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话题转回到中国大陆的文学上。“文革”结束后，“爱情”这一主题再次出现在共和国的文学之中。在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中，叙述者“我”从亡母遗物里发现的笔记本中，得知了她曾因一段不正当的“爱”而心碎的往事。母亲和“他”连手都没有牵过，但两人的牵绊却“简直不是爱，而是一种疾痛，或是比死亡更强大的一种力量”。“我”得出母亲发自内心真正爱过“他”，至死都没有半点遗憾的结论，发誓自己在找到“真实的爱情”之前绝对不会结婚。这种恋爱、结婚观似曾相识。即人们赋予精神恋爱至高无上的价值，认定没有爱情的婚姻不如终身不婚。长期遭到否定的自由恋爱终于得以复苏之时的文学，首先回归到了民国初期冯沅君在《旅行》中宣扬的精神恋爱上。

作为因“文革”而受到践踏的最崇高的感情，恋爱再次被发现时，首先要小心地和危险的性爱划分界限，并加以呵护。在张弦（1934—1997年）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女主人公荒妹的姐姐在“文革”时期的农村与恋人发生肉体关系，事情败露后因羞耻而投水自尽。把姐姐当作反面教材的荒妹，因此憎恨一切男女关系。后来她决定既不接受父母安排的功利的买卖婚姻，也不要冲动的肉体关系，而要自己选择基于知识和思想的“正确”的爱情。“文革”造成的伤痕痊愈之后，少女们又开始了自己做主恋爱和结婚的冒险。

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路线逐渐步入正轨，出于自由意志的恋爱和结婚作为主流得以复活，人们发现：曾以为因革命和建国而已经解决的社会性别问题，实际上悬而未决。“文革”后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里描写了唯美哀伤的纯爱，三年后又在中篇小说《方舟》里写了三个经历过离婚（或是分居）的女同学，在“文革”后效率优先的社会里艰难挣扎的故事。她们因为恋爱或婚姻受挫，无法迎合男性社会，以致精神被消磨殆尽。往昔“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力量仿佛消失了，女性在改革开放的经济浪潮中，再次面临卡罗琳·海尔布伦所说的“自身的价值要靠男性在多大程度上认可自己的魅力来决定的这个事实”这一根本问题。

在面对自身的价值由男性来决定的残酷现实时，《方舟》的女主人公们的知心人既不是异性恋的恋人，也不是父母或者子女，而是同性友人。正如前文所述，自庐隐的《海滨故人》以来，女性同伴间的情谊一直是女作家的写作主题之一。逃避强制的异性恋，只想一直留在女性连带关系中的愿望，以及深知这种愿望不可能实现的绝望，对于以上情感的描写绝不是罕见的。例如《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我”在谈及自己和贞贞的牵绊时说“我们的关系”是“谁都不能缺少谁似的，一忽儿不见就会使人惊诧的”，故事结尾贞贞决定去延安之后，“我”满心欢喜地觉得“而且还有好一阵时日我们不会分开的”。被村子冷落的女性之间的看起来有些越矩的情谊，也许和大家期待的贞贞与夏大宝的婚事没成功有些关系。无论如何，“我”的存在确实影响了贞贞的选择，因为这导致她从和村里的男性结婚这一规范的生活方式中脱离出来。总而言之，无论是《我在霞村的时候》还是《方舟》，正是女性之间的情谊，发挥了让“自身的价值要靠男性在多大程度上认可自己的魅力来决定”这样痛苦的竞争失效的作用。

这种情谊暗示了“女性是为（异性）爱而生的性别”这种社会共识的脱轨，并有可能撼动家庭这一单位。不爱男性，也不执念于子女，把自己托付给同性间的情谊会发生什么呢？在第八章中论及的王安忆的《弟兄们》便是探讨这种界限的小说之一。两个在大学里结成“兄弟”的女性毕业后重逢，彼此间的感情也得到升温。这个故事颠覆了以往以异性恋为中心的女性版成长小说，提示了“为己存有的女学生”所指向的另外一个可能性。

两个女主人公原先说服自己，她们彼此的牵绊是“同性之间的柏拉图式的情谊”，因此很安全。然而当关系破裂之际，其中一人却喊出“我是爱你的！真的，我很爱你！”这样的心声。把两个女性之间的牵绊称为“爱”，这是围绕着少女与爱的故事谱系中到达的一个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