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的男性作家中，对女学生最敏感的应该是有着“文字的魔术师”之称的沈从文（1902——1988年）。在其代表作之一的《萧萧》（1930年）中，浅薄可笑的城市女学生和天真烂漫的乡下少女萧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她们穿衣服不管天气冷暖，吃东西不问饥饱，晚上交到子时睡觉，白天正经事全不做，只知唱歌打球，读洋书。……她们在学校，男女一处上课，人熟了，就随意同那男子睡觉，也不要媒人，也不要财礼，名叫“自由”。（着重号由笔者添加）

这段话的叙述者是一位农村老人（萧萧丈夫的祖父），他和倪焕之的母亲一样，都认为女学生“穿着异于寻常女子的衣裙，她们是女子中间的特别种类”。此外，老人也将“随意同那男子睡觉的自由”视作女学生的特征，这一点非常值得关注。尽管“同男子睡觉的自由”这一说法略显粗糙，但它与“爱的自决”在本质上并无差别。在这里，把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爱与性的行为称作带引号的“自由”，是意图嘲笑任性的女学生。类似的叙述也可以在沈从文未完的长篇小说《长河》中找到：

真正给乡下人留下一个新鲜经验的或者还是女学生本身的装束。辫子不要了，简直同男人一样，说是省得梳头，耽搁时间读书。……这些女子业已许过婚的，回家不久第一件事必即向长辈开谈判，主张“自由”，须要离婚。说是爱情神圣，家中不能包办终身大事。

在乡下人的眼里，成问题的还是女学生的“打扮”和“自由”。这里的“自由”表面上指反抗包办婚姻，但本质上无非是女性对爱与性的自我决定。正是如此，对沈从文描写的乡下人来说，“女学生”无论是在外表还是行为上都俨然是一种珍奇的存在。外表指的是在农村女孩身上见不到的裙子和短发，而行为指的是按自己的心意决定行为举止的“自由”。这种叙述不免让人想起《伤逝》中同时具有这两种特质的子君。与涓生在北京的短暂同居遭遇挫折后，独自回到家乡的子君，应当也会暴露在这种好奇和蔑视的目光中。

如果说《伤逝》讲述的是一个住在首都的男人对新女性的爱与幻灭，《萧萧》则逆转了故事的背景，描写被边缘化的农村人眼中集体化、抽象化的城市新女性。《伤逝》中，爱情刚刚滋长之时，涓生日日翘首以盼的是身着“高跟鞋、布衫、玄色的裙”的迷人的子君。并且子君的宣言“我是我自己的”震动了他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他耳边发响”。但是在萧萧的世界里，这些女学生独有的魅力变成了一种令人发笑的珍奇的现象。

《萧萧》中这些珍奇的女学生与作品的女主人公——没受过教育的乡下女孩萧萧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呢？围绕这个问题，研究者们做出了各种各样的解读。李凯玲认为，萧萧虽在女学生身上看到了“自由、平等、幸福”的理想，但这些理想并不能轻易实现，而这恰好体现了当时的农村实态。另一方面，张苾芳则认为，沈从文是借农民之口来猛烈批判当时的女学生及女子教育运动的问题。赞美还是批评女学生，这样截然不同的看法之所以会出现，可能是因为小说中描写的女学生形象实在难以捉摸。与其执着于赞美/批评的二分法，不如回到文本当中，深入思考萧萧与女学生之间的“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