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父亲朱西宁一样，朱家姐妹也酷爱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在文化学院任教的胡兰成，最初是作为张爱玲的前夫被迎进朱家的，但随着交流的加深，天心开始崇拜胡兰成，并以“爷爷”称呼他。尚在高中时，朱天心就发表了小说《击壤歌》。这部日记体作品记叙了台湾最著名的女子高中——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中的一名学生朱小虾的生活，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在这个可谓是朱天心起点的长篇中，“爷爷”频繁地出现。从以下两段引用中我们可以管窥主人公与“爷爷”之间紧密的羁绊：

就是到现在，绝大部分的人们还是视小说为纯玩玩的，更甚是种“玩物丧志”的东西。可我总笃信爷爷的话“诗歌文章是民族的花苞在节气中开拆的声音”，一个大时代的兴起，必是在文事一片蓬勃之时，所以当有一回我听到一个别人公认很有才华抱负的男孩说，文章这些都是小道不足为，唯有治国平天下，当下我就瞧不起他，瞧不起他的目光短浅！

小三是我童年时候最爱的一个男孩。……以后看《战争与和平》，每看到皮耶，我就会想到小三，那是一种好温馨的感觉，好像不管这世界怎么变，你怎么变，都有一个人好深知你，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小三就是那样的男孩。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句话我只给爷爷和小三。

诗歌文章表现出民族的骨气，而文明的关键核心在于文学，这是胡兰成的哲学，也是他在著作中论说的内容。引文的第二句话表明，小虾继承了“爷爷”关于文学和民族关系的信念。在第二个例子中，她把对初恋的回忆与《战争与和平》，以及辛弃疾《青玉案》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朱天心颇为喜欢这样的引用吧。胡兰成在战后谈到意识形态宣传问题时，说这些是“以此为兴”。“兴”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诗歌的表现手法之一，指借用动物、植物等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可以说是一种隐喻。胡兰成尤为重视这个“兴”，不仅在文章中引用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说明“不求甚解之态”，更是断言“无论连接多么荒唐无稽之理亦无妨”“其内容亦不必诉说真实”。也许这篇文章包含着解开朱家姐妹错综复杂的文本的线索。已经有人指出，朱家姐妹的小说被称为“论文体”，具有丰富的互文性。可那不是追随“互文理论”的结果，而应是由胡兰成所谓的“兴”——“自己的欢喜之情”而生，是一种不须附加理论的“引用”。《古都》中“引用”和“作者的话”之间往往极为跳跃，或是利用“引用”将纵（古今中外的文本）与横（流行歌、现实中存在的餐厅、杂货店等品牌）等层次相异的东西毫不刻意、轻松而极为自然平等地并置在一起。这些表现可以说是以具体的方式实践了胡兰成打破常规的理论。

再要补充的是，胡兰成和原《古都》的作者川端康成之间有过直接的交流。对此，川端在自己的随笔《一草一花》里有详细的记述：

书法展的会场上，兰成氏跟着我走，一边告诉我书法作品的词句、诗句的意义和出处，说着说着突然开始谈到《伊豆的舞女》。我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感到很困惑，对兰成氏的话甚至觉得不好意思，羞得把耳朵都关上了。中国的大学者说的话跟平常人的感想完全不同，对我来说有些难懂，也有些超出想象。我虽然很想反问他却无法好好反问。对兰成氏也读过《伊豆的舞女》这件事我感到很惊讶而且很慌乱。

比《伊豆的舞女》更忠实于模特儿的是我的小说《名人》。……这才是基于我所见所感的真实描写。……在《名人》之中作者从头到尾都是观察者、记录者，仿佛进入一个无我的境界。也因此把《名人》里的“我”当作我来论的评论家可说是几乎没有。对此讨论最多的应该是胡兰成氏吧。他把题为《一个中国人怎么读川端文学》，接近二十四张稿纸的随想寄给我约是三个月前的事了。里面除了《伊豆的舞女》《名人》之外也提到《雪国》，对作者“我”的无我说是有东洋之风。

可是我无法甘于胡兰成氏的见解，总是不断质疑我身为小说家的资质，对《伊豆的舞女》《雪国》等作品的好运，承受着羞耻、痛苦的折磨。

从杂志的连载日期来看，胡兰成送随想给川端应是1968年的夏天左右。遗憾的是现在无法读到这篇随想，而且里面似乎也没有谈论到《古都》。话虽如此，但还是可以从上文看出两人的共同之处，即基于直觉而非理性的华词丽句，以及秉持“东洋之风”的文艺态度。20世纪60年代后半，胡兰成与尾崎士郎、安冈正笃、冈洁、保田与重郎等保守派的文化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朱天心在《古都》的日文版序里写道：“我……受胡兰成老师所邀，连续两年都和姐姐天文一起，在樱花的季节里于东京的福生度过两个多月。”并且朱天心初次访问京都也是由胡兰成所引导的。那时看到“川床”（川边纳凉席）上的灯笼映照在鸭川中的倒影，胡兰成感慨道：“这就是江南啊。”

在《古都》里，“你”指着白川对自己的女儿说“江南就是这个样子”的桥段，正是从作者的京都体验所生。但和小说中的“你”一样，朱天心也“哪儿去过江南”。而教她以“自己的欢喜之情”将遥远的时空连接起来，把唐代的江南和现在的京都并置的不是别人正是胡兰成。

借由这样大胆的“兴”，“你”的历史/记忆，一点一点地偏离雅俗、大小、公私这样的既定框架。面对本土民族主义的“正当性”，“你”不是站上竞技场正面向其发起挑战，而是对议论的视点本身进行了重组。借由对权力介入记忆的侧面观察，国家的历史和个人的历史隐藏的样貌浮出水面。而在“你”获得“侧面视角”上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不是别人，正是曾经的好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