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来到圣彼得堡。时值八月，但天气寒冷，还下着细雨。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种阴沉沉的斯堪的纳维亚式天气正是这座城市的特点：“最后是潮湿的秋日，闷热而肮脏，带着一张敌意十足、酸溜溜的狰狞面孔，透过沾满污秽的窗玻璃往房间里窥探，这让戈利亚德金先生不得不怀疑，自己仿佛是在挪得之地[挪得之地，《圣经》典故，指流放、徘徊、受苦之地。]，而非身处圣彼得堡。”（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双重人格》）

《地下室手记》的作者经常暗示，他笔下人物的狂躁、愤怒和忧郁与城市的气候氛围有关：“从清晨开始，我就被一种奇怪的绝望情绪压迫着。我突然发现自己孤身一人，所有人都在抛弃我，远离我。当然了，任何人都有权问，谁是‘所有人’？因为我在圣彼得堡生活快八年了，但一个熟人都没有。”（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夜》）

我走出车站（我是坐夜车从莫斯科来的），心里一直想着戈利亚德金先生和他那非凡的冒险。不止他一个人。彼得堡出现在许多小说、诗歌和传说中，以至于它看起来不像一个真实的城市，而是虚构出来的。普希金、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华使得他们笔下的人物似乎比我们在街上擦肩而过的人更真实。

这条街名叫“涅瓦大街”，从东到西横穿老彼得堡。越靠近涅瓦河，街道两侧的公寓楼和建筑物就越宏大、越华丽。只看建筑本身，也能知道我们正在接近一个特殊的、重要的、无上尊贵的地方。确实，在涅瓦大街的尽头，右侧，仿佛突然有人拉起了帷幕一般，出现了皇宫广场那广阔的全景画卷。

多么壮观的景色啊。

在广场左侧，冬宫建筑群沿着整个广场蔓延，绿色、天蓝色和白色，装饰着精美的花格和壁柱。这是沙皇的官邸。

冬宫对面，在广场另一侧，耸立着纪念碑式的总参谋部大厦，被粉刷成浅赭色。

在这些壮丽的建筑之间，是宽阔、平坦、空旷的皇宫广场，如此巨大，以至于我想用“无法估量”这个词来形容它。广场尽头间或闪烁着光芒，某处会有汽车驶过，有个人影仓皇行走，但所有这一切都只凸显了这个地方的广袤无垠，以及它坚不可摧的静默。

这幅广场画卷，其概念、规划和构图，都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比几十本论文和手册更能揭示这个国家的本质。因为这个广场体现了权力的特征和结构，其最高象征是冬宫——统治者的宫殿。而其右翼，也即它唯一重要的臂膀，既不是精神力量（这里看不到任何教堂），也不是立法权（看不到议会大厦），而是总参谋部大厦里的武装力量。

君主和他的军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的雄鹰——国徽和国家的象征——有两个头而不是一个？

在彼得堡老城的街道上，可以无尽地徜徉下去。这里有这么多令人瞩目的建筑，这么多运河，这么多广场，这么多犄角旮旯的地方。普希金从这里出发去参加那场致命的决斗（在涅瓦大街和莫伊卡河的交会处），阿赫玛托娃在这里写下了震撼人心的《安魂曲》；安德烈·别雷的小说《彼得堡》中的主人公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的马车从这里驶过。别雷说：“彼得堡以外，一无所有。”我这样漫步在街道上，看着道路两旁数以千计的坚固的市民建筑，一个问题不断在我脑海中涌现：在这样一个资本、私有财产和财富的堡垒中，布尔什维克是如何取得胜利的呢？毕竟，这些建筑里蕴藏了巨大的社会能量，蕴藏了巨大的利益，蕴藏了金融和组织的力量。当列宁夺取政权的时候，这些人在哪里？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做什么？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派普斯（《俄罗斯革命》，1990年）给出了这样的回答：

库尔齐奥·马拉巴特[库尔齐奥·马拉巴特（Curzio Malaparte，1898—1957），意大利记者、作家和外交家。代表作有《完蛋》和《皮》。]描绘了英国小说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1864—1926），英国犹太裔小说家、戏剧家。]在意大利旅行时产生的困惑，当时法西斯正在夺取政权。没有街垒和巷战，也没有人行道上的尸体，这让赞格威尔感到震惊，他拒绝相信他正在目睹一场革命。但马拉巴特认为，现代革命的特征，正是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员组成小分队，他们兵不血刃、无声无息地夺取战略要地。袭击如外科手术般精准，以至于公众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这一描述也符合俄国十月革命的特征（马拉巴特研究过十月革命，将其作为重要的样本）。十月，布尔什维克放弃了四月和七月（在列宁的坚持下）曾采取的大规模武装示威和街头冲突。因为事实证明，人群难以控制，会激起反噬。相反，他们依靠由军队和工人组成的纪律严明的小分队，在伪装成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军事组织的指挥下，占领了彼得格勒的主要交通和通信枢纽、公用事业设施和印刷厂，这些都是大城市的神经中枢。哪怕只是简单地切断政府和军事参谋部之间的电话线，也足以让政府无法反击。整个行动进行得如此顺利而高效，以至于在这期间，咖啡馆、餐馆，以及歌剧院、剧院和电影院都照常营业，挤满了找乐子的人。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话立刻出现在我脑海中，他在描述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氛围时流露出惊愕：“令人惊讶的是，当革命爆发时，中上阶层仍觉得很安全，当1793年的阴影已经来临时，他们还在谈论人民的美德、温顺、忠诚和天真无邪。这让人觉得多么可笑又可怕！”（《旧制度与大革命》）

一百二十五年后，欧洲的另一个角落出现了相似的情况。在这两种情况下，让进攻者取得胜利的是同一个因素，那就是出其不意。

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地不是彼得堡，而是位于南方一百五十公里处的诺夫哥罗德，还有住在那里的亚历山大·格雷科夫教授。

诺夫哥罗德是中世纪名城，类似于佛罗伦萨或者北方的阿姆斯特丹，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和手工业聚集地，一个长盛不衰的艺术中心，尤其是宗教建筑和圣像画。这里曾有一套独特的政治体制。数百年来（从十一世纪到十五世纪），诺夫哥罗德一直是某种独立自治的封建共和国，其最高权力属于由城市居民和周边自由民组成的议会。王公由人民选举产生，代表人民治理国家，并随时有可能遭到罢免。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地区，这些做法都是史无前例的。城邦自由和独立的象征是一口大钟，用来召集居民参加议会。所以，1478年，当莫斯科的伊凡三世最终征服诺夫哥罗德并下令拆除这口大钟时，这座城市失去了独立。有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决定莫斯科乃至整个俄罗斯走向的关键时刻之一。诺夫哥罗德是一座民主的城市，向世界开放，与整个欧洲保持着联系。而莫斯科则是一个扩张主义的城市，深受蒙古人的影响，对欧洲充满敌意，已经慢慢进入伊凡雷帝的黑暗时代。因此，如果俄罗斯走上诺夫哥罗德的道路，它可能会变成一个与莫斯科统治下的俄罗斯截然不同的国家。但事情的结果并非如此。

瓦洛佳·P. 靠给旅游团拍纪念照为生，照片的背景是厚重的深古铜色俄罗斯千年纪念碑。这些旅游团来诺夫哥罗德是为了参观古老的建筑和绘画艺术杰作——当地的“克里姆林”（克里姆林是一种教会城堡，由教堂、修道院和仪式堂组成，四面都是围墙，一度是王公官邸）。俄罗斯千年纪念碑的底座上雕刻了一百二十九位俄罗斯伟人的形象，你可以选择任何名人或英雄，由瓦洛佳为你拍下合影。如果来的是军人旅行团，瓦洛佳会把他们安排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德米特里·顿斯科伊、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和伊万·帕斯克维奇旁边[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221—1263），古代罗斯的统帅和政治家，为诺夫哥罗德公国大公。德米特里·顿斯科伊（1350—1389），莫斯科大公，1380年打败金帐汗国的部队，莫斯科大公国取得暂时独立。亚历山大·苏沃洛夫（1729—1800），俄罗斯大元帅，神圣罗马帝国伯爵，是俄罗斯历史上最杰出的将领之一。米哈伊尔·库图佐夫（1745—1813），俄罗斯帝国元帅、著名将领，1812年曾率俄国军队击退拿破仑的大军，取得俄法战争的胜利。伊万·帕斯克维奇（1782—1856），华沙亲王，沙俄军事人物。]。如果来的是作家旅行团，他们会选择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伊万·克雷洛夫、亚历山大·格里博也多夫和米哈伊尔·莱蒙托夫作为背景[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化学家、哲学家、诗人，俄国自然科学的奠基者。伊万·克雷洛夫（1769—1844），俄国著名寓言作家、诗人，与拉·封丹齐名。亚历山大·格里博也多夫（1795—1829），俄国外交官、剧作家、诗人、作曲家。米哈伊尔·莱蒙托夫（1814—1841），俄国作家、诗人，被视为普希金的继任者。]。教师们则会选择西里尔与美多德、希腊人马克西姆斯或者扎顿斯克的季洪[西里尔与美多德，东罗马帝国著名传教士，为西里尔字母的发明做出巨大贡献，同时被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封为圣人。希腊人马克西姆斯（约1475—约1556），活跃在俄罗斯的希腊修道士，为莫斯科读者传播了大量古代和《圣经》历史、东正教的实践和教义，以及莫斯科以外的当代世界的特点。扎顿斯克的季洪（1724—1783），十八世纪俄罗斯东正教主教和精神作家，出生于诺夫哥罗德，其生平和作品启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恶魔》中季洪主教的原型。]。而面对由政府工作人员和经济学家组成的参观团，瓦洛佳则会把他们安排在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优雅端庄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沉思的彼得一世和傲然挺立的尼古拉一世中间。

瓦洛佳的工作一定很挣钱，因为当他带我去他的单身公寓时，我首先看到的是无数闪闪发光的深色金属盒子、金属柱子和塔楼，那是松下、JVC和索尼的各种设备，我的主人一回到家就立刻把它们打开。公寓里还有一位身材姣好的女孩，只聊了一会儿，她就认真地问我，能否替她说情，劝瓦洛佳跟她结婚。“他不肯娶我！”她担忧而略带委屈地解释道。

我们回到克里姆林，回到纪念碑那里。一个学生旅行团正在等待瓦洛佳，他已经答应给他们拍照了（他是这里唯一的摄影师）。他们站在蒙蒙细雨中，俯身查看着安娜·安德烈耶夫娜出售明信片的摊位。孩子们去照相了，我也开始为自己挑选一些明信片。不知什么原因，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个可能四十岁，也可能六十岁的女人，突然从外套袖子里伸出手。

“瞧，”她生气而沮丧地说，“瞧，他们把我的手变得跟男人一样。”

她给我看她那青筋暴起、粗糙而宽大的双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他们把我的手变得跟男人一样。”

在她的口中，这似乎是最可怕的指控，像痛恨，像诅咒。

“我从小就得当锁匠，”她高声解释道，流下了眼泪，“我一辈子都在当锁匠。”

“现在，你瞧，”她用充满痛苦和恐惧的声音对我说，“现在我的手跟男人一样！”

虽然她从小就与这双手为伴，每天都能看到它们，但现在这双手却令她感到羞愧和恐惧。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纤弱瘦小，面容憔悴，头发已经花白。作为一个强壮而操劳过度的锁匠，她用一双钢铁般的拳头在空气中挥舞。

然而，在这被诅咒的命运中，她最终还是发现了一道火花，一丝充满人性的安慰，因为片刻之后，她补充道：“他们把我的手变得跟男人一样，他们让我变成了一个斯大林主义者，但他们从未让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慢慢地，她平静下来，当我离开时，她的声音已经变得坦然、温柔而谦逊，她说，“如果他们现在能让我正常地生活一段时间就好了。”

格雷科夫教授和他的妻子瓦伦蒂娜·鲍里索娃在一座古老的大型建筑的地下室里工作，要抵达那座建筑，必须经过伟大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十一世纪的杰作），并穿过各种广场和庭院，进入克里姆林深处。那是一个宽敞的房间，由几个相连的地下室组成，里面是一排排又长又宽的桌子，桌子上堆满了小片的墙壁碎片。到处都亮着灯，否则这里光线很暗，甚至一团漆黑。每张桌子旁都坐着两三个人，他们拿着砖石碎片仔细查看。到处都是全然的、警惕的、专注的寂静，只是偶尔传出一声惊叹——这往往是一个重要的时刻。

“我找到了先知以利亚的眼睛！”

“我找到一块天蓝色！可能是殉教者圣帕拉斯采娃！”

于是一场讨论、协商和比较开始了。

以下是这里正在发生的事：

诺夫哥罗德的克里姆林附近有许多小教堂和修道院，其中一座是主显圣容教堂，建于十四世纪，位于三公里外的一座小山上。1380年，一群不知姓名的画家（可能是塞尔维亚人）用华丽的壁画装饰了教堂内部，总面积达三百五十平方米。“二战”期间，俄罗斯人把这座教堂变成了碉堡和炮兵观测点（因为在那片绿草茵茵、树木稀少的平原上，它是唯一一座高地），它成了德国人不断用大炮和迫击炮瞄准的目标。德军朝教堂开火达两年之久，战争结束后，山上只剩下了一堆五米多高的瓦砾。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这座山被野草和灌木覆盖，直到1965年，才有人开始在废墟中挖掘，并发现了一些色彩斑斓的壁画碎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人们小心翼翼地挖掘了三百立方米的瓦砾，并从中筛选出十立方米的彩色碎片，然后将它们运到诺夫哥罗德的克里姆林。过去二十年间，格雷科夫教授、他的妻子以及一些爱好者一直在这栋建筑里工作，试着用这些被炮火炸得粉碎的小石头、碎屑和颗粒重新拼凑出十四世纪的古老壁画。在壁画中，那些不知姓名的画家曾试图描绘他们对主显圣容的想象。

工作间的墙壁上挂满了木质框架，里面放着已经找到的碎片，有耶稣基督的头像，有圣耶福列木[圣耶福列木（St. Yefrem，306—373），四世纪叙利亚神学家，被天主教和东正教奉为圣人。]的头巾，还有年轻殉教者的衣服。

教授说，最大的困难在于，这些壁画从未被充分拍摄过，也没有任何文献记录，因此不得不依赖目击者不可靠而充满误导性的证词。

跟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格雷科夫交谈时，我发现我对面这个人拥有独特而非凡的想象力，其中充满了成千上万个问号和难题。这片残留着火焰痕迹的墙壁，是上帝显灵时的火焰碎片吗？还是恰恰相反，它是上帝将那些冥顽不化、无可救药的罪人投入其中的地狱之火的一部分？这个小小的碎片上有一滴清晰的泪水，这是圣母将儿子葬入坟墓时的泪水，还是妇女听到耶稣复活时喜悦的泪水？

六天后，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马太福音》，17：1—2）

桌子上散落的这些金色光芒中，有哪些是那日头的一部分？柜子里的这些白色颗粒中，有哪些是那变得洁白如光的衣服的碎片？

但凡妨害我的人，把信我的这些人中的一个绊倒，倒不如用大魔石勒着他的脖颈，淹死在深海里。（《马太福音》，18：6）

有人正在灯光下观察海浪的碎屑，它们是否象征着那片危险的深海？还是说，它们是耶稣用干爽的双脚走向门徒时那海景的一部分？

告诉我，如果一个人有一百只羊，其中一只走失了，难道他不把九十九只留在山坡上，去寻找那只走失的羊吗？（《马太福音》，18：13）

保存在这片石膏上的一缕羊毛，是属于那九十九只乖巧听话的绵羊，还是属于那只鲁莽任性、让耐心的牧羊人漫山寻找的绵羊？

多年来，教授和他的学生就是这样，从成千上万的微粒、碎片和渣滓中，从灰尘、分子和碎石中拼凑着圣徒、罪人和传说的形象，我看着他们，仿佛在这尘土飞扬的冰冷地下室里见证了天空和大地的诞生，色彩和形状的诞生，以及天使与国王、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诞生。

我从诺夫哥罗德前往明斯克，参加白俄罗斯民族阵线代表大会。向我发出邀请的是他们的大作家瓦西里·贝科夫[瓦西里·贝科夫（Vasili Bykau，1924—2003），白俄罗斯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参加过卫国战争，其作品多描写卫国战争时期的故事。]。贝科夫是个高大的男人，大部分时间都沉默着，但沉默中透出友好。他有部小说的主人公名叫阿吉耶夫，无论外表还是行为举止都很像瓦西里本人。阿吉耶夫回到自己的故乡，寻找往昔的残影：

他环顾四周，广场已面目全非，但教堂还在，这帮他找到了方向。现在必须转进巷子，沿着街道往下走。阿吉耶夫努力按捺住自己的焦虑，快步向城郊走去，首先到的是杰罗纳街，这条街他很熟悉，道路两旁是典型的木头房子，小小的果园和花园一直延伸到深谷，谷底有一条小溪，溪边古树参天。（瓦西里·贝科夫，《猎物》）

白俄罗斯是一个平坦的国家，如宁静的大海海面一般，有无数阿吉耶夫寻访过的那种小城镇。夏天，蓝楹花带来绿色和蓝宝石色，冬天，乌鸦和雪带来黑与白。白俄罗斯是一个农业国家，一个农民的国家，白俄罗斯语正是在乡村中得以保留。这一点在大会期间也很明显。很多来自城镇的代表刚用白俄罗斯语说了几句话便开始道歉，并改说俄语，对他们来说，说俄语更容易。来自农村的代表则没有这些困难。对莫斯科来说，白俄罗斯的战略地位很重要，这导致了这里系统性的、残酷且激烈的俄罗斯化运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几乎所有的白俄罗斯知识分子要么被枪毙，要么被流放。处决是由贝利亚的心腹兼朋友卡纳瓦（一个格鲁吉亚人）组织的。那些被杀的人被指控为波兰间谍。莫斯科迫切希望白俄罗斯都是说俄语的人，甚至不需要是俄罗斯人，只要讲俄语就行。

会议花了很长时间讨论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后果。发电厂的核辐射首先侵袭了白俄罗斯。明斯克出版的《尼曼》月刊刊登了一张在切尔诺贝利爆炸后出生的白俄罗斯男孩的照片，他的皮肤白得像瓷，有一双忧郁的大眼睛，头上没有头发，而是覆满了白色的绒毛。

我仔细倾听一位代表的想法：对白俄罗斯而言，谁的统治更危险，是俄罗斯还是波兰？他的结论是波兰，因为波兰更具吸引力。

我坐了一整天公共汽车，从明斯克回到我的故乡平斯克。从黎明到夜晚，风景一成不变，仿佛静止了。有些港口只能看到尼曼河的浅滩和蜿蜒的河床，有些港口则能看到笔直的奥金斯基运河。

平斯克。我觉得自己就像阿吉耶夫：

阿吉耶夫努力按捺住自己的焦虑，快步向城郊走去，首先到的是杰罗纳街，这条街他很熟悉，道路两旁是典型的木头房子，小小的果园和花园一直延伸到深谷，谷底有一条小溪，溪边古树参天。（瓦西里·贝科夫，《猎物》）

中午，我去了教堂。弥撒结束后，人们陆续散开。我走上前去，问他们是否还记得我的父母，他们曾在这里的学校教书。我告诉他们我的名字。结果，那些走出教堂的人是我父母的学生，如今老了五十岁。

我回到了儿时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