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向西行驶——从内罗毕前往坎帕拉。星期日的清晨道路空旷，一路穿过起伏的丘陵地带。前方的阳光在路面上形成了一片片闪烁、颤动的湖水。但当我靠近时，光芒就消失了，沥青路面瞬间变成了灰色，随后又暗下去，但很快下一片湖水又亮了起来，接着又是另一片。旅途仿佛变成了一次穿越光之水域的航行，这些水域像舞厅里疯狂旋转的灯球一样，突然亮起又熄灭。道路两侧是茂密浓郁的桉树林和“Tea and Bond”公司广阔的茶叶种植园，时不时在柏树和雪松之间会闪现一栋英国农场主的别墅。突然，远远地，在道路的尽头，我看到一个闪亮的球体，它开始迅速变大，越来越近。我才刚来得及把车停在路边，一队摩托车和汽车就疾驰而过，中间有一辆黑色的奔驰，我看到里面坐着乔莫·肯雅塔。肯雅塔很少待在内罗毕的总理办公室，大多数时间他都在距离首都一百六十公里的加图杜私人庄园里。他最喜欢的消遣是在那里观看肯尼亚各民族舞蹈团的表演，这些舞蹈团会来为他们的领袖献艺。尽管鼓声和舞者的欢呼声非常吵闹，但是肯雅塔经常会坐在扶手椅上、手撑着拐杖睡着。只有当表演完毕，舞蹈演员们踮着脚尖走下台，现场又恢复寂静时，他才会醒过来。但是他，肯雅塔，现在在这里？星期日的清晨？他的车队这样疯狂疾驰，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

我不假思索地掉头追上车队。一刻钟后，我们进入了城市。车队开到了总理府大楼下，这是位于内罗毕市中心城市广场的一幢现代化的二层建筑。但警察拦住了我的去路，我只得停车。街道空荡荡的，周围没有人可以打听消息。但不管怎么样，看起来内罗毕市内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整座城市睡眼惺忪，星期日早晨的慵懒和空旷笼罩着一切。

我想了想，觉得应该去菲利克斯那里看看，他估计知道是怎么回事。菲利克斯·纳加尔是法新社驻东非办事处的主任，他住在内罗毕豪宅区里奇韦的一栋别墅里。菲利克斯是个名人。他什么都知道。他的信息网遍布各地，从莫桑比克到苏丹，从刚果到马达加斯加。他自己很少出门，要么就是在家监督厨师——他家里有全非洲最美味的菜肴；要么就坐在别墅客厅的壁炉前看侦探小说。他嘴里永远叼着雪茄，好像从不把它拿下来，除非是他要往嘴里送一口烤龙虾或者尝一口开心果冰激凌。他家里的电话时不时就会响起，纳加尔拿起听筒，在一张纸片上记录着什么，然后走到房子的另一头，那边的电传机旁坐着他的助手们（通常都是他在非洲找到的又帅又年轻的印度人）。他流畅地把报道内容念给他们听，一气呵成，不做任何修改。然后他就会回到厨房，搅一搅锅里的菜，或者回到壁炉前继续看小说。

我来的时候他正坐在沙发上，和往常一样，嘴里叼着雪茄在看侦探小说。

“菲利克斯，”我刚迈进门就大喊，“肯定出事了，肯雅塔回内罗毕了！”我又给他讲了我在去乌干达的路上看到车队的事。

纳加尔跑到电话旁开始给四面八方打电话，而我打开了收音机。这是一台多年来我梦寐以求的顶级无线电收音机，可以接收几百个电台，甚至包括轮船上的广播。一开始我只调到一些播放宗教仪式、主日布道和管风琴音乐的电台，还有一些广告、用不同语言播出的节目以及宣礼者的呼喊声。突然间，在噪声和杂音中，一个微弱的声音传了过来：“……桑给巴尔苏丹的暴政永远结束了……血腥的独裁统治……由革命总司令签署，元帅……”

然后又传来新的噪声和杂音，断断续续的句子以及当地很流行的“肯尼亚山”乐队的旋律。我们就听到这么多，但已经得知最重要的事：桑给巴尔天翻地覆了！肯定是头天夜里发生的。这就解释得通为什么肯雅塔急着赶回内罗毕了。革命可能会席卷肯尼亚乃至整个东非，可能会把它变成第二个阿尔及利亚、第二个刚果。但是此刻，对我们来说，对我和菲利克斯来说，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到桑给巴尔去。

我们开始给东非航空打电话，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最快去桑给巴尔的飞机是周一的。我们预订了机票，但是一个小时后他们来电话说，桑给巴尔机场关闭，所有航班都停飞了。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到桑给巴尔呢？今天晚上有一班飞达累斯萨拉姆的飞机，从那里去岛上就很近了，只有四十公里海路。这时候其他在内罗毕的记者都来到了菲利克斯家门口。有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俄罗斯人和意大利人，一共四十人。我们所有人都决定乘那班飞机去。

在达累斯萨拉姆，我们住进了帝国酒店。这是一栋古老的建筑，有一个很大的露台，从上面可以眺望海湾。海面上停泊着桑给巴尔苏丹的白色游艇。年轻的苏丹贾姆希德·本·阿卜杜拉就是坐这艘游艇逃跑的，丢下了宫殿、财宝和红色的劳斯莱斯。游艇上的船员向我们讲述了岛上发生的屠杀。到处都是尸体，街上鲜血横流。暴众在抢劫、强奸、纵火烧房子。没有人是安全的。

桑给巴尔暂时切断了和世界的联系。他们的电台每小时广播一次：任何试图在岛上降落的飞机都会被击落，任何靠近的船只或轮船都会被击沉。我们推测，他们用这种方式发出警告，是因为害怕有人介入。我们无能为力，只能干坐着收听公报，陷入无穷无尽的等待。到了早上，我们听到消息说，英国的军舰正在开往桑给巴尔。路透社的汤姆搓着手，盼着直升机能把他接到船上，然后跟着第一支登陆的海军陆战队上岛。我们所有人心里想的都是一件事：如何上岛。我的情况是最糟糕的，因为我没有钱。在这种革命、政变及战争的情况下，大的通讯社是不在乎开支的。需要多少钱他们就给多少，只要能拿到第一手的新闻。美联社、法新社或者BBC的通讯记者会租用飞机、轮船，或者为了用几个小时的汽车就去买一辆，只要能够到达事发地点。在这样的竞争中我根本没有机会，只能寄希望于意外和运气。

下午，一艘渔船停靠在酒店附近，运来了几个美国记者，他们的脸晒得通红。早上的时候他们试图乘这条船上岛，他们已经很接近了，但是岸边突然开始向他们疯狂扫射，他们不得不放弃，掉头回来。海路也被封锁了。

吃完午饭，我开车去机场看看情况怎么样。大厅里都是记者，到处是一堆堆的摄像机和行李箱。大多数记者都在椅子上打盹，还有一些在吧台喝啤酒，他们汗流浃背，被酷热折磨得筋疲力尽，不修边幅。一架飞往开罗的飞机起飞了，周围突然静了下来。一群牛穿过起飞跑道。除此之外，在这个燥热又寂静的空间里，在世界尽头的这片无人的荒地上，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

我已经准备回城里了，但就在这时，纳加尔突然出现，他拦住我，把我拉到一旁。他环顾四周，确保没有人在偷听，可是周围明明只有我们俩。他小心地、神秘地耳语说，他和阿诺德（NBC的摄像）租了一架小型飞机并且雇了一个同意去桑给巴尔的飞行员，但是他们现在不能走，因为那里的机场仍在关闭。他们已经去过塔台了，并且和桑给巴尔的机场塔台取得了联系，询问能否飞过去，但那边的回复是，不能，他们会开火的。

纳加尔在向我讲述这一切的时候很紧张，我注意到他把刚点燃的雪茄扔了，又慌里慌张地掏出一根新的。

“你怎么看？”他问我，“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那架飞机是什么样的？”我问他。

“赛斯纳，四人座。”

“菲利克斯，”我说，“如果我能帮你搞定降落许可，你是不是能带上我一起？”

“当然了！”他立刻就同意了。

“好，给我一个小时。”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知道自己是在虚张声势，但后来事实证明，也不能完全算虚张声势。我跳上车，返回城里。

在市中心独立大道的中段有一栋四层板楼，四周都是凉爽通风的镂空阳台，这就是新非洲大酒店。酒店楼顶有一个巨大的天台，上面有吧台和小桌子。最近那里是非洲的密谋之地，聚集着来自非洲各地的逃亡者、难民和移民。通常可以在一张桌子旁看到来自莫桑比克的蒙德拉内、赞比亚的卡翁达和津巴布韦的穆加贝，另一张桌子旁坐着来自桑给巴尔的卡鲁梅、马拉维的奇西扎和纳米比亚的努乔马。坦噶尼喀是最早独立的国家之一，各个殖民地的人都会涌向这里。晚上，天气变得凉爽些，阵阵清凉的海风吹来，天台上挤满了人，他们在这里探讨、制订计划、盘点军备力量和胜算。这里成了某种指挥中心，或者说一个临时的舰桥。记者经常来这里打探消息。我们已经认识了所有的领导人，知道该和谁坐在一起。我们知道，开朗外向的蒙德拉内乐于交谈，而神秘矜持的奇西扎甚至不想开口。

在天台上总是能听到从下面传来的音乐声。来自波兰罗兹的亨里克·苏博特尼克先生在楼下两层的地方开了一家“天堂俱乐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博特尼克去了苏联，后来穿过伊朗，坐船到了蒙巴萨。他在这里得了疟疾，本来应该加入安德斯军团并登陆欧洲的他，最后就留在了坦噶尼喀。他的俱乐部里总是人山人海，也总是很吵。来自遥远的塞舌尔的脱衣舞女郎米莉亚姆吸引了很多顾客。她的绝活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剥香蕉皮和吃香蕉。

“亨里克先生，您知道吗？”我问正好走到吧台旁的苏博特尼克，“桑给巴尔天翻地覆了。”

“我知不知道？”他惊讶地反问，“我什么都知道！”

“亨里克先生，”我又问道，“那您觉得，卡鲁梅在那儿吗？”

阿贝德·卡鲁梅是非洲设拉子党的领导人。尽管这个代表非洲人的党派在最近的选举中赢得了多数选票，但政府是由伦敦支持的阿拉伯少数民族党派——桑给巴尔民族党组建的。对此无比愤怒的非洲人发动了政变，推翻了阿拉伯人的政权。这就是两天前刚刚在这个岛上发生的事情。

“卡鲁梅在那儿吗？”

苏博特尼克哈哈大笑的样子让我马上就明白了：他肯定在那儿。

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我回到机场，和菲利克斯悄悄溜走，不能让任何人发现我们去哪儿。我们来到了塔台。菲利克斯请求其中一位值班人员打电话与桑给巴尔机场塔台取得联系。那边刚一接通，我立刻抢过话筒问是否能够和卡鲁梅说话。他现在不在，但待会儿应该会过来。我放下听筒，决定等待。大概十五分钟后，电话打回来了。我立刻听出了他低沉洪亮又带点沙哑的声音。卡鲁梅在世界各地当了二十年普通海员，现在哪怕是趴在别人耳边说悄悄话，他也像打雷般响亮，仿佛惊涛骇浪发出的咆哮。

“阿贝德，”我说，“我们这儿有一架小飞机，三个人：一个美国人、一个法国人和我。我们想飞到你那儿去。有可能吗？我保证，我们绝对不会胡写。我发誓，绝无谎言。你能不能让他们在我们落地时别向我们开枪？”

在一段长久的沉默后我又听到了他的声音。他说，我们可以飞过去，并且他们将在机场等我们。我们飞快地跑向飞机，不一会儿，我们就已经在天空中、在大海上了。我坐在飞行员旁边，菲利克斯和阿诺德坐在后面。机舱里寂静无声。我们当然很高兴，因为我们成功地打破了封锁并且即将成为第一批上岛的人，但与此同时，我们并不知道前面等着的将会是什么。

一方面，以往的经验告诉我，这种危机情况一般都是远观时比接近后显得更糟糕、更危险。我们的想象力会贪婪地吸收哪怕一丁点耸人听闻的消息、一丝最微弱的危险信号或最淡的火药味，然后立即将这些蛛丝马迹繁殖扩大到令人不安的规模。另一方面，我了解那些平静而沉闷的深水开始搅动、沸腾，进入普遍的混乱、迷茫与疯狂无序的时刻——在这种时候，很容易因为没听到或及时注意到一些事情而在混乱或意外中丧命。这样的日子是属于偶然性的；它成为历史真正的主宰者。

几十分钟后，我们离机场越来越近了。桑给巴尔这座古老的阿拉伯小城犹如一枚精雕细琢的白石胸针，远处是椰树林、枝繁叶茂的丁香树、玉米田和木薯地，所有这一切都被明亮的金色沙滩环抱着，其间点缀着一处处碧蓝的小海湾，里面停泊着摇曳的渔船。

靠近地面时，我们看到了武装人员分列在跑道两旁。我们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并没有用枪瞄准，也没有向我们开枪。他们大概有几十个人，一看就知道很疲乏，衣衫褴褛，有的人还半裸着。飞行员将飞机停在了主楼前面。

卡鲁梅不在，但有人上前自我介绍说是卡鲁梅的助手。他们说会送我们到酒店，并要求飞机立刻飞走。

我们坐上两辆警车往城里去，路上很空，几乎看不到任何人。我们经过了一些损毁的房屋，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商店。进城时要通过一道宏伟的大门，城门后紧接着出现了狭窄的街道，窄得只够一辆汽车勉强通行。如果有人恰好从对面过来，他只能闪进路边的门洞里等车开过去。

但此刻的城市静悄悄的；家家户户紧闭大门，有的门从门框上被拽了下来，窗子也都关得紧紧的。一个写着“马詹拉勒·叶尚·沙阿”的招牌被扯下来了；“努尔巴依和儿子们”店铺的橱窗被砸碎了；旁边空无一人的“巴甲特和儿子们”店铺和瑞士菲福莱柏表店的情形也差不多。

这时有几个赤脚的农民经过，其中一个手里拿着步枪。

“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一位向导说。他名叫阿里，之前在丁香种植园工作。“我们只有几十把从警察那儿没收来的旧步枪。自动武器非常少。主要的武器还是砍刀、匕首、撬棍、棍棒、斧头和锤子。反正你们待会儿自己看吧。”

我们在位于荒废的阿拉伯区的桑给巴尔酒店住了下来。这栋房子建造得很巧妙，到处都有阴凉和凉风。我们坐在吧台边，准备喘口气休整一下。一群陌生人走过来打量，跟我们打招呼。突然又走进来一个精神矍铄的老太太。她开始不停地问这问那，我们为什么来这里，我们是从哪儿来的。她走到我面前，我告诉她我来自波兰，她拉起了我的手，没有放开，然后开始流畅地背诵：

清晨的林间草地闪闪发光，

寂静抚摸着高挑的树木，

叶子颤抖着窃窃私语，

草叶向微风低头弯腰。（原文为波兰语。后同。）

纳加尔，阿诺德，我们的随行人员，赤脚起义军，所有酒店大堂里的人都惊讶地愣住了。

如此的宁静与美好，

就像这奇怪的世界周遭，

仿佛你刚刚从这里走过，

长衣角轻轻拂过小草。

“斯塔夫？”我不大确定地问她。

“当然了，就是斯塔夫，莱奥波德·斯塔夫！”她高兴地说，“我叫海莱娜·特伦贝茨卡，是从波多莱来的。我在这旁边有一家名叫‘皮加勒’的宾馆。您过来吧，您在那儿能碰见卡鲁梅和他的人，因为我那儿啤酒免费！”

桑给巴尔发生了什么？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在一个由几位赤着脚、拿着砍刀的起义军士兵看守的酒店里？（这些起义军的首领拿着一把步枪，不过我不确定枪膛里是否有子弹。）

如果有人认真地看看详细的非洲地图，就会发现这块大陆是被许多岛屿所包围的。有些岛屿很小，小到只有非常专业的航海地图才会记录它们，但有些又很大，在普通的地图上就可以找到。大陆西面的岛屿有：格里特群岛和克肯纳群岛，兰皮奥内岛和兰佩杜萨岛，加那利群岛和佛得角群岛，戈雷岛和费尔南多波岛，圣多美岛和普林西比岛，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和安诺本岛；东面有：舍德旺岛和吉夫顿岛，萨瓦金岛和达赫拉克群岛，索科特拉岛，奔巴岛和桑给巴尔岛，马菲亚岛和阿米兰特群岛，科摩罗群岛，马达加斯加群岛和马斯克林群岛。而实际上，这样的岛屿还有很多很多，没有几百也有几十个，因为有些岛屿进一步延伸形成了整个群岛，还有一些岛屿被珊瑚礁和沙滩组成的奇异世界所包围，只有在退潮时才露出水面，展示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和形状。岛屿和海角这么多，仿佛造物的过程在这里被中断了，这件艺术品从未完成，而我们今天可见和可触摸的大陆只是非洲从海洋中浮现出来的一部分，其余的仍留在海底，而这些岛屿正是其露出海面的山峰。

可以想象这一地质现象对历史产生的影响。非洲长期以来既是令人惧怕的所在，又充满了诱惑。一方面，它让外来者心生恐惧，一直未被了解和征服。几个世纪以来，非洲内陆的地理特点，比如恶劣的热带气候、曾经无法治愈的致命疾病（疟疾、天花、昏迷、麻风等）、道路和交通不便，以及非洲居民的激烈抵抗，一直在有效地保卫着这片大地。非洲的难以接近造就了它的神话：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始于这片大陆阳光明媚的海岸，外来者刚刚走下船、踏上陆地的那一刻。但与此同时，非洲也用丰盛战利品的幻想吸引着外来者。不管是谁，只要前往非洲的海岸，那么他就开始了一场最具冒险性的终极游戏、一场生死赌博：十九世纪上半叶，抵达非洲的欧洲人有超过半数死于疟疾。但还是有很多人活了下来，摇身一变成了大富翁，载着满船的黄金、象牙以及（最重要的）黑人奴隶回到了家乡。

正因为这些海员、商人和掠夺者的国际往来，分散在非洲沿海的岛屿才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些岛屿成了他们的停靠点、避难所、港口和工厂。首先，这些岛屿很安全：它们位于足够远的地方，非洲人摇摇晃晃的木船到不了，同时它们又足够靠近陆地，可以建立和保持联系。

这些岛屿的重要性在奴隶买卖时期得以凸显，因为很多都被改造成了集中营，奴隶们被囚禁在这里，等待船只把他们运往美洲、欧洲和亚洲。

自十五世纪中叶开始，奴隶贸易持续了大约四百年。它又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官方说法是十九世纪中叶，但在某些地方其实更晚，比如在尼日利亚北部一直到1936年才结束。奴隶贸易在非洲历史上占据着中心地位。数以千万计的（统计数据不同，大概在一千五百万至三千万）的非洲人被掠走，并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被运送到了大西洋彼岸。据统计，有一半的奴隶在这样的旅途中（一般要航行两三个月）因饥饿、闷热和缺水死亡，有时候一船人都会丧命。那些保住性命的人后来就在巴西、加勒比地区以及美国的甘蔗和棉花种植园中劳作，创造着另一个半球的繁荣与财富。奴隶贩子（主要是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阿拉伯人以及与他们合作的非洲人）让非洲大陆变得人烟稀少、田地荒芜：即使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这片土地的大片区域依然荒凉，甚至变成了沙漠。非洲至今未能从这场灾难、这场噩梦中重新站起来。

奴隶买卖还对人心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它在非洲居民之间撒播仇恨的种子，扭曲了人际关系，煽动战争。强者试图压制弱者，并在市场上出售他们——国王贩卖臣民，胜者贩卖俘虏，法院贩卖罪犯。

而这种买卖在非洲人的内心留下了最深且始终疼痛的一道伤疤——低人一等的自卑感：我，黑皮肤的人，可以被白人商贩、侵略者从家中掳走，铐在木桩上，塞到船舱里，拉到集市上去卖，然后被鞭子抽打着辛苦卖命。

贩奴者认为，黑人不是人，人类可以分为“人”和“次等人”，人可以对次等人为所欲为，最好是剥削他们的劳动，然后把他们消灭。这些奴隶贩子的笔记和记录（以原始的形式）呈现了后来的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整个意识形态，其核心观点是“他者是敌人，更是非人”。这套异常卑劣和野蛮，充满了嫉妒和仇恨的哲学，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在它尚未启发科雷马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当“毛尔蒂”号、“普罗格雷苏”号、“玛丽安”号以及“彩虹”号的船长们在船舱里看着窗外的棕榈林和热浪滚滚的海滩，当他们在歇尔布罗岛、夸莱岛或者桑给巴尔岛等待下一批黑人奴隶装船时——就已经形成了。

奴隶贸易事实上是一项全球性的“事业”，因为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以及许多中东和亚洲国家都参与其中。在这场贸易中，桑给巴尔是一颗悲伤的黑色星星、一个阴沉的地址、一个被诅咒的岛屿。长年累月，不，应该说是几个世纪以来，从非洲内陆——刚果、马拉维、赞比亚、乌干达和苏丹——刚刚掠来的奴隶会被运送到桑给巴尔。为了防止逃跑，他们会被粗绳捆绑。他们还得充当搬运工，把那些价值连城的宝贝——成吨的象牙、棕榈油、野生动物的毛皮、宝石和乌木搬到港口，再运到船上。

这些被木船从内陆运到岛上的奴隶被“陈列”在集市上出售。集市叫“穆库纳兹尼”，离我住的酒店不远，现在是圣公会主教堂。奴隶的价格也各不相同，从一美元的小孩到十二美元年轻漂亮的姑娘。这个价格相当昂贵，要知道在塞内冈比亚，葡萄牙人可以用一匹马换十二个奴隶。

他们把最健康、最结实的壮劳力从穆库纳兹尼运到港口，很近，不过几百米的距离。然后，他们从港口乘坐专门用于运输奴隶的船只，要么被送往美洲，要么前往中东。当市场上的交易结束时，甚至没人愿意为那些身患重病的人支付几分钱，他们会被抛弃在布满岩石的海岸上：这里会有成群的野狗啃噬他们。而那些最终能够恢复健康和体力的人就留在桑给巴尔，成为大片大片的丁香树和椰子树种植园的阿拉伯人主人的奴隶。许多这些奴隶的后代都将参与革命。

清晨时分，当海风清爽、天气也还算凉爽的时候，我就出发进城了。我后面跟着两个拿着砍刀的年轻人。他们是保安、护卫还是警察？我没有试图去和他们交流。他们的砍刀很简易，做工粗陋，对他们来说显然是个问题。该怎么携带这些砍刀？骄傲凶狠地，还是小心谨慎地？一直以来，砍刀是苦工、贱民的工具，是低贱身份的标志，然而，从几天前开始，它却已经成为威望和权力的象征。那些拿着砍刀的人必定属于胜利者的阶级，因为战败者都是手无寸铁的人，毫无还击之力。

从酒店出来，立刻就会走入那种古老的阿拉伯城镇里典型的狭窄小巷。我说不清为什么这些人要把城市建得如此狭窄拥挤，仿佛一个人要骑在另一个人脑袋上才行。这是为了不让人们去太远的地方吗？还是为了便于保卫城市？我不知道。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挤在一起的石块，这层层叠叠的石头墙垣、回廊、壁龛、屋檐和屋顶，让城市即便在正午的酷暑中也保留了一丝凉爽，有遮阴的角落和阵阵微风，仿佛在一座冰封的宝库中一样。

他们在规划街道时也经过了深思熟虑并且富有想象力。因为根据街道的布局和建造方式，无论你走哪条路，无论朝哪个方向走，最后都会来到海边，来到宽阔的林荫大道上，这里比密集的内城更宽敞，更惬意。

此刻的城市空空荡荡，一片死寂。和从前，甚至和几天之前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在桑给巴尔你可以碰到来自半个世界的人。几个世纪以前，来自伊朗设拉子¹的穆斯林难民在这个已有非洲人定居的岛屿上住了下来，时间流逝，他们与当地居民融合，但仍然保留着某种独立性：毕竟，他们不是非洲人，而是来自亚洲。后来，波斯湾的阿拉伯人开始涌入。他们打败了统治岛屿的葡萄牙人，并夺取了政权，统治长达二百六十年。他们占据了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奴隶和象牙买卖，成了最好的土地和最大的种植园的主人，拥有大型海上舰队。慢慢地，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以及（以英国人和德国人为主的）欧洲人占据了贸易中的关键地位。表面上看，这个岛是由阿曼阿拉伯人的后代苏丹统治的，但实际上是英国的殖民地（官方正式名称为“保护国”）。

桑给巴尔茂密繁盛的种植园吸引着来自内陆的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收丁香、采椰子的工作，越来越多人留下来，开始在这里定居。在这样的气候和普遍的贫困下，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并不是难事：他们几个小时就可以搭起一座小木屋，并且把自己的全部家当，把衬衫、锅盆、水瓶、肥皂和垫子都放进去。这样，一个人很快就有了片瓦遮身，最重要的是，他在这片土地上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地方，现在就可以四处看看有什么可吃的了。但这件事可困难多了。实际上他们只能在阿拉伯人的种植园中找到工作，一切资源都在阿拉伯人手里。多年来，从内陆新来的定居者一直将这种秩序视为天经地义，直到某个领导者、煽动者在这个地区出现，告诉他们，这个阿拉伯人和他们不一样，而“他者”这个概念会带来可怕的、魔鬼般的后果，因为他者是陌生人，是吸血者，是敌人。这个新来的定居者曾经视作永恒的、由神灵和祖先所设立的世界，现在变成了对他不公、使他受辱的现实世界，他想要继续生存，就必须做出改变。

煽动民族情绪这种做法的吸引力就在于它简单易行：他者是显而易见的，每个人都看得到并且记住了他的形象。不需要读书，不需要思考，不需要讨论，只需要看见他不一样，就够了。

桑给巴尔日益紧张的种族对立由两方构成：一方是统治者阿拉伯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另一方是被统治者：来自内陆和岛屿的非洲黑人——小农和渔夫，难以确定数量的大批流动劳工、家仆、赶驴人和搬运工。

我所写的这种情况，同时也发生在阿拉伯世界和黑非洲争取独立的过程中。这对桑给巴尔又意味着什么呢？这里的阿拉伯人说：我们渴望独立（他们的理解是：我们想在这里当统治者）。非洲人说同样的话：我们渴望独立。但是他们却赋予了这句口号完全不同的意义：因为我们是这里的大多数，所以政权应该掌握在我们手中。

这就是对立与冲突的核心。这时候英国人还火上浇油。因为英国人和波斯湾的苏丹们关系不错（桑给巴尔苏丹的血统可以追溯到这个地方），而且他们担心非洲政变，所以就宣称桑给巴尔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非洲的一部分，并且在承认其独立地位的同时认定政权属于阿拉伯人。这引起了阿贝德·卡鲁梅所领导的非洲设拉子党的反对，但他们的抗议是合法的、遵守法律规定的，因为尽管他们是反对派，但他们是议会的反对派。

这时，一个来自乌干达的年轻人——约翰·奥凯洛出现在桑给巴尔，他刚刚二十五岁。和非洲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他有（或者假装有）很多份工作：石匠、瓦匠、粉刷匠。他是个半文盲，但很有个人魅力，具有天生的使命感。他在采石或者砌墙的时候，有几个简单的想法浮现在脑子里，成了他的驱动力：“上帝将桑给巴尔赐给了非洲人，他向我承诺，现在这个岛会回到我们手中。”“我们必须打败并赶走阿拉伯人，不然他们不会让步，会继续压榨我们。”“我们得知道应该往面包的哪一面抹黄油：不要指望那些有工作的人支持我们，只有饥饿的人才会支持这件事。”“我们不会像卡鲁梅或者其他政客那样把所有人都卷入战争。人民是伟大的，如果我们输了，他们被杀，那实在太可惜了！”“我们得等英国人离开，我们拿他们没办法。等到只剩下阿拉伯人的时候，第二天我们就行动。”

这些想法深深占据了他的内心，他经常必须独自待在树林里，因为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安心沉浸在思考中。与此同时，在桑给巴尔独立前一年，奥凯洛开始单枪匹马组建自己的秘密军队。他在岛上的村庄和小镇四处奔波，组建了超过三千人的部队，并且当即开始操练。有些部队开展使用铁钩、刀子、木棒和矛的技能培训，其他的部队练习如何使用镰刀、砍刀、铁索和锤子作战。还包括摔跤、拳击和投石等附加课程。

在起义前夕，奥凯洛任命自己为元帅，将几个最亲近的助手任命为军队的将军，他们大多数是种植园工人或前警察。

在菲利普亲王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名义将这座岛的政权移交给阿拉伯人后三周，约翰·奥凯洛元帅采取了行动，并在一夜之间夺取了桑给巴尔的统治权。

中午之前，菲利克斯、阿诺德、我和我们的护卫驱车前往元帅的指挥部。这是一栋阿拉伯式房子（我不知道它之前的用途），院子里聚集着几十个人。女人在火上煮着木薯和蔬菜，烤着鸡肉和羊肉串。我们的向导推着我们穿过人群往屋里走。人们不情愿地让开，怀疑地看着我们，但目光中也有几分好奇，因为这时候按说白人应该找地方躲起来才对。在一个东方式的大厅中，奥凯洛坐在乌木扶手椅上，抽着烟。他的肤色非常黑，脸庞硕大，五官轮廓分明，头上戴着一顶警帽：他们已经攻下了警用仓库，里面有一些步枪和制服。这顶帽子的帽檐用蓝色的布缠着（我也不知道蓝色在这里代表什么）。奥凯洛看上去有点心不在焉，仿佛他自己也惊魂未定；他好像根本没看见我们。人们围着他，推搡着，向他身边挤，所有人都在说着什么，手里还比划着什么。简直是史无前例的混乱，也没有任何人试图控制局面。想要和他谈谈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一个诉求，就是发给我们继续待在岛上的许可证。带我们来这儿的人和他说了。奥凯洛应许地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他似乎忽然想到了什么，因为他掐了烟，要送我们出去。他先把一支老式步枪背在身上，手里又拿起一把。一只手先调整了一下腰里别着的手枪，然后又拿起另一支。就这样全副武装，他把我们推到前面，把我们带到院子里，像是要处决我们似的。

上次得病后一直困扰我的一个症状，是让人疲惫不堪的反复高烧。一到晚上我的体温就会升高，那种感觉很奇怪，仿佛我的骨头在散发高温。就好像有人在我的骨髓里放置了金属线圈，然后通了电。线圈加热到发白，整副骨架在经历一场看不见的、在内部燃烧的大火。

根本睡不着。在达累斯萨拉姆这样的夜晚，我就躺在房间里，看蜥蜴狩猎。那些经常在公寓里溜达的蜥蜴很小，很灵活，皮肤是砖红色或浅灰色的。它们身手敏捷，毫不费力地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窜行。它们从来不会深思熟虑地、沉着地移动。一开始，它们一动不动地站着，仿佛僵住了，然后突然间，它们飞快地弹出去，扑向一个只有自己看得到的目标，然后再次僵住不动。只有从它们快速搏动的腹部才能看出，这次冲刺，这样将自己的身体抛向一个无形的终点，真的耗尽了它们的精力，现在必须要喘口气、休息，在下一次闪电般的冲刺前恢复体力。

晚上，房间里开灯的时候，捕猎就开始了。蜥蜴关注和袭击的对象是各种昆虫——苍蝇、爬虫、飞蛾、蜻蜓和它们最喜欢的蚊子。蜥蜴会突然出现，仿佛是有人用弹弓把它们射到墙上的。它们环顾四周，但是头一动不动：它们的眼睛像天文学家的望远镜一样，在独立轨道上运动，能够看到前后左右的一切。这时，一只蜥蜴突然发现了一只蚊子。它朝那个方向发起行动。蚊子察觉到危险，腾空而起，开始逃窜。有趣的是，蚊子从不往下逃，不会去钻地板上的空隙，而是迅速飞到空中，紧张愤怒地盘旋着，然后一路向上狂奔，最终停在天花板上。它肯定不知道也没有提前预料到，这个决定会要了它的命。因为它贴在天花板上，头朝下，会失去方向感，弄错上下左右。结果，它非但没能迅速从对它来说是危险领域的天花板脱身，反而掉进了一个无法逃脱的陷阱。

此时的蜥蜴对着这只在天花板上的蚊子，可以开心地舔舔嘴了；它已胜券在握。但它没有骄傲松懈，它始终保持专注、警惕和决心。它跃上天花板，开始绕着蚊子跑，画出一个又一个越来越小的圈。它在这儿肯定是施了某种魔法、法术或者催眠的招数，因为虽然蚊子原本可以逃向攻击者无法接近的任何空间，但它却被蜥蜴包围得越来越紧，而蜥蜴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轻松前行：跳跃、静止，跳跃、静止。蚊子在某一刻会惊悚地发现，它已经没有任何活动空间了，蜥蜴就在它身边，这个想法让它更加震惊无助，最后，这只听天由命的、落败的蚊子只能束手就擒，被蜥蜴一口吞下。

所有和蜥蜴交朋友的尝试都是徒劳。它们是一种极度缺乏信任且容易受惊的动物，沿着自己的路径我行我素（当然，此处用“窜”比“行”更准确）。我们交友失败其实也是某种隐喻：它证实了不同的个体或许可以共存，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但却没办法相互理解，找不到任何共同语言。

在桑给巴尔，我无法观察蜥蜴们的突袭，因为这里晚上会熄灯，我只能在黑暗中耐心等待白天的到来，在半梦半醒间无所事事地等待第一缕曙光。这些时间漫长又空虚，非常难熬。

昨天黎明时分（这里的黎明从来不是鱼肚白，而是立刻五颜六色，如火光一般），街上响起了小铃铛的声音。一开始很遥远且沉闷，随后越来越近，铃声也变得清晰、有力又高亢。我向窗外望去，在狭窄的小道上看到了一个卖热咖啡的阿拉伯人。他头戴一顶刺绣的穆斯林小帽，穿一件松松垮垮的白色阿拉伯长袍，一只手拿着带壶嘴的圆锥形金属容器，另一只手拎着一个装满瓷质咖啡杯的篮子。

早上喝咖啡是这里长久以来的习惯，穆斯林总是用咖啡和晨祷开始新的一天。卖咖啡的铃声穿过大街小巷，是他们传统的闹钟。这闹钟声一响，人们就会从床上弹起来，走出家门，等待那个拿着芬芳浓郁的现磨咖啡的人出现。早晨的第一杯咖啡也是人们相互问好的时刻。他们相互说着昨晚过得很愉快，愿真主保佑，今天也将是美好的一天！

我们自从来到这里就没见过卖咖啡的人。现在，仅仅过去了五天，他又出现了：生活又回到了原有的轨道，回到了正常和日常的秩序。人类内心深处对于正常生活的坚持和英勇追求，是美好而又鼓舞人心的；无论如何，这种追求几乎是种本能。这里的普通人把政变、军事接管、革命和战争等政治灾难视作自然界的现象。他们对待这类事件的态度是一种漠不关心的顺其自然和宿命感，就像对待突起的狂风和风暴一样。对于这些事，他们无能为力，只能等待，躲在家中并且时不时抬头看看天空，看闪电是否已经消失，乌云是否已经散去。如果是的话，就可以走出家门，回到刚刚中断的事情——回到工作、旅行和阳光中。

在非洲，正常生活被颠覆是一件很容易发生的事，而且发生得很快，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暂时的、不持久的、轻薄脆弱的，所以一个村子、一片农田或者一条路可以一瞬间被毁掉，但是没过多久又会重新建起来。

我们通常是在上午去邮局寄出报道。一共有十个人，因为后来又有七名外国记者被放了进来。邮局装饰着精美的阿拉伯花纹，是一座颇有历史的小建筑：很多伟大的旅行家，比如利文斯通、斯坦利、伯顿、斯皮克、卡梅隆和汤姆森，都从这里发出过电报。邮局里摆着的电传打字机也会让人回到那段逝去的时光。打字机裸露的内部结构看起来像是中世纪市政厅塔楼上古老大钟的机芯，有许多齿轮、轮盘和杠杆。

合众国际社（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UPI）的约翰是个金发、高个儿、永远一脸困惑的家伙。他看完刚刚收到的电报，挠了挠头。我们一走出邮局，他就把我拉到一边，给我看了那张令人不安的纸。编辑部通知约翰，夜里在肯尼亚、坦噶尼喀和乌干达爆发了军事政变，他必须立刻到那些国家去。“立刻，”约翰喊道，“马上。可是怎么去啊？”

这个消息让人大为震惊。军事政变！尽管我们不知道任何具体细节，但是听起来情况非常严重。不到一周之前，桑给巴尔政变了，而今天是整个东非！显然，非洲大陆进入了动荡不安的战乱、起义、变革的时期。但是我们，住在桑给巴尔酒店的人们，现在面临另一个问题：怎么从这里出去呢？继续留在这儿没有意义，因为奥凯洛元帅的人不想让我们去城外的任何村镇，不让我们去之前发生过战乱的任何地方，不让我们去那些可能关押着俘虏的处所。而在城里，到处是一片平静，昏昏欲睡，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无事发生。

我们回到酒店后开了一个会，约翰把电报上的信息告诉了大家。所有人都想回到大陆去，但没人有办法。这座岛与世隔绝，我们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更糟糕的是，一直害怕被干涉的当地人，似乎把我们关在这里当作人质了。唯一一个能帮我们的人是卡鲁梅，而他行踪不定，他最常去的地方是机场，但现在甚至在那里都没有人见过他。

唯一的出路就是走海路。有人在旅行指南上看到，从这儿去达累斯萨拉姆有七十五公里。坐船肯定是一趟舒适的旅程，但从哪儿去弄船呢？木船肯定行不通。因为也不能让当地的船主知道——他们要么在监狱里（如果还活着的话），要么不敢帮忙，或者可能还会举报我们。而最大的危险是，元帅手下那些没有经验、碰巧凑在一起的士兵，现在分散部署在整个海岸线上，看到任何船只就会开枪射击——毕竟，没有任何人真正控制他们。

正在开会的时候，邮递员送来一封新电报。编辑部催促约翰，说军队占领了机场和政府大楼，这三个国家的总理已经消失不见了，他们可能在哪儿藏着，但也不确定他们是不是还活着。我们被困在岛上，听着这些令人震惊的消息，只能又气又无奈地咬紧牙关。这次会议毫无结果地结束了。两个英国人，路透社的彼得和坦噶尼喀电台的艾丹，到城里去找他们的熟人，希望通过他们找到离开这里的办法。绝望之下，没有人想放过一丝一毫的机会。

傍晚的时候彼得和艾丹回来了，再次召开会议。他们找到了一个老英国人，他正在寻找机会离开这儿，打算卖掉自己那艘状态良好的快艇。快艇就停在附近的港口，在一处隐蔽的海湾里。等到晚上，这个人会借着夜色掩护，带我们走小路去那边。到时候我们先躲在快艇上，等夜深了那些守卫睡着。这个老英国人、老殖民者说：“黑人就是黑人。不管怎么样，睡觉是必须的。”“等到午夜，我们就启动马达逃跑。夜里太黑了，哪怕有人开枪，也未必能打中。”

他们说完了，大家陷入了沉默。然后有人开口发言了，和每次一样，总有支持者和反对者。大家提出了许多问题并加以讨论。但凡有别的选择，我们都会重新考虑，因为这个乘快艇逃跑的主意太冒险、太疯狂了，但我们已经被逼到墙角，想要不惜任何代价，对，任何代价，逃出这个绝境。脚下的土地在燃烧，时间越来越少。桑给巴尔？我们带着当初想来这里的时候一样大的决心，要离开这里。只有菲利克斯和阿诺德表示反对。菲利克斯认为这个主意太蠢了，他老了，不想冒这个险；而阿诺德是心疼他那些昂贵的摄影器材，担心会保不住它们。为了不引起怀疑，他们答应在我们去海上的时候替我们继续支付酒店的账单。

晚上来了一个身材矮小、头发花白的老先生，他穿着传统的英国殖民官员服装，一件白色衬衫、宽大的白色短裤和白色长筒袜。我们跟在他身后，在浓稠的黑暗中，他模糊的身影在前面若隐若现。最后，当脚下终于踩到了木板，我们知道，码头栈桥到了。老先生压低声音，让我们顺着台阶上快艇。哪儿有台阶？哪儿有快艇？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但是这位老殖民长官用命令的口吻说服了我们，而且这附近很可能埋伏着元帅的人。身材魁梧的澳大利亚人马克满头大汗，第一个往快艇上走。开会的时候他曾说过自己会开帆船，所以由他掌舵。船用锁链拴在码头上，他有钥匙可以开锁，也知道如何发动引擎。马克一只脚落在船底，“哗啦”一声，所有人都低声提醒他轻点！轻点！然后我们依次上了船，先是英国人彼得和艾丹，然后是德国人托马斯，美国人约翰、意大利人卡洛、捷克人雅莱克和我。每个人都在一片漆黑中摸索着船的形状，用手感受着船舷的边缘、隔板的布局，然后在长凳上摸索着找个地方，如果没有，就在地板上找。

老英国人迅速消失不见，就剩我们自己了。到处看不到一点灯光。一切沉浸在寂静之中，静得让人害怕。只能偶尔听到海浪拍打在码头上溅起的浪花声，还有非常遥远的地方传来的神秘莫测的大海的声音。为了不被元帅的人发现，我们一直默默地坐着。约翰有一块夜光手表，时不时拿出来传递一下——一个微型发光点从一只手交到另一只手中，时间从22点30分来到23点，又到了23点30分。我们就这样在最深的黑暗里等待着，半睡半醒，僵直呆坐又焦虑不安。直到约翰的手表显示凌晨两点——马克拉动缆绳，发动了引擎。引擎像一只突然受惊的野兽，发出咆哮和呜咽声。小船摇晃着抬起船头，向前方驶去。

桑给巴尔港口位于离大陆最近的海岛西岸。所以逻辑上我们应该向西开，达累斯萨拉姆也在西南方向。但目前我们只希望能够离港口越远越好。马克开足马力，快艇开始微微颤抖，在平静光滑的水面上飞快地行驶。一切依然笼罩在黑暗之中，从海岛那边也没传来任何枪声。出逃成功，我们安全了。一想到这个，我们都从僵直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心情也舒畅了。就这样，我们幸福地在海上行驶了一个小时。然后，突然一切都改变了。

一直很平静的水面突然剧烈地晃动起来。海浪高高卷起，重重地拍打在船舷上，仿佛有人用巨大而有力的拳头愤怒地击打我们的快艇。那拳头带着坚定的决心、疯狂的暴怒、盲目的力道和冰冷的规律。狂风卷着暴雨，那种只在热带地区才会有的暴雨，瀑布、水幕般的大雨。周围依然是一片漆黑，我们彻底失去了方向感，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该往哪儿走。甚至在片刻之后，这些都变得不重要了，因为这艘快艇在越来越大、越来越高的浪涛中摇摆，大浪是如此的危险与疯狂，完全不知道一分钟后、一刹那之后会发生什么。快艇先是随着一声巨响被大浪高高卷起，在看不见的风口浪尖停了片刻，又迅速跌进轰鸣作响的深渊，落入咆哮如雷的黑暗。

这时，引擎被海水浇得熄火了。如同坠入地狱，小船被抛向四面八方，不受控制地在原地打转，毫无招架之力。下一个大浪打过来可能就把它掀翻了。每个人都惊惶地等待着，紧紧攥着船舷。有人惊恐地发出哀号，有人求上帝救命，有人躺在甲板上呻吟着把胆汁都吐了出来。暴风雨一次次地泼在我们身上，晕船让我们把身体里能吐的都吐出来了，如果说身体里还残存着什么，那就是动物般冰冷的恐惧。船上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生衣，每一个拍过来的浪头都可能置我们于死地。

引擎还是打不着火，无法启动。突然风中传来彼得的吼声：原油！他想起来，这种引擎不仅需要汽油，还需要和汽油混合在一起的原油。他和马克开始一起在储物箱里寻找，找到了一瓶，把它加到了油箱里。马克几次拉动缆绳，终于打着了引擎。所有人发出欢呼，尽管暴风雨依然在疯狂肆虐，但至少点亮了一丝希望。

黎明时分，天空阴沉，云低低地挂在天边，但是雨停了，天也终于亮了。我们环顾四周，想看看自己在哪儿。但是周围只有海水，浩瀚深邃的水，还在翻滚。远处的地平线一会儿升起一会儿落下，以一种匀速的、规律的节奏跳动着。后来，当太阳高高升起，我们看到了地平线上一条深色的线。陆地！我们朝着那个方向开了过去。眼前出现了一片平坦的海岸，棕榈树、一群人以及他们身后的小屋。原来，我们又回到了桑给巴尔，只不过离城市很远。我们不熟悉大海，不知道是这个季节的季风把我们卷走了，幸而又把我们刮回了这里，而不是把我们刮去波斯湾、巴基斯坦或者印度。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于难，不是在途中渴死就是因为饥饿而自相残杀。

所有人下了快艇，半死不活地瘫在沙滩上。我无法平静下来，开始询问周围的人怎么才能到城里去。一个骑摩托车的人答应把我送过去。我们穿过充满香气的绿荫隧道，行驶在香蕉树、杧果树和丁香树之间。之前被海水浸泡得发白、咸湿的衬衫和裤子，现在都被炙热的空气烤干了。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机场，我希望能在那里见到卡鲁梅，说不定他能帮助我前往达累斯萨拉姆。突然间我看到跑道上停着一架小飞机，阿诺德正在往机舱里装他的设备，菲利克斯站在机翼的阴影中。当我跑向他时，他看了我一眼，和我打了个招呼说：“你的位子空着呢。等着你呢。上飞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