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活跃于上海文学界时，台湾已被割让给日本近五十年之久了。在这个与祖国大陆隔海相望的岛屿上，年轻人浸染着从日本传来的流行文化，其中处于社会中心的精英阶层已经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流利自如地使用日语。

但要在日据时期的台湾女性中寻找表现者的声音并非易事。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只介绍了这一时期两位女性作家——辜颜碧霞（1914—2000年）和杨千鹤（1921—2011年），并且她们的创作都没有对当时的文坛产生很大的影响，毕竟可以将日语作为书面语运用自如的女性实属凤毛麟角。

本来女性的自我表达被视为一种禁忌。辜颜碧霞嫁给辜显荣的长子，成了台湾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中的一员。1942年她出版了日文自传式中篇小说《流》，但由于描绘了台湾的家族社会，这部小说被当作“一族之辱”，一经出版就被亲戚们自发回收。直到战后五十年，连作者本人也几乎忘掉这件事时，小说才被译介成中文自费出版。王昶雄（1916—2000年）为这部执笔五十年后才重见天日的小说写下序言。他的看法可以代表日据时期台湾女性文学受到的普遍性评价。在他眼中以随笔、杂文为主的女性文学不过是“小巫的，自娱的，闺情的”，即便“踏破铁鞋”也找不到任何有关小说创作的东西。

但是随着近些年对日据时期女性文化的重新审视，可以在学位论文及女性文学的选集中看到女作家也是台湾最初的女记者——杨千鹤的名字。本章聚焦于生活在日据时期的杨千鹤，通过她的女校经历和作品，探究她与日本同龄女孩之间的连带和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