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圣诞节

死屋手记  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圣诞节终于来到了。还在圣诞节前一天,囚犯们差不多就不出工干活了。有的人到缝纫间或作坊去,其余的只是在派工时出去点点名而已,尽管也分派了活,但几乎所有的人不是单个儿就是成群结伙地立刻返回监狱;午饭后就再也没有人出去了。早晨,大部分人出去都是办私事,而不是干公家的活儿:有些人张罗着往狱中带酒或订购新货,另一些人则去探望亲友,或者去收别人欠他们的那点儿工钱,好用来过节;巴克卢申和其他参加演戏的人为了弄到必需的服装,就出去看望某些熟人,其中多半是军官们的勤务兵。有些人带着关切而忙碌的神情四处奔走,只是因为别人的神情都是关切而忙碌的。尽管有的人压根儿就没有任何生财之道,但他们也装出一副将从某人那儿弄到钱的模样;总而言之,人人都期待着明天将发生什么变化,将发生什么异乎寻常的事情。傍晚,那些到商场去替囚犯们买东西的残废老兵们带回各种各样的食品:牛肉、奶猪,甚至还有鹅。囚犯当中很多人都认为,到了节日那天慷慨解囊,把开斋节过得隆重一些是理所应当的,就连那些平日里节衣缩食、十分俭朴、一年到头也舍不得花几个大钱的人也都是如此。对于囚犯来说,明天是他们真正的、不可剥夺的、法律上明文规定的节日。这一天是不能派囚犯出工干活的,这样的日子全年只有三天。

谁晓得呢,在迎接这一天的时候,在这些被社会所摈弃的人们的心灵深处将会激起多少回忆啊!对于普通平民来说,从童年起,伟大的节日就在他们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是他们在从事艰辛繁重的劳动之后获得休息并和家人团聚的日子。可是在监狱里,他们只能怀着痛苦和悲伤的心情追忆着这一切。对于重大节日的尊重,已成了囚犯们严格遵守的风俗习惯;只有少数几个人游手好闲,大多数人都很严肃认真,似乎都在忙碌着什么,其实许多人几乎根本就无事可做。但不论是游手好闲的人,还是无事可做的人,都竭力保持着一种庄重骄傲的神气……嬉笑似乎是被禁止的。总之,人们的情绪已经达到一丝不苟和容易使人急躁、使人无法控制感情的程度,谁若是破坏了大家的情绪,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遭到大家的呵斥和詈骂,人们会对他怒目而视,仿佛他亵渎了节日本身似的。囚犯们的这种情绪是非同一般的,甚至是令人感动的。除了对伟大节日的虔敬之外,囚犯们还下意识地感觉到,他们如此尊奉圣诞节,就仿佛和整个世界有了接触,因而,他们也就不是一些完全被摈弃的人,被毁灭的人,无人需要的人了,他们虽然身在监狱,但是也和外边的人们一样。他们感觉到了这一点;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阿基姆·阿基梅奇也很认真地准备过节。他没有家庭的回忆,因为他是一个在别人家里长大的孤儿,几乎从十五岁起就开始服繁重的兵役;在他的一生中,并没有什么特别愉快的回忆,因为他整个的一生都很平庸无奇,单调乏味,他总是丝毫不差地去执行给他规定的义务。他其实并不特别笃信宗教,只是礼仪仿佛已把他身上尚存的一切人的天性和特征、一切激情和愿望,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吞噬殆尽。正因为如此,他在迎接这一隆重节日的时候,既不东奔西跑,更不感到焦急不安,也不为那令人苦恼而又完全无益的回忆所困扰,而是安静地、有条不紊地按照礼仪行事,这种礼仪正是完成责任和那永恒的宗教仪式所需要的。而且一般说来,他也不喜欢多动脑筋思考问题。看来,他从来不去考虑事物的内在含义,但如果把指示下达给他,他就一丝不苟地认真去执行。如果明天命令他去完成一项完全相反的任务,他也会俯首听命、一丝不苟地去完成,就像过去完成与此相反的任务一样。他一生中只有一次曾试图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结果遭到缧绁之灾。这次教训使他终生难忘,虽然他从来也没有真正弄明白他究竟错在哪里,但他却从自己的遭遇中得出一条明哲保身的原则——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思考问题,因为正像囚犯们私下里所说的那样,思考“不是他能胜任的事情”。由于盲目地遵奉宗教仪式,他甚至事先就怀着某种虔敬的心情看着他那头节日奶猪,他亲自把米肉馅儿塞进去,并加以烘烤(他很善于烘烤);好像那不是一只普通的、随时都可以买到并加以烘烤的奶猪,而是一只特殊的节日用的奶猪。也许,他从小就已习惯在圣诞节这天看见餐桌上摆着一只奶猪,因而得出结论:这只奶猪在这一天是必不可缺少的;而且我相信,如果他在圣诞节这一天哪怕有一次吃不到奶猪,他会终生受到良心的谴责并懊悔自己没有尽到责任的。圣诞节以前,他总是穿着他那件旧上衣和旧裤子,尽管补得很整齐,但已经完全破旧了。看来,他现在怀着喜悦的心情正打算在节日那天庄重地把三四个月以前发给他的那套新衣服穿在身上,那套衣服他一直细心地收藏在自己的箱子里,还未曾穿过。的确是这样。还在前一天晚上,他就把那套新衣服取出来,摊开,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刷了又刷,吹了又吹,弄得平平整整,并预先试穿了一遍。衣服似乎很合适;一切都很好,一排扣子扣得紧紧的,领子像用硬板纸做的一般,又高又硬,一直顶到颔下,腰部稍瘦,颇像一套军官服,于是阿基姆·阿基梅奇高兴地咧开嘴笑了,然后英姿飒爽地转身对着自己那面小镜子照了照,这面小镜子的金纸边是他在工余之暇亲手粘上去的。只有一个领钩钉得似乎有点儿不合适。阿基姆·阿基梅奇稍微想了想,于是决定移移位置,重新钉好后,又试穿了一下,这才觉得正合身。然后,又重新叠好,放到箱子里预备明天穿,他这才感到心安理得了。他的头本来已经剃得齐齐整整,但对着那面小镜子仔细端详了一番,又发现头发好像不大平滑,隐隐约约露出几根刚长出来的头发丝,于是他便赶快去找“少校”,要求后者按照规定的发型给他理得光光溜溜、漂漂亮亮的。其实明天谁也不会仔细察看阿基姆·阿基梅奇的,他所以要这样做,唯一的目的就是使自己的良心得到安慰,以便在这一天尽到自己的全部责任。对于制服上的纽扣、肩章、领章的重视,从童年起就作为不容争辩的责任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同时又作为只有正派人才能达到的美的最高典范而铭刻在他的心间。在把这一切都处理完毕以后,作为狱室的囚犯头目,他吩咐把干草抱进来,并认真监督把干草撒在地上。其他狱室也是这样。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但圣诞节前夕总是把干草撒在我们狱室的地上。把这一切都做完以后,阿基姆·阿基梅奇便开始做祈祷,然后躺在自己的铺位上,为了明天早晨能尽早醒来,立刻便像小孩子似的安然进入了梦乡。其他囚犯也都是这样。各个狱室的囚犯都比平时睡得要早得多。他们把晚上的活计都搁在一边,至于赌博更是连想都没人去想。大家都等待着翌日早晨的来临。

那个时刻终于来到了。早晨,天还未亮,晨鼓刚刚敲过,狱室的门便打开了,查点囚犯人数的值日官走进来向全体囚犯祝贺节日。囚犯们也同样亲切友好地回答他。匆匆忙忙地做完祈祷之后,阿基姆·阿基梅奇也和其他许多有肥鹅或奶猪的人一样,赶快到伙房去看自己的奶猪或肥鹅烤得怎么样了,在何处放着,等等。透过昏暗的晨雾,从我们狱室挂着冰雪的小窗口可以看见两个伙房里的六个炉灶上熊熊燃烧着的火光,那炉火还在天亮以前就点上了。在晨雾中,囚犯们披着短皮袄在院子里串来串去,大家都奔向伙房。也有少数人已去过酒保那里了,这都是一些性情急躁的人。一般说来,大家都举止端正,态度温和,而且显得格外彬彬有礼。平时的谩骂和争吵声,这时都听不见了。人人都明白今天是一个重要日子,是伟大的节日。有些人到别的狱室去向自己的狱友祝贺节日。似乎表现出一种类似友谊的东西。顺便说一句:囚犯们之间几乎毫无友谊可谈,当然,我这里所说的不是一般的友谊——那是不待说的了——而是个人的,即一个囚犯与另一个囚犯之间的友情。我们中间几乎完全没有这种友情,这是一个绝妙的特点:是狱外所没有的。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是严厉而冷酷的,几乎很少例外,而且这似乎已成为一种固定的、司空见惯的风气。我也走出了狱室;天刚刚开始放亮,晨星暗淡起来,一层薄薄的寒气徐徐上升。厨房的烟囱里冒出缕缕炊烟。一些和我相遇的囚犯都主动地、亲切地向我祝贺节日。我也同样答谢他们并向他们祝贺。其中有些人一个月以来一直还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在厨房门口,我被一个披着羊皮袄的军事犯追上。我走到院子中央的时候他就认出了我,并向我喊道:“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他急急忙忙往厨房里跑。我站下等他。他是一个青年人,圆圆的面孔,眼神温和,跟任何人都很少说话,跟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过,而且从我入狱以来也一直没有注意过我;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我面前站住,面带一种茫然而又怡然自得的微笑瞧着我。

“您有什么事?”看见他站在我面前微笑着,睁大两只眼睛瞅着我而又不开口讲话,我便不无惊异地问道。

“这还用问,过节嘛……”他嘟囔了一句,这时他看到再也无话可说了,便离开了我,急忙向厨房跑去。

我顺便在这里说一下,从此以后我和他再也没有相遇过,一直到我出狱,我们几乎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在厨房里,在熊熊燃烧着的火炉旁边,是一片忙碌、碰撞和拥挤的景象。每个人都照看着自己的食物,炊事员正着手为囚犯们准备午餐,因为这天的午餐要提前开。然而谁也不肯开口先吃,尽管有些人很想吃,但他们在别人面前还是要遵守礼节的。大家都等待着神甫,只有在神甫到来之后才能开斋。天未大亮之前,就从监狱大门口不断传来班长呼喊炊事员的声音。这喊声不停地传来,几乎已持续两个小时了。这是呼唤炊事员去接收从本城各处送到监狱来的施舍品。送来的施舍品很多,其中有面包圈儿、面包、奶渣饼、油煎饼、千层饼、小油煎饼以及其他各种甜食。我相信,全城所有的商人和小市民家庭中的主妇没有一个不送面食到监狱来的,她们都向这些“不幸的人”和囚犯们祝贺伟大的节日。有的施舍品十分丰盛——送来了大量奶油甜面包,都是用最白最细的面粉做的。也有些施舍品十分简陋——一个只值一个铜板的面包圈儿和两个稍微抹了点酸奶油的黑面饼:这是穷人把他最后的一点食物拿来送给了这些可怜的人。一切礼品,不论是什么礼物和什么人送的,都以同样的谢意接受下来。囚犯们接受施舍品时要脱帽鞠躬,祝节日愉快,然后把施舍品抬到厨房里来。当施舍品多到堆积如山的时候,便把每个狱室的头目叫去,由他们在各狱室之间平均分配。没有争吵,也没有谩骂;分得诚实、公平。至于分给我们狱室的这一份,我们自己再分一次;由阿基姆·阿基梅奇和另外一个囚犯来分,他亲手把礼品分开,再亲手分配给每一个人。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也没有人嫉妒,大家都很满意;没有人怀疑施舍品会被私藏起来或分配不均。等把厨房里的事安置好以后,阿基姆·阿基梅奇便开始文质彬彬地、郑重其事地穿戴起来,个个纽扣都扣得整整齐齐,连一个领钩都不马虎,穿好以后,立即开始做祈祷。他祈祷的时间很长。已有很多囚犯在做祈祷,大部分都是中年以上的人。年轻人做祈祷的时间很短:只是在早晨起床时画画十字,就是在节日里也是如此。阿基姆·阿基梅奇做完祈祷后,走到我跟前,带着某种庄严的表情向我祝贺节日。我立刻请他喝茶,而他则请我吃他的奶猪。过了一会儿,彼得罗夫也跑到我这儿来,向我祝贺节日。他好像已喝过酒了,而且跑得气喘吁吁,但并没有说很多话,只是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仿佛等待着什么似的,不久就离开我到厨房去了。这时,军犯狱室里正准备接待神甫。这间狱室内部的布置与别的狱室不同:床铺都靠墙放着,而不是像其他狱室那样放在中间,因此这是全狱中唯一一间没有安设通铺的狱室。这样布置也许是为了在必要时,可以使囚犯们在这里集合。狱室中央放着一张小桌子,上面铺一块干净的桌布,桌上放着圣像,并点着长明灯。神甫捧着十字架和圣水终于来了。在圣像前做完祈祷并唱完赞美歌以后,神甫便面向囚犯们站着,这时人人都怀着真诚的虔敬心情前来吻十字架。然后,神甫绕狱室走了一圈,并分洒圣水。在厨房里,他称赞了我们囚犯自己制作的闻名全城的面包,于是囚犯们立刻表示愿意送他两个刚出炉的又香又甜的面包;立即派了一名残废老兵给他送去。囚犯们怀着像欢迎十字架时的那种虔诚心情欢送走了十字架,少校和要塞司令这时也几乎同时赶到。要塞司令深受我们的爱戴和尊敬。他由少校陪伴着巡视了每个狱室,他向大家祝贺节日,然后到厨房尝了尝犯人喝的菜汤。菜汤十分香甜:为了庆祝这个节日,给每个囚犯配给了一磅牛肉。此外,还有一盘浇了很多奶油的黍米饭。把要塞司令送走之后,少校立即下令开始午餐。囚犯们都竭力避开他的目光。我们不喜欢他那从眼镜下面射出来的凶恶目光,就是在此时此刻,他仍左右环视着,寻找不守秩序的人,他总是希望能抓到一个有过错的人。

午餐开始了。阿基姆·阿基梅奇的奶猪烤得特别好吃。我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少校走后不到五六分钟,就有很多人喝醉了,而在五六分钟以前,这些人几乎都还完全是清醒的。很多人的脸上都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三弦琴也拿了出来。一个小个子波兰人带着小提琴紧跟在雇主后面(他被雇用一整天)拼命地拉着快的舞曲。谈话声越来越高,而且越来越有醉意。不过,这顿午餐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越轨行动就结束了。大家都吃得很饱。许多老年人和举止庄重的人都立刻躺下睡觉,阿基姆·阿基梅奇也是这样,他们好像认为在伟大的节日午餐之后,一定得睡上一觉似的。那个来自斯塔罗杜布的年迈的旧教徒仅仅打了一小会盹儿,就爬上暖炉,打开书本,祷告起来,他几乎一直不停地祷告到深夜。他认为囚犯们普遍纵酒是“可耻”的,因而当他看见这种现象时便感到痛苦。所有的契尔克斯人都坐在台阶上,怀着好奇而又有些厌恶的心情看着这些醉汉们。我碰见了努拉。“不好,不好!”他带着敬神者特有的那种愤懑情绪摇着头对我说,“哎,这可不好!真主会生气的!”伊赛·福米奇固执而又傲慢地在自己的小角落里点上蜡烛,开始干活,显然他想以此证明,他完全不认为这是节日。有的角落上赌博也开始了。赌徒们并不害怕残废老兵,不过为了提防值日官(尽管他也是睁一眼闭一眼),还是派了人去望风。这一天值日官来狱中巡视了三次。他一来,醉汉们就躲藏起来,赌场也被撤去,其实值日官本人似乎已下定决心不再过问这些琐碎的小事。在这一天,一个人耍酒疯也被认为是小事。囚犯们渐渐狂饮起来。吵骂声也开始了。但清醒的人终究还是占大多数,那些醉汉总是有人照看的。所以狂饮的人便毫无节制地大喝起来。卡津更是得意洋洋。他在自己的铺位旁边怡然自得地卖酒,他大胆地把一直藏在狱室后面雪堆里的酒搬到床铺底下,望着那些来找他买酒的顾客,他狡猾地嬉笑着。他自己很清醒,今天滴酒不进。他打算等节日过后,把钱从囚犯衣袋里都弄干净,再痛饮一番。每个狱室里都唱起歌来。酩酊大醉已变成令人昏厥的感情冲动,因此唱歌也就离流泪不远了。许多人抱着三弦琴,披着羊皮袄东游西逛,洋洋得意地拨弄着琴弦。特别部甚至组织了一个八人歌咏队。他们在三弦琴和吉他的伴奏下演唱得很出色。真正的民歌并不多。我只记得其中有一首他们唱得很带劲:

我,一个年轻女人,

傍晚去赴宴。

我在这里听到的是新填的歌词,这是我过去未曾听到过的。民歌的末尾新添了几句诗:

我那年轻的妻子,

把家里收拾得有条不紊:

汤匙洗得干干净净,

菜汤在盘子里盛;

窗儿明来几又净,

炉内馅饼香喷喷。

他们唱的多半是一些囚徒之歌,而且都很著名。其中有一首叫做《过去的时光……》——是一首幽默歌曲,它描写一个人过去如何享乐,过着逍遥自在的老爷式生活,如今却身陷囹圄;他过去如何用“香槟酒给奶油冻调味儿”,可现在却是:

顿顿给我白菜加凉水,

我吃起来也是狼吞虎咽。

还有一首流行歌曲,也很著名:

昔日我是快乐一少年,

我有钱财上万贯;

可惜失去钱万贯,

只身入狱受熬煎……

唱得也很悲切动人。还有一首真正的囚徒之歌,似乎也很著名:

天上曙光闪烁,

晨鼓敲过数声——

狱吏把门开,

书记来点名。


我们被高高的狱墙隔开,

谁也不知道我们的悲惨境遇,

上帝、造物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监狱里也不会潦倒死去。

另一首唱得更加悲切,然而曲调却很优美,大概是一位流放犯所作,甜言蜜语的词句有点令人腻烦,而且有点文理不通。我现在回忆起其中的几句:

我再也看不到

我那可爱的故乡;

现在我无辜受苦

被判处徒刑终生。

猫头鹰在屋脊上悲声啼叫,

啼叫声在森林中回荡萦绕,

我痛心、我悲伤,

再也不能返故乡。

这首歌在我们囚犯当中经常唱,但不是合唱,而是独唱。有的人在闲暇时,走到狱室外面的台阶上坐下,一只手托着腮,显出若有所思的样子,然后拖着假嗓子唱起来。听着真叫人心酸。有些囚犯的嗓子相当好。

这时,天也快黑了。酗酒狂饮之中出现了忧愁、痛苦和令人昏厥的气氛,叫人看着难受。有的人一个钟头以前还是笑嘻嘻的,现在却喝得酩酊大醉,在旁边痛哭起来。另外一些人已经打过两次架了。还有一些人,脸色苍白,东摇西摆地到各狱室游逛,寻衅吵架。那些喝醉酒但却不爱惹是生非的人则东奔西跑地寻找知己,以便向他们诉说自己的苦衷,并把醉后的悲哀倾吐出来。所有这些可怜的人都想尽情地欢乐一番,愉快地度过这伟大的节日——然而,天哪!这一天对于每个囚犯来说几乎都是痛苦和悲哀的。每个囚犯仿佛都是在一种自欺欺人的期待中度过了这一天。彼得罗夫到我这儿来过两次。他喝得不多,因而整天几乎都很清醒。直到最后一小时,他都期待着一定会发生某种非同寻常的、令人高兴的事情。关于这一点,尽管他没有说出口,但从他的眼神里却可以看得出来。他不知疲倦地从这个狱室串到另一个狱室。但是任何特别的事情也未发生,除了酗酒、醉后的狂言和醉醺醺的头脑以外,再也看不到别的什么了。西罗特金也穿着一件簇新的红衬衫在各狱室里游逛,他打扮得漂漂亮亮,洗得干干净净,也在悄悄地、天真地期待着什么事情发生。各个狱室里渐渐变得令人难以忍受和令人厌恶起来了。当然,也有一些使人开心的事情,但不知为什么我竟替所有的人感到难过,并怜悯起他们来,在他们中间我感到忧伤和苦闷。瞧,这里有两个囚犯正在争吵谁应该请谁的客。显然,他们已争吵好久了,而且过去也曾这样争吵过。其中一个对另一个怀有宿怨。他虽然口齿不清,但却抱怨个不停,竭力证明对方对他不公道:他有一件羊皮袄被卖掉了,而钱则被对方藏了起来,这都是去年谢肉节那天发生的事。除了这些,还因为别的什么事……发怨言的囚犯是一个肌肉发达的高个子青年,他并不愚蠢,显得谦恭温顺,但是当他喝醉酒时,却死乞白赖地要和人家交朋友,向别人倾吐自己的苦衷。他一边谩骂,一边又表示愿意以后同对方更加友好。对方是一个身材不高但很结实的小伙子,圆圆的脸膛,显得滑头滑脑而且诡计多端。他喝得可能比他的伙伴多一些,但却没有醉。他性格刚强,而且以有钱著称,但现在不知为什么却故意不去刺激他那位不沉着的朋友,而是把那位朋友领到酒保那里,从而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那位朋友一口咬定说,他应该而且一定得请他喝酒,“如果你是一个诚实人的话。”

酒保对矮个子略有尊敬之意,而对那位不沉着的朋友却有点藐视,因为他不是自己花钱买酒,而是让人家请他,于是便取出酒来,倒了一杯。

“不,斯捷普卡,你该我的,”那位不沉着的朋友看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便这样说道,“因为你欠我的债。”

“我不跟你白费唇舌!”斯捷普卡答道。

“不,斯捷普卡,你这是胡说。”前者一边从酒保手里接过酒杯,一边说,“因为你欠我的钱;你没有良心,就连你的眼睛都不是自己的,而是借来的!你是个卑鄙的家伙,斯捷普卡,你就是这号子人;一句话,你是个卑鄙的家伙!”

“你唠叨个什么呀,酒都洒出来啦!人家尊敬你,买酒给你喝,你就快喝吧!”酒保呵斥那个不沉着的朋友道,“你总不能让我们为你一直站到明天呀!”

“酒我是要喝的,你嚷什么!祝你节日快乐,斯捷普卡·多罗费伊奇!”他双手举杯,恭恭敬敬地转身,向半分钟以前被他骂做卑鄙家伙的那个斯捷普卡微微一鞠躬,“祝你长命百岁,已经度过的时光,就不算了!”他喝下去,把嘴咂得直响,然后擦擦嘴,说道:“弟兄们,当年我是海量。”他带着十分傲慢的神气说,好像不是朝着某一个人,而是朝着大家说的,“可现在,年纪大啦,嗨,好汉不提当年勇。谢谢你,斯捷普卡·多罗费伊奇。”

“不客气。”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斯捷普卡;不管怎么说,你在我面前仍然是一个十足的坏蛋,我实话对你说吧……”

“我把你这个喝醉了酒的丑八怪,告诉你说吧,”斯捷普卡实在忍耐不住了,便打断他的话说,“你听着,而且要记住我的话:把世界劈成两半:一半归你,一半归我。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你再也别让我给遇上。真讨厌!”

“这么说,你不还我钱啦?”

“还你什么钱,你这个醉鬼!”

“哎,等到来世,你自己会送上门来的——现在我不要啦!我们的钱是辛辛苦苦用劳动挣来的,是头上流汗手上磨茧得来的。到来世,你会为我那五个戈比而受罪的。”

“呶,见你的鬼去吧!”

“你跟我呶什么,还没套好马呢。”

“滚!滚蛋!”

“你这个卑鄙的家伙!”

“你这个下流胚!”

于是他们俩又谩骂起来,比请酒前骂得更凶。

瞧,这边通铺上也坐着两个朋友:其中一个高高的个儿,身体结实而肥胖,红红的脸庞,活像一个真正的屠户。他因为感情冲动而几乎在痛哭。另一个体质孱弱,身子又瘦又细,鼻子倒挺长,从鼻孔里好像往外流着什么,他那两只小小的猪眼睛总是盯着地面。这个人善于耍手腕而且有学问;他当过司书,因此对自己的朋友颇有些傲慢,从而使后者感到十分不快。他们一整天都在一起喝酒。

“他对我粗暴无礼!”胖朋友一边说,一边用左手拼命地摇司书的头。这里所谓“粗暴无礼”,意思就是说打过人。胖朋友当过士官,暗自嫉妒自己的瘦朋友,因此两个人都竭力用最文雅的语言向对方炫耀自己。

“我告诉你,你也不对……”司书用独断专行的口吻开始说,竭力不看对方,却带着傲慢的神气一个劲儿地盯着地面。

“他对我粗暴无礼,你听着!”胖朋友打断他的话,同时更用力地摇晃着自己的好友。“你是我在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好朋友,你听见了吗?因此我才对你一个人说:他对我粗暴无礼!……”

“可是我要再次告诉你:你这种令人不愉快的辩解,可爱的朋友,只能在你头脑里形成一种耻辱!”司书用细弱而又有礼貌的声音反驳道,“你最好还是同意,可爱的朋友,你这种酒后狂言都是因为你那反复无常的个性引起的……”

胖朋友摇摇晃晃地向后退了几步,他醉意惺忪地瞧着自鸣得意的司书,然后突然出人意料地举起大拳头用力朝司书的瘦小的脸上打去。于是这一整天的友谊就在这一拳之下结束了。可爱的朋友失掉了知觉,一头栽下通铺……

这时,特别部的一个囚犯(他跟我认识)走到我们狱室里来,他是一个性情十分温厚而又快活的小伙子,他很聪明,爱说笑话,但并无恶意,虽然从外表上看有些憨头憨脑。他就是那个在我入狱第一天,在厨房吃饭时要去寻找有钱的庄稼人,声称他有“自尊心”并同我一起喝过茶的人。他年纪在四十岁左右,嘴唇特别厚,多肉的大鼻子满是粉刺。他手里抱着一只三弦琴,漫不经心地拨弄着。一个个子特别矮小而头却很大的囚犯,像仆人似的紧跟在他身后,在此以前我从未见过这个人。其实,他也没有引起过任何人的注意。这个人很奇怪,他生性多疑,一向沉默寡言而又一本正经;他在缝纫车间干活,显然,他要竭力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不和任何人来往。可现在他喝得醉醺醺的,像一个影子似的跟在瓦尔拉莫夫身后。他跟在后边,显得焦急不安,挥动着胳膊,用拳头往墙上和通铺上捶打,而且几乎哭出声来。可是瓦尔拉莫夫却根本不理他,仿佛他身边没有这个人似的。更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先前几乎根本就没有交往过;无论就职业来讲,还是就性格来讲,他们俩都毫无共同之点。他们犯的罪不同,而且也不住在一个狱室里。这个矮小的囚犯名叫布尔金。

瓦尔拉莫夫一看见我就咧着嘴笑了。我坐在暖炉旁自己的铺位上。他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停下来,想了想,身体晃动了一下,然后迈着不稳的步伐走到我跟前,得意洋洋地歪着身子,单手叉着腰,轻轻地拨动琴弦,皮靴尖儿稍微点着地打着拍子,用咏叹调唱道:

圆圆的脸儿白又嫩,

唱起歌来像山雀般动听;

啊,我可爱的人儿,

她身上穿着绫罗绸缎,

打扮得漂亮又干净,

她是多么可爱又可亲。

可是,这首歌儿却使布尔金大为气恼,他挥动着双手,向大伙喊道:

“弟兄们,他撒谎!连一句真话都没有,全都是撒谎!”

“向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老人家致敬!”瓦尔拉莫夫一边说,一边滑头滑脑、笑嘻嘻地瞧着我的眼睛,差一点和我接起吻来。他有点喝醉了。“某某老人家”这个称呼在西伯利亚一般平民中间是对某人表示尊敬时才用的,即使对二十多岁的人也可以这样称呼。“老人家”这个词表示尊敬、爱戴,甚至有奉承的意思。

“怎么,瓦尔拉莫夫,您一向可好哇?”

“天天都很好。谁要是喜欢过节,他一清早就会喝醉的;请您原谅!”瓦尔拉莫夫拉着长声说道。

“完全是撒谎,他又在撒谎啦!”布尔金一边喊,一边绝望地用拳头捶打通铺。但瓦尔拉莫夫似乎已下定决心不再理睬他了,这就显得十分滑稽可笑,因为布尔金无缘无故地从一大清早就纠缠着瓦尔拉莫夫不放,理由是他认为瓦尔拉莫夫“总是撒谎”。他像一个影子似的到处尾随着瓦尔拉莫夫,挑剔他的每一句话,握紧拳头拼命地向墙上、通铺上捶打,几乎捶出血来。显然他很痛苦,他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确信瓦尔拉莫夫“总是撒谎”!如果他头上有头发,他一定会由于伤心而把头发拔掉的。他仿佛承担了一种义务,要对瓦尔拉莫夫的一切行为负完全责任。好像瓦尔拉莫夫的一切缺点都会使他问心有愧似的。然而,可笑的是,瓦尔拉莫夫甚至连理都不理睬他。

“全都是撒谎,全都是撒谎,全都是撒谎!他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布尔金喊道。

“这有你什么事?”囚犯们笑嘻嘻地问他。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向您报告,我从前可漂亮啦,大姑娘们都很爱我……”瓦尔拉莫夫突然没头没脑地开始说道。

“撒谎!又是撒谎!”布尔金尖声打断他的话。

囚犯们哄堂大笑。

“我在大姑娘们面前可以为所欲为:我身穿红衬衫,呢绒裤,我像布蒂尔金伯爵那样舒舒服服地躺着,也就是说醉得像个瑞典人,总而言之——我可以随心所欲!”

“撒谎!”布尔金断然反驳道。

“那时候,我有一幢两层石头楼,那是我爸爸留给我的。嘿,不到两年的工夫,我就把两层楼花光了,我只剩下一座没有门柱子的大门。钱嘛——像天上飞的鸽子那样,飞来又飞走了!”

“撒谎!”布尔金更加坚决地加以证实。

“前些日子我从这儿给我父母写了一封请求信,我想他们也许会给我寄些钱来。因为,我承认了我曾违抗父命,并说我是个不孝之子!自从发出那封信,到现在已是第七个年头了。”

“没有回信吗?”我笑着问他。

“没有,”他答道,但突然又笑了起来,而且越发把鼻子凑近我的脸,“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在这儿有一个情妇……”

“您有情妇?”

“奥努弗里耶夫前些日子说:‘我的情妇虽说满脸麻子,不漂亮,可是你瞧她有多少件衣服啊!你的情妇虽说漂亮,可她却是个叫花子,天天背着口袋讨饭。’”

“是真的吗?”

“她的确是个叫花子!”他回答道,突然又悄声笑起来,全狱室的人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的确,大家都知道,他同一个女乞丐发生了关系,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只给过她十个戈比。

“嗯,结果呢?”我问道,希望能赶快摆脱他。

他沉默了一会儿,谄媚地看了我一眼,又温柔地说:

“您能不能为此赏给我几个钱,好买半瓶白酒喝?我跟您说吧,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我今天一天都光喝茶啦,”他一边接钱,一边感动地补充说,“我大口大口地喝茶,噎得我都喘不过气来啦,你听我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响,就像瓶子里的水一样……”

当他接钱的时候,布尔金似乎精神错乱到了极点。他像一个绝望的人一样打着手势,几乎要哭出来。

“善良的人们!”他发疯似的向全狱室的人喊道,“你们都来看看他!全是撒谎!不管他说什么,统统,统统是谎话!”

“这有你什么事?”囚犯们看到他那副怒气冲冲的样子,都感到惊奇,于是朝他喊道,“你这个人真是岂有此理!”

“我不许他撒谎!”布尔金喊道,这时他两眼冒凶光,拼命地用拳头敲打通铺,“我不许他撒谎!”

一阵哄堂大笑。瓦尔拉莫夫接过钱,向我鞠了一躬,扮着鬼脸,急忙走出狱室,他自然是找酒保去了。他好像这时才第一次注意到布尔金。

“喂,走吧!”他站在门口对布尔金说,好像布尔金确实对他有什么用处似的,“真是我的一根拐棍!”他一边让闷闷不乐的布尔金走在自己前面,一边用藐视的口吻补充说,又重新开始拨弄起琴弦来。

我干吗要描写这种腐化堕落的环境呢!这令人感到窒息的一天终于结束了。囚犯们已经躺在通铺上睡着了。这天夜里,他们说的梦话比以往任何一天都多。角落里还有人在赌博。盼望已久的节日过去了。明天又将是平常的日子,又得出工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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