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概观了从胡适到茅盾，即五四时期以来的男性作家的作品。那么，女性作家又如何呢？新女性作家描写的女主人公之爱，如果是“主体决定的而非被强逼的”，那么结果会是“心安理得”的吗？

美国的女性主义学者卡罗琳·海尔布伦曾对女性书写传记的行为提出以下问题：“成为或成不了性欲的对象，这个过程在女人的一生中到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她该如何面对女性的价值是靠男性怎样评价自己的魅力来决定这个事实呢？”这种意识不仅反映在自传里，也反映在女性作家描写的恋爱小说里。“自己选择”恋爱/结婚对象的过程，当然也是“被选择”的过程。在以陈衡哲为原型的女儿对父亲说出“我一辈子不会选择丈夫，一辈子都要一个人过”的晚清，至少良家女子对“女性的价值要靠男性在多大程度上认可自身的魅力来决定的”这个事实是漠不关心的。婚事是通过家长“自管自发生”的事情，她也无法参与这个“成为或成不了性欲的对象”的过程。

观察其后的变化就会发现，中国的女性作家直到很晚才注意到“成不了性欲的对象”的恋爱经验。正如第一章所述，冯沅君在《旅行》中很骄傲地描写了自主选择所爱对象的女主人公“我”。叙述者“我”和“他”是“最高贵的人”，背负着“最崇高的灵魂的表现，同时也是纯洁爱情的表现”的爱的使命。“他”虽然已经有了家庭，但那结合并非出于自己而是父母之命，因此在“崇高的爱情”面前那是无效的。两人宣称他们除了法律和肉体关系，“相思相爱的程度超越了人类的一切关系”。《旅行》中的女主人公和茅盾《幻灭》中与非爱之人发生肉体关系的女主人公，当然有意识上的差别，不过在《旅行》中“成为或成不了性欲的对象”这种意识尚未出现。小说中完全没有描写“我”和“他”的容貌，这也是颇有兴味的。在《旅行》中，“爱”是少数人才能达到的精神上的最高境界，是没有“性欲的对象”这些杂念存在的余地的。

在《旅行》之前发表的，也是在本书中多次提及的庐隐《海滨故人》亦值得参考。北京女子学校的五个好友中，有的恋爱结婚了，有的和恋人分手遁入空门。无论如何，对她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和同性友人度过的有限的青春时光。换句话说，不管结婚是自由的还是强制的，女孩们一起度过的那种乐园生活一去不复返了。每逢友人结婚，她们便要掉眼泪，因为自己对即将开始的婚姻生活并不抱着一丝希望。庐隐可以称得上是上文所述的对“浪漫的同性友情”更为自觉的作家。

虽然这种女学生之间的亲密关系也见诸凌叔华、丁玲、张爱玲的笔端，但这似乎对男性作家来说只能是忌讳和轻蔑的对象。描写“成为性欲的对象的自己”的先驱，应属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患了肺病的女主人公莎菲，被相貌英俊的新加坡华裔精英凌吉士的风流举止所吸引。虽然明知他品行顽劣，却无法克制对他产生的欲望。最终莎菲认为“甚至于没有他，我就失掉一切生活意义了”，并接受他的吻。而后她发现自己并没有陶醉于接吻，从而确信自己战胜了肉欲。同时下定决心离开男人，拖着肺病的身体一个人死去。而就在《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前一年，茅盾在《幻灭》里塑造了一个和并不喜欢的男人发生关系而“心安理得”的女主人公。

不过，“崇高的爱情”（如《旅行》）和“错误的肉欲”（如《莎菲女士的日记》）之间还有无数色彩梯度，无法做到泾渭分明。沉樱（1907——1988年）的《下雪》就是一篇从“爱”这个极其暧昧的词来讲述上述两个侧面的佳作。女主人公是一名不卖座的作家，与恋人私奔同居，和父母已经断绝往来很久了。数年后从娘家那里收到一封承认她的信，于是她决定回家过年。可是由于稿费迟迟不发，她凑不到回家的路费。为此她的男人在下雪天到处帮她筹钱，并把钱交给了她。没想到当她做出发准备之时，他突然反悔并试图不让她回去。最后她还是因为男人间接但固执的口吻放弃了回家，而男人则高高兴兴地准备过年。小说末尾，女主人公“好像完全没有听到他在说什么，只是呆呆地看着脚下的床板”。

和男人私奔，放弃与父母的和解，选择和他一起过年，这无疑都是女主人公自己的选择。然而此处驱动故事进行的内在动力，已经不是冯沅君描写的崇高的爱情，也不是丁玲所描写的那种本能的欲望了。浮出表面的是当自由结婚不再作为下贱的行为被抨击以后所产生的问题。

此处令人想起许广平的回忆（虽然这并非小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上学时，许广平与鲁迅恋爱，并抱有热切的成为教员的理想。然而就如第二章中所述，由于受到想要稳定下来专心写作的鲁迅的反对，她只好放弃了在外工作的想法。此时，“家长是顽固的压迫者，恋人是共同追求理想的同志”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已经消解。一起生活的恋人（丈夫）束缚着她，而选择和他一起生活的却又的确是她自己，并不能怪罪其他任何人。被自己选择的浪漫恋爱束缚住自由翅膀的新女性的姿态，在“九一八事变”后自东北逃往上海的萧红身上也可以看到。她和恋人萧军一起创作并出版的散文小说集《跋涉》（1933年）、《商市街》（1936年）也讲述了类似的经历。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关系建立在爱这一脆弱基础之上，他们想努力维系两人间摇摇欲坠的关系，可以说是子君和涓生的后传。整个民国时期，浪漫恋爱从“下贱”到“崇高”，后又转变为“无聊”或“卑微”。无论如何，当恋人背叛自己，爱情枯萎之时，女主人公们只能承担起“选择这种命运的正是我自己”的苦涩责任。

在第四章中提及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也是其中一例。女主人公葛薇龙称得上是十五年前丁玲笔下的“莎菲”的变奏。薇龙深知自己所爱的乔琪乔对己不忠、品行顽劣，却依然选择与之结婚。薇龙完全凭借自由意志投身于这场不幸的婚姻生活，甚至无法把自己对未来的不安归咎于父权制的压迫，她只能看着站在街角的妓女喃喃自语：“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

能够自己选择自己的爱情，对于中国少女来说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这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已经被反复强调。然而，在浪漫恋爱意识形态的外衣下，是如同《下雪》的女主人公或薇龙一般的命运。她们与其说是“自己选择了爱情”，毋宁说是“陷入了必须选择爱情的状态”，并“被剥夺了除伴侣以外的其他选择的权利”，这种故事逐渐增多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正因为一边窥探着父母、恋人的脸色；一边坚持着“自己做主”的姿态，才会喊出“你要我怎么样呢”这种绝望之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