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马丁指出，在20世纪华语圈中，女学生的同性恋叙事与“回想的形式”（memorial mode）紧密相关。在本章的第三节中，提到了女学生叙事是“描写已经接受（或正在接受）现代教育，但难以处理自己的头脑和身体的少女们”，即使不涉及同性恋问题，女学生叙事也与回想的形式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天真烂漫的寝室里的玩笑，对同学身体的意识，以及对前辈的炙热恋情，都只允许发生在女子学校这一空间。随着毕业被迫离开这一空间，即使她们再次见到对方，也永远无法再回到无忧无虑的友人状态。要么她们会像恩娟一样，不由自主地被纳入已婚妇女的行列；要么她们会像赵珏一样，在拒绝加入这个行列的同时被视为“落伍者”。在毕业数十年后，即在不可能再回到起点的年龄，与同学再会这件事，是一个不可否认的见证被期望成为同质化存在的“作为女学生的我”的机会。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这都成了一个审视青少年时代的理想、欢乐和痛苦，以及如何塑造后来的自我的过程。

如上所述，在40年代，张爱玲风靡上海文坛的时候，尽管她塑造了几个女学生身份的主人公，但她们大多处于与同性之间毫无连带的、孤立无援的状态之中。例如，在第四章中提及的《沉香屑：第一炉香》的主人公葛薇龙，身份设定是香港的一名高中生，但她的同学都没有出现在故事之中。另外，虽然张爱玲对薇龙的美貌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对她身体的描述却很少，而且与性有关的描写也被谨慎地隐去了。然而，在70年代以后创作的作品中，如《浮花浪蕊》、《同学少年都不贱》和《小团圆》等被认为具有强烈的自传性质的作品中，聚焦“性”和凝视身体的描写是很明显的。尽管作为张爱玲将自己的“性”进行升华的《小团圆》应该首先被提到，但是在《同学少年都不贱》中可以看到共通的主题，那就是一个似乎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的年轻女孩面对“性”时感到困惑的场景。无论是在《小团圆》还是在《同学少年都不贱》中，女主人公都痛苦地意识到，她因与美貌无缘，而对周围的人没有吸引力。值得注意的是，她对自己缺乏性吸引力的认识，并不是在她与异性的关系中产生的，而是在她与母亲、同学等同性的关系中产生的。在上海时期，之所以没有描写这样一个反映作者自身的女主人公，可能是张爱玲本人心中的伤痕太深的缘故。大概要经过近三十年的时间，这份伤痛才可以成为张爱玲所认为的“非写不可”的东西。

《同学少年都不贱》中的赵珏在脱离女子学校这一避难所后才发现，自认为没有性吸引力的自己，也可以成为异性的性欲望对象。赵珏发现自己是可以被异性喜爱的存在，就像前面所引用的那样，这虽然可以作为对于“无法从同性恋中挣脱出来的不成熟的恩娟”的一种优越感，但是这种异性之爱只不过是进一步伤害和孤立了她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在赵珏的回忆中，女学生时代对同性的纯粹爱情仍然璀璨，并没有失去它的光彩。

《同学少年都不贱》中只是点到为止地触及的异性恋和性的问题，在《小团圆》中却占据了主要地位。如果说《小团圆》是围绕着“家”的回想，那么《同学少年都不贱》则是《小团圆》的补充，主要内容是围绕着“学校/友人”的回忆。总之，《同学少年都不贱》这篇重要的文本提示了民国时期作为女学生的少女们如何被迫面对生存和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