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画了一个大圈，机翼倾斜的时候，可以看到下面的沙丘，被风吹得皱巴巴的。这是新出现的阿拉尔库姆沙漠[阿拉尔库姆沙漠，一个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逐渐形成的沙漠，位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交界的咸海。]，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正从地球表面消失的海洋的底部。

在世界地图上从西向东看，会看到欧亚大陆南部有一连串四个海域：首先是地中海，然后是黑海，然后是高加索山脉以外的里海，最后，是最东端的咸海。

咸海从两条河里汲取水源：锡尔河和阿姆河，都是漫长的河流，锡尔河长2212公里，阿姆河长1450公里，横贯整个中亚地区。

中亚是无尽的沙漠，是一片片风化的褐色石头，是天空灼烧的阳光，以及风中扬起的沙尘暴。

但锡尔河和阿姆河的世界是不同的。肥沃的耕地沿着河流延伸，果园里硕果累累。到处都是杏树、苹果树、无花果树、棕榈树和石榴树。

坐在自家果园的树荫里，坐在凉风习习的游廊下，享受宁静而凉爽的夜晚，是巨大的愉悦。

锡尔河和阿姆河以及它们的支流，让那些著名的城市得以兴盛繁荣，比如布哈拉和希瓦[希瓦，旧称“基发＂，古名“花剌子模＂，是乌兹别克境内的一个绿洲城市。]，浩罕[浩罕，也称“霍罕＂，乌兹别克城市。]和撒马尔罕。丝绸之路上沉甸甸的驼队也从这里经过，使威尼斯、佛罗伦萨、尼斯和塞维利亚的市场变得丰富多彩。

十九世纪后半叶，这两条河流流经的土地被米哈伊尔·切尔纳耶夫[米哈伊尔·切尔尼亚耶夫（1828—1898），俄罗斯少将，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指挥了俄罗斯对中亚的征服。]将军指挥的沙皇军队征服，成了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成了其南方的殖民地，被称为突厥斯坦，因为当地居民（塔吉克人除外）说土耳其语。这里普遍信仰伊斯兰教，那个属于炎热气候和沙漠的宗教。

1917年，旨在推翻沙皇的起义在突厥斯坦爆发，起义者不是乌兹别克人或吉尔吉斯人，而是当地的俄罗斯人，他们掌握了政权，这次是作为布尔什维克。1924年，突厥斯坦被划分为五个共和国——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分几个阶段）哈萨克斯坦。

在斯大林时期，大批农民、穆斯林神职人员，以及几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数量的确众多）都成了镇压的对象。取代后者位置的是俄罗斯人，还有被同化的当地活动家和官僚，其中包括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和土库曼人。

赫鲁晓夫以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放弃了大规模镇压，在这些属地引入一种新的统治政策，即每个机构都由一个俄罗斯化的本地人担任领导，但其副手总是俄罗斯人，直接从莫斯科接受指令。新政策的第二条原则是复兴旧有的地方部落结构，并将权力移交给值得信赖的部族。后来，在改革期间，苏联最高检察院办公室发布了一系列震惊世人的公报，揭露了帝国各亚洲共和国内普遍存在的严重腐败：整个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都被送进监狱。怎么回事？难道人人都腐败吗？每个人。因为统治部族的长老们有重大的利益勾连，他们以中央委员会或其他行政机构的名义暗中活动并勾结在一起。如果存在敌对部族，而他们之间又无法达成共识，那就会爆发地方内战，就像1922年的塔吉克斯坦那样。每个共和国的最高领导都是一位维齐尔[维齐尔（vizier），伊斯兰国家历史上对宫廷大臣或宰相的称谓，阿拉伯语意为“支持者”“辅佐者”。]——当地第一书记。按照东方的传统，他的权力是终身的。蒂姆哈梅塔·库纳耶夫在哈萨克斯坦担任第一书记长达二十六年，直到被戈尔巴乔夫罢免。夏拉夫·拉希多夫担任乌兹别克斯坦第一书记长达二十四年，直到1983年去世。盖尔达·阿利耶夫是克格勃的首领，后来担任阿塞拜疆第一书记长达二十三年。他们中的每个人在城里现身，都会成为一件让人长久铭记和回味的事。英国人在亚洲和非洲发明的间接统治制度被莫斯科所采用，并赋予了当权者完全的自由裁量权。

这段关于权力体制的插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海洋毁灭的非凡历史，理解其背景和原委。

水是生命的先决条件，在热带和沙漠中尤其如此，因为水资源太有限。如果我的水只够灌溉一块田地，那我就无法耕种两块田地；如果我的水只够一棵树用，那我就无法种两棵树。每杯水都以一棵植物为代价：植物会干枯，因为是我喝了它生存所需的水。在这里，人、植物和动物之间围绕一滴水所开展的生存之战始终存在，失去水，就会失去生命。

斗争，但同时也是合作，因为这里的一切都取决于一种脆弱而不稳定的平衡，打破这种平衡便意味着死亡。如果骆驼喝了太多水，那就没有足够的水给牛了，牛就会渴死。如果牛死了，那羊也会死，因为正是牛拉着车把水运到了草场。如果羊死了，人吃什么充饥？穿什么蔽体？如果人虚弱无力，赤身裸体，那谁来耕种土地？如果没有人耕种土地，那沙漠就会侵蚀田地。风沙就会掩埋一切；生命就会消失。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这里种植棉花。棉织物轻便结实，还有益健康，因为它能给身体降温。几个世纪以来，棉花的价格一直很高，因为它从未被充分种植，当时（至今依然）的制约因素是热带地区长期的水资源匮乏。为了开垦新的棉花田，人们不得不从花园中取水，砍伐森林，杀死牲畜。但这样一来，人们靠什么生活，吃什么？几千年来，在印度，在中国，在美洲，在非洲，人人都知道这个难题。那莫斯科呢？莫斯科当然也知道。

灾难始于六十年代。再有二十年的时间，乌兹别克斯坦一半的肥沃绿洲就会变成沙漠。首先，推土机从帝国各地调来。这些滚烫的金属蟑螂在沙地上爬行。从锡尔河和阿姆河的河岸开始，铁夯锤在沙地上挖出深深的沟壑和豁口，然后将河水引入其中。考虑到锡尔河和阿姆河总长3662公里，所以人们不得不挖掘无数这样的沟渠（现在还在挖）。然后，在这些沟渠旁边，集体农庄的人们开始种植棉花。起初，他们在沙漠的荒地上种植，但白色纤维总是不够用，于是当局下令，将耕地、花园和果园都用来种棉花。不难想象农民的恐惧和绝望，因为他们唯一的东西被人夺走了：醋栗丛，杏树，还有一点点绿荫。如今在村庄里，棉花紧挨着茅屋的窗户生长，出现在以前的花坛里、庭院中和篱笆旁。棉花代替了西红柿和洋葱，代替了橄榄和西瓜。在这些被棉花淹没的村庄上空，飞机和直升机飞过，倾倒雪片一样的人工肥料和云雾般的有毒农药。人们窒息了，喘不上气来，甚至双目失明。

赫鲁晓夫想让哈萨克斯坦的休耕地得到开垦，勃列日涅夫想让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田得到开垦。两个人都非常执着于自己的想法，没有人敢质疑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

土地的面貌迅速改变。稻田和麦田，绿色的草场，甘蓝和辣椒的幼苗，桃子和柠檬种植园，全都消失了。目之所及到处都是棉花。棉花的原野，毛茸茸的白色海洋，绵延数十公里、数百公里。

只需生长几个月，棉花便迎来收获的季节。

在中亚，到了棉花收获的季节，一切都隐遁无形。有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学校、机构和政府都关闭了。商业和工厂只有一半的时间在运营：所有人都去烈日下采摘棉花了。幼儿，学生，哺乳期的母亲，老人，医生，教师。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以任何理由免除这项义务。这里有句谚语：不种棉花，就等着棉花来种你；不收棉花，他们就会来收你。在收获季节，人们谈论的都是棉花，大家都盯着新闻公报，关注着计划完成的情况。报纸、广播、电视，一切都服务于一个女神——棉花。中亚农村生活着两千万人，其中有三分之二都在跟棉花打交道，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农民、园丁和果园的管理员不得不改行，他们现在受雇成为棉花种植园的工人，在高压和恐惧的驱使下去跟棉花打交道。高压和恐惧的驱使，而不是钱的驱使，因为收棉花挣不了几个钱。工作单调而辛苦。为了完成每天的任务，一个人必须弯腰一万到一万两千次。四十摄氏度的毒热高温，散发着有毒化学物质的恶臭空气，干燥，还有持续的口渴使人疲惫不堪，尤其是女人和小孩。但是，毕竟，棉花越多，我们的国家就越幸福、越富强！而实际上呢？实际上，人们以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为一小撮腐化的野心家换来了权力和良好的自我感觉。（格里戈里·列兹尼琴科，《咸海灾难》，1989年）

提到野心家：众所周知，莫斯科的勃列日涅夫派和塔什干的拉希多夫派互相勾连，炮制出虚假夸大的棉花收成数据。一切都是为了宣传和钱，为了这两个，或者说实际上是一个棉花集团。他们从虚构的数十万吨棉花收成中攫取了巨额财富。

有人发财了，但他们的数百万同胞，那些悲惨的摘棉工却变得赤贫。因为摘棉花的工作是季节性的，最多只能持续一个季度。之后该怎么办呢？既没有果园，也没有花园；既没有山羊，也没有绵羊。数百万人四处流浪，没有工作，也没有就业的机会。生活沉闷无光，只有在秋收季节才会热闹起来，然后便再次陷入沉重炽热的热带死寂中去。

这是属地的典型状况：属地提供原材料，大城市制造制成品。在乌兹别克斯坦采摘的棉花中，最多只有百分之十是在共和国内部加工的。其余的则被运往帝国中部的纺织厂。如果乌兹别克斯坦停止种植棉花，俄罗斯的纺织业就会陷入停滞。

而莫斯科发来指示，“棉花越多越好”（至今依然如此），所以乌兹别克斯坦的种植面积仍在不断扩大，灌溉进田地的水资源也在不断增加。没有什么技术，不涉及排水沟、管道、运河等发明，水只是简单地从河里被引出来，肆意漫过田野。但在到达棉花地之前，其中三分之一已经流失了，毫无意义地渗入沙地中。

众所周知，每片沙漠地表之下的十几米处都蕴藏着大量的浓缩盐。如果水渗入沙子，盐分就会随着水分一起上升到地表。这正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发生的情况。被隐藏、压缩、高度隐秘的盐分开始向上移动，重新获得自由。这片金色的土地先是披上了棉花的白色外衣，如今又蒙上了盐分的光亮外壳。

甚至不需要观察地面，风一吹，便能在嘴唇、舌头上尝到盐的味道。它刺痛着眼睛。

按照人类的意志，锡尔河和阿姆河的水不再汇入咸海，而是沿途挥霍一空，流过田野，流过无边无际的沙漠，流过三千多公里的广阔距离。由于这个原因，两条大河那平静而宽阔的水流——这个地区唯一的生命之源——没有按照自然规律在旅途中扩张、生长，反而开始衰退和萎缩，变得越来越狭窄，越来越浅薄，在抵达大海之前就变成了咸涩有毒的泥潭，变成了松软的臭水沟，变成了浮萍遍布的险滩，最终沉入地下，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这个定居点叫作“穆伊纳克”，几年前还是一个渔港。现在，它伫立在沙漠中央，与大海距离六十到八十公里之远。在定居点附近，曾经是港口的地方，现在散落着拖网船、快艇、驳船和其他船只锈迹斑斑的残骸。尽管油漆已经剥落，但仍能辨认出一些名字：“爱沙尼亚”“达吉斯坦”“纳霍德卡”。这是一片废弃之地，四周空无一人。

在过去二十年间，咸海失去了三分之一的表面积和三分之二的含水量，从穆伊纳克都不见它的踪影。据另外的测算，它的海域面积仅剩一半，在此期间，水位下降了十三米。昔日的海底变成了沙漠，面积已近三百万公顷。每年，河流沉积在这里的七百五十万吨盐分和人工肥料产生的有毒物质，被狂风和沙尘暴高高扬起，直入大气层。

穆伊纳克是个令人悲伤的村庄。曾经，美丽而富饶的阿姆河在这里汇入咸海——沙漠中心那片非同寻常的海域。现在，这里既没有河，也没有海。镇上的植物枯萎了，狗也已经死去。居民多半已经离开，留下的人则无处可去。他们没有工作，他们是渔民，但这里已经没有鱼了。在咸海的一百七十八种鱼类和海产品中，如今只剩下三十八种。而且，海距离遥远，要如何穿过沙漠抵达那里呢？没有强风的日子里，人们都坐在小板凳上，倚靠着破旧房屋的断壁残垣。很难确定他们是如何谋生的，甚至很难跟他们交流。他们是卡拉卡尔帕克人[卡拉卡尔帕克，意为“黑帽子＂，中亚地区的突厥语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乌兹别克斯坦西部的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几乎不说俄语，孩子们也不再说俄语了。如果你冲着倚墙而坐的人们微笑，他们会变得更加阴沉，妇女们也会遮住脸。的确，在这里，微笑看起来很虚伪，而笑声就像生锈的钉子剐擦在玻璃上发出的尖叫。

孩子们在沙地里玩耍，拿着一个没有把手的塑料桶。他们衣衫破旧，身体瘦弱，面容悲戚。我没去最近的医院，它在海的另一边。但在塔什干，我看了一部在那家医院拍摄的影片。每一千个婴儿出生，就会有一百个立刻死去。那些活下来的呢？医生用手托起那些骨瘦如柴的、白白的小东西，但很难分辨他们是否还活着。

这里一半的人都患有黄疸。如果得了黄疸，又再感染上痢疾，人会立刻死去。但如何有可能保持丝毫的清洁呢？每人每月只能凭配给券买一块肥皂，每天只有一桶水，虽然水是不需要配给券的。

咸海及其支流给三百万人提供了生计。但这片海域及其两条河流的命运，也决定了这个地区所有三千二百万居民的境况。

长期以来，苏联当局一直在忧虑该如何扭转这场灾难，这是咸海的破坏，也是半个中亚的毁灭。众所周知，棉花种植的空前增长导致水资源严重短缺，对这里的大部分地区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而这个事实至今仍被掩盖）。所以，必须找到水，成千上万立方米的水，否则乌兹别克人会渴死，沙子会将棉花掩埋，俄罗斯的纺织业基地将会陷入停滞，以此类推。但去哪里找到那么多水呢？第一个想法是炸掉帕米尔山和天山山脉（两条河的发源地）。在巨大的爆炸作用下，崩塌的雪会从山上滑落下来，流到地球上比较温暖的地区，变成像尼罗河和亚马孙河那样丰富的水流，水将流入干涸的河流，河流将汇入大海，一切都会回到从前的样子，那意味着美好，意味着正常。

但这个计划有两个缺点。首先，像帕米尔山和天山这样巨大的山脉只能用核弹来爆破，随之而来的巨大爆炸和地震将会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严重的影响。但这个想法的最终夭折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炸毁帕米尔山和天山，的确可以释放出冰川中蕴藏的大量的水，但这种释放是一次性的，这样巨大的水量将会给苏联的大部分地区带来洪涝灾害的威胁。尽管如此，寻找解决方案的工作仍在继续。

在塔什干，我受到了萨尼拉企业集团总经理维克多·杜霍维的接待。萨尼拉是苏联水利部众多分支机构当中的一个，负责咸海、锡尔河和阿姆河的管理。管理得如何，我们现在都看到了。我们必须明白，在帝国，一个部委意味着什么。该部委有二百万员工。每天早上，二百万人从床上爬起来走向工作岗位，坐在办公桌前，拿起纸和笔，不得不做点什么。那些有机会去户外工作的人是幸运的。他们拿出各种测量仪、放大镜、六分仪、计算尺和天平，精确地测量和计算一切。但是，即使我们承认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东西需要测量和计算，为二百万人找到工作也绝非易事。正因如此，在这里，大量专家和官员认真考虑每一个想法，即便是那些异想天开的。

在他的办公室里，杜霍维局长走到挂在墙上的一幅大地图前。那是一张苏联和欧亚大陆的地图。杜霍维，一位和蔼可亲、精力充沛、举止得体的绅士。

“有一个解决方案，”他对我说，“请看。”他用手从上到下划过地图，“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他解释着自己的动作，“就是给大西伯利亚地区的河流改道，把流向改成从北到南，这样水就流到我们这里来了。”

后来，我查看了这些河流的距离。要抵达最近的河流，得开凿一条两千五百公里长的运河。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给安瓦尔打了电话，他是杜霍维所在的企业集团的工程师。

“有什么新消息吗？”我问。

“没什么特别的，”他回答说，“我们正忙着。”

“忙什么？”我问。

“把西伯利亚河里的水引到我们这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