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睁开眼睛，看见一面白色的大屏幕，在浅色背景上有一张黑人女孩的脸。她的眼睛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就和这张脸一起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屏幕上又出现了一个印度人的头。他一定是俯下身看着我，因为一下子我就看到他的头离我很近，好像放大了好几倍。

“谢天谢地，你还活着，”我听到了这么一句话，“但是你生病了，得了疟疾，脑型疟疾。”

我立刻就清醒了，甚至想坐起来，但是发现我没有力气，只能无力地躺着。脑型疟疾是非洲热带的恐怖疾病，过去得了这种病的结局都很悲惨。现在它依然是威胁，甚至是致命的威胁。我们来这里的路上，在阿鲁沙附近经过了得这种病死去的人的墓地，这是几年前那场传染病留下的印记。

我努力想要看看周围的一切。我以为的白色屏幕其实是我躺着的这个房间的天花板。我是在刚刚开业的穆拉歌医院里，属于它的首批病人。那个女孩是护士，名叫朵拉，而那个印度人是医生，名叫帕特尔。他们告诉我，一天之前是莱奥叫了救护车把我送到这里来的。莱奥去了北部看默奇森瀑布，他在三天后回到了坎帕拉。进入我房间后，他发现我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他立刻跑去门口传达室求助，但那一天正好是乌干达宣布独立，整座城市都在载歌载舞，人人都拿着啤酒和棕榈酒庆祝。迷茫无助的莱奥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他自己开车去了医院，叫来了救护人员。所以，我现在才能够躺在这里，躺在这间处处散发着清新、平静和秩序的隔离病房中。

疟疾即将发作的第一个征兆，是突然无缘无故感到躁动不安。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如果你相信有鬼神的话，会觉得这是恶灵上身，对你下了诅咒。这个恶灵缠住了你，让你无力还击，把你钉在原处。不一会儿，你开始反应迟钝，无精打采，笨重呆滞。一切都让你觉得烦躁。尤其是光，你讨厌光线。其他人也让你烦躁——他们吵闹的声音、难闻的气味、粗笨的触碰。

但你并没有太多时间去体会这些感受。因为很快，有时甚至是毫无预警地，疟疾来了。那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剧烈的寒冷，极地般的寒冷。仿佛有人把你从萨赫勒和撒哈拉的热浪中带走，赤身裸体地扔进了格陵兰和斯匹次卑尔根的冰川高原，被狂风暴雪包围。这一阵剧烈的冲击，是一个巨大的震撼。就在一秒钟的时间里，你就感到寒冷，刺骨的、穿透一切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寒冷。

你开始颤抖、摇晃、挣扎。你立刻就意识到，这种颤抖与你之前经历过的任何寒冷都不同，不是冬天在外面冻得瑟瑟发抖，而是一种剧烈的抽搐和痉挛，仿佛随时会把你撕成碎片。为了活命，你开始呼救。这时候什么能带来最大的缓解？其实唯一能立即帮到你的是：有人帮你盖上东西。不是简单地把毯子被单盖在身上就行，关键是要让这个东西把全部重量都压在你身上，把你紧紧包裹起来，像是要把你压瘪碾碎一样。此时此刻，你最渴望的就是这种被碾压的感觉。你多么希望有一辆压路机从身上碾过去！

有一次，我在一个穷困的村子里得了疟疾，那里没有任何可以盖的暖和被子。村民们把一个大箱子放在我身上，然后静静地坐在上面，等待我最可怕的颤抖结束。最可怜的是那些得了疟疾，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盖在身上的人。经常会在路边、丛林或泥坯房里看到他们，半昏迷地躺在地上，浑身是汗，神志不清，身体被折磨得痛苦地抽搐，像是翻腾的波浪。然而，即便被层层毛毯、外套和大衣包裹着，你仍然牙齿打颤，痛苦地呻吟，因为你能清楚地感受到，这种寒冷并非来自外部——外面可是四十几摄氏度的高温！这种冷来自你自己。那些格陵兰和斯匹次卑尔根的冰原就长在你的身体里，所有的冰盖、冰层和冰川都在你体内流动，穿过你的血管、肌肉和骨骼。如果你还有力气感受到任何情绪的话，这种想法可能会让你充满恐惧。但这种想法很快也会过去，几个小时后，疟疾发作最痛苦的高峰逐渐消退，你会开始陷入极度的疲惫和虚弱状态。

疟疾发作不仅痛苦，而且和所有的痛苦一样，它也是一种神秘体验。你进入了一个世界，一个你片刻之前还一无所知的世界，并且发现它其实一直就在你周围，直到最终将你完全掌控，让你成为它的一部分：你在自己身上发现冰冷的洞窟、裂隙和无底的深渊，它们的存在让人充满痛苦和恐惧。但这种体验终会过去，鬼魂离你而去，飘远，消失不见，而留在原地、埋在各种奇异感受的大山之下的，是一个悲哀的人。

一个人在刚刚经历了严重的疟疾后，就像一堆人形的碎片：躺在汗水中，仍然发着高烧，手脚不能动弹。他浑身疼痛，头晕恶心，疲惫无力，整个人软塌塌的。这样的人被抱在怀里时，仿佛没有骨头和肌肉。要过很多天以后，他才能重新站起来。

疟疾每年在非洲折磨着数千万人，在湿地、低洼的沼泽地区最为猖獗，每三名儿童就有一名死于疟疾。疟疾有很多种，有些是轻症，可以像流感一样挺过去。但即使是轻症，也会让每一个患者元气大伤。一个原因是，在这种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最轻微的不适也会变得难以忍受；另一个原因是，非洲人经常营养不良，身体消瘦，忍饥挨饿。我常常在这里碰到一些昏昏欲睡、反应迟钝的人。他们在街上、路边，一坐或一躺就是几个小时，什么都不做。跟他们说话，他们也听不见；看着他们，却感觉他们看不见你。你也不知道他们是在无视你，还是就这么懒洋洋地躺着无所事事，还是正在受疟疾的折磨？你也不知道该做什么，该怎么看待这一切。

我在穆拉歌医院躺了两周。疟疾时不时发作，但是越来越轻，也不那么痛苦了。我做了穿刺，被扎了很多针。帕特尔医生每天都会来给我做检查，他告诉我，等我康复了，他会介绍他的家人给我认识。他出身一个富裕家庭，家族在坎帕拉和其他几省拥有几家大商店，供得起他在英国接受教育，所以他在伦敦读完了医学专业。那他的祖先又是怎么来的乌干达呢？十九世纪末，他的祖父和几千个年轻的印度人被英国人运到了东非，修建从蒙巴萨到坎帕拉的铁路。

那时正是殖民扩张的新阶段，殖民者们要向非洲大陆的深处进发，占领它的腹地。如果看看以前的非洲地图，就会发现：沿着海岸线标注着数十乃至数百个港口、城市和定居点的名字，而剩下的，是一整片广袤无际、未经测量的空白，其中百分之九十九基本上是处女地，只是偶尔在某些地方标记着一个白点。

欧洲人一直留在沿海地区，守着他们的海港、小餐馆和轮船，偶尔才不情愿地深入内陆。因为那里没有路，而且他们害怕敌对的部落和热带疾病——疟疾、昏迷、黄热病、麻风。尽管在沿海地区待了四个多世纪，但他们始终抱着一种临时心态，只考虑眼前的利益和轻松的掠夺。实际上，他们的港口只是吸附在非洲躯体上的吸盘，是运走奴隶、黄金和象牙的出口。他们想把一切运走，而且成本越低越好。因此，许多欧洲人的“寄存处”看起来就像以前利物浦或者里斯本最穷的街区。在属于葡萄牙的罗安达（安哥拉首都），葡萄牙人在四百年间不曾修建一口饮水井，也没有在街道上安装路灯。

修建通往坎帕拉的铁路，标志着殖民宗主国开始采取一种更具经济意识的新思维，特别是在伦敦和巴黎。当时，非洲已被欧洲列强瓜分完毕，他们可以安心地在那些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殖民地投资，种植咖啡、茶叶、棉花、菠萝，或者在其他地方开采钻石、黄金和铜，这些都有可能带来丰厚的收益。万事俱备，只欠交通。过去那种一切都靠搬运工顶在头上的运输方式已经行不通了，必须修建公路、铁路和桥梁。可是，谁来干这些活呢？他们没有引进白人劳工：白人是老爷，不能干体力活。也不可能雇用当地的工人，因为根本没有这种人。当地人对打工赚钱毫无兴趣，因为他们还没有金钱的概念（几个世纪以来，这里的贸易都是以物易物，比如用枪支、盐或高支棉换取奴隶）。

后来，英国人开始推行强制劳动制度：部落酋长必须送来一定数量的免费劳工。这些人被安置在劳动营中。非洲地图上那些劳动营密集分布的区域，表明殖民主义在那里已经扎根。然而，在此之前，英国人都是寻找一些临时解决方案。其中之一就是从另一个英国殖民地——印度——引进廉价劳工到东非。就这样，帕特尔医生的祖父先是被带到肯尼亚，后来又到了乌干达，最终就在那里定居下来。

有一次来检查的时候，帕特尔医生告诉我，随着铁路的修建逐渐远离印度洋海岸，深入到茂密的丛林，印度劳工开始受到一个严重的威胁：狮子开始攻击他们。

正值壮年的狮子通常不喜欢捕猎人类。它们有自己的捕猎习惯，偏爱某些食物和口味。它们喜欢羚羊和斑马的肉，也喜欢长颈鹿，但是长颈鹿又高又大，很难捕获。它们也不挑剔牛肉，所以牧民晚上会把牛群关进用荆棘搭建的栅栏里。这种被称作“戈马”（goma）的栅栏并不总是有效的防线，因为狮子十分擅长跳跃，可以从上方轻松跃过，或者巧妙地从下面穿过去。

狮子在夜间捕猎，通常是成群结队地进行，设置埋伏和陷阱。猎食之前，狮群内部会分配角色。负责追捕的狮子会将猎物驱赶到埋伏地点。雌狮最为活跃，它们常常发起攻击。雄狮则最先享用美味：它们饮用最新鲜的血液，吃掉最好的部位，舔舐肥美的骨髓。

白天的大部分时间，狮子会休息，消化食物，打盹。它们懒洋洋地躺在金合欢树的树荫下。如果不去招惹，它们是不会主动攻击的。即便有时候人类靠近，它们也只是站起来走开。但这样做也非常危险，因为这种掠食者一跃而起只需一瞬间。有一次在穿越塞伦盖蒂草原的途中，我们的车胎爆了。我本能地跳下车去换轮胎。突然，我意识到周围高高的草丛中，几只雌狮正伏在血淋淋的羚羊残骸旁边。它们盯着我们看，但没有动弹。我和莱奥坐在越野车里，车门紧锁，等着看它们会做什么。一刻钟后，它们站了起来，优雅平静地走进了丛林。

狮群出发捕猎时，会发出响彻草原的吼声，宣告行动开始。这吼叫让动物们惊慌失措。唯独大象对这战斗打响的号角无动于衷：大象谁都不怕。其他的动物则落荒而逃，寻找能躲藏的地方，或者被吓得呆立在原地，只能等着捕食者从黑暗中蹿出，给予致命一击。

狮子作为灵巧且危险的猎手，捕猎生涯大约会持续二十年。之后，它们开始衰老。肌肉变得松弛，奔跑速度减慢，跳跃距离也越来越短。它很难再追上胆小的羚羊和跑得快又机警的斑马。它经常挨饿，逐渐成为狮群的负担。这对它来说也是个危险的时刻——狮群从不同情老弱病残，它可能变成狮群的牺牲品。它越来越害怕年轻的狮子会撕咬它。它渐渐脱离狮群，慢慢落在后面，最终形单影只。饥饿折磨着它，但它已经追不上任何动物。这时留给它的只有一条路：捕猎人类。这样的狮子在这里被称为“食人狮”，是周围居民的噩梦。它会潜伏在女人们洗衣服的小溪边，孩子们上学要走的小路旁（因为它太饿了，所以白天也会猎食）。人们害怕离开自己的泥坯房，但它甚至在那里也会发动袭击。它无所畏惧，毫不留情，并且仍然相当强壮。

帕特尔医生继续说，就是这种狮子开始袭击修建坎帕拉铁路的印度工人。他们住在帆布帐篷里，这种帐篷轻而易举就会被猛兽撕碎，然后它们会从熟睡的人中拖出新的受害者。这些工人无人保护，也没有武器。而且，在非洲的黑夜中和狮子搏斗没有任何胜算。帕特尔医生的祖父和他的工友们在夜里会听到被撕碎的人的惨叫，而狮子正毫无畏惧地在帐篷附近大快朵颐，饱餐之后就消失在暗夜之中。

医生总是愿意抽出时间和我交谈，尤其是在疟疾发作后的几天里，我无法阅读，印刷的文字模糊不清，字母仿佛漂浮在无形的波浪上。有一次他问我：“你见过很多大象吗？”“天啊，”我回答说，“见过几百头！”“你知道吗？很久以前，葡萄牙人来到这里开始收购象牙，他们发现非洲人并没有很多象牙。为什么呢？象牙明明是坚固耐用的材料。既然很难捕猎活象——以前人们通常是把大象赶到事先挖好的陷阱里——那为什么不从早已死去的大象身上取走象牙呢？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非洲中间商，得到的答案却令人惊讶：没有死去的大象，也没有埋葬大象的地方。这个谜题引起了葡萄牙人的兴趣。大象是怎么死的？它们的尸体在哪里？坟冢又在哪里？这关系到象牙，关系到巨大的财富。

“非洲人长久以来一直守护着大象如何死去的秘密。大象是神圣的动物，它的死也是神圣的。而所有神圣的一切，都笼罩在密不透风的谜团中。最令人惊叹的是，大象在动物世界中没有天敌。没有任何动物能战胜大象。它（以前）只能自然死亡。死亡通常发生在黄昏时分，当大象来到水边时。它们站在湖边（有时候是河畔），每头大象把鼻子伸到远处饮水。但是，当一头年老、疲惫的大象无法抬起鼻子，为了汲水，它不得不慢慢往更深处走。它的腿开始陷入淤泥，越来越深。湖水开始将它拽入深不见底的内部。它会挣扎一段时间，试图摆脱淤泥，回到岸边，但它庞大的身躯太重了，而湖底的吸力又如此强大，最终它失去了平衡，栽倒，永远消失在水中。

“所以，”帕特尔医生说道，“在我们的湖底，藏着大象永恒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