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先来整体了解一下包括《同学少年都不贱》在内的张爱玲未发表原稿。

张爱玲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对照记》，这是一本包含她自己的照片的散文集。在此之前，她在信中对想写“张爱玲传记”的台湾作家朱西宁（1926——1998年）说：“我近年来总是尽可能将我给读者的印象‘非个人化’——depersonalized，这样译实在生硬，但是一时找不到别的相等的名词——希望你不要写我的传记。”张爱玲晚年是如此彻底地“非个人化”，以至她很少走出家门或会见访客。正是因为这样的张爱玲，用照片这一极度个人化的材料来回顾她的人生，所以《对照记》受到许多“张迷”热捧也就不奇怪了。然而，这并不是张爱玲谈论自己的唯一著作。1995年张爱玲去世后，包括《同学少年都不贱》、《小团圆》、《异乡记》、《雷峰塔》、《易经》和《少帅》（The Young Marshal）（按出版年份排序）在内的六部遗稿陆续被发现和出版，更加助长了张爱玲热潮。

除了以张学良为原型的遗稿《少帅》之外，其他作品按照推定的创作日期可归纳如下。

首先是游记体小说《异乡记》。20世纪50年代初期，张爱玲给香港的好友邝文美的信中提及了这部作品。故事中被称呼为沈太太的“我”从上海出发，去农村拜访一个疑似恋人的人物。这是张爱玲根据1946年访问胡兰成的经历而写成的。当时的胡兰成作为亲日派分子被通缉躲在温州。但是这个故事并没有完成，在主人公到达目的地之前就中断了。

创作于1957年的《雷峰塔》和《易经》是上下两部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前者讲述的是以张爱玲为原型的少女（琵琶）的故事。在经历了父母离婚后，琵琶脱离了保守的父亲家，与母亲和姑姑一起生活。后者是前者的续集。女主人公设法去香港上学，但因遭遇太平洋战争而不得不中断学业，饱尝辛酸后终于入手了一张返回上海的机票，故事也在此结束。从给好友邝文美的丈夫宋淇（1919——1996年）的信中可以得知，这两部小说的创作始于1957年，完成于1963年7月。然而，张爱玲未能找到愿意出版这两部作品的出版社，她对此感到非常失望。

后来张爱玲用中文将这两部小说改写成了长篇小说《小团圆》。其中追加了女主人公盛九莉回到上海开始文学创作，以及她与亲日派分子邵之雍结婚和离婚的经历（见第四章）。显然张爱玲是一完成上述英文小说后，就立即开始了《小团圆》的创作，并于1975年完成了全部的改写。1976年3月，张爱玲将完稿寄给了宋淇夫妇。但由于书中的一些描写令宋淇感到危险，所以他建议张爱玲推迟该书的出版。主要原因是书中不仅有许多露骨的性爱描写，还有关于援助作为汉奸潜逃日本的胡兰成的叙述。随后，张爱玲在1992年3月的信中嘱托宋淇夫妇“将《小团圆》销毁”，而宋淇之子、张爱玲遗产执行人宋以朗于2009年决定出版该书的行为引起了巨大争议。这里虽然没有讨论相关过程或利弊的余地，但应该指出的是，在《雷峰塔》中，女主人公的弟弟因肺结核而早逝，并且女主人公在搬到香港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学校教育。这两点与张爱玲的传记事实虽然有出入，但在《小团圆》中都被修改了。比起面向英语圈读者而写的两部英文小说，用母语写成的《小团圆》更符合事实。

《同学少年都不贱》的创作时期大概与《小团圆》相同。“季辛吉国务卿”这一记述表明，《同学少年都不贱》是在1973年之后创作的。此外，张爱玲在1978年8月20日给夏志清的信中说：“《同学少年都不贱》这篇小说除了外界的阻力，我一寄出也就发现它本身毛病很大，已经搁开了。”由此可知，这一时间点《同学少年都不贱》已经写成。

以下是《同学少年都不贱》的梗概：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一所基督教女子学校中。主人公名为赵珏，她既不会说上海话，也不会说官话，并对自己的外表没有自信。她唯一的朋友是受人欢迎的恩娟。赵珏暗恋比她大两岁的前辈赫素容，而恩娟对她的同学芷琪有好感。毕业后，赵珏将一个昂贵的银制花瓶送给即将去北京上大学的素容。当赵珏收到身处北京的素容的善意来信时，她起初感到十分开心，但又立即想起素容在女子学校时代就具有的左倾化特征。作为一个资产雄厚家庭的女儿，赵珏怕素容将她当作政治运动的摇钱树，因此与素容断绝了来往。毕业后，赵珏由于拒绝了包办婚姻而被父亲监禁，并患上了重病。在母亲的帮助下，一年后赵珏进入了恩娟所在的基督教大学。但由于战争，她中断了学业，于是就此脱离了家庭而自谋生路。在往返于上海与北京的途中，赵珏与朝鲜人崔相逸确立了恋爱关系，但最终被他背叛。赵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只身前往美国。在美国，赵珏与中文教师萱望同居，但萱望不仅多次与学生偷情，还最终决定抛下她回到大陆。赵珏设法以朝鲜语翻译的身份来养活自己，但在受到大使馆职员的骚扰后辞掉了工作，并从此过上了孤独和贫困的生活。与此同时，大学毕业后的恩娟嫁给了犹太籍的同学，并在赵珏之前抵达了美国。令人意外的是，因为丈夫作为一名政治家而崭露头角，所以恩娟也随着丈夫进入内阁而登上了第一夫人的宝座。虽然赵珏不想让昔日的好友看到生活潦倒的自己，但是想到可能会获得工作机会，因此在退去与萱望同住的波士顿公寓之前，她把恩娟招待到了家里。然而，久别重逢的二人的谈话一点也不顺利，赵珏确信她们不可能再做朋友，也不可能再见面了。后来，当赵珏在《时代》杂志的影印版上看到恩娟与总统的合影时，她感到了难以形容的苦涩滋味。

虽然这篇小说是以第三人称进行的叙述，但都是以赵珏的视角而写成的，并且时间线从恩娟来到赵珏位于波士顿的公寓开始，叙述的内容根据赵珏的回忆而复杂交错，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各种场景随机出现在文本之中。

上面列举的五部小说都是张爱玲去世后发现并出版的，而且都具有上海时期的作品所没有的两个特点。

首先，便是故事中事件发生顺序和叙述顺序之间的不协调，即使用了时间倒错这一叙事手法。张爱玲在上海时期出版的小说集《传奇》中虽然也有许多回忆场面，但完全没有这样令读者困惑的交错插入的场面。然而，在包括《同学少年都不贱》的上述小说中，由于叙述者的意识不断跳跃，所以叙述常常戛然而止，并使读者陷入混乱。这种对读者不友好的叙述方式，可能与作者用回忆来叙事的方式有关。

与上海时期小说的另一个不同点是，上述小说的故事情节与张爱玲本人的传记事实有许多重合。在上海时期，张爱玲虽然写过关于自己的文章，但她从未将自己（或读者能迅速判定的人物）纳入她的小说之中。然而，上述小说都是以张爱玲本人为原型的，读者一看便知。此外，如上所述，张爱玲在去世前的几年以《对照记》的形式出版了自己的照片。为什么极度忌讳被读者纠缠的张爱玲，会以这种方式续写自己的故事呢？

张爱玲本人在给好友邝文美的信中如下所述：

除了少数作品，我自己觉得非写不可（如旅行时写的《异乡记》），其余都是没法才写的。而我真正要写的，总是11大多数人不要看的。

此外，张爱玲在给宋淇和邝文美夫妇的信中提及《小团圆》时，还解释“是我一直要写的”和“过去的事”。

根据张爱玲20世纪50年代的出国经验而创作的小说《浮花浪蕊》，也是她即使“没有人懂得” “也想要写自己的过去”的证据之一。在这部中篇小说中，女主人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离开上海，途经广州后又从香港登上了前往日本的渡轮。在这一过程中她回忆了自己迄今为止的人生。张爱玲谈到这部小说时说：“里面是有好些自传性材料，所以女主角的脾气很像我。”70年代的张爱玲，似乎一直在从事这样的工作，即概括自己的过去，提取留下深刻印象的场景，再充实它们并创作新的作品。池上贞子注意到《浮花浪蕊》中充斥着“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的感觉”，并说：“这就像作者在光天化日之下，重新整理这些埋藏在她生命旅程的褶皱里的东西。”尽管有不同程度的虚构性，但可以认为，《同学少年都不贱》也是这种“重新整理”过程的延伸。

那么，描写女学生，以及回顾作为女学生的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在这里不如再一次探讨在民国时期的文学中，女学生到底是怎样的存在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