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日本学界盛行的少女研究来看，“少女”这一概念不过是在现代女子教育制度下诞生的产物。高等女子学校制度将“少女”从传统女性的人生历程中分离出来，使她成为游离于幼女和人妻之间的存在。换言之，“虽然拥有可以生育的身体，但推迟履行结婚义务的时期”就是“少女期”。

如前节所述，在台湾享受这种暂缓期的少女们，即便已经到了传统社会的适婚年龄，仍然可以上学读书并与同龄人建立友谊。这样的少女最早出现在日据时期。但与作为范本的日本一样，台湾的女子教育也与毕业后的经济独立完全无关。小山静子认为明治时期出现的“贤妻良母”思想虽然“意味着女性被视作担任妻/母社会角色的具体的国民”，但“作为母亲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责任远比妻子的责任更为重要”。社会对受教育女性的期待在于养育年幼的国民，而不是开创和发展她们自己的事业。事实上即使是在台湾，也有很多女学生一毕业（或者在毕业前）就订婚或结婚，并开始为生育做准备。不过那段在女校中得以暂缓结婚或生育的自由时光，恐怕会令少女们对包办婚姻愈发感到反感。并且，她们越是从读书和交友中找到意义，就应该越厌恶被从少女共同体中剥离，作为闯入者被丢进夫家的命运。文学作品中包含表现少女们对这条既定道路的排斥的描写，也就不足为奇了。

少女们的这种厌恶感当然也出现在中国大陆。如第一章和第二章所述，庐隐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为背景的小说《海滨故人》，正以缠绵的笔调描绘了面临毕业的五个女学生对彼此间羁绊的留恋与不舍。毕业后她们有的开始工作，有的则试图克服种种障碍实现自由结婚。但无论哪种情况，她们的旅途都蒙上了忧郁的色彩。因为她们心中非常清楚，一旦离开女子学校这座乐园，女学生之间紧密的连带关系就会被无情斩断，现在的友谊也将变得触不可及。

在1942年杨千鹤以日语发表的《花开时节》中，这种忧郁也几乎以相同的形式重复出现。小说的开头，即将从女校毕业的惠英（叙述者“我”）不安地观察着已经订婚的朋友：

不知她们的心灵中如何复杂的交织着“道别少女生活”和“憧憬绮丽的结婚生活”。上课时那些已经订婚的同学似乎在专注地听课，而我则对她们的真实想法充满好奇。

“这次毕业，就是决定每个人命运的时候了，摆在眼前的是结婚，以及人生必然会遭遇到的不安和伤感。只是谁也没有说出来，而把它埋在内心的深处。”随着毕业的临近，结婚的压力悄悄地降临在惠英她们身上。在大约四十人的班里，属于本岛人的团体只有三组。其中惠英与“令老师们感到头痛的‘洒脱不羁’型的朱映、翠苑”非常亲近。与毫不犹豫地步入婚姻状态的同学相比，她们对自己的未来更加感到忧虑与忧愁：

我们讨论起毕业互相分开，谁结婚的话我们的友情是否还会继续。

“莫洛亚曾这样说：‘即使婚姻美满，但至少在短暂间仍会扼杀少女时期的友情。因为两种同样热烈的感情是无法同时并存的。’你们认为怎么样呢？”

遗憾的是，翠苑、朱映和我，在还没有找出反驳这种看法时，就在萤窗映雪的骊歌中踏出校门了。

这里引用了法国文学评论家安德烈·莫洛亚（1885——1967年）《婚姻、友谊和幸福》中的论述。1939年岩波书店推出了河盛好藏译介的日文版。在这个时代，日文教养书一经出版就传到台湾，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毕业后的惠英厌倦了一次次的提亲，她在心中默默思考着女性的一生：

女人的一生，不就是从婴儿期，经过懵懂的幼年期，然后就是一个接一个学校地读个没完，而在尚未喘完一口气时，就被嫁出去，然后生育孩子……不久就老死了。在这个过程之中，难道就可以将意志和感情完全摒弃，只需凭着命运的安排即可？说实在，我对这些没有什么看法，只是对毫无任何心理准备的结婚，不能不感到不安与疑惑。难道每一位结了婚的同学真的都是在自己的同意下做选择吗？只凭一时冲动，就可以决定自己的终身吗？我只想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我需要了解我自己，把握我自己。二十年来，在痛苦与哀伤之余，我已没有充分的时间，好好地了解我自己。这并不是过分的慎重，只不过是我那倔强的脾气作祟，不肯随便地答应出嫁罢了。

在那个年代，女性即便接受了高等教育，也不能自主地决定毕业后的生活。惠英也无力正面反抗，她能做的只是喃喃自语：“我想了解我自己。”虽然惠英的父亲恼火于不愿结婚的女儿，但不顾女儿的意见强行操办婚姻的时代早已过去。因此惠英得以与日本朋友进行文学讨论，进入报社工作又离职，探索着自己人生的种种可能。与此同时，同学们订婚、结婚、生子的消息也不断传来。曾在读书时自嘲会最晚结婚的朱映反而是“三人团”中最早订婚的一个。在她的婚礼之前，三人来到八里海滨（现在的八里），在大风中嬉戏玩耍：

不知是风太强了，还是压抑不住内心的情感。我口里一边嚼着被风吹进的沙砾，一边回想那已逝去的少女时光。我无意责怪友人匆促的，毫不眷恋地结婚；友情当然是经不起结婚浪潮的冲击的；只是对少女时代的友情感到悲哀而已。究其实，我也并非因结婚扼杀友情而悲哀。每当听到好友结婚时，我寄予最大祝福的同时，也感到一丝落寞的心情。说露骨一点，是唯恐自己落后的寂寞感吧。为什么面对朋友的喜事时会感到这样的落寞？我也对自己没有目标的生活感到悲哀。

漫步沙滩，女孩们深切地感受到她们友谊的脆弱与短暂。这一幕与庐隐《海滨故人》中的描写一致，共同反映了青春题材作品中的经典设定。虽然当时还没有“毕业旅行”这一概念，但女孩们来到一个独特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海边——进行短途旅行，希望将友谊的记忆连同自然风景一起印刻在脑海里。这份友谊连接着步入婚姻的友人和仍未决定前路的自己。惠英在讲述内在的愁闷时，她提到“毫无目标的生活”让自己感到空虚。

当时的台湾社会只期望女性婚后以“日本式素养”培养出健康的年幼子民。正如洪郁如所言，日据时期的台湾女子教育虽把培养可以“齐家”的贤妻良母当作重中之重，但对女性离家参与政治活动充满警惕。因此，社会一方面要求女性具备经由日本传来的现代素养；另一方面又禁止她们走向社会，开展事业或参与社会活动。虽然中国大陆的女学生中不乏积极投身革命洪流的志士，但杨千鹤的小说从一开始就没有设置这样的选项。故事中的少女们都只能从日本寻找自己的榜样。《花开时节》中有一段有关日本少女的有趣描写：

我们毕业之际恰逢《少女时代》在台湾流行。这本书巧妙地描写出我们这些少女的烦恼。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是台湾少女，书中不符合我们情况的地方并不少。那么我们又是怎样度过自己的少女时光的呢？那的确是我们日常生活直接接触和感受的东西，但却无法用语言形容。唯一确定的在我们心中，旧时代的因袭和新时代的律动之间的摩擦，更加强烈地纠缠在一起。

尽管现在很少有人提及，但《少女时代》是《妇人画报》曾经的记者大迫伦子（1915——2003年）的散文集。由于其中包含了许多年轻女性的过激言论，《少女时代》在出版前似乎就引起了争议。但一经出版就大卖，第二年1月就重印了两百六十次，连同年末出版的续集《少女的真相》，《少女时代》总共卖出了五十万册，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籍（尽管其内容被认为过于自由，在第二年就绝版了）。时隔两年，杨千鹤写下的《花开时节》中包含着少女们对《少女时代》的阅读感受。从这点来看，日本“少女”的流行无疑对台湾的少女们产生了直接影响。在这本受到全日本少女喜爱的《少女时代》中，可以看到毕业后女学生感到的乏味无趣：

因为整日无所事事，不用承担责任，所以常常处于闲暇之中。也正因这份闲暇，少女时代的女孩会思考许多多余的事情。而当她们迈入婚姻成为妻子与母亲之后，就再没有闲情逸致考虑旁的东西，只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日常的家庭生活中。如果说后者的生活才算负责任的话，那么即使我们可以从无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之后要承担的义务也太过沉重。人生变成了一种名为活着的义务。啊，再怎么考虑也没有意义。我已经受够了这些道理，我已经厌倦了。

对于婚姻一事，传统社会的女性就不会提出疑问，但接受了教育的女孩则会“思考许多多余的事情”。她们虽对毕业带来的“闲暇时光”感到罪恶，但也对埋没自己的个性，成为家庭的贤妻良母感到犹豫。面对内心来回兜圈子的不安，大迫伦子说出“我已经受够了这些道理，我已经厌倦了”，这也许使当时的许多女性深有同感。该书由高见顺、吉屋信子、片冈铁兵和西条八十等鼎鼎大名的人物作序。高见顺在序文中说：“在这里，年轻女性会找到一个替自己勇敢地反抗不理解，拥护自己的友好同盟，但她们同时也会找到一面严厉的自我批评的镜子。”事实上，不单单是日本，高见顺的评语也同样反映着中国台湾的现实。在父母羽翼下成长的“少女”和服侍于夫家的“少妇”的夹缝中，当时的女性痛切地感受到难觅出路的窒息感。大迫伦子对这种心情的描绘应该很好地传达出了杨千鹤等台湾女学生“心中无形的烦恼”。

惠英虽然对这篇真率的文章感到钦佩，但她心中还是残留着些许“不合适”之感。因为她“半新半旧”的身份不仅夹在“少女”和“少妇”之间，还摇摆在“本岛人”和“大陆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