其他袋子里的物品倾倒到地板上，抓起她的胸罩和随便几件物品塞进那件长袍。我将袍子摆成一个女人的形状，包括胸部和身体的其他部位，然后在旁边躺下来，将脑袋埋在袍子的肩膀位置。我闻到袍子上仍残留着母亲的气味，又一股悲伤的浪潮结结实实地打在我身上。我无法控制地哭喊出来。“妈妈！妈妈！妈妈！”我的手指抓进了那尊临时拼凑的雕像，“妈妈，回来吧！妈妈！”

就好像她听到了我的呼唤，数不清的童年记忆淹没了我。就这样我想起了幼儿园的事。

我的卧室里依然很暗。一定是黎明即将到来的时刻，但太平洋西北部地区的早晨灰暗而寒冷，没有阳光从我的窗户照进来。我在母亲美妙的声音中，慢慢走出睡眠的迷雾。我感觉到她的双手正握着我的腿轻轻地揉捏，以促进血液循环。头脑昏昏沉沉，但我总归是醒来了，开始意识到她正在按摩我的腿，唱着该起床了。她迅速掀开被子，不等我感受到清晨空气的冷冽，就用一条加热过的毯子包裹住我，将我扛到背上背进了厨房，再轻轻地将我放在桌边的椅子上。她把灯光调得很暗，等我的眼睛适应之后，才逐渐调亮。她将一碗香气四溢的海带汤放在我面前，里面泡着一勺米饭。海带汤热热的，咸咸的，为丰富口感，还撒有一点点牛肉和足量的芝麻油。那是我最爱的食物之一，一般只在生日那天才能吃到，这样就能感觉这一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是如此喜欢这道菜，因此第一天上学可能产生的所有焦虑都烟消云散了。

这一套晨间仪式在我上一年级的那一整年一直持续。每天她都会将我从床上背到厨房餐桌旁，为我提供我最爱的食物，甚至包括我习惯称之为“生日蛋糕”的裹有巧克力糖衣的巧克力夹心蛋糕。我吃饭的时候，她会将我的衣服放进烘干机加热，将我的外衣放进烤箱烘烤。一般来说，她的时间总是控制得十分精准，但是当鞋带开始变焦，其他同学开始注意到我冬装外套烧焦的边缘时，我开始怀疑这一切看起来是否很奇怪。但不管怎样，母亲的努力获得了回报。我上学时几乎没有或者说很少有抵触情绪，而且表现良好。但是，这些对她来说却并不足够。她需要万无一失。

于是，她想出了一个计划，为镇上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工作人员举办一场年终鸡尾酒会。这是她到美国后举办的第一个派对，她对待这件事的态度，就好像这是她有生以来做过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她用了好几天时间来研究女士杂志上的菜谱，购买食材，想象她希望每一件事呈现的具体样貌。有一天，我们开车去乐蓬马歇百货商场[乐蓬马歇（Le Bon Marché），世界上第一家百货商场，1852年在法国巴黎创立。]寻找优质餐具，稍后又去布料店挑选了制作衣物的面料。母亲当时在学习缝纫，这是供她练习新技能的完美时机。她选中了一款有棕色和金色图案的光滑天鹅绒面料，在领口缝了一条镶有琥珀色宝石的金属花边。她为我挑选的是白色缎子，上面有罗缎丝带和小小的粉红色玫瑰花结。到家后，她直奔阁楼，经过紧张的几小时，最终穿着一件肩部有褶饰的低胸及膝裙走了出来。她身高五英尺五英寸[约合1.65米。]——就那个年代的韩国女人来说，可谓高挑。裙子令她的轮廓显得更修长了，将她迷你沙漏般的身形衬得更加完美。“哇，”她欣赏着镜中的自己，感叹道，“我看起来难道不算漂亮吗？”

到了派对那天，母亲集中精力大批量制作食物。台面上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各式各样不计其数的餐前点心——用培根包裹的荸荠、填满意大利甜味香肠和蒜味面包屑的烤蘑菇帽、一口大小的韩国烤牛肉、摆成花朵和金鱼形状的蔬菜沙拉、切成扇形的水果（每一片都插着带有褶皱装饰的牙签，精心摆放在小水晶盘上）。我父母都是从不喝酒的人，却为这个场合专门制作了一个酒柜。父亲在派对上多数时候都是配角，作为一个一年中有半年都在海上的人，这也是他在我们家里的一贯角色。母亲换上新裙子和金色凉鞋后，他惊讶地哼了一声。高跟鞋和堆在头顶的鬈发让母亲又增高了五英寸，变得和父亲一样高。她看上去就像某位摆好了姿势即将走上红毯的镀金女神。相比之下，父亲看上去却相当普通。他的着装并不出众，可能是一件熨烫过的干净系扣领衬衫和一条有褶痕的正装长裤，可能都是中性色。他也许在稀疏的灰白头发上打了些百利瑞姆发蜡，或者在结实的宽下巴上涂了几滴阿卡维尔瓦须后水，下颌是他身上仅剩的未被岁月染指的英俊部位。我想哥哥应该也在场，但我对当时的他没有清晰的记忆。

最早到来的客人是我读幼儿园时的老师延松夫人，她仍是一副在学校时的打扮——灰褐色的头发梳得直直的，穿棉布衬衫和及膝裙子。她的丈夫延松先生的穿着和我父亲一样朴实。身着天鹅绒和金银锦缎服饰的母亲迎接了他们，将他们带进了散发着培根和芝麻油味道的房子。其他学校职员也来了，母亲实践着她最礼貌的鸡尾酒派对英语。“请进。”“您怎么不坐？”“请再来点吧。”她笑脸相迎，端出了无穷无尽的美味佳肴，两只手各端着一个盘子在人群中穿梭。等宾客们都已喝得足够多后，她拿出烤肉串说：“想尝尝韩国食物吗？包管各位从没吃过这么美味的食物。”到派对结束时，人们都彻底沉醉了。她让我当时的老师和校长——以及未来的老师和校长——眼花缭乱，慷慨地呈上吃食和饮品，服务也带着些轻佻的迷人姿态。

这或许是她第一次改变行为方式；这里是她的地盘，现在她是主人而非陌生人，她向客人们展示了该如何正确迎接新来者。母亲的慷慨姿态、她提供的美食、她诱人的魅力，全都是她为了获取她所需要的东西而设计的政治工具，这些工具或许一直是她武器库里的存货，这要追溯到在韩国当俱乐部女招待的岁月。而这一次，她所需要的，是让她的孩子们在学校占据优势。这时候我还不懂她有多么精明，但我父亲每隔几年就会提醒我她的智慧。“你知道你的聪明才智是从谁那里继承的，对吧？反正不是从我这里！”

那次派对开得很成功，以至于后来成了每年一度的盛事。虽然母亲明确表示过，她不能接受我从事厨师职业，但她却也在不经意间向我展示了烹饪所拥有的强大力量。她招待过的那些成年人，没有一个能忘记我。

当她在世的时候，我对幼儿园时代唯一的记忆，就是那个金发女霸凌者让我所感受到的对于“母亲永久缺席”的恐惧。可一旦那种缺席成为现实，其他事情却浮现出来。我感觉到母亲年轻时代的幻影，她用双手温柔地摇晃着我。我的身体回忆起了我们的晨间仪式：唱歌，腿部按摩，用加热过的毯子将我包裹，将我送到光线朦胧的厨房，在那里吃早餐感觉就像在过生日。

我看着倾倒在公寓地板上的一堆堆旧衣物，那件镶有宝石的天鹅绒裙子也在其中。

格蕾丝呀，记得我吗？

死后的她，是最可爱的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