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男作家如何表现渴望接受教育的少女？总体来说，拥有智慧和教养的女学生是五四时期恋爱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女主角。在鲁迅的《伤逝》中，子君勇敢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给人留下了鲜明而深刻的印象。而“我是我自己的”，也似乎光辉地宣告了中国女性主体性的实现。

然而读者最终应该意识到，子君并未像她所说的那样获得自我的主体性。“我是我自己的”，不过意味着“我遵循自己的意愿从属于你（恋人涓生）”。之前被迫接受包办婚姻的女性，现在自主地将人生托付给恋人。可是子君在与涓生组建的小家庭之外，与外部的世界可谓没有任何联系。当失去涓生的爱以后，她别无选择，只能独自返回家乡，并像他期待的那样静静地死去。并且在文本中，涓生的雄辩可谓触目皆是，而除开篇的“宣言”之外，子君的话几乎所剩无几。涓生以第一人称写下的不过是一系列的自我辩白与忏悔，完全没有提及子君的爱意和苦恼。这种鲜明的对照似乎暗示着恋爱极易陷入缺乏对话的自我满足中。

子君怎样才能逃过这场悲剧？于《伤逝》之后三年发表的叶绍钧（1894——1988年）的《倪焕之》无疑给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五四运动前夕，小学教师倪焕之爱上了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金佩璋。在焕之的眼里，她不仅貌美，还拥有以下其他优点：

在女师范里，她是一个几乎可称模范的学生。她不像城市里一些绅富人家的女儿，零食的罐头塞满在抽斗里，枕头边时常留着水果的皮和核，散课下来就捧住一面镜子。她也不像许多同学一样，两个两个缔结朋友以上的交情，因而恋念，温存，嫉妒，反目，构成种种故事。

这段话不仅说明了佩璋的魅力，还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男性知识分子眼中的女学生形象。在《倪焕之》出版两年后，丰子恺的《学生漫画》也对女学生有所揶揄，认为她们的学校文凭不过也只是陪嫁的嫁妆罢了（见下页图）。而当时这种观念在女学生群体中并不罕见。

在庐隐和凌叔华等女性作家的笔下，女学生之间“友人以上的情谊”，是一种美丽且易碎的存在。可是在焕之这样的男性看来，这也许只是一种滑稽且多余的笑柄罢了。

倪焕之的母亲在听了儿子的结婚计划后，不禁想道：

在街头看见的那些女学生，欢乐，跳荡，穿着异于寻常女子的衣裙，她们是女子中间的特别种类，不像是适宜留在家庭里操作一切家务的。

对倪焕之的母亲而言，“欢乐/跳荡”的女学生是“寻常女子”之外的特别种类。其实这些描写如实地反映了大众对早期女学生的看法。换句话说，她们在学校里是浅薄的，情绪化的，在街上则是珍奇的存在。

作为合格的新时代青年，倪焕之给佩璋写下一封白话体书信，向她袒露了自己的心声。对于这封热情洋溢的求爱信，佩璋则以文言回复，其内容如下：

第须知璋固女子，女子对于此类题目，殆鲜有能下笔者。

谅之，谅之！

读过这封回信，倪焕之尽管备感扫兴，但还是按照以往的程序，通过金家的家长向佩璋求婚。综合小说前后的文脉，可以明显看出佩璋也早已为倪焕之倾心。可聪明的她却选择用文言文这一传统的社会语言，传达自己对自由恋爱的婉拒和对旧式婚姻的认可。这种举动也许是受到了鲁迅《狂人日记》（1918年）的启发。《狂人日记》揭露了礼教束缚下“人吃人的社会”本质。其中，文言文作为实现吃人社会的工具，与叙述者“我”所使用的白话文处于对立的两极。

这样看来，佩璋之所以使用传统礼教的语言，即吃人社会的语言，是为了宣布自己“不发表个人意见”。虽然佩璋接受了现代的教育，但她通过将婚姻的决策权转交给家长，迈向了一条通往旧式妻子的道路。正是由于回避了“我是我自己的”这一危险宣言和自决的权利，佩璋才能免于遭受子君式的恋爱悲剧。对佩璋来说，浪漫的恋爱绝不是值得赌上自己一切的重大事业。

子君和佩璋的故事间接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新女性（女学生）在决定自己的恋爱生活后，能否承担起随之而来的沉重责任。子君选择了自己的恋人，并走向了悲惨的末路。佩璋则回避了这种自我抉择，通过形式上听命于家长，得到了不为夫妇感情所左右的“（正）妻”之位。虽然结局有所不同，但两个故事都表明，女学生的自我决定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还需注意的是，涓生和焕之都曾期待他们的恋人可以勇敢地为自己的爱情做主。可一旦真正结合后，他们却很快对恋人产生了幻灭之感。面对因家事而身心俱疲的子君，和进入家庭后心里只有孩子的佩璋，涓生和焕之都不满地感叹她们“不该如此”。虽说涓生与焕之的确都曾经爱上过新女性（女学生），也许他们从未将其视作与自己对等的人生伴侣。

五四新思想给予了少女们“决定自己人生的权利”，但这个决定在《伤逝》中失败了，在《倪焕之》中被规避了。在这个崭新的时代，自由恋爱成了必须表现的主题，有教养的新女性成为这个主题下重点描摹的对象。但尽管如此，男性作家对女性内面的关注与刻画仍然处在一个反复摸索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