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如何为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做主，一直是女子教育发端以来中国小说持续书写的主题。以上匆匆概观了从五四前后到1989年为止的少女叙事，这些故事的前提是自己的未来从“自管自发生”到“自己做主”的重大转换。正如前文所述，女子教育解构了女性从“女儿”到“人妇”的生存模式。也许可以这样说：拒绝包办婚姻之后，中国少女的故事不外乎讲述了从“父家”出走后如何找到下一个栖身之所的冒险经历。虽然这个“栖身之所”有时是“党”和“祖国”，但基本上忠实于“和相爱的人组建温暖的家庭”这个浪漫恋爱的意识形态。因此，许多女性版的成长小说都是围绕异性恋展开的。于是，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软着陆”到“夫家”以迎合家人期待的少女们，只能被动地喊出“你要我怎么样呢”的疑问。

不过，对于成年女性来说，“栖身之所”不应该只限于“夫家”。20世纪80年代末，“我想怎么样呢”的自问自答慢慢取代了“你要我怎么样呢”。《弟兄们》里所描写的对婚姻生活的怀疑就是其表现之一。

当今的少女叙事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例如林白（1958—）、陈染（1962——）的半自传体小说中描绘的投向自己身体的视线，提示了至今为止女性文学中不曾出现的自画像。再如卫慧（1973——）、盛可以（1973—）和安妮宝贝（庆山）（1974—）的作品里出现了模仿颓废姿态，故意暴露自己缺点的少女形象。还有新生代作家张悦然（1982——）、马金莲（1982——）、文珍（1982——）等女性作家，开始创作更为轻快的姐妹情谊故事。虽然在这里未来得及讨论，但是在亚洲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中国台湾地区，少女叙事呈现出了与20世纪80年代“戒严”时期迥然不同的鲜明样貌。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的华语文学，也描绘了与内地相异的少女形象。

中国少女的历险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