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顿涅茨克[顿涅茨克，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首府，是乌克兰第五大城市。]，我看到一个女人在卖牛蹄。那是城里的主要街道之一，叫“大学街”。她站在刺骨的寒风中，搓着手取暖，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几对剥了皮的牛蹄。我走上前去，问她牛蹄有什么用。她回答说，“可以煮汤，牛蹄里有脂肪。”

不远处有一家名叫“白天鹅”的百货商店。在这个地区，愤怒而坚定的人群与西方形形色色的广告发挥着同样的作用，那就是招徕顾客。一群人正你推我搡地冲向一楼的一个柜台。一批鞋子刚刚到货。我走近细看，他们正按照每人一双的方式出售鞋子，无所谓样式，也无所谓卖给谁，售货员甚至看都不看一眼盒子里的东西。每人都抓起一个盒子，然后挤出人群，站在一旁，一个新的交易点立刻形成了。渐渐地，通过一连串交易、讨论和妥协，人们逐步接近了自己的理想，那就是买到自己需要的鞋子。

加林娜·戈比埃娜是一名经济学教授，她告诉我，在顿涅茨克，工厂或矿山的利润是这样分配的：莫斯科拿走百分之四十五，基辅拿走百分之三十，顿涅茨克当局拿走百分之十一，剩下的百分之五则归企业自己所有。

我问一个站在公交车站的女孩，去火车站怎么走，“我带你去吧，”她说。尽管这里是市中心，但我们仍蹚行在漫过脚踝的泥水中。天气阴沉，正刮着大风。

顿涅茨克是乌克兰煤炭基地的中心。在某些街区，煤堆和矿渣直接堆放在街道上。黑色的灰尘沉积在墙壁上，在绵延数公里的一系列外观相同的建筑外墙上，它们形成了深色的条纹、灰色的水渍以及褐色的、铁锈一样的苔藓。

“你喜欢顿涅茨克吗？”女孩怯生生地问。人们对这类问题很敏感，说批评的话会让他们受伤。我开始费尽心机地搜索这座城市的亮点，但我的声音显然缺乏诚意，因为当我沉默下来时，她坚定甚至自豪地说：“但我们这个城市到了夏天会有玫瑰开放。一百万朵玫瑰。你能想象吗？一百万朵玫瑰！”

我在顿涅茨克火车站度过了半个晚上，等候火车。傍晚时分，所有地方都关门了：报摊、售票亭，还有唯一一家卖甜茶的酒吧。光线昏暗的大厅里，人们紧挨着坐在木凳上，或者直接躺在上面，他们都睡着了，旅途和等待的疲惫让他们在睡梦中摆出最奇特、最紧张的姿态。他们裹着披肩和围巾，藏在大衣和带耳罩的帽子里，从远处看，就像静止的、鼓鼓囊囊的包裹和行李，成排地放在那里。

寂静、闷窒和黑暗。

突然，在大厅的一个角落，从其中一个深不可测的包裹里传来一阵尖叫。一个妇女跳起来，围着大厅转圈，无助地跌跌撞撞。“vory! vory!（有贼！有贼！）”她绝望地喊道。她可能醒来发现自己的手提包不见了。她在长凳间徘徊了一段时间，大声问为什么，为什么要偷她的包。她祈求上帝，但没有回应，于是她又四处转悠了一会儿，披头散发，睡眼惺忪，最后她回到原处坐下来，把自己蜷成一团，陷入沉默。

然而，不一会儿，在另一个地方，又响起了另一个同样恐惧、惊慌的声音。“vory! vory!”另一个女人跑到我们中间，向我们展示她空空如也的双手。但没有人看她，每个人都蜷缩着身体，挤成一团。

只有坐在我身边的老奶奶睁了一会儿眼，也许是冲我、也许是对她自己说，“Zyt’strashno（活着真可怕）”，她把油布袋攥得更紧了，再次陷入充满警惕的浅眠中去。

在我们的包厢里，有一位女士要去敖德萨参加她儿子的婚礼。她住在西伯利亚的勒拿河畔。一个包厢里通常有两个、四个或六个乘客。男女混住。乘车的规矩很严格。女人先铺床换衣服，然后轮到男人。过去，晚上人们都穿睡衣，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穿运动服。人们在包厢里愉快地打发时间，互相款待，分享彼此的食物，波兰饺子、烤鸡、奶酪或面包。有一次，一位女乘客不仅带了汤，还带了碗和勺子，这样她就能分给其他人了。几乎每个包厢里都能找到一瓶伏特加或白兰地，总有人把它们带到路上享用。有时候我什么吃的都没有，立刻会有人把自己的东西分给我。曾几何时，人们互不信任，车厢里一片沉寂，现在改革了，人们都畅所欲言。当堤坝终于溃决、彼此的不信任在消失时，故事、秘密和倾诉便开始了。

西伯利亚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监狱。但我们遇到的西伯利亚人克劳迪娅·米罗诺娃认为，西伯利亚是庇护之地，是自由之岛。难以估量的距离、广袤的针叶林以及道路的匮乏为人们提供了与世隔绝的便利，提供了避难所，使人能够消失在视线之外。克劳迪娅·米罗诺娃说，整个异见者联盟都能在这里生存下来。她回忆说，有一次，一个人乘船来到这里，他带着纸张、颜料、铅笔和蜡笔。他沿着勒拿河前行，在村庄和农场停留，照着学生证或护照上的相片，为妇女们画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儿子们的肖像。这就是他谋生的方式，不依赖任何人。那么克劳迪娅·米罗诺娃自己呢？当所有人都被赶进集体农庄的时候，有天晚上，她和她丈夫带着一头牛和两头猪逃进了针叶林深处，他们在那里安了家，建了一座棚屋，后来甚至盖了一座带围墙的小房子。她自豪地说，在整个斯大林时代，他们没见过一个陌生人。她认为他们生存下来的秘诀是她会制作生腌肉。生腌肉里蕴藏着生活的秘密和自由的先决条件。如果你没有生腌肉，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掌握这种最基本、最基础的财富，那你就不会获得自由。克劳迪娅·米罗诺娃说了这样一席话，与我们分享她人生中最宝贵的经验。后来，她又跟我们讲解如何烫洗罐子和瓶子以保持腌肉的新鲜；在针叶林里可以采摘哪些草药加以利用。她告诉我们煎药的比例和配方，讲解如何取出猪的内脏，并把猪肉切割开。

透过车窗，我看到废弃的火炮，那是一堆中等口径的火炮，被半埋在平行于铁轨的所谓道路中。十几个崭新的炮筒和炮架从泥土中探出来，其余的已经沉入沼泽和水里。几分钟的路程后，又出现了大约二十辆装甲车，被掩埋了一半。四处无人，只有空旷和更多的空旷，一片平坦的乌克兰平原。

去敖德萨的路上，我们吃了克劳迪娅·米罗诺娃为我们准备的营养丰富、香气扑鼻的生腌肉，她用锋利的折刀把大块生腌肉切成薄片，放在面包上供我们享用。

这一天阳光明媚，初春午后的太阳照耀着敖德萨，但这一次，我不在这里停留。要为什么而停留呢？再次漫步找寻摩尔达万卡[摩尔达万卡，敖德萨的一个历史城区，拥有著名的“地下墓穴＂，由不同的地下迷宫和通道组成的地下交通网络。]的踪迹，看看它崎岖不平的弯曲巷道？看看敖德萨王者弗罗伊姆·格拉奇和别尼亚·克里克[弗罗伊姆·格拉奇和别尼亚·克里克均为敖德萨犹太黑帮头目，巴别尔在其《敖德萨故事》的《弗罗伊姆·格拉奇》一篇中描写过二人的事迹。]的影子是否还在某处徘徊？寻找伊萨克·巴别尔喜欢的地方？想象他是如何不戴眼镜走向行刑台，因而将死亡挡在了视线之外？

从敖德萨开往基希讷乌的城郊列车是一堆破烂的废铁，车厢用钉子敲在一起，用破了洞的木板和胶合板补得千疮百孔。到处都是破坏的痕迹。每一节车厢都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拆卸、砸碎、折断和撕裂。车厢里是典型的郊区兄弟会：团伙，流氓，娼妓，混混。这是他们的列车，他们的站台，他们的世界。他们相互推搡着，爆发出阵阵大笑，但他们并不开心，那是一种咄咄逼人的、警告性的嘶吼，旨在挑衅你。我跟他们紧紧挨在一起，感觉我的肋骨迟早会被捅一下，或者被刀片抵住眼睛。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蒂拉斯波尔[蒂拉斯波尔，德涅斯特河沿岸摩尔达维亚共和国首都。]，混混们下车了，火车上只剩下罗马尼亚农民，他们温顺、沉默，定定地望着窗外渐浓的暮色。

整个上午，我们都欣赏着基希讷乌的美景。到处都是奇特和混乱的集合。法语、波兰语、俄语、德语和亚美尼亚语的招牌在路上交替出现。而最流行的语言，也就是街头的语言，是摩尔达维亚语，即罗马尼亚语，小贩们用这种语言叫卖商品，面包卷（法式的）、梨子、西瓜，还有其他水果（都按重量计价）。我们下榻的旅店有一块波兰语的招牌，有个犹太人担任经理，这在我们的国家也很常见，而我们雇佣的车夫出生在维尔纽斯[维尔纽斯，原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现仍为立陶宛首都。]，老板则有个意大利名字。一切都是类似的混合。基希讷乌所体现的正是比萨拉比亚人口的特点，即最为多元的背景。在东方难民旁边，是一个身着维也纳进口礼服大衣、手戴黄色羔羊皮手套的优雅人物，而在一家亚美尼亚理发店旁边，一架手风琴正在演奏多尼采蒂和贝里尼[多尼采蒂和贝里尼都是意大利的歌剧作曲家。]的咏叹调，还有施特劳斯的华尔兹。（约瑟夫·伊格纳西·克拉谢夫斯基，《敖德萨、雅西和布扎克回忆录》）

往日的基希讷乌还剩下什么？现在它分成了两座城市。一座是近几十年才建成的，是高层公寓楼组成的街区，楼房覆盖着苍白的石灰板。一座蚁穴式的城市正在迅速摧毁并取代古老的基希讷乌。曾经，这座迷人的东南部小城在青山绿水间蔓延，如今仍保留着几处沉寂的角落，几条纵横交错的小巷。你可以在这些小巷里漫无目的地散步。阳光明媚的时候，道路被淹没在古老而舒展的榆树、白蜡树和栗树的阴影中，两旁开满了丁香花、茉莉、刺玫和连翘，你可以瞥见庭院深处的花园、凉亭和长廊，那里鲜花盛开，温暖而诱人。

傍晚，我们驱车沿着蜿蜒陡峭的道路前往墓地。天下着蒙蒙细雨。在墓地的主门旁边，有一个在黑暗中几不可见的小屋子，墓地看守就住在里面。那里还有一个房间属于安东尼·安戈洛涅蒂斯神父，他是一位说波兰语的立陶宛年轻人，在基希讷乌服务已有好几年了。他带我去了附近的旧墓地礼拜堂，看完后，他打开一扇暗门，我们沿着楼梯来到地下墓室，那里还有另外一座宽敞而且照明良好的小礼拜堂。地下墓室和小礼拜堂都是当地的日耳曼信徒秘密修建的，是一个隐蔽的祈祷场所。为了不让当局发现，多年来，他们都是在夜间或节假日开工。他们把挖出来的土撒到了墓地周围的山上，以免新鲜的土堆引起怀疑。

神父高高瘦瘦，精力充沛，行动矫健，过了一会儿，他开着一辆破旧的“莫斯科人”轿车载我去了基希讷乌老城中心的教堂。他打开沉重的大门，点上灯。这座教堂一度被用作仓库，刚刚被当局归还，但信徒们设法搭建了一个简单的祭坛，并重新粉刷了墙壁。

这里明亮而安静，乏人问津。

我们的脚步发出响亮的回声。我们在圣坛前停下脚步。

“只剩我一个人了，”神父说，“我教区的全部信徒，一千五百个日耳曼人，都离开了基希讷乌。”

我被带到一个房子，列昂尼德·涅多夫正在巨大而昏暗的混凝土地下室里工作。涅多夫在劳动营里待了七年，只因为他说了一句“在罗马尼亚人统治时期，波兰有更多的香肠”。1964年他获释时，索尔仁尼琴从梁赞发来一封电报：“Vsie dushoy pozdravlayem, raduyemsia（全心的问候，我们共喜乐）。”那时赫鲁晓夫已经下台了，克里姆林宫的权力落到了勃列日涅夫手中。从劳动营出来后，胃里空空又没有工作的涅多夫一直在考虑如何谋生。他有一定的艺术天赋（也可以说是某种手艺），所以他决定用铅铸造领导人的塑像，然后卖给市场上的机构和个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在那个时代，任何拒绝购买此类虔诚物品的人都可能被指控为苏维埃的敌人。他从列宁开始做起，但由于铅原料不足，他也缺乏经验，所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肖像做得很小，只有小锡兵那么大。涅多夫很害怕，因为他立刻想到，自己会被再次关进劳动营。

审查官说，列宁那么伟大，但你把他做得比一个锡兵还小。

“我吓坏了，”涅多夫接着告诉我，“有天晚上，我把所有的列宁塑像都扔进了炉子里，把它们熔化了。”那么，他现在该做谁的肖像呢？斯大林？不行。赫鲁晓夫？不行。时移世易了。所以只能是勃列日涅夫。这一次涅多夫很谨慎，他准备了足够的铅，还制作了更大的模具。他以各种方式铸造勃列日涅夫的雕像、头像、胸像，还有半身像，就这样，他依靠勃列日涅夫活了二十年。当我走进一片漆黑的地下室时，涅多夫正站在熊熊燃烧的熔炉旁，就像勤劳健壮的赫菲斯托斯[赫菲斯托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火与工匠之神。]站在呛人的热铅烟雾中一样，被烟尘遮蔽了身体。新的时代来了，涅多夫正在把勃列日涅夫夫妇的雕像熔掉，铸成圣乔治和圣斯特凡，后者是当地的守护神。

夜晚，从基希讷乌前往基辅。我没有入睡，而是等着火车驶入文尼察[文尼察，乌克兰中西部地区，距离首都基辅二百六十公里。“二战＂后曾是苏联的主要空军基地。]。现在是凌晨三点。深沉的黑暗中，几盏微弱的提灯勉强照亮了老车站。站台上有几个静止的人影。天下着蒙蒙细雨，雨滴顺着玻璃窗滑落。除此之外什么都看不见，但一切就在那里，在车站大楼的背后，在夜色深处。文尼察发生过大屠杀，是乌克兰领土上的另一个卡廷。1937年到1938年间，NKVD在这里枪决了成千上万的人。确切数字不得而知。1943年，人们挖出了9432具受害者的遗体，随后便停止了进一步的挖掘工作。墓地中埋葬的大都是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在城市的某个地方，一丛老栗树旁边，人们挖出了十三个大型坟墓，其中发现了1383名被害者。这1383名受害者都是后脑中弹，他们被埋葬后，上面立刻建起了文化和休闲公园。行刑结束后，几座坟墓上搭起了跳舞用的舞台，还有一座坟墓上建立了“欢笑部”。

在基辅，我住在万国友谊大道附近，寄宿在一个名叫M. Z. 的老妇人家里。我独自享用一个小巧温暖的房间，里面堆满了书，其中包括一些西班牙语的书籍，因为我的女主人是一名西班牙语翻译。跟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卫生间一样，小小的盥洗室里，卷筒卫生纸和一袋袋洗衣粉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心地善良的M. Z. 对我照顾有加，即使我很晚回来，她也会为我热好汤，汤里总有一块带肉的骨头。我喝汤的时候，她会给我讲述她是如何奇迹般地得到这一小块肉的，因为这的确是最真实的奇迹，我和M. Z. 都很清楚这一点。

之所以提到M. Z.，是因为最近我不得不向一群人解释何为戏剧，命运的戏剧，生活的戏剧，并且还要举例说明。对我来说，M. Z. 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十年前，她的丈夫移民纽约，一开始生活很艰难，但后来犹太社区帮助了他。M. Z. 的丈夫，也就是她现在所说的前夫，终于站稳了脚跟。M. Z. 唯一的亲人是她十五岁的孙女。M. Z. 病得很重，她体重过重，行走不便。有一天我回来时，发现她手里拿着一封信，看起来情绪很激动。这是她前夫写来的，信里说，把我们的孙女送过来吧，我会在这里培养她，帮助她成长，我会给她一切。M. Z. 很明白，她前夫是对的。在基辅，她的孙女能有什么前途呢？而且这孩子太有天赋了。但如果她走了，M. Z. 就只剩一个人了，完全的孤家寡人，而且必须考虑衰老那可怕的规律，必须直面生活的现实。但反过来，又怎么能剥夺孙女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呢？她在那里可以当医生，可以拉小提琴，结识有钱的人。

“先生，你怎么看呢？”M. Z. 绝望地问我。我看到她全身都在颤抖，一遍又一遍地逐字阅读那封令人喜忧参半的信（她整天都瞒着孙女）。我觉得我正目睹一场人间悲剧。我沉默着，然后请求M. Z. 的原谅，“请原谅我，”我说，“别生气，但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政治支配着这里的一切，以至于开始这篇报道的时候，我本能地想摘录乌克兰议会刚刚通过的某项决议，或者援引我与当地某位活动家的谈话，但转念一想，还是从别的地方说起吧。我想赞美基辅这座城市。在苏联的所有大城市中，它是唯一一座城市，其街道不仅是匆匆回家的通道，也是行走和漫步的绝佳场所。也许只有圣彼得堡拥有这种特质，但那里的气候是个不利因素——更冷，更多风霜雨雪。但基辅是温暖而宁静的，阳光充足。下午，在市中心，可以看到成群的人，但这些人聚在一起不是为了政治，不是为了辩论，他们只是路人，离开了闷热狭窄的办公室，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此外，基辅还保留了一些老咖啡馆的痕迹。你可以在那里品尝一杯茶和一块糕点，当然是在必要的排队等待之后，但即使这样，在莫斯科也是不可想象的。

城市依山而建，有些街道蜿蜒而陡峭。从山顶可以看到第聂伯河及其河谷，它宽阔如亚马孙河与尼罗河，平静而缓慢，有数不尽的支流、河湾和岛屿。乌克兰人富裕起来后，水上会出现很多帆船和游艇，但目前还冷冷清清，十分空旷。

基辅的建筑则是另一个故事的主题。这里可以看到各个时代和风格的建筑，从奇迹般保留下来的中世纪修道院和东正教教堂，到令人生畏的斯大林社会现实主义风格。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巴洛克和新古典主义，而首屈一指的是热情奔放、极富装饰性的新艺术风格。这曾经是一座多么美丽的城市啊。有一天，我买到了一份基辅老城爱好者出版的非同寻常的文献：包括一张城市地图和一份清单，列出了遭刻意拆毁的建筑、教堂、宫殿和墓园的名字。共计二百五十四座建筑都被夷为平地，目的是抹去基辅文化的痕迹。二百五十四座，足以构成一座完整的城市！幸运的是，在这里，制度的无能和低效也对艺术发挥了有利作用。政权无法摧毁一切，许多教堂和建筑得以保存下来。

然而，不应该被这座城市的外在魅力所误导。在很多建筑里，在整个整个的住宅区里，人们的生活条件都很糟糕。楼梯间肮脏不堪，窗户支离破碎，附属建筑和院子都黑洞洞的，灯泡要么被偷走了，要么被砸烂。很多房子里要么没有冷水，要么没有热水，要么根本没有水。蟑螂和各种顽固的害虫是无处不在的灾难。我住过这样的公寓楼，也去其他一些建筑里拜访过，知道一些实际的情况。所谓的苏维埃人，首先是一个筋疲力尽的人，如果他没有力气为最新获得的自由而欢呼，那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惊讶。他是长跑运动员，跑到终点时已经累死在地上，连举起手臂欢呼的力气都没有了。

之所以提及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磨难和梦魇，是因为从苏联涌入世界的信息洪流中，没有普通人的生活画像，没有那些疲惫不堪、一文不名的公民寻求衣食和一小方屋檐的画面。现在他们很少能感到高兴，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喜悦和兴奋起来。

基辅的赫雷夏蒂克街像是当地的香榭丽舍大街。那里曾有几家藏书丰富的书店，但现在已人去楼空：马列主义经典不再印刷或出售，新的文学也尚未出现。简而言之，这是一个过渡期。现在一切都可以用“过渡期”这个短语来解释。旧制度垮台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依然有待观察。每个人都在憧憬属于自己的未来，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期待、希望和梦想。但也有成千上万，甚至数以百万的人对未来不抱幻想。他们日夜围着其他国家的大使馆。（在莫斯科，我甚至看到刚果大使馆外排着长队。刚果？刚果就刚果吧，只要能离开这个……接下来是一个很不爱国的粗话。）人们慢慢想起来了，他们不是苏联公民，只是希腊人、德国人、犹太人、印度人、西班牙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现在他们想回自己的国家，回到自己象征性的家园，回到祖先的土地上去。难道他们愿意离开，就此放弃一生积累的财富吗？什么？他们惊讶地说。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人获得过任何东西。好吧，在劳动营待了几年后，也许能在共有公寓获得一个阴暗的角落，或者每月三美元的退休金。

赫雷夏蒂克街半途有一个广场，过去叫“十月革命广场”，现在叫“独立广场”。直到今天（1991年8月31日），这里仍矗立着列宁的雕像。但今天早上，工人在这里架起了起重机，他们要把雕像拆除。一群围观者和几家西方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正在观看这一行动，这些人在基辅穷极无聊，现在终于有事情做了。至于雕像必须被移走的原因，抛开别的不谈，是因为上面已经出现了对革命之父大不敬的字样，“路西法”在里面已经算是温和的了。乌克兰不乏列宁雕像，据说有五千座。这个数字是怎么得来的呢？很简单，只要把工厂、学校、医院、集体农庄、部队、港口、车站、大学、村庄、小镇、城市、较大的广场、桥梁、公园等等的数量加起来就可以了，每个地方都必须有一座列宁雕像，然后便得出了五千这个数字。

值得一提的是，竖起列宁雕像，其困难程度并不亚于现在将雕像拆除。在附近的摩尔多瓦，我遇到一个人，因为要在二楼休息室安装一座沉重的列宁半身像，他在劳动营里待了十年。门太窄了，所以这个可怜的人决定先把半身像吊到阳台上，他用一根粗绳子套住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作者的脖子。还没来得及解开套索，他就被捕了。

越过雕像继续前行，会到达一条名叫“奥尔忠尼启泽巷”的安静小巷，近期那场象征性的乌克兰革命就发生在这里。在小巷入口处，有一座很不起眼的破旧官邸，那是乌克兰作协所在地，也是革命的总部。附近，几乎正对面，是一座威严高大、颇具压迫感的建筑：乌共中央委员会，共和国所有那些令人闻风丧胆的人物如卡冈诺维奇、谢尔比茨基和伊瓦什科，都曾在这里办公。这两栋楼是建筑上的大卫和歌利亚，曾在历史上频繁交锋，而这一次，大卫战胜了歌利亚。

一年前，我访问过奥尔忠尼启泽巷的这座小官邸，因为有人告诉我，我在这里可以见到诗人伊万·德拉奇，他是乌克兰人民重建运动（RUCH）的领导人。该组织成立的时间相对较晚，是1989年9月，囊括了多年来受到迫害和镇压的各种独立团体和反对派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乌克兰赫尔辛基小组。乌克兰语言协会也是受到打压的团体之一，这不足为奇，因为乌克兰革命与其他地方一样，部分是为了语言而战。乌克兰有五千二百万居民，其中有一半要么不说乌克兰语，要么对它了解甚微，这是三百五十年的俄罗斯化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苏联执政的几十年里，乌克兰语书籍被禁止印刷。早在1876年，亚历山大二世就下令乌克兰学校只能用俄语教学。几个月前，我访问了乌克兰第三大城市顿涅茨克，在那里，为了开设至少一所教授乌克兰语的小学，人们已经持续斗争了两年。教师把孩子们聚集到公园里，在那里教他们乌克兰语。教乌克兰语？目的是什么？那是反革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

也是在顿涅茨克，在一次游行中，一名年轻的RUCH活动家勇敢地从夹克里掏出黄蓝两色的乌克兰国旗，高高举起。人们瞪大眼睛，惊讶而困惑。“让他们习惯一下吧，”他满不在乎地对我说。

大致而言，乌克兰可以分为两部分：西乌克兰和东乌克兰。西部（以前的加利西亚省，战前曾是波兰的一部分）比东部更“乌克兰”。那里的居民说乌克兰语，认为自己是纯正的乌克兰人，并为此感到自豪。这里延续了民族的灵魂、个性和文化。

东乌克兰的情况有所不同，它的面积比西部更大，生活着一千三百万土生土长的俄罗斯人和至少同样数量的混血俄罗斯人。这里的俄罗斯化更加激烈和残酷，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被杀害。1932年到1933年间，几百万乌克兰农民死于饥荒，数万名乌克兰知识分子被枪毙。只有那些逃往国外的才幸免于难。相比在顿涅茨克或者哈尔科夫，乌克兰文化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得到了更好的保存。

在我访问期间，即在乌克兰争取独立的那几个月里，西乌克兰（又被称为乌克兰的皮埃蒙特）和东乌克兰之间的分歧依然明显。莫斯科出版的《民族友谊》月刊（1990年第四期）上写道：“在拥有三百万人口的基辅，有四万人参加了争取独立的示威游行；在拥有一百万人口的利沃夫（西乌克兰的首府），游行人数则有三十万；而在比利沃夫人口更多的顿涅茨克，这一数字仅为五千人。”

我回到奥尔忠尼启泽巷，回到作协的小官邸。要见到伊万·德拉奇很难。他的办公室被几十个人团团围住，他们从乌克兰各地赶来，想向他倾诉自己的困境，寻求建议和帮助。我看出来在这里没机会谈话，所以那天晚上，我从酒店给他家里打了一个电话，他用疲惫的声音说，“看看明天行不行吧。”

德拉奇是位杰出的诗人，创作了大量作品，但他现在没有时间写作了。他说，“为了拯救乌克兰，拯救乌克兰文化，只能先把诗歌放到一边。”俄罗斯化进展得如此之快，再过几年，就没有人能阅读乌克兰文学了。此外，必须首先将现有的文学作品归还给它们的读者。普通乌克兰人甚至不知道二十世纪那些最伟大的作家的名字：米克拉·科维洛维[米克拉·科维洛维（Mikol Chvilovy，1893—1933），乌克兰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后革命时期乌克兰散文的创始人之一。]，弗拉基米尔·温尼琴科[弗拉基米尔·温尼琴科（Vladimir Vinnichenko，1880—1951），乌克兰政治家、作家、剧作家，也是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首任总理。是革命前乌克兰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人物。]，都是政权想要人们遗忘的名字。还有多少乌克兰居民能接触到瓦西里·斯图萨、阿列克谢·蒂切格、尤里·利特文的诗作？这些人近年来都被克格勃杀害了。

在此地出版的书籍中，乌克兰语书籍只占了百分之二十。其余大部分是俄语书。早在1863年，莫斯科就已经禁止出版任何乌克兰语书籍，只有纯文学作品是个例外。

1990年，我多次前往基辅，其中一次是在一月。我遇到的所有人都在谈论同一件让他们深受感动的事情，那就是1月21日（1918年的同一天，乌克兰宣布独立，那次独立没有持续很久）成千上万的人手拉着手，在基辅、利沃夫和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乌克兰城市，“二战＂时曾名为“斯坦尼斯拉夫＂，1962年为纪念乌克兰作家伊万·弗兰科而改名为“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之间形成了一条长达五百多公里的人链。如果考虑到后来1991年8月发生的事，考虑到一个如此广袤的世界的结构性崩溃（对很多人来说，那就是整个世界的崩溃），建一条五百公里长的人形锁链这样的事似乎不足为奇。但对于我的谈话对象来说，这是一种震撼、一个奇迹、一场革命。原因有几点：首先，这是第一次，一场大规模运动不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而是在一个年轻的独立组织（RUCH）的倡议下开展的。事实证明，现在取而代之，开始发挥领导作用的，是社会自己创立起来的基层组织，人们也只愿意听从它们的指令。其次，乌克兰人显然还保留了他们第一次独立的记忆，而七十年来，官方一直试图抹去这段记忆。因此，这条人链具有巨大的心理意义。它掐紧了苏维埃最大噩梦的喉咙，那个噩梦就是人们觉得一切别无选择、毫无希望。

从那时起，乌克兰的历史进程开始加速。仍旧是在一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批准了乌克兰天主教教会的组织机构。（乌克兰历史上有四个基督教团体——乌克兰天主教会、罗马天主教会、东正教教会和乌克兰独立东正教会，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乌克兰当代历史中的重要篇章，一个充满了张力、情感和痛苦的篇章。）三月，共和国各地举行选举，以填补各级议会的席位。民主反对派在三个地区（都在西乌克兰）取得了领导地位。（我最喜爱的乌克兰作家温尼琴科是乌克兰民主思想的缔造者，他该有多高兴！）终于，6月16日这一天到来了，议会通过了《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宣布共和国法律高于苏联法律，并宣布共和国有权拥有自己的军队和铸造自己的货币。宣言还指出，乌克兰将是一个中立的无核国家（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大量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储存在共和国的领土上）。尽管6月16日的宣言行文雄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在当下，与其说它是一份描述事实的文件，不如说它是一份意向声明。

所以，战斗仍在继续。秋季，陆续发生了学生罢课和矿工罢工。学生们占领基辅市中心，要求共和国的苏维埃领导人辞职。同一年，乌克兰涌现出大约二十个政党，其中乌克兰共和党和乌克兰绿党（毕竟切尔诺贝利距离基辅只有八十公里）的影响力日渐增强。

然后，1991年8月19日这一天到来了。

莫斯科政变。在乌克兰，一切都很平静，它还在等待。但几天后，乌克兰最高议会在基辅召开会议，并于8月24日宣布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乌克兰。宣言补充说，乌克兰领土是不可分割、不可侵犯的。那时，各类事件以雪崩般的速度和力量席卷全球，以至于欧洲突然增加了一个大国（按照欧陆标准称得上大国了）这样的事实并没有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西方人的想象力总是落后于事件（沃尔特·李普曼曾经描述过这一现象），总是需要时间来探究事件的意义，并理解它们的重要性。

但俄罗斯人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那时我正在莫斯科，观看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这是一个戏剧性的时刻，卢基扬诺夫[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1930—2019），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俄罗斯联邦政治人物。他是戈尔巴乔夫的首任也是末任首席副手，但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对手。]正在讲话，他曾是最高苏维埃领导人，也是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现在却被指控为那场针对戈尔巴乔夫的阴谋在意识形态上的领袖。这个平时很喧闹的大厅变得鸦雀无声。

突然间，主持会议的副主席拉平中断了议程，并以紧张的语气宣布：“同志们，基辅出现了新情况。最高苏维埃必须派代表团飞往那里。”叶利钦的副手鲁茨科伊和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率代表团出发了。两人都在打击新斯大林主义的政变中发挥过领导作用，但两人都是俄罗斯人，他们明白，没有了乌克兰苏联会变成什么样子。早在三十年代，波兰历史学家J. 瓦兹维奇就说过，“没有乌克兰，莫斯科将沦为北方的荒野。”

乌克兰的未来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与俄罗斯的关系，二是与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果这些关系发展顺利，乌克兰将获得绝佳的机遇，因为它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温暖宜人。它是一个拥有五千多万人口的大国，强大坚韧，雄心勃勃。

1990年秋天，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发布了一个蓝图，其中描绘了他认为苏联消失后，俄罗斯国家应有的形态。在这份名为《如何建设俄罗斯》的出版物中，他认为未来的国家应该由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北部组成。索尔仁尼琴建议说，让我们把剩下的地方还回去吧，因为“面对边远地区，我们力有不足”。

乌克兰人拒绝了这一方案，也拒绝了其他类似的方案。最近，乌克兰异见人士列昂尼德·普鲁什写道：“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我们自己的国家，它将为文化发展调动防御机制和适当的手段。”乌克兰知识分子曾经对苏共心怀恐惧，现在他们正警惕地观察着俄罗斯民主派的态度。乌克兰作家尼古拉·里亚布丘克在论及俄罗斯民主改革运动的纲领时，表达了这种警惕背后所蕴含的焦虑，他问：“他们究竟是什么，从共产主义者一跃成为帝国民主主义者吗？”萨哈罗夫的遗孀艾琳娜·邦纳也在九月初发表了类似观点。她说，“我害怕，害怕他们扩张和统治的野心”，而这一野心仍萦绕在俄罗斯人的心头。

那乌克兰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呢？直到1917年（在乌克兰的某些地区，甚至直到1937年），这里一直是世界上文化、宗教和语言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是一个令人惊叹神往的富饶而多彩的花园。虽然历经毁灭和破坏，但这里仍然保留着大量波兰人、俄罗斯人、犹太人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奥地利人、德国人和罗马尼亚人的痕迹。九月，我参观了位于济托米耶日（沿基辅通往利沃夫的公路行驶，距离基辅一百五十公里）的波兰公墓：莫纽什科[斯坦尼斯拉夫·莫纽什科（Stanisław Moniuszko，1819—1872），波兰作曲家、指挥家，是波兰民族歌剧的创始人。]的儿子、克拉谢夫斯基[约瑟夫·克拉谢夫斯基（Józef Kraszewski，1812—1887），波兰作家、历史学家，是波兰历史上最为多产的作家。]的妻子、帕德雷夫斯基[伊格纳奇·扬·帕德雷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1860—1941），波兰钢琴家、作曲家、政治家、外交家，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杰出的世界级钢琴大师之一，1919年曾出任波兰总理并兼任外交部长。]的妹妹，还有康拉德的家人都葬在这里。

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乌克兰的优势在于其海外移民。加拿大的大部分小麦是阿尔伯塔省和安大略省的乌克兰农民种植的。乌克兰移民在底特律、纽约、洛杉矶以及西欧形成了有影响力的、经济和文化实力雄厚的社区。这些海外移民对故国有深厚的感情。乌克兰的爱国主义具有一种农民的特质，即深深扎根于故土。如今在基辅，已经有很多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乌克兰人。他们希望开设银行和企业，从事贸易，创办出版社。不久的将来，乌克兰将拥有自己的航空公司、自己的远洋舰队、自己的货币和自己的军队。

在基辅，当被问及乌克兰的未来时，一位领导人米哈伊洛·霍林对我说：“我们希望乌克兰成为一个开明、善良、民主和人道的国家。”

开明、善良、民主、人道。阿门。

利沃夫。有天晚上，路德维克·卡米洛夫斯基神父带我去他家。他和母亲住在一起，他想让我见见她。

布罗尼斯瓦娃·卡米洛夫斯卡夫人是一位面容和蔼的老人。她驼着背，像背着一个看不见的包袱，她说话语气平静甚至温和，仿佛她讲述的是上辈子的事，跟坐在我面前的布罗尼斯瓦娃·卡米洛夫斯卡没有任何关系。事后回想她，我想起了保罗·克洛代尔晚年写的一句话：“我看着我早年的生活，像看着一个远去的岛屿。”历史的疯狂加速和瞬息万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质，这一点决定了我们很多人身上都寄居着好几种人格特质，它们彼此漠不关心，甚至相互矛盾。

卡米洛夫斯卡夫人生了十个孩子，有六个饿死在她面前。她是大饥荒时代约伯的女性化身。大饥荒的受害者多为儿童和成年男子，她在那场大灾难中活了下来就是一个例证。女性相对来说更坚强、更有韧性。卡米洛夫斯卡夫人有次说，“上帝是多么慈悲啊，他赐予我这么多力量！”

在这个狭小的公寓里，我通过路德维克神父的母亲的眼睛看到了大饥荒的种种场景。神父是她最小的孩子。我没有问她那些逝者的名字，也没有问他们是否被妥善安葬，因为我觉得我根本不该问任何问题，我只需倾听她向我吐露的一切。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大饥荒的历史。1929年初，苏共十六大通过了全盘集体化的决议。斯大林决定，到1930年秋天，全国所有的农民（超过一亿人，占当时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必须加入集体农庄。农民们不愿意。当局开始用两种方式镇压反抗。数十万人被送进劳动营，或者被赶去西伯利亚，剩下的人，则用饥饿迫使他们屈服。

主要的打击落在乌克兰，落在舍佩托夫卡县的布坦恩村所在的这片土地上，卡米洛夫斯卡夫人和她的丈夫约瑟夫以及孩子们就生活在这里。

按官方的说法，情况是这样的：莫斯科为每个村庄制定指标：必须向国家缴纳的谷物、土豆和肉类等必需品的数量。但实际上，指标大大超过了土地的实际产量，农民无法完成强加给他们的计划。于是当局开始动用武力——通常是军事力量——没收村庄里一切可以食用的东西。农民没有东西吃，也没有东西可以播种。1930年，一场致命而规模巨大的饥荒开始了，一直持续了七年，并在1933年达到巅峰。如今的大多数人口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在那几年里，饿死了大约一千万人。

饥饿的种类可怕而多样。饥饿成了生活的常态。在整个国家，只有特定的人群能获得充足的营养，他们是最高领导和食人者。但这两类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数百万饥民可以为了一块面包铤而走险……饥饿分裂大众，许多人失去了同情的能力，失去了帮助他人的愿望……从那个时期的照片中，我们看到人们冷漠地从一个躺在水沟里的孩子身边走过，看到妇女们在散落于街上的尸体旁边平静地聊天，看到车夫舒坦地坐在马车上，而马车上伸出的却是没有生命的手和脚……六岁的塔尼亚·波基德科从邻居加里夫·图尔科的花园里摘了一头大蒜，被图尔科狠狠打了一顿，她艰难地拖着身子回家，然后就死了。她的父亲斯捷潘以前是红军游击队员，他带着四个已经饿得浮肿的孩子去县政府寻求帮助，被拒绝后，他对县委书记波隆斯基说，“与其让我看着他们受苦，还不如让你吃了他们。”然后他在县委大楼前的树上吊死了。一个名叫费多楚克的农妇同情邻居家的孩子，六岁的尼古拉和两岁的奥拉，答应他们的父母每天给他们每人一杯牛奶。但孩子们不肯收下，因为他们的父亲对自己的妻子说：“邻居的孩子都死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养活孩子呢？我们必须自救，否则就太迟了。”一个七岁的男孩在市场上偷了一条鱼。愤怒的人群追赶他，抓住他，踩在他身上，直到孩子奄奄一息地躺在那里，人群才散去。农民瓦西里·卢奇科和妻子奥克萨娜、十一岁的女儿和两个分别六岁和四岁的儿子生活在一起。他的妻子是个精力充沛的女人，经常去波尔塔瓦找吃的。有一天，邻居路过瓦西里家，看到他们的大儿子吊在门框上。

“瓦西里，你在干什么？”

“我把这小子吊死了。”

“另一个呢？”

“在壁橱里，昨天吊死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没有吃的了。奥科萨娜带回来的面包都让孩子们吃了。现在她会分一些给我了。”

有些人去别的地方找吃的，回来后发现所有人都死了，悲剧就会在这个时候发生。人们会提前挖好可一次性容纳几十具尸体的集体坟墓，没有人会怀疑，几天后这些坑就会被填满，然后必须再挖新的……马车来来去去把尸体运到乱葬坑，这成了农村常见的景象……政权的代表会挨家挨户询问是否有人死亡，如果有人死了，他们就帮着把尸体运到集体坟墓……人们吃什么呢？橡果被视为美味佳肴。同样被视为美味佳肴的还有麦麸、糠、甜菜叶、树叶、刨花、锯末、猫、狗、乌鸦、蚯蚓和青蛙。到了春天，草长出来的时候，痢疾和腹泻比饥荒更为致命。到了三十年代中期，农村的情况变得如此惨不忍睹，以至于被关进监狱的人都把自己视为上帝的选民，在那里，他至少能得到一块面包。（谢尔盖·马克苏多夫，《齐尼亚》，莫斯科，1991年）

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当局关闭了农村的商店、学校和诊所。农民不准离开村庄，不准进入城镇。在图谋叛乱的村子的入口处，沿路会竖起告示牌：禁止停留，禁止交谈。在铁路沿线的村庄，每当火车驶来，农民们就会冲向铁轨，他们会跪倒在地，举起手臂祈求，大声呼喊：“面包！面包！”乘务员会被命令关上窗户，拉紧窗帘。

整个家庭消亡，然后是整个村庄。

目睹死亡逐渐逼近，村里的人开始哭泣。整个村子的农民都在嚎叫，那个声音不属于理性，也不属于灵魂，就像风中树叶或稻草的沙沙声。每到那时我都会生气。他们为什么哭得如此哀怨？他们已经不是人类了，却还发出如此悲切的哭声。有时我走到田野，能听到他们在哭。我继续往前走，哭声似乎停止了，但我再走几步，那声音便又来了，是邻村的人。整个地球似乎都在跟人们一起哭泣。上帝并不存在，所以又有谁能听到呢？（瓦西里·格罗斯曼，《万物流动》，华沙，1990年）

卡米洛夫斯卡夫人说，最糟糕的情况始于1932年。当时出台了一项法律，农民称之为《麦穗法令》。斯大林构思并亲自起草了这部法律，它涉及集体农庄财产的保护。根据这项法律，哪怕偷窃一粒谷物、一根胡萝卜或者一棵甜菜，都可能被判处在劳动营服役数年，甚至被枪决。拖拉机手的拖拉机坏了，或者人民公社的成员丢了一把锄头或一把铁锹，也会受到类似的惩罚。

法律是在八月初颁布的，当时田里的谷物还很高。很多种植小麦或黑麦的地方都建起了瞭望塔。NKVD的人驻守在上面，随时准备用步枪射击，他们要赶走那些试图采摘任何一片叶子的人。田埂和路边也同样有NKVD的骑兵巡逻，保卫着庄稼。甚至连少先队员也被派来帮忙，但后来又被撤走了，因为他们都是孩子，而孩子的死亡人数是最多的——不仅仅是因为饥饿，还因为他们被吃掉了。

所以，人们看到了麦子，看到了摇曳的谷物。尚余一丝气力的人走出茅屋，去看看生长的庄稼。但农民必须远离田地。他们知道一旦靠近，枪声就会响起。那几年的夏天总是很热，阳光炽烈。从茅屋的窗户可以看到远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些黑点，那是一些人形骷髅，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被热病和斑疹伤寒所侵蚀。有些人再也没能回到村庄，而是留在那里，永远地注视着。

卡米洛夫斯卡夫人说，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NKVD的马死在他们自己脚下，因为牲口也很瘦弱。有时能看见一个NKVD出现在麦田里。他坐在马上，环顾四周，然后突然消失了。马就这样倒在他身下。这时候难得的希望来了，因为NKVD之间会出现混乱，人们可以利用这几秒钟的时间去谷物堆里捡一把麦穗。这多少有点用处，虽然只够一两天，但总算是件好事。

死亡源于饥饿，也源于进食。有时，宣传队带着面包从城里来，人们扑上去吃啊吃啊，然后尖叫起来，因为疼痛而扭曲着身子。有些人当场就死了。

最糟糕的是房屋搜查。政府人员会撬开地板，耙平每一寸花园，把田地挖个底朝天。他们在检查是否有人藏了食物。如果找到了，他们会把食物全部拿走，然后把房主关进监狱。卡米洛夫斯卡夫人口中的约齐克，也就是她的丈夫，被带走过六次。她去镇政府办公室下跪、哭泣。她是个幸运的女人，因为不知何故，他们总会放她出来。她坚持认为，她之所以幸运，是因为她信仰上帝。她坚定地告诉我，上帝永远不会抛弃人类。她自己就是最好的证明。后来他们把她流放到哈萨克斯坦，把她丈夫送去参加战争。在哈萨克斯坦，生活和在乌克兰一样艰难，而且气候更加恶劣。她要在冰天雪地里步行八公里去集体农庄劳动。她确信丈夫已经在德国阵亡了。然后，你瞧，他回来了，从战场上回来了！路德维克神父就是那次团聚的结晶，他正微笑着坐在我们身边。

很难用语言形容当局的所作所为。有一次，有人从城里带来一份报纸。里面有一张照片，是谷物在田野中高高生长。配文称，城市正在挨饿，人们没日没夜地排队买面包，原因是农民太懒惰了，不愿意收割庄稼，所有东西都烂在地里。人们对农民恨之入骨，然而饿死的却是农民自己。农民们被送上开往哈萨克斯坦的火车，一路经过荒芜的村庄。窗户被木板封住，门虚掩着，随风摇摆，发出吱吱的响声。没有一个人，也许只有NKVD。没有牲畜，牲畜要么死了，要么被宰杀。甚至连狗叫都没有——狗早被吃光了。

马克苏多夫认为，乌克兰发生的这场被称为“大饥荒”的种族灭绝——其官方名称是农业集体化和集体农庄体制建设——带来了如此可怕的诅咒，以至于这片土地至今没有恢复过来。“但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胜利者的生活，”他写道：

也不是那么美好，因为这是一场惨胜。1923年至1928年间，粮食产量几乎翻了一番，但在集体化实行后的二十五年里，粮食产量一直保持在同一水平，人口却在自然增长。超过一亿多匹马、奶牛、公牛、绵羊和猪被宰杀或饿死，畜牧业从此一蹶不振。毫无疑问，苏联旷日持久的农业危机可以追溯到那个遥远的年代，追溯到那场最终被证明为失败的“胜利”。土地和农民以他们唯一的方式对征服者进行了报复。大地停止繁育，农民不再热爱耕种。这是一场可怕但公正的报复。

历史学家对乌克兰（及北高加索地区）的“大饥荒”有不同的解释。俄罗斯历史学家认为，这一手段的目的是摧毁传统社会，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一个无形的、温顺的、半奴役的苏维埃群体。乌克兰历史学家（其中包括瓦伦丁·莫罗兹）则认为，当时的目标是拯救帝国：没有乌克兰，帝国就无法存在。然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精神在二十年代重新崛起，并在“远离莫斯科”的口号下壮大起来。而乌克兰精神的主要载体是农民。为了摧毁这种精神，必须消灭农民阶级。当时乌克兰有三千万农民。建毒气室的人要背负所有罪行，承担谋杀的罪名；但在这里，所有罪责都被归咎给了受害者：你们饿死是因为你们不想工作，是因为你们看不到集体农庄的好处。此外，他还抱怨说，就是因为你们，城里人才饿肚子，女人没有奶水喂养婴儿，孩子们太虚弱上不了学。

乌克兰的乡村在孤立无援的沉默中死去，农民们啃食树皮和脚下的草鞋，被那些排队买面包的城里人蔑视、憎恨。

黎明时分，我在利沃夫起身。我来到街上时天还黑着，但远处有一盏灯光在摇曳：当天的第一班有轨电车正在驶来。我搭上电车来到火车站，买了一张去德罗霍贝奇的市郊线车票。到达时天已经大亮了，苍白的阳光出现在稀薄的云层间。现在是二月。莱斯泽克·贾瓦斯和阿尔弗雷德·斯瑞耶尔正在站台上等我。贾瓦斯先生还要赶去上班，但斯瑞耶尔先生已经退休了，他可以陪我一整天。

德罗霍贝奇是朝圣之地，因为这是作家布鲁诺·舒尔茨曾经生活、创作并去世的地方。斯瑞耶尔先生是舒尔茨的学生。除了写作和绘画，舒尔茨还在瓦迪斯瓦夫·雅盖沃中学教手工艺和绘画。“我们在课堂上无所事事的时候，就请求他给我们讲故事，他就会停下来讲一个。他很喜欢这样做。”

舒尔茨住在弗洛里斯安卡街12号的一座平房里，从那里步行去齐奥罗纳街上的学校很近，大概只有几百米，只需穿过两条小街和一个美丽的老广场。不远处有一座教堂，还有另一个广场。在教堂后面，广场边缘上，现在有一家面包店。就是在这里，1942年，盖世太保卡尔·刚特用一把小巧的女式手枪打死了布鲁诺·舒尔茨。

布鲁诺·舒尔茨的一生都在这座小城里度过，并且终结于弗洛里斯安卡街、齐奥罗纳街和面包店那个小小的三角地带。今天，人们可以在几分钟内走完这条路线，回味舒尔茨非凡想象力的奥秘。很难说他们能得出什么清晰而深刻的结论。只有一次，这座小城揭开了它不同寻常的秘密。仅此一次，而且只对布鲁诺·舒尔茨一人敞开，他是小城里一颗警觉而敏感的微粒，是它思虑深远、悄然流逝的灵魂。

所以，我的问题其实很荒谬：“斯瑞耶尔先生，肉桂店在哪里？”

斯瑞耶尔停下脚步，目光中带着惊讶、嘲讽，甚至还有责备。“肉桂店？”他重复这个词。“它们只在舒尔茨的想象里。它们在那里闪光，也是在那里散发独特的香气！”

斯瑞耶尔先生想向我展示他的产业，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曾经属于他家族的产业。这家药房曾是他祖父的；这栋房子是他父亲的，他在苏黎世获得化学博士学位，曾是雅西炼油厂实验室的负责人。

他的家人都死在犹太聚居区，少数幸存者移居阿根廷。

战后的十六年里，斯瑞耶尔先生一直在电影乐团演奏小提琴并担任歌手，先是在基洛夫电影院（过去的旺达电影院），后来又去了共青团电影院（原来的斯图卡电影院）。后来他去了一家音乐学校教书。

“还有这里，”我们在城里走了很久之后，斯瑞耶尔先生说，“这里以前是个犹太会堂，现在成了家具仓库。你看到那些干树枝了吗？夏天这里全是杂草。”那个名叫图雅的智障女孩[舒尔茨短篇小说集《肉桂店》中的篇目《八月》中的人物。下文选段亦来自《八月》。]会不会在这里睡过觉？有可能。

一切都如此模糊，令人费解。在乌克兰大饥荒最严重的1933年，舒尔茨在离德罗霍贝奇不远的地方写出了《肉桂店》。他肯定对这场巨大的悲剧一无所知，因为它发生的方式如此隐秘。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是何种神秘的涌动、关联、联系和对比，让他在书的开头写下了一幅如此壮丽、如此令人震骇的饱食幻境？

在那些流光溢彩的早晨，阿德拉从市场上回来，就像波莫娜从白昼的火焰中现身，五彩斑斓的阳光从她的菜篮中倾泻出来：闪闪发光的粉红樱桃，透明的表皮下充满了汁液；神秘的黑莓，其芳香比口感更胜一筹；杏子金色的果肉里，蕴藏着那些悠长午后的精髓。在这些充满纯粹诗意的水果旁，她还卸下一扇扇富含营养、状如琴键的肉排，形如死去的章鱼和鱿鱼的海藻类蔬菜。这些食材是为一顿风格不明的晚餐准备的，一顿散发着乡野气息的海陆大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