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战斗”的十二三年后，“我”移居武昌，并且因为不习惯这片土地而感到郁郁寡欢。偶然间“我”得知小刘就住在附近，于是兴高采烈地前往她家探访。然而期盼已久的再会却与自己的想象截然不同。

帘子撩起，一个三十上下，脸色黄瘦的女人，穿了一件旧青花丝葛的旗袍，襟前闪着油腻光，下摆似乎扯歪了。这是小刘，我知道，但是我的记忆却不容我相信。

“对不起，让你等！”这女人面上堆了不自然的浅笑。

这个再会的场景不禁让人联想到鲁迅的《故乡》（1921年）。少年时曾经亲密无间的两人再会时反而感到了彼此的隔膜。如果说《故乡》中闰土的改变可以归结于封建制度与贫困的影响，那么小刘的改变则是结婚与生育造成的结果。成为五个孩子母亲的小刘，在小说的后半

部分却只被称作“这女人”或者“母亲”。

面对眼前的中年女性（实际只有二十五岁），“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将其称为小刘。“本来底下还想告诉她我怎样急急赶来，不过说到这里，一望到对面坐的并不像我想看的那个人，就不好意思多讲。”

看到粗鲁的女仆和不卫生的宅邸，“我”不禁感到沮丧与失落。端上来的茶有股怪味，想要吐痰却闻到痰盂中直冲上来的臭气。虽然“我”尝试寻找话题想要谈谈过去的同学，但两人的对话完全不投机。更让“我”感到不适的是小刘的儿子。这个夹在姐姐与妹妹之间的男孩是家中的独子。极度任性的他甚至一边在客厅的痰盂中排便，一边坚持要吃拿给客人的糖果。这个儿子“长得比那几个机灵，好起来很会哄人，只是身子不大好，所以常常爱闹脾气”。对于这些小刘袒护儿子的言辞，“我”心中暗暗觉得这“到底是‘母亲’的话”。而这个“母亲”无疑是“我”们曾经那样攻击过的“贤妻良母”。需要格外注意的是，作者凌叔华出生在一个一夫六妻的家庭里，她的母亲是父亲的第四个夫人。凌叔华的英文自传《古韵》（Ancient Melodies）详细记录了没有儿子，只生育了四个女儿的母亲在家中是如何被无端刁难与羞辱的。而故事中小刘的儿子仅仅因为是男孩就可以被免去一切罪责。看着眼前这个颐指气使地使唤姐姐、妹妹，甚至是母亲的“小暴君”，“我”毫不掩饰自己心中的不悦。

但我的困惑并没有就此结束。任性的要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小刘的儿子便向“我”一笑，拉了“我”的手参观房间中的陈设。

他让我看父亲收集的“年青女子戏装的像片”，“时髦打扮似乎电影员”的照片，以及一张“奇怪时装的像”。正在这时，小刘的丈夫回来了：

男人微笑点头，转身时隔着眼镜仔细盯了我一下，那看的神气，令人极不舒服。

他的眼神让“我”想起自己“跑进面生铺子里，柜台上伙计，就这样盯过我”，并且“我”也安慰自己这种坏笑的神情“只是看女人用的，虽令人难过，却不含什么歹意”。如果说故事的前半部分表现的主题是“女学生/人妻”的对立的话，那么这里强调的就是“凝视的男人/被凝视的女人”这一对立。陌生的伙计与小刘的丈夫都凝视着初次见面的女人，如果中意的话，便珍藏起来加以鉴赏（前文中的明星照片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嗜好）。而小刘的儿子俨然被作为缩小版的父亲培养着。在女学生时期，残酷地驱赶已婚同学的少女们最终走上了与“鸭子”同样的道路，不管喜欢与否都成了“回归家庭的木兰”。年幼的她们虽在女子学校这个避难所中享受着安全的生活，将“人妻”当作外来者驱逐出去，可这种对立不过是模仿学校外“凝视、比较、消费女性”的男性逻辑的结果。

如坐针毡的“我”早早告辞，小刘在门口教孩子说：“阿姨，再会！”小说至此结束。

这阿姨两字的声音，又清脆，又娇嫩，分明什么时听见过，我惘惘地一边想着一边走。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中，小刘宣告“我们快要做阿姨了”的话语此时被召唤出来，记忆中那个纯洁的女学生终于与眼前毫无生气的母亲重合在一起。尽管“我”难以将这个再会的女性当作小刘，但那一声清脆的“阿姨”却动摇了“我”的记忆。无论是曾经赶走无辜的“鸭子”的“我”，抑或是现在不认为疲惫的小刘可爱的“我”，一直以来都是怀孕/分娩的同学的“阿姨”。“我”再次清楚地感到女人不过是被陌生男人凝视的客体，是被严格地从“女学生”和“母亲”之间割裂开来的存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