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是我在2018年提交给京都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节选版，为了与研究者之外的读者分享，故对其进行了全面的改写。

2012年的夏天，我开始思考将“女学生叙事”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我跟自己打了一个赌：先写出一篇论文并向学术杂志投稿，如果被采用，那么就集中精力将与女学生形象相关的研究继续做下去；如果没有被采用，我再重新思考选题。

然而，在花费了诸多时间与精力终于将博士论文完成的当口，我按照投稿规定的竖排版式对文章进行排版，文档页面的布局却出了问题，行间距突然变宽了，而我怎么操作都恢复不到原来的样子。当时已经到了截止日期当天的下午。附近的邮局受理窗口关闭的时间是晚上7点，但晚上6点是保育园能够延长到最晚的托管时间，无论如何都得在那之前把孩子接回来。我急急忙忙地更新了电脑的操作系统，再把文档程序重新安装以后已经是5点50分了。去保育园接孩子迟到是万万不可的。于是只能放弃了。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的全部身心都投入于撰写这篇论文之中，因此这个“意外”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一边懊悔于自己对状况过于乐观的估计，一边去保育园把孩子接了回来，随后以一种茫然自失的状态准备着晚饭的时候，丈夫回来了。在他询问我论文情况的瞬间，我的情绪突然崩溃了。

“没能交上去，来不及了，一切都完了。”我哭得比眼前的孩子还要凶。

在我看来，我一直受到良好的研究环境的眷顾。在学生时代，无论是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我每天都沉浸在学习的快乐之中。而出于对张爱玲的热爱，我心中早早萌生了想要做关于张爱玲研究的目标。

但是直到博士三年级，我仍未能刻画出一个博士论文的具体样貌。虽然我确信张爱玲的作品本身带有无穷的魅力，却想不出有什么题目是独属于我，而别人都写不出来的。另外，在北京留学期间，我突然意识到无论今后自己多么努力，读书量都无法与以中文为母语的研究者相匹敌。我迫不及待地想找到一个只有外国人才想得出的论题，但绞尽脑汁后仍是一片空白。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在中国的留学生活太开心了，我对于回国后能否再次适应日本的生活而感到不安。

1996年春天，就在我于北京大学两年的留学生活即将结束之时，我的导师平田昌司先生来了一封信，他说：“请你趁着还在北京的时候，把论文的构想写出来并提交，就算只有目录也可以。因为如果不这样做，以你偷懒的个性，可能这一辈子都写不出博士论文了。”我倒吸一口凉气，当时我一边想，一边折起信纸，把它偷偷塞到我一摞文件的最下面，这样我就不会再“意外”地看到它。

虽然博士论文的目录没能写出来，但是在回国半年后的春天，我得到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助手职位。两年后，我又得以在神户大学文学部任职。一切都很幸运。在这之后我虽然继续撰写单篇的论文，但也因为一直没能进行一个系统的研究而愈发感到不安。

大学里的教学工作绝对不算繁忙（现在想起来国立大学在法人化之前有着对研究十分友好的环境），但是单单备课就能让人身心俱疲。花费整整一周时间准备的讲义，一个小时左右就讲完了，因此在讲坛上感到手足无措是常有的事。等到小孩出生之后，就连备课的时间都有些不够用了。虽说提前取得了一年的产假，但这种“只有孩子的生活”开始没多久后，我就感到自己的精神状态面临崩溃，因此早早地结束产假并回归了职场。尽管与同事、学生交流的时间得到保障之后精神安定了许多，但是做研究所需的汲取知识的时间还是远远不够，因此自然无法做出具有输出性内容的研究。再加上进入21世纪后的前五年，我常因长子的夜半啼哭而感到睡眠不足。

只是上课的话还能勉强维持，但除了上课，其他什么也做不了的生活持续了很久。比如论文课上需要指导学生的论文写作，然而由于我到目前为止只写过一些细小的论文，所以当要给学生的论文选题提出建议与意见的时候，我只能汗颜。

并非只是为了研究，而是为每周上课的内容寻找一个像内核般的东西的时候，隐约出现了“女学生”这一关键词。虽然一直抱有想要做女性文化研究的目标，但是对于自己能够为汗牛充栋的女性主义批评增添什么新的内容却没有任何自信。然而，我并不想将作品套进已有的理论框架内，而是通过潜心研读实际的文本，来论说一些具有独创性的东西。总之伴随着以阅读文本为中心的授课内容的步伐（这也是我一直以来被指导的教学方式），我的阅读量也实实在在地逐渐增加着。

女学生，即“有教养的少女”，是一个现代社会以前并不存在的群体。她们是离开原生家庭之后，迈进可谓是“其间限定乐园”的学校的一群女孩子。如果用更加多元化的视角去研读那些描绘她们的文本，或许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吧。受过高等教育的少女们，对于自身的未来是怎样思考的呢？应该会想要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吧？当她们开始自由恋爱的时候，她们的选择与她们恋人的选择之间没有冲突吗？关于进入学校的少女们从离开原生家庭，到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的冒险经历，女子学校出身的作家们又是如何描绘的呢？而对于这样一群充满野心的新式少女，男性作家又是如何看待并进行描写的呢？

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之下可以讨论些什么呢？首先便是陈衡哲与凌叔华相关的论述。2005年，作为本书第一章原型的论文发表之后，我看到了这个论题的可能性，也感觉到自己找到了想要做下去的研究方向。但就在次年我的小儿子出生，于是又回到了光是备课就会筋疲力尽的泥沼之中。

即使这样，在那之后我仍是执着于“女学生叙事”这一构想并坚持做下去。原因是在暴风雨一般的育儿生活中，我常常追忆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完全属于自己的学生时代。特别是住在北京大学的宿舍里时，可以喝酒喝到半夜，隔天临近中午起床后再挑选自己喜欢的书来无比任性地消磨一天的时光（就像本书第八章中王安忆的小说里所描绘的那样）。我在读书时常常想到，许多女性作家喜欢在作品中安插回忆性质的情节，一定是出于与我类似的心情。例如，看到昔日亲密的友人因结婚失去了以往的活力而感到无比痛心；看到与自己合不来的同学出人头地而嫉妒不已，却又在意识到这种嫉妒之心后对自己产生了嫌恶之情；被同学会上再次相见的男生说变老变胖后产生了不快感。每次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相关的描述，我都能觉察到自己也曾有过相同的感受。正是出于这样的关心，我授课的内容也经常以“女学生”为主题。

恰巧此时，我注意到从本科阶段就爱读的张爱玲作品中一个关于女学生的故事：《同学少年都不贱》。这篇小说在张爱玲生前并未发表，描述的是十几岁少女特有的对性的好奇心与同性恋倾向。我试着将其撰写成论文，也就是作为本书核心的第六章的原型。2010年，在香港举行的张爱玲九十周年诞辰纪念研讨会上，我将这篇论文的内容发表后，意外收获了不少热情的反馈。这些年来因为忙于照顾孩子很少参加国际会议，所以我对于能够与国内外的张爱玲研究者直接进行交流并进行热切的讨论怀有特殊的感慨。回国后，我一边回味着这来之不易的感慨，一边花了两年时间打磨论文，最终尝试给国内的学术杂志上投稿。对我来说，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挑战。然而却在截止日期当天傍晚因为原稿的排版问题搞砸了。这就是这篇后记开头所记述的那个“意外”的来龙去脉。

那一天，对着无所顾及哇哇大哭的我，丈夫与儿子也手足无措了好久。最终丈夫向我提议：“事已至此也没有办法，先继续写下去怎么样？”这是很现实的建议。在那一瞬间，我才想起来邮局还有一个夜间窗口。重整旗鼓之后，我重新坐回电脑前，默默开始修正格式，最终在截止日期当天将论文提交了。这篇论文后来被学术杂志采用，次年还获得了日本中国学会设立的奖项。我终于在自己身上确立了某种自信：以“女学生叙事”为题来写博士论文的话，也许可以写出来。

虽然很喜欢张爱玲，但是要追溯“女学生叙事”，就必须要有更广阔的视野。在神户大学的课堂上，我们每年都会以一比一的比例选取中国以及其他华语地区的文学文本进行讨论。因此我将中国大陆以外的作家，例如杨千鹤、朱天心及李翊云也纳入“女学生叙事”的框架里。另外，我想写的并不是“女性文学史”，而是想要建构一个全新的“女学生叙事”的框架。因此，我将沈从文与叶绍钧等男性作家的作品也纳入了视野之中。设定考察对象的过程十分愉快，但努力打破各种先入之见，用一种全新的观念去阅读文本也并非易事。比如鲁迅“应该”指引了许广平，自由恋爱“应该”是对封建制度的勇敢抵抗，母性爱“应该”是女性所具备的本能情感，等等。在战战兢兢地排除了这些“应该”的思维定式之后，再重读作家的作品时，我发现那些本来已经无甚新意的文本，都浮现出了新的表情。

在这样不断对“先入之见”进行修修补补的过程中，我花了较长的时间才确定博士论文的范围。绝非十分勤奋的我，之所以能够将博士论文提交，还是得力于我从学生时代开始到现在所受惠的环境。

一边对迟迟没有提交博士论文意愿的我面露苦笑，但又为拙译《当中国知道爱》（该书系张爱玲小说的日译本，译名为“中国が愛を知ったころ”，岩波書店，2017年）感到欣喜的兴膳宏老师，对我说“听你讲得那么津津有味，所以我相信你也能写出很有味道的论文”的川合康三老师，以及为我超过二十万字的论文进行了无数次修改的平田昌司老师，从本科一直到硕士、博士阶段，从这三位老师身上我学会了怎样去“诚实地阅读文本”。

京都大学并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老师。即便如此，我从学生时代开始一直都对研究保有初心与热情，这应当归功于我在本科时期就参加的中国文艺研究会。与我几乎同龄的“文艺研”一直保持着每月一次的召开频率，最近不得已改成了线上会议。“文艺研”最令我感激的一点是：就算有较长的一段时间“神隐”不见，也不会有人出面责怪；等我面不改色厚着脸皮再次出现时，大家又都默默地欢迎。我经常带着年纪尚小的两个儿子参加在每个月的周末召开的研究会，孩子常常满会场地乱跑，会后我又直接带着他们一起参加在居酒屋举行的聚会，而大多数人都认为带着孩子来参会是很自然之事。每个月一次，志趣相投的研究者们可以在这儿齐聚一堂，想去的时候再去，十分自由，这样的安心感令人着迷。我能够对本书第七章里讨论的朱天心进行采访也得益于研究会的集训。在这个研究会上所收获的前辈们的恩情，我希望之后能够一点一点地偿还给下一代的研究者。

另外博士阶段在北京大学留学的两年里，我有幸当面聆听陈平原老师与夏晓虹老师夫妇的教诲。每一周，讨论课的同学们一齐敲开老师家的门，从学术讨论到晚间用餐，我们几乎说尽了一切。钱理群老师的讨论课我也参加了，当时我为跟上那些持续到深夜的热烈讨论而竭尽全力，这些记忆于我而言也都十分珍贵。以北京大学的王风老师为代表，当年的同学们都成了我的好友，至今我仍不时地与他们保持学术上的交流。

博士课程修满退学后，我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做了两年的助手。从高田时雄老师那里领会到了专业研究者的应有之道。从学生时代开始在“人文研”承担的一些事务性工作实际上替我作为一名研究者开辟了一条路径。在“人文研”的时候也有幸跟随金文京老师一同调查胡兰成。

1999年到神户大学赴任后，我从向来坐在讲台下听讲的学生摇身一变成为在讲台上讲课的老师。

还未脱尽学生气就登上讲坛的我得以成长为一名教师则要归功于与我长时间共事的釜谷武志老师。怎样指导学生进行论文写作，如何与校务工作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又不失己任，无论何时都不忘自己研究者的身份笃于研究，这些都是釜谷老师教给我的。我能够完成博士论文，除了平田老师的无数次删改之外，还要感谢釜谷老师对于我应该拿下博士学位的强烈建议。

这一路以来的成长并不仅仅归功于我的老师们，也得益于与学生之间的教学相长。例如我之所以能够在博士论文中引入张恨水与叶绍钧等男性作家笔下的“女学生形象”这样的视角，实际上是因为我指导的学生在毕业论文、硕士论文的选题里试图研究这些作家。在课上讲述中国文学，以及指导论文的写作，这两者即使到今天都仍是我最大的烦恼。虽然已经站在讲坛上超过二十年了，但每到周三上课的前一天晚上仍难以安睡。而每一周讲述华语文学，倾听学生的论文构想，让我从中借鉴了不少。对神户大学以及一直以来兼职的各大学的学生，我要在此致以谢意。

需要感谢的外校的前辈与友人也很多。在神户大学，我有机会结识因大学间的学术交流而轮流来访的北京大学与复旦大学的老师们。复旦大学的张业松老师邀请我参加了美国比较文学协会在上海召开的年会，我在那里发表了关于沈从文的论文。北京大学的贺桂梅老师则对“女学生叙事”这样的构想赞许有加，并强烈建议我看看王安忆的《弟兄们》。得益于此，我写出了第八章的论文，并因此获得太田胜洪纪念中国学术研究会奖。

2015年，通过神户大学的青年教师海外派遣制度，远赴北京大学与哈佛大学的经历对我来说也是重大的转机。在北京，除了得以再次参加陈老师与夏老师的讨论课，重拾学生时代的快乐之外，还遇上新文化运动百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参加了因之举办的种种纪念活动。在哈佛大学，我则参加了王德威老师的讨论课，王老师说因我的研究与韦尔斯理学院的宋明炜老师有许多共同点而把他介绍给我。那时宋明炜老师刚写完大著《少年中国》（Young China），他十分清晰地对我讲述在中国“青春成长小说”的诞生与国家层面的文学运动之间的关系，那一刻在我心中涌动而出的兴奋之情至今难以忘怀。也就在那时，我不禁畅想：“如果青春成长小说这样的主题，与自己一直在做的‘女学生叙事’之间碰撞在一起，将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基于此，我将博士论文的题目定为《少女中国》。

收录于此书的论文写于2005年到2018年之间。2005年，那时长子四岁，次子还未出生。我们夫妇俩住在大阪一个叫十三的地方，但每隔一两个月就要拜托一次我在兵库县川西的父母。常常是一个电话，父母就赶到十三来。有时候丈夫需要长期出差的话，我索性回到娘家完全依赖他们在生活起居上的照拂。母亲虽然没有工作，但一直以来都将我与姐姐的教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我放弃了去公司上班而选择挑战研究生院的时候，独自下决心去留学的时候，以及选择事实婚（妻子选择不改姓，因而不与丈夫办理正式的婚姻手续）的时候，双亲都以“只要是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可以”的态度无条件支持了我。

母亲在今年亡故。几年前，她在进入老人院时记忆就已经衰退得很厉害了，但每次见面仍会关心我的工作，询问我：“工作还顺利吗？今天忙吗？”最后听到母亲的话也是“谢谢你这么忙还来看我”。

由祖父母宠爱着长大的两个孩子如今分别是大学生和中学生了。每晚因起夜而让父母衣带渐宽的长子已经开始一个人生活了。今天，我不会再被育儿剥夺时间了，但是一想到数十年前如同在暴风雨中艰难行进的生活，以及正是从那样的生活中诞生出的博士论文，仍旧感到不可思议。研究虽建立在扎实的文本研读上，但我知道，我所亲历的学校生活与研究生活的每一个节点，以及在那之中所遇到的每一个难题，才是推进我研究的原动力。

“木兰只有两条出路。”孟悦与戴锦华的这句话并非是在描述他人之事，而是直到今日，我们中的大多数仍困于木兰的“从军”（社会意义上的自我实现）与“归家”（为了家庭倾尽全力）这样两难的选择中，无法获得自由。我为我自己设下的困局是：因家事而替自己研究的怠惰找借口是不行的，以工作为借口而怠慢了孩子的养育也是不行的。本来生性乐观的我并不怎么会钻进死胡同里，但抑郁之时所依赖的不过是通过文学研究学到的“简化是危险的，二元对立是值得怀疑的”这样的原则。中国有这样一句老话：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庭的疑难杂症并不问性别。总有私事先于公事之时，相反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并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来判断其中的是非。

学生有时也会向我倾诉类似的烦恼。我所能传达的只有两点：第一是寻找自己所处位置的优势以及自己的研究的愉悦之处。另一点听起来可能前后有些矛盾，那便是不满足于自己所处的位置，要努力再往前迈一步。能够改变自己的只有自己。在跌跌撞撞中，我不断地把这话说给自己听，终于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

要感谢“岩波的驯兽师”渡部朝香女士。她对于我想将一本被中国文学专业词语固化了的博士论文变成一般读物这样的奢望，提出了诸多切实的建议。我们继张爱玲的日译本《当中国知道爱》，以及探寻古今东西文化里表现乳房的《颤抖的乳房，肿胀的乳房》（“ゆれるおっぱい、ふくらむおっぱい”，岩波書店，2018年）两书之后，再一次合作。我发自内心地感谢她对于还未成为猛兽，而时常彷徨的我的写作给出了强有力的建议。对于非中国文学专业的读者来说，如果因为此书而生发出些许对横跨一个世纪的中国女学生冒险故事的兴趣，作为写作者的我会感到无比欢欣。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生前一直支持我的母亲，在老人院里正渐渐遗落了记忆的父亲，以及在照料父母工作上与我并肩作战的姐姐，谢谢你们。紧跟着任性的母亲一路走来的平太、风太，也谢谢你们。以及更重要的，是我的丈夫约瑟夫·中西裕树。我在拭干眼泪终于将论文打印出来的那个夜晚，他深夜一人开车去了神户中央邮局，为我在截止日期前寄出论文，谢谢你。不仅仅是那个夜晚，永远侧耳倾听我脑中浮现的思绪，并为爱惹麻烦的我想出解决之道的丈夫，谢谢你。

202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