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时节》中有这样一段随意的描写。毕业后的女主人公在一次网球比赛中认识了“出身××高女，爱好文学的田川小姐，并和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这种讨论是从未与翠苑她们有过的”。现代运动“网球”和“从事文学工作”的日本人（如前所述，××高女是极难考取的公立学校）这两个关键词都表明，这次激烈的讨论似乎与本岛人朋友之间的闲聊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那时女主人公正打算“进入一家报社”工作，这一描写大致与杨千鹤本人作为台湾最初的女记者在《台湾日日新报》工作的传记事实相吻合。在晚年的自传《人生的三棱镜》中，杨千鹤回忆道：“在日本人经营的报社当记者，对我而言，是一个挑战。我想证明一个在家不便用日语的台湾人，照样可以写出不输于日本人的文章。”（第114页）

根据《人生的三棱镜》中的回忆，杨千鹤在1940年读过的书有：石川达三《婚姻的生态》，岛木健作《生活的追求》、《生活的追求续》和《人类的复活》，竹内てるよ《生命之歌》，冈本かの子《人生论》，三木清《人生论笔记》，以及大迫伦子《少女时代》，等等。但其中最让她心潮澎湃的是高村光太郎的《智惠子抄》。作为报社记者赚取月薪后，她通过阅读日文版的黑塞、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等人的著作，沉浸在世界文学的长河里，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这一时期，日语就像一座桥梁沟通了杨千鹤和她最爱的文学世界。

杨千鹤也在同一自传中提到，这段时间自己与日本青年N产生了淡淡的情愫。N是出身庆应义塾大学的文学青年，与杨千鹤供职于同家报社。对于这段感情，杨千鹤坦言：“与人不融洽、极端孤独，与社会不合流、冥顽不灵，出生与生长环境都全然不同的两人，却在彼此身上发现了这些共通的性格。如此短暂的邂逅，是命运的捉弄？还是上天的恩赐？”

这段交往最终宣告失败，N决定回到在日本的未婚妻身边。但是得知N有未婚妻的事实之前，杨千鹤就常将“我一直本着自己是台湾人，无法变成每朝喝味噌汤、住榻榻米生活的日本人”这句话如同口头禅似的挂在嘴上。这仿佛是在无意识地设立防线，避免自己与日本人靠得太近。杨千鹤的散文《待嫁女儿心》中有以下这样的论述：

离开学校的我狂热地想做点什么，全然忘记了结婚的问题。我虽曾否定过所谓文学少女不切实际、沉迷幻想的一面，但步入社会后，我遇到一个人并为他倾倒，因为他拥有许多我所渴望，但我一度以为并不实际存在的东西。似乎那时我也曾模糊地幻想过一些天真幼稚的东西。那是一个内心纤细敏锐又脆弱的人。但他绝不是沉溺于苍白妄想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个能以惊人的气魄对抗瞬息万变的世界的人。他也是一个可以为我纠正民族偏见，毫不留情地鞭打我心中裂痕的强大之人。当这种类似渴望的东西突然触及我暂时已淡忘了的婚姻时，我开始感到寂寞。因为那个人并不了解我家乡的婚姻形式。这虽是一个摆脱烦琐习俗的好机会，但乖僻的我仍想在角落里默默守护它。比起这个问题，民族间的不同更让我一直深受其扰。在我最终能够放下这种拘泥之前，一个现实的问题已经将我们分开。这并不是因为我缺少同一而视的慷慨。而是因为我害怕跳过根深蒂固的民族界限。这可能也是因为我对自己民族的自卑吧。台湾女性是躲在壳里面，里面是暖和的，受人的安排轻轻易易地嫁出去，也大都获得平静的幸福，这是一种我并不能完全了解的幸福，是不是因为我是半新半

旧时代的女性呢？（下划线由笔者添加）

在这段文字中间，我们可以读出一位被殖民统治的精英女性面对侵略国时的苦恼。日本男友拥有杨千鹤所追求的品质，扭转了她的民族偏见，为她展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但她在憧憬着这个新世界的同时，也珍视着自己“希望守护台湾烦琐的婚姻形式”的这份固执。自处女作开始，杨千鹤的作品就一以贯之地传达着她对台湾乡土习俗的热爱。

杨千鹤在报社任职时，一篇日本人所写的文章引起了她的注意。完全不了解台湾习俗的日本作者讽刺“在亲戚的葬礼上大声哭泣的女性是雇来的哭婆”。愤怒的千鹤专门写下《哭婆》，对日本人好奇和冷笑的眼光表示抗议。她在文中反驳道：“不，不是那样的。为何她们歌唱的旋律充满了哀伤？因为对那些人（被嘲讽为‘哭婆’的女性亲戚们）来说，亲族的离世就意味着无止尽的悲痛。”但另一方面，杨千鹤也坦言，“我已经无法再扮演这样滑稽的角色。因为我已成为新时代的人，不能在喧闹的‘哭婆’的行列中一起流泪行走了”。杨千鹤的感情摇摆于对台湾习俗的热爱和对日本现代性的共感之间。即使在私生活中，她既不能顺从父亲的要求结婚，又不能与日本人建立恋爱关系。“半新半旧的女性”这句话正显示出她对自己内心矛盾的审视。

杨千鹤身上的这种半新半旧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追求以“日文”为代表的日本素养；二是执着于以衣食为代表的台湾文化。她用日语高谈阔论文学、现代性等形而上的问题，用闽南话讲述婚丧嫁娶、衣着和小菜吃食等形而下的生活日常。但无论是哪一方面，杨千鹤都无法做到完全妥协。

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后杨千鹤发表的散文《长衫》，表达了她内心强烈的彷徨感。为庆祝日本人夺下新加坡，台湾也将举行大型的庆祝游行。近半个世纪前，这片土地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但此时台湾人不得不庆贺日本新的领土扩张。这种盛大的场合应该穿着怎样的服饰呢？杨千鹤在《长衫》中说道：“由于懦弱和固执，我只把和服视作观赏的东西，而完全不想将它穿在身上。”她最终选择身着长衫（款式类似于大陆的旗袍，但更为宽松）参加游行。而关于自己身着长衫时的心理，杨千鹤有这样一段论述：

然而我在穿着长衫时，总是会有一种心理，让别人知道可能会失笑的，友人们可能会说我多心了。虽然说不上孰为因孰为果，但如果不是和日本人朋友同行，穿长衫出门对我而言实在麻烦费劲，起初也没有意识到这些，但有时察觉到他人责备似的眼神，都不免让长衫的我心头一惊。我不知道这样的经历是否促使我产生这样的心理。当遇到这样的目光时，我急忙用流利的日语和旁边的朋友搭话。请不要只看外表就责备，我如日本女性般接受过高等教育。当我注意到这段严肃且毫无意义的对话后，心中突然涌起一阵莫可名状的感慨。

总而言之，为了穿上“合自己心意”的衣服，杨千鹤需要“日本人朋友”这一必要的道具。并且即使穿着长衫，有必要的话还需随时说出流利的日语，以强调自己“如日本女性般接受过高等教育”。这不消说是应对日本人“责备似的眼神”（在非常时期投向身着中国式长衫者的谴责性视线）的一种对策。出生和成长于台湾的杨千鹤甚至在穿着中国式的服装时，都不得不留心日本人的视线，准备随时说出日语来打消他们的疑虑。

2010年，《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一书在台湾出版后引发了热议。书中描写了施传月（作者郑鸿生的母亲，与杨千鹤同为1921年生人）在东京的文化服装学院留学，依靠洋裁技术从店铺学徒到台南的洋裁名师的人生经历。其中也提及了20世纪30年代，施传月身着长衫散步时被日本警察辱骂为“清国奴”的片段。这虽然是一次很不愉快的经历，但作者也认为：“对母亲而言，日语的女性杂志是母亲了解未来的唯一窗口。”施传月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但她与杨千鹤都是通过日语和日本文化这一途径探索独立之路的新女性之一。并且通过施、杨二人的长衫经历，我们不难看出日据时期的妇女所穿的服装经常成为“皇民化”政策批评的靶心。

如下图所示，1938年5月，华侨在纽约组织了大规模的抗日募捐活动。为了顺利开展救济祖国游行示威活动，旗袍完美地发挥了展示中国特色的宣传作用。考虑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何日本人常常以憎恶的眼神看向穿着长衫（旗袍）的中国台湾女性。

对日本人来说，杨千鹤可能是理想的“皇民”，因为她使用优美的日语，受过高等教育，并且从未反抗过日本。然而，这个聪明的女人已经冷静地意识到她行为中的矛盾之处——穿着长衫却说着无意义的日语。在“说着地道日语的新女性”和“传统的台湾少女”这两极之间，她感到强烈的拉扯与分裂。引文中“无法言喻的感情”正是杨千鹤对这种分裂感的敏锐捕捉。与日本统治同时进行的现代化，将这种矛盾的情绪施加给了被统治的精英们。杨千鹤以细腻的笔触描绘衣食住等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但也正是在这种种细节中，她成了20世纪40年代台湾女性的代言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