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珍对沈从文小说中的女学生形象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她引用了《萧萧》和《长河》中的女学生描写，指出她们“只是在外观形式上引起乡下人的诧异，不过是乡人的一点谈资”，并且在这样的描写背后“普遍存在着对知识女性的全盘否定与批判”。此外，杨玉珍也指出，沈从文的理想女性是“健康淳良的农家妇”，女学生只是“欺压乡村的城市文明和权力的利器”。的确除去这两部作品，在与《萧萧》同年发表的沈从文的其他小说中，对女学生的讥讽与揶揄也随处可见：

我看过许多师长的姨太太，许多女学生。……第二种人壮大得使我们害怕，她们跑路，打球，做一些别的为我们所猜想不到的事情，都变成了水牛。她们不文雅，不窈窕。（《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女学生们……嫉妒、好事、虚伪、浅薄，凡是属于某种女子的长德，在这个学校也如其他学校一样，是比知识还容易得到许多的。……她们的功课，都因为学校规则严格，做得完全及格，比男子还用功努力，可是功课余外事情却都不知道。（《平凡的故事》）

但沈从文创造这些粗俗、浅薄且对现实世界一无所知的女学生，仅仅就是为了“提供一点谈资”吗？作者可以如《萧萧》和《长河》中的乡下人那样完全不受影响吗？不，他真的无动于衷的话，不至于这样三番五次地描写女学生。以作家本人为原型的小说《冬的空间》中，有这样一节：

男人为一个可笑的孩子气的思想所缠扰，在一张纸上用笔写着：“女人全是了不得的人物，哪怕生长得极丑也很少悲伤的机会。”但这人在心上却用血写着：“我将使你们女人中最美丽的女人爱我。”

这是男主人公（学校教师兼任小说家的A）跟妹妹（以沈岳萌为原型）对话之后写下的一段文字，所以文中的“你们女人”明显指的是女学生。这一时期沈从文的笔下，既有肤浅而臭美的女学生，也有渴望被“最美丽的”女学生所爱慕的男性角色。与其说这一矛盾之处体现了沈从文对女学生的淡漠，不如说暗示了他对女学生异常强烈的关心。或许正是因为女学生对沈从文产生了偌大的影响，所以他才有意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讥讽与轻视女学生。而令沈从文魂牵梦绕的女学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张兆和。

许多传记作品都描写了中国公学“校花”张兆和与沈从文之间的恋情。除此之外，当时上海的主要报纸《申报》也对张兆和多有报道。从1929年4月16日至1931年11月1日，共有11篇文章提及张兆和，主要都是介绍她在篮球队和话剧社的卓越表现。如以下两例：

张兆和女士、该校的老同学、天生一副健美的体格、平日衣饰朴素、脂粉不施、然而那苹果色的双颊、快乐的天性、愈显出“自然之美”、她的态度很有些Boyish、同学们称她为校徽。

张女士是该校的高材生、天真活泼、对于国语尤显得纯熟非常……自始至终她一直很镇定使全剧弄得很是紧张、表情的温柔与刚强、都用得十二分的巧妙、而且口齿清白、更使一般观众听得入神、到了最后几幕、她似乎更兴奋得忘记了自己了、演得悲伤处所、她简直引得几个软心的女性观众留下了清泪、使这次公演能成功、她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功臣。此后她将也更受到许多青年人的崇拜了。

其他的新闻报道也将张兆和描绘为备受崇拜的中公偶像。如此看来，张兆和确实是博得爱戴的“理想女学生”的代表。也许正因为这种耀眼的女学生光环，沈从文才爱上了她。

1930年4月26日，苦恋张兆和的沈从文，在给友人王际真的信中如是写道：

我在此爱上了一个并不体面的学生，好像是为了别人的聪明，我把一切做人的常态的秩序全毁了。……但我所望，就只是这年青聪明女人多懂我一点……我的世界总仍然是《龙朱》《夫妇》《参军》等等。我太熟习那些与都市相远的事情了，我知道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太多，目下所处的世界，同我却远离了。

沈从文的信着重强调了张兆和的“聪明”，而她的聪明来自城市的教育。不过正由于对她的爱，沈从文反而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根植于湘西乡土。并且颇具启发性的是，沈从文在信中写下的不是“我想了解她”，而是希望“这年青聪明女人多懂我一点”。如前文所言，涓生也好，焕之也好，这些男性知识分子可能并没有尝试深入地理解作为他们恋爱对象的新女性。与之相比，沈从文虽然没有像他们一样试图启蒙自己的爱人，但也从未想要深入认识与理解对方。事实上，他的愿望一直都是希望她这个有文化的城市人能够理解出身农村的自己。

同年11月5日，沈从文在同样寄给王际真的信中，倾吐了与都市无法相容的自我认识：

因为在上海我爱了一个女人，一个穿布衣，黑脸，平常的女人。但没有办好，我觉得生存没有味道。……我有时真愿意同一个顶平常的女人结婚。不过就是平常女人也还是不会同我在一处的，就因为我的生活同一切读书人都太不相同。我想到的、有趣味的、厌恶的，都还是一个最地道的中国农人，而都会中的女子，认了一点字，却只愿意生活是诗。我只是散文，因此再蹩脚的女子也不能同我好了。

除了没有学历和钱财，沈从文还因自己是“最地道的中国农人”而感到强烈地自卑。据他回忆，由于过分担心自己浓重的方音，以至于在中国公学的第一堂课上足足沉默了一个半小时，让所有学生都备感困惑。相较于自卑且羞怯的沈从文，出身名门的张兆和既可以在篮球场展现飒爽英姿，又可以在担当话剧女主角时说一口漂亮的国语。在沈从文的眼中，张兆和在各个层面上都无疑是极其耀眼的存在。

然而，沈从文并没有将现实世界中的理想女性（张兆和）和对她的赞美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也不曾尝试解读或改变她的心理。相反地，他以自己所熟悉的“乡下人的眼睛”来描述女学生的特质，比如小说中的“辫子不要了，简直同男人一样”，“跑路，打球，做一些别的为我们所猜想不到的事情”等描写。涓生、倪焕之等读书人倾向于将自己的光辉灿烂的理想映射在爱人身上，时而赞美她们的勇敢，时而为她们的懦弱而扼腕。沈从文的女学生描写可谓与之截然不同。

不同于作为读书人的新青年往往站在启蒙者的立场上引导自己的恋人，乡下出身的沈从文不能也不想这样做。他虽然也深深地爱慕着女学生，却选择将她们放在故乡的湘西风景中观察与审视，而不是在都市的校园中。当故事的舞台转到农村，女学生的穿着变成了奇装异服，部分少女勇于实践的自由恋爱也退化成了一种可耻的野合。事实上，进行这些创作实践的沈从文此时处在痛苦恋爱之中，甚至在给朋友的信中感叹“生存没有味道”。但就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将自己恋慕的对象类型化、客观化，然后将其置于乡村，用乡下人的眼光来审视她。可以说正是这种尝试使得沈从文的小说获得了独一无二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