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达累斯萨拉姆的公寓位于一栋房子的二楼，有两间房，还有厨房和浴室，房子四周环绕着椰树和郁郁葱葱的芭蕉树，就在大洋路附近。一间房里有桌子和椅子，另一间房里摆着床，床上挂着蚊帐；这顶蚊帐的存在显得有些隆重，因为它看起来就像一顶婚礼头纱，但它的作用更多的是摆设，而不是阻挡蚊子：蚊子总能钻进来。这些小而顽强的侵略者每晚都会制订一些折磨受害者的行动计划。比方说，它们一共有十只，但从来不会同时出动——那样的话你就能一举消灭它们，然后在接下来的夜里安枕无忧——不，它们轮流上阵。首先，一只侦察兵蚊子率先出发执行任务，而其余的显然在静静观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只蚊子白天养足了精神，现在用疯狂的嗡嗡声折磨你，终于，你困倦又愤怒地开始追捕它，除掉了入侵者，然后安心地躺下，以为可以继续睡觉了。但你才刚刚关上灯，下一只蚊子就开始了它的盘旋、绕圈和螺旋式俯冲。

通过长年累月（主要是夜里）对蚊子的观察，我得出一个结论：这种生物体内一定根植着一种自杀本能、一种无法抑制的自毁欲望，以至于当它们看到自己的雌性前辈们死去（袭击人类并传播疟疾的是雌性蚊子），不仅没有气馁或放弃，反而显得更加兴奋和不顾一切，一个接一个地冲向注定的、迅速的死亡。

每当结束长途旅行后回到公寓里，我都会给生活在那里的一切带来巨大的混乱和不适。因为我不在的时候，公寓并不是空着的。我刚刚关上门离开，它就已经被一大群好动、拥挤、惹是生非的昆虫据为己有了。蚂蚁、蜈蚣、蜘蛛和蟋蟀的军队，从地板和墙壁的裂缝中、从窗框和角落里、从地板下出来得见天日，一团团的苍蝇和飞蛾也飞了进来，屋子被一群我既形容不出也叫不上名字的最微小的小东西占据了。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扇动着翅膀，抖动着下颚，摇动着后腿。一直以来，最令我惊讶的就是一种红蚂蚁，它们会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它们的队伍迈着整齐且有节奏的步伐，迅速地进入某个小橱柜中，吃掉那里所有甜的东西，然后整个队伍迈着同样整齐的步伐离开自己的美味食堂，消失得无影无踪，根本不知道它们去了哪里。

这次从坎帕拉回来也是一样。当我出现的时候，聚集在此的一部分来客毫不迟疑就走了，另一部分则不情不愿、闷闷不乐地离开了。我喝了杯果汁，翻看了信件和报纸，就去睡觉了。早上我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没有力气。更糟糕的是，现在是旱季，这意味着可怕的、致命的高温从清晨就开始了。我强忍着虚弱，写了几条关于乌干达独立最初几周局势的报道，送到了邮局。电报都在邮局发送。负责接收的工作人员会在本子上记录日期和时间。然后，报道会通过电传机发送到我们在伦敦的办事处，再从那里发往华沙：这样做是最经济的。最让我惊讶的是当地电传员的熟练程度，他们在电传纸带上敲下波兰语文章，一个错误都没有。有一次我问他们，这是怎么做到的。他们回答说，因为他们就是这样被训练出来的，他们要打的不是单词或句子，而是字母。所以对他们来说，电报是用什么语言写的都无所谓，他们传送的是符号，不是意义。

尽管离开坎帕拉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的状态不仅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我跟自己说，这只是疟疾的后遗症，再加上旱季难以忍受的高温。我感到体内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烈的燥热，但我以为这只是外界的炎热在体内沉淀并辐射到全身。我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但其他人也一样——汗水让人们免于在这炽热的火堆上被烤焦。

这种痛苦又萎靡的情况持续了一个月，有一天夜里我醒了，感觉到枕头湿了。我打开灯一看就愣住了，枕头上全是血。我跑到浴室照镜子，看到满脸都是血。我感到嘴里有什么东西黏黏的，有一股咸味。我洗了一个澡，但是一直到早上我都没再睡着。

我记得主街独立大道旁的一栋房子门上挂着一个医生的招牌：约翰·莱尔德。我去了那里。医生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英国人，着急地在自己堆满了行李和包裹的房间里转来转去。两天之后他就要回欧洲了，但他给了我一位同行的名字和地址，让我去找这位医生。离这里不远，火车站边上有一个当地的诊所，我可以在那里找到他。莱尔德医生说他这位同行名叫伊恩·杜瓦勒，还特意加了一句，是个爱尔兰人（好像在医学领域，特别是在这个国家，国籍比专业更重要）。

诊所位于一栋老旧的铁皮简易房里，当坦桑尼亚还是德国殖民地的时候，这里曾是德国人的兵营。楼前聚集着一群无精打采的非洲人，他们可能在受着各种疾病的折磨。我走进楼里，找杜瓦勒医生。接待我的是一个憔悴的中年男人，但从接触的第一时间我就感受到，这是个真诚又温暖的人。他的存在、笑容和真诚仿佛一剂良药在我身上起了作用。他和我说，我们下午的时候去大洋路医院，因为只有那里有X光设备。

我知道情况很糟糕，但我把一切都归咎于疟疾。我非常希望杜瓦勒医生能够确认我的自我诊断。杜瓦勒医生亲自为我做了X光检查，当我们走出X光室，他把手扶在我的肩上，我们在长满了棕榈树的平缓山丘上散步。那里很舒服，有棕榈树的叶子遮阳，还会有阵阵微风从海上吹过来。

“是的，”杜瓦勒终于开口并且轻轻按了按我的肩膀，“这肯定是肺结核。”

然后他就一言不发了。

我的腿开始发软，然后变得越来越沉，沉得任何一条腿都抬不起来。我们站住了。

“我们送你去医院。”他说。

“我不能去，”我说，“我没有钱”。

在医院待了一个月花的钱，已经比我一个季度的工资都多了。

“那你就必须回国。”

“我不能回国。”我立刻回答道。我感到身体里在发着高烧，我很想喝水，觉得十分虚弱。

我立即决定把一切都告诉他。这个人从一开始就让我感到信任，我相信他会理解我。我说，这次来非洲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机会。这种事情在我的国家还是第一次：我们在黑非洲从来没有设过常驻记者。我能得到这个机会也全靠编辑部的巨大努力，但编辑部也很拮据，因为在我的国家每一块美元都跟黄金一样贵重。如果我向华沙报告了病情，他们也无法为我支付住院的费用，那就只能叫我回去，而一旦回去就不可能再来了。我告诉他，在非洲工作是我毕生的梦想，现在这一切即将破灭。

医生静静地听着。我们继续在棕榈树、灌木丛和鲜花丛中散步，置身于热带美景之中。然而对我来说，此刻的一切美景都已变成灾难和绝望。

沉默持续了很久。杜瓦勒医生在思考，最终他说：“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你早上去的是市里的诊所。贫困的非洲人都在那儿治病，因为是免费的，但条件很简陋。我很少去那边，因为这么大的国家，只有我一个呼吸科专科医生，肺结核在这里又很普遍。你的情况其实比较典型，疟疾削弱了你的抵抗力，得过疟疾后很容易患上其他疾病，经常就是会得肺结核。明天我会把你加到诊所病人的名单上。我有这个权限。我会把你介绍给医务人员，你每天过去打针。我们试试看。”

杜瓦勒医生说的医务人员，确切地说是两个人，他们俩也是全部的医务人员，负责所有的工作：打扫卫生，打针，此外就是导诊。他们会放一部分患者进来，与此同时，出于我不清楚的原因，在另一些人还没迈进铁皮房的时候就开始驱赶他们（这里不存在收受贿赂的嫌疑——人们都没钱）。

年长些的大胖子叫埃杜，年轻些的叫阿卜杜拉希，他身材矮小，但肌肉结实。在非洲很多地方，人们会根据孩子出生时发生的重大事件来给他们起名字。“埃杜”（Edu）这个名字来自“教育”（education），因为在他出生那天，他们村开了第一所学校。

在那些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尚未完全扎根的地方，人们给孩子起的名字是无穷无尽的。这些名字反映了成年人的诗意，他们会根据孩子出生的时刻或者环境来命名，比如“凉爽的清晨”（因为孩子在黎明出生）或者“金合欢树影”（因为孩子在树下出生）。在这些还没有文字的社会中，人们通过名字来记录历史大事，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当下的。如果孩子在坦噶尼喀取得独立的时候出生，那么他就叫“独立”（斯瓦希里语为Uhuru）。如果父母是尼雷尔总统（坦桑尼亚第一任总统）的支持者，他们可能会给孩子也起名为“尼雷尔”。

就这样，历史不是靠书面记录，而是靠口述留存下来，这种传承具有非常个人化的特点——通过名字表达我对社群的认同，我的名字传颂了民族记忆中的一件光辉壮举，而我是其中的一部分。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进入使得这种充满诗意和历史感的命名传统，逐步缩减为《圣经》和《古兰经》中几十个常见的名字。从此，人们的名字变得统一，只有诸如詹姆斯、帕特里克，或者艾哈迈德、易卜拉欣。

埃杜和阿卜杜拉希简直是金子般闪闪发光的好人。我很快就和他们成了朋友。我努力营造着我的生命掌握在他们手中的感觉（事实也是如此），而他们则以最严肃认真的态度认定了这件事。当我需要帮助时，他们会抛下一切来帮我。我每天四点以后过去，那时暑热已经减弱，诊所也关门了，他们俩在打扫老旧的木地板，掀起数不尽的尘土。一切都遵照杜瓦勒医生要求的那样进行着。在医生诊室的玻璃柜里有一个很大的金属罐子（由丹麦红十字会捐赠），里面装着一种名为PAS的灰色大药片。我每天要吃二十四片。当我一边数药片一边把它们装到包里时，埃杜从煮沸的水中取出一只巨大的金属注射器，装上针头，从药瓶中汲取两厘米的链霉素。然后，他高高抡起胳膊，像要投掷标枪一样做了一个大幅度的摆动，一下子把针头扎进我的身体。我每次都会跳一下，发出一声尖叫，埃杜和在旁边看着的阿卜杜拉希就会放声大笑，这已经成了我们的仪式了。

在非洲，没有什么能比对一件确实好笑的事共同发出大笑更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了，比如这个白人会因为打针这点小事突然跳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和他们会为了这件事一起哈哈大笑，尽管埃杜打针的时候很用力，扎得挺疼的。

在这个偏执、扭曲、种族不平等的世界里，在这个一切都由肤色（甚至肤色的色调）来决定的世界里，尽管疾病让我在身体上受了点罪，但却给我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因为疾病让我变得虚弱无助，降低了我作为白人的优越地位，使我从高高在上的存在变成了一个可以被平等对待的人。现在，他们可以像对待兄弟一样对待我，因为尽管我还是白人，但已经是一个被削弱、有缺陷、有瑕疵的白人了。在我与埃杜和阿卜杜拉希的关系中，出现了真心实意的情感，这是只有平等的人之间才会出现的情谊。如果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壮、健康、威严的欧洲人，这种关系是难以想象的。

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邀请我去他们家。一来二去，我成了这个城市非洲区的常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地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在非洲，人们总是以最高礼遇来待客。谚语“客人来家里，就是上帝来家里”在这里几乎是字面意义上的。主人会从很早之前就为客人来访做准备，打扫房间，烹制最好的饭菜。我说的是像埃杜这样的人，在市里的诊所上班。我认识埃杜的时候，他的状况还不错。

说“不错”，是因为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而这样的人并不多见。城里的大部分人都在打零工，而且工作机会很少，或者很长时间找不到工作。非洲城市中最大的谜团其实是：这么多人靠什么生活？靠什么，以及怎么活着？他们来到这里并不是因为城市需要他们，而是因为农村——贫穷、饥饿、生活无望的农村——将他们赶了出来。所以，他们是寻求救助的逃难者，是被命运诅咒的难民。如果你看到一群从干旱和饥荒地区最终来到城市边缘的人，会从他们的眼里看到惊惶和恐惧。在这里，在这些贫民窟和泥坯屋中，他们将寻找自己的黄金国。他们会在这里做什么？下一步要怎么办呢？

埃杜和他几个同氏族的表兄弟也是如此。他们都是坦桑尼亚内陆说桑戈语的人，以前都在村子里干农活。后来土地种不出庄稼了，于是几年前他们来到了达累斯萨拉姆。他们的第一步就是找这里说桑戈语的人，或者其他友好部落的人。非洲人对于所有部落之间是友是敌都了如指掌，就像今天的巴尔干地区一样。

他们顺藤摸瓜，终于找到了一位同胞的家。那个街区名叫“卡里亚库”，布局规划还算有序，都是笔直的沙路。建筑千篇一律而且简单，大多数都是所谓“斯瓦希里式房屋”。这是一种苏联风格的筒子楼，每层有八到十二个房间，每间房住一户人家。厨房、厕所和洗衣房都是公用的。房间拥挤得难以想象，因为每户人家都有很多孩子，简直像个幼儿园。全家人都睡在铺着薄草垫的黏土地板上。

埃杜和他的表兄弟们就来到这样一栋房子前。还离着有些距离，埃杜就大声喊：“霍迪（Hodi）！”在这样的街区，房子都没有门，或者有门也是开着的，但是不能未经询问就进到别人家里，所以他还离着老远就开始喊“霍迪”，也就是“我能进来吗”。如果有人在屋里，就会回应“卡里布（Karibu）”，这是“请进、欢迎”的意思。然后埃杜他们就进去。

这时，一系列漫长的传统问候就开始了。这也是一个相互盘查的时刻。因为双方都想要快点确定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氏族亲戚关系。他们郑重地进入由每一个氏族和部落的家谱树组成的茂密森林。外人是无法在其中找到来龙去脉的，但对埃杜和他的同伴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相聚时刻：因为近亲会帮上大忙，远亲就要差得多了。但即使是后者，埃杜他们也不会空手而归，他们一定能在这儿找到栖身之所。地上总能腾出点地方——尽管天气暖和，但还是没法在外面睡觉，因为蚊子、蜘蛛、螞蟻等热带昆虫会来叮咬骚扰。

第二天是埃杜在城里的第一天。尽管周遭的一切对于他都是全新的世界，但他走在卡里亚库的街上并没有觉得新奇，也没有觉得兴奋。而我就不一样了。每次来到一个远离市中心的街区或偏僻小巷，孩子们会拔腿就跑然后藏在角落里。这不奇怪。他们平时要是不听话，妈妈就会吓唬他们说：“你最好乖点儿！不然‘穆宗古’就会吃了你！”穆宗古（mzungu）是斯瓦希里语里“欧洲白人”的意思。

有一次我在华沙给孩子们讲非洲的故事。一个小男孩站起来问我：“您见过很多食人族吗？”他不知道，当一个非洲人从欧洲回到卡里亚库，给孩子们描述伦敦、巴黎以及其他居住着穆宗古的城市，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小男孩也会站起来问：“您在那儿见过很多食人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