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杨千鹤出生于台北市儿玉町（今南昌街一段）。她是四个兄弟和三个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按照当时台湾的习俗，姐姐们刚出生不久就被送给人家做养女。而父母年事已高时才出生的千鹤，从小在母爱的包围下长大，但母亲在她十五岁那年离世。千鹤从台北静修女子中学毕业后，进入台北女子高等学校，毕业后在台北帝国大学理农学部担任日本教授的助手，但同等的工作条件下她的工资低于日本人，对此深感不满的杨千鹤立刻表示抗议并提出辞呈。

1941年6月，杨千鹤成为台湾日日新报社家庭文化版的记者。当时担任刊物文艺部长的是致力于在台文艺活动的西川满。她答应西川满进入报社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薪资要与日本人平起平坐。借由这份工作，杨千鹤结识了张文环、吕赫若、龙瑛宗、杨云萍、吴新荣、金关丈夫、池田敏雄和立石铁臣等台湾文学界名士。同年9月，她在《文艺台湾》发表了随笔《哭婆》。由于此前日本人嘲笑台湾本地妇女在葬礼上大声哭泣的习俗，杨千鹤在文中表达了对日本人的抗议，并引起了社会层面的关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杨千鹤于1942年4月辞去报社职务，继续在《民俗台湾》等刊物上发表反映台湾女性面貌的随笔。同年7月，她于《台湾文学》发表了自己唯一的小说《花开时节》。

但在1943年6月，杨千鹤也嫁入台北名门林家，同年11月写完随笔《女人的宿命》后就此搁笔。战后，杨千鹤跟随丈夫移居台东，在当地担任县议员，1953年与家人一起返回台北。由于丈夫被国民党逮捕，杨千鹤一边从事文职工作，一边养育着二儿一女。1977年，她与女儿、女婿一起移居美国。

陪伴她多年的丈夫于1988年去世后，杨千鹤再次开始创作。1989年，出席了筑波大学举办的台湾文学研讨会后，她再次开始用日语创作和出版有关文坛和自己人生的回忆性文章。1993年，《人生的三棱镜》在日本出版，其后两年中文译本在台湾出版。除此之外，从1998年到2001年，台北南天出版社共计出版了三卷本的《杨千鹤作品集》，其中收录了她所有的日文著作和代表作的中文版。

在杨千鹤出生的20世纪20年代，随着“社会中上阶层女子教育的普及，台湾出现了进学高等女校（相当于中学教育）的‘高女热’风潮”。与此同时，“从女儿到妻子这一传统的女性人生历程中也新增了名为女学生的暂缓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使用日语的新一代的台湾女性被称为“新女性”、“新妇人”或“新女”，与未受教育或只接受过中华传统教育的女性区分开来。这一时期，“新女性”的概念广泛流行，出身于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杨千鹤也自然希望从公立学校（以台湾人子弟为对象的初级教育机关）升入高等女子学校。尽管当时优秀的女学生们都渴望进入官立高等女子学校，但除非是毕业自小学校（主要以日本人子弟为对象的初级教育机关），否则很难进入位于金字塔顶端的台北第一高女、第二高女这两所名校。每年能通过第一高女和第二高女考试的台湾学生只有两三人而已。

当时指导杨千鹤的日本老师鼓励她参加第一高女的招生考试，这在杨千鹤就读的公立学校可谓闻所未闻。但千鹤的家人均持反对意见，认为这只是“老师为提高自己实绩的手段”，并劝她报考主要招收台湾学生的第三高女。经过一番犹豫，千鹤决心报考介于三者中间的第二高女。但因学校似乎只有一个进入第二高女的名额，所以她不得不与才华横溢且早就决定升学的朋友展开竞争。败下阵来的千鹤最终放弃了官立高等女子学校。在自传《人生的三棱镜》中，她感慨万千地记录了时隔四十年后，在台北再次见到当年那位日本人老师时，他所说的第一句话：

长年搁在心头的事，非先讲出来不可。我得先向你道歉，否则过意不去。……

那时我实在太年轻太不懂事了。我不知道政府当局连入学考试也对台湾人那样不公平的差别待遇，所以劝你考第一高女，结果误了你的前途！

即使在“高女热”席卷社会，就读女子学校已经不再稀奇的时代，在日据时期台湾，仍然有实力以外的因素渗透到学校的排名中。杨千鹤在这些无形的力的摆布下，放弃了官立高等女子学校，决定进入本市的教会学校——静修高等女子学校。她虽在自传中写道：远离了公立学校那种“强行把台湾女性训练成大和抚子的刻板校风”，能够自由自在地度过青春时代，是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但在官立学校至上的风潮中成为落伍者，这可能是杨千鹤青春时代遭遇的第一次挫折。不过也正是因为在静修高等女子学校，她才能师从小说家滨田隼雄（1909——1973年）学习“国文”。而且，对杨千鹤来说，她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小说《花开时节》，正是描写了她在这所学校毕业前后内心的波澜，这部作品也由此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