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第四章中所提到的那样，张爱玲瘦骨嶙峋，不烫发，衣饰也并不入时，是一个不惹眼的存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张爱玲不关心她在此度过了六年时光的女子空间。下页图是张爱玲毕业时为圣玛利亚女子学校校刊《凤藻》第17期投稿的作品，题目是Prophecies of a Fortuneteller（《占卜者的预言》），上方中间是张爱玲本人手持水晶球的照片。四页的篇幅包含了她三十三位同学的照片，脖子以下的精心插画显示了她们的未来愿景，还配有一句简短的英文祝福。根据其中一名模特，即被描绘成“未来的驻意大利大使”的顾淑琪回忆，毕业前的张爱玲请求她的三十五名同学每人给她一张照片，响应她的三十三人成了这个“作品”的模特，并被列入文集之中。虽然张爱玲被视为一个不起眼的人物，但这些插画显示了她对女子学校生活和友人们的非比寻常的依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发表在《凤藻》第12期（1932年）上的《不幸的她》。这部短篇小说是至今为止公开的张爱玲的第一部小说，描写了两个在海边小镇长大的亲密少女之间的互动和别离。故事讲述了离家出走的主人公去拜访阔别已久的好友，但因为不忍心看到好友的幸福生活，所以决定离开家乡再也不与好友相见。这个故事像是庐隐《海滨故人》的简略版，并没有超出习作的范围。然而，久别重逢的两个亲密的女性朋友因心中感到一种无法弥补的隔阂，而分道扬镳的故事，将在四十年后的作品《同学少年都不贱》中重演。

但是，在这篇习作之后，张爱玲在上海时期的小说就很少描写这种女性之间的连带关系，她的女主角们都被迫孤立无援地与男性社会相对峙。对于40年代的张爱玲来说，女学生之间的友谊大概是合适的作文素材，但难以成为合格的小说主题。直到70年代中期创作的《同学少年都不贱》，上海一所女子学校的生活才最终升华为一部小说。而正如上文所述，张爱玲“想要写自己的过去”的冲动——从50年代的《异乡记》开始，到《小团圆》达到高潮，再到《对照记》结束——这一切应该并非毫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