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验证了这样的假设：在萧萧的意识里，女学生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爱与性，而正因这种印象，她才对女学生充满憧憬。换言之，《萧萧》其实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现代的女学生形象唤起了乡村少女对“性自决”的关心。

让我们再次回到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故事。虽然沈从文寄给张兆和的许多情书都已逸失，但我们依然可以读到当时发表过的一些情书：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求你，以后许可我作我要作的事，凡是我要向你说什么时，你都能当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的人，让我有一种机会，说出一些有奴性的卑屈的话，这点点是你容易办到的。

沈从文信中洋溢的不是我们在《伤逝》和《倪焕之》中看到的那种讨论“理想主义”恋爱的姿态。他的爱对自己来说是不言而喻的，甚至是自我形成的一个必要条件。尽管沈从文的姿态的确不同于“启蒙和指引恋人”的涓生、焕之，但这种爱的表白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自说自话的独角戏呢。

实际上，这场爱恋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单方面进行的。张兆和对老师的频繁来信备感困扰，曾到中国公学的校长胡适那里寻求帮助，但他们的谈话似乎并不顺利。胡适建议她直接与沈从文沟通，但被无数青年人追求过的张兆和回答说，自己不可能“一一去应付”。胡适显然认为这些话颇具挑衅性，于是在给沈从文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观察是，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此人年太轻，生活经验太少，故把一切对她表示爱情的人都看作“他们”一类，故能拒人自喜。

胡适信中使用的词是“了解”，而非“爱”。这一点不禁让人想起沈从文在致王际真的信里提到的“但我所望，就只是这年青聪明女人多懂我一点”。胡适想说的应是，一个追求者众多、沾沾自喜的少女根本无法理解被沈从文（那样优秀的文学者）所爱的价值。但“了解爱”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求婚者是优秀的文学家，就必须接受他的爱吗？阅读了胡适这封信的张兆和，在自己的日记中如是写道：

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该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被爱者如果也爱他，是甘愿的接受，那当然没话说。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光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有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

张兆和当时只有二十岁，从这段日记来看，她的确如沈从文所言，是个“聪明”的女学生。而这段独白也可以看作子君“我是我自己的”这一宣言的变体。当胡适说沈从文“固执地爱你”，张兆和立即回答“可我固执地不爱他”。面对沈从文真挚的求爱，她此时行使的是拒绝这种爱的“自由”。年轻的张兆和成功地向世人证明，她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爱/性。

沈从文与张兆和，1935年

张兆和一直保持着沉默，没有对收到的情书做出任何回应。沈从文就在这样的苦恋中，写下了《萧萧》这篇小说。若说作家在《萧萧》中映射了自己与张兆和的关系，或许并不牵强。萧萧心心念念地憧憬着传闻中的女学生，然而作家却完全没有描写她最终见到女学生时的心理。这并不是因为双方的相遇无足轻重，而是因为对萧萧来说，这是一次不可言喻且“难以理解”的邂逅。事实上，在沈从文眼中，张兆和可能也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存在。虽然他经常在信中向她表达自己的爱意，但对他来说，张兆和似乎总是一个难以捉摸的、解不开的谜。沈从文的爱恋不同于涓生的雄辩，但它仍然不是双方的“对话”，而像是一方对恋爱体验的“独白”。

《萧萧》发表后不久，这段恋情出现了突变，张兆和终于决定接受沈从文的爱。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写下“我不理解他”，但沈从文又何曾理解过张兆和？在《萧萧》中，沈从文没有填补这种“不理解”和莫可名状的挫折感带来的空白，仅用“可以理解的”乡下人的语言来书写这个故事。

随着近代女子教育的推行和五四新思想的传播，希望自主地决定自己人生的新女性逐渐增多。爱与不爱、结婚与不结婚的选择已不再取决于家长或男性的决定，而是基于男女双方的相互确认。对爱上新女性的青年而言，恋人的自由意志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美好的存在，但它有时也会变成一种负担，甚至是一种威胁。至于沈从文，他所爱的女学生则是一个巨大的“谜团”。无论是负担、威胁，还是谜题，对于男性作家来说，女学生一直是不能完全表象化的“他者”。有别于《伤逝》《倪焕之》的书写，《萧萧》中的女学生表象提供了一个男性作家审视独立自主女学生的全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