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旅途中的现实状况和难题就将我们从亢奋和狂喜中拉回了地面。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该走哪条路？因为当我们驶入这片广袤的平原时，原本宽阔的道路突然开始分岔，变成了几条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土路，通往完全不同的方向。没有任何路标、指示牌或箭头。平坦如桌面的草原上长满了高高的草丛，没有山丘或河流，没有任何自然的地标，只有无穷无尽、越来越难以辨认、错综复杂、令人困惑的土路之网。

这里甚至没有十字路口。每隔几公里，有时甚至是几百米，就会出现新的岔路，像海星、编织扣或绳结一样朝四面八方混乱地延伸着。

我问希腊人该怎么办，他不确定地环顾四周，用同样的问题回应我。我们漫无目的地开了很久，随意选择那些似乎是通向西边的路（也就是维多利亚湖的方向）。但只需走几公里，突然间，毫无理由地，选中的小路就开始拐弯，不知会通向哪里。完全迷失方向时，我会停下车，思考——现在该往哪儿走？而且我们既没有详细的地图，也没有指南针。

过了不久，新的难题出现了，因为正午时分到了，这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整个世界仿佛陷入死寂。这时，动物们都躲在树荫下。但水牛群却无处可躲。它们体型庞大，数量众多。每个牛群可能有一千头牛。在正午最炎热的时候，这样的水牛群会完全静止。此刻有一群正好静止在我们想走的路上。我们慢慢开近，眼前矗立着上千头黑压压的、雕塑般的庞然大物，牢牢扎根在地面上，仿佛石化了一样。

牛群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一旦在我们附近爆发，那就是死神的力量。它就像山崩，只不过是被炽热、狂暴、沸腾的血液所驱动。伯恩哈德·格日梅克¹讲过他怎样乘坐小型飞机，在塞伦盖蒂草原连续数月观察非洲水牛的习性。一头落单的水牛根本不理会飞机盘旋的轰鸣声，它就自顾自地安静吃草。但是当格日梅克飞近大型牛群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只要牛群中有一个“含羞草”，一个过于敏感、胆小的家伙，听见引擎声就开始躁动，想要逃跑，整个牛群会立刻陷入恐慌，纷纷四散奔逃。

我们面前恰好站着这样一个牛群。该怎么办？停下来等。可是要停多久？掉头回去吗？现在掉头为时已晚：我害怕一掉头，它们就会冲过来。它们是无比迅猛、固执且耐力很好的动物。我画了个十字，慢慢地，缓缓地，挂着一挡，半踩着离合器，驶入了牛群。牛群庞大，似乎延伸到了地平线。我留意着领头的公牛。那些站在车前的牛开始慢悠悠地挪动身体，让车通过。但仿佛经过了精心计算似的，它们只挪到刚好够车通过的程度，然后便多一厘米也不让了，汽车一路轻轻扫过它们的侧身。我浑身湿透了。感觉就像在一条布满地雷的路上行驶。我用余光瞥了一眼莱奥，他闭着眼睛。一米又一米，一米又一米。整个牛群静静地站着，几乎一动不动。成百上千双黑溜溜的、凸出的眼睛嵌在硕大的脑袋上。这些眼睛湿润、呆滞，不带一丝神情。这段路程仿佛没有尽头，但最终，我们终于回到了安全的彼岸——牛群被甩在了身后，它们像一个浓重而深邃的黑点，在塞伦盖蒂平原的绿色背景上越来越小。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走越远，不停地兜圈子、迷路，感到越来越不安。从早上开始，我们就没有遇见任何人。我们也没有找到公路，甚至连路标都没有见过。令人恐惧的炎热每分每秒都在加剧，仿佛这条路，甚至所有可能的路，都直接通往太阳，而我们正不可避免地驶向一个时刻，那时我们将作为祭品在太阳的祭坛上被点燃。灼人的热浪开始颤抖，波动。一切都变成了流动的，每个画面都在晃动，扭曲，像一部失焦的影片。地平线离我们越来越远，渐渐消失不见，仿佛遵循着潮汐涨落的规律。金合欢树那灰蒙蒙的伞盖有节奏地摇曳着，变换着位置，仿佛有一群疯子扛着它们在这里游荡，不知该去哪里。

但最糟糕的是，那张错综复杂的道路网也开始抽搐、流动起来，它把我们困在这个阴险的陷阱中已经好几个小时了。这个网络，这一整个复杂的几何形状，之前虽然我也无法解读，但它起码是草原表面上一个固定不动的元素，而现在它自己却开始摇晃和漂移。它要漂向哪里？它要带着我们这些深陷其中、迷茫无措的人去哪里？莱奥、越野车和我，还有我们的道路、草原、水牛和太阳，我们一起漂向某个未知的、发光的、炽热的空间。

突然，发动机熄火了，车猛地停了下来——莱奥看到我有些不对劲，拧动了车钥匙熄火。“我来吧，”他说，“我来开。”我们就这样一直开，直到炎热消退，远远地看到两座非洲茅屋。我们开了过去。那是两个空屋子，没有门也没有窗，里面摆着木头床。这些茅屋显然不属于任何人，就是为过路的旅人准备的。

我不知道是怎么躺到那张木床上的，我已经半死不活。太阳在脑子里嗡嗡作响。为了克服困劲儿，我点了一根烟。烟的味道不太好。我想把它掐灭。当我下意识地顺着手的方向看了一眼地板，我发现我差点就把烟揿在一条盘在木床下的蛇的头上。

我僵住了。整个人呆住了，没有迅速缩回手，那根烟就那么悬着，在蛇的头顶上继续燃烧。慢慢地我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已成为致命毒蛇的俘虏。我只知道一点：绝对不能动。它会扑上来咬我。这是一条灰黄相间的埃及眼镜蛇，在泥地上蜷缩成一个规则的圆盘。它的毒液会迅速致命，而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药物，距离医院至少有一天的路程——必死无疑。或许此刻这条眼镜蛇正处于僵直状态（据说这是这类爬行动物典型的无知觉和昏睡状态），因为它一动不动地盘在那儿。上帝啊，我该怎么办？——我疯狂地思考，已经完全清醒了。

“莱奥，”我轻声地喊他，“莱奥，有蛇！”

莱奥在车里，正在拿行李。我们沉默着，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但是没时间了，如果眼镜蛇从僵直状态中苏醒过来，它随时会发起攻击。我们没有任何武器，没有枪也没有刀，什么都没有。最后我们决定，让莱奥从车上拿一个汽油桶，用它来压住眼镜蛇。这个主意很冒险，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我们想不出其他办法。必须做点什么。我们的不作为只会让眼镜蛇占据主动。

我们车上是那种英军用的汽油桶，它们很大，边缘坚硬且突出。身材魁梧的莱奥拿起一个汽油桶，蹑手蹑脚地走进茅屋。眼镜蛇一动不动地卧着。莱奥抓着油桶的把手，高高举过头顶，等待着。他站在那里，计算，瞄准。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紧张地准备着。突然之间，莱奥抱紧汽油桶，用全身的力量向蛇扑去。与此同时，我也把整个身体压在了莱奥身上。我们心里清楚，这几秒钟决定了我们的生死。但事实上，我们是在事后才想到这一点的，因为在汽油桶、莱奥和我一起压向眼镜蛇的那一刻，小屋变成了地狱。

我从未想过一个生物体内能蕴藏如此巨大的力量，如此可怕的、滔天的、宇宙般的力量。我本以为汽油桶的边缘会轻易地切断蛇的身体，根本不可能！我很快意识到，被我们压在身下的不是一条蛇，而是一条钢铁铸造的、剧烈颤动的弹簧，既无法折断，也无法粉碎。眼镜蛇疯狂地扭动身体，猛烈地拍打地面，愤怒和狂暴让小屋里灰尘四起。它粗壮有力的尾部猛烈击打着，泥土地面开始飞溅起碎土块，我们几乎睁不开眼睛。某一刻，我惊恐地想到：我们无法制服它了，这条蛇会从我们下面挣脱出来，受伤，愤怒，撕咬我们。我更加用力地压在莱奥身上，他的前胸抵在汽油桶上发出低吼，他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终于，仿佛过了一辈子那么漫长的时间，眼镜蛇的拍打慢慢失去了力量，频率也逐渐变低。“看，”莱奥说，“血。”从地板的裂缝中——看起来像碎裂的陶土盘子——渗出一道细细的血流。眼镜蛇的力量在减弱，汽油桶的颤动也逐渐平息，这种颤动刚才一直让我们感受到它的痛苦和仇恨，让我们始终处于恐慌之中。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当我和莱奥重新站起来，当茅屋中尘土开始消散，当我再次看到那条迅速渗入地面的血流时，我并没有觉得满意或喜悦，反而感到一种空虚，甚至更多。我感到悲伤，因为那颗曾在地狱深处跳动的心脏——我们刚才因为奇怪的巧合来到这个地狱——那颗心脏停止了跳动。

第二天，我们开上了一条宽阔的、铁锈色的红土路，这条路呈一个弯弯的拱形围绕着维多利亚湖。我们沿着它开了几百公里，穿过了郁郁葱葱、植被繁茂的非洲土地，到达了乌干达的边境。其实也根本没什么边境，就是路边有个简朴的岗亭，门上方的木板上刻着“乌干达”的字样。岗亭里没人，门也是锁着的。那些鲜血流淌的边境工事要在以后才会筑起。

继续往前开，已经是夜里了。那些我们在欧洲称之为“黄昏”和“傍晚”的时光，在这里都只持续短短的几分钟，甚至根本不存在。只有白天，然后就是黑夜，就好像有人一下子就把太阳的开关按掉了。是的，直接就是黑夜。一瞬间我们就来到了夜最黑暗的核心。如果是在穿越丛林时遇到它，我们必须立刻停下来：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好像有人突然在你脑袋上套了个黑口袋。我们失去了方向感，不知身在何方，在这样的黑暗中，人们交谈时谁也看不见谁。想要大声唤人，却不知道他也许就站在身边。黑暗将人们分隔开，却更加剧了他们想要在一起、在一个社群中形成共同体的渴望。

黑夜降临是非洲人最愿意聚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想在这时候自己待着。自己？这代表了不幸，是来自地狱的惩罚！这里的孩子们也不会早早睡觉。全家人、全氏族、全村人——所有人要一起踏入梦乡。

我们开车穿越乌干达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在夜的窗帘后沉沉睡着。维多利亚湖应该就在附近，还有安科累王国和托罗王国、穆本德的牧场、默奇森瀑布，应该都在附近。这一切就像煤渣般沉淀在黑夜的底部。夜晚寂静无声。汽车的前灯深深地穿透了黑暗，一群疯狂的苍蝇、马蝇和蚊虫在光芒中旋转飞舞，它们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在短暂的一瞬间，在我们眼前演绎它们生命的角色：昆虫狂舞，然后被疾驰中的汽车的前盖无情地撞碎。

偶尔才会在这毫无区别的漆黑中出现一片绿洲般的光亮，一个路边的小亭子，从远处闪着五颜六色的灯光，就像在集市上一样：一间名叫“杜卡”的印度小商店。在一堆堆的饼干、一包包茶叶、香烟和火柴的后面，在一罐罐沙丁鱼罐头和一块块肥皂的后面，可以看到老板被白炽灯照得发亮的头顶。一个静静坐在那儿的印度人，他带着希望，耐心地等待着晚到的客人。这些小店的灯光仿佛随着我们的吩咐忽起忽灭，为我们照亮了整条前往坎帕拉的路，犹如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的孤独路灯。

坎帕拉正在为庆典做准备。再过几天，10月9日，乌干达将迎来独立。复杂的协商和斡旋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有关非洲各国内政的一切都是错综复杂的。这是因为欧洲殖民者们曾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在柏林会议上瓜分非洲，强行将十九世纪中叶非洲大陆上的一万多个王国、联邦、自治部落划分成了四十个殖民地。这些国家和部落之间有着漫长的彼此冲突和交战的历史。然而，就像这样，没有任何人征求他们的意见，突然间他们就被划入了同一个殖民地，受同一个（而且是外来的）统治者的管理，服从同一套法律。

而现在，去殖民化的时代开始了。过去那些被外来统治者所冻结或干脆忽视的民族关系，突然间活跃起来，并且再次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解放的机会出现了，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昔日的敌人和对手必须组成一个国家，成为国家共同的管理者、爱国者和守卫者。前殖民宗主国和非洲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们达成了一项原则：如果某个殖民地内部爆发血腥冲突，该地区将无法获得独立。

去殖民化的进程被要求以宪法规定的方式，在圆桌会议上进行，避免出现大规模的政治权力斗争，同时要确保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非洲与欧洲之间的财富和商品流通不受过多干扰。

在一跃成为自由王国的过程中，许多非洲人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他们内心有两种记忆、两种忠诚，彼此之间展开了痛苦而且难以解决的争斗。一方面，是对自己部族和民族历史的根深蒂固的记忆，他们知道在需要时该寻找哪些盟友，憎恨哪些敌人；而另一方面，则是要进入独立的现代国家的大家庭，而它的先决条件就是摒弃一切盲目的民族利己主义。

这正是乌干达面临的问题。在当前的边界内，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只有几十年的历史。然而在这片领土上，有过四个古老的王国：安科累王国、布干达王国、布尼奥罗王国和托罗王国。它们之间的恩怨和冲突史就像凯尔特人和撒克逊人、归尔甫派和吉伯林派之间的斗争史一样复杂。

布干达是这四个王国中最强大的，它的首都蒙戈成了如今坎帕拉的一个区。蒙戈同时也是一座山丘的名字，王宫就矗立在蒙戈山上。而坎帕拉则是一座美丽非凡的城市，到处都是鲜花、棕榈树、杧果树和圣诞红，它坐落在七座绿树成荫的平缓小山之上，其中一些缓坡直接通到湖边。

曾经，人们在这些山丘上相继建造了王宫：如果国王去世，就会留下废弃的宫殿，然后在下一个山丘上修建新的王宫。这样做是为了不打扰已故的国王继续执政，尽管他是在另外的世界继续统治。这样一来，就是整个王朝拥有统治权，而现任国王只不过是临时代表。

1960年，在解放前两年，自认为不受布干达国王统治的人们创建了乌干达人民大会党（Uganda People’s Congress，简称UPC），这个党派赢得了第一次大选。年轻的政府官员米尔顿·奥博特是该党的领导人，我还在达累斯萨拉姆的时候就认识了他。

前往坎帕拉的记者们被安排住在城外老医院的简易房里（由伊丽莎白女王捐赠的新医院正在准备落成典礼）。我们是最先到达的，这些简易房洁白、干净，里面还都是空的。在大楼的大门口，我拿到了房间钥匙。莱奥开车去北边看默奇森瀑布了。我很羡慕他，但我要留下来收集报道的素材。我找到了我的简易房，它有点远，坐落在一个小坡上，周围是茂密的肉桂树和罗望子树。我的房间在长长的走廊的尽头。我走进房间，把箱子和包放好，关上了房门。就在那一刻，我看到屋里的床、桌子、柜子都飘到了空中，越飘越高，飘到了天花板底下，然后开始快速地旋转。

我失去了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