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内的公立女子教育开始于清末颁布的《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和《女子小学学堂章程》，但系统的女子教育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才得以兴起。随着学制的改革和全国范围内女学校的建立，女学生已经不再是那样珍稀的存在。

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短发、上衫下裙等女学生时尚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站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的她们作为“走出家门的女性” “在人前演说的女性”受到了广泛的报道。当时的媒体将女学生的形象煽动为搅乱秩序的破坏者，或是不知分寸的像男人似的女人等滑稽的存在。但另一方面，面对封建礼教勇敢发起挑战的女学生形象也逐渐形成。这个时代的文学一大重要的主题就是“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并且这类作品的女主角往往是女学生。20年代初恋爱小说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大量出现，这一状况甚至令编辑兼作家的茅盾感叹不已。

尽管女子学校越来越多，不再像以前那样罕见，但“幸福的自由恋爱”没有轻易地出现。较陈衡哲年轻一辈的冯沅君（1900——1974年）是现代中国最早的女性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旅行》是在《伤逝》之前两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故事中，女主人公同有妇之夫（当然这是违背本人意志，由父母决定的封建婚姻）的恋人一同旅行，却仍坚持纯洁的精神恋爱。这篇小说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可是就连《旅行》也丝毫没有指明两人崇高的自由恋爱之后将何去何从。结束旅行回归日常生活后的男主人公悲观地说道“往事不堪回首”，小说也在他的感叹中戛然而止。不过无法否定的是，正因为自由恋爱无法轻易实现，所以它才成为人们憧憬的对象。

在谁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实践自由恋爱的五四时代，实现恋爱后发生的事情仍然没有被触及。直到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年）发表，自由恋爱才被描绘成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女性主体性的危险炸药。

尽管在民国初期的女学生故事中，异性恋人常常如前文提及的那样被观念化、刻板化，同性友人间微妙的关系却得到了异彩纷呈的书写。其中不仅常常有涉及身体接触的亲密关系的描写，而且对同性爱的表现也毫不顾忌。直白描写同性爱的实验性的作品有凌叔华的《说有这么一回事》（1926年）和丁玲的《暑假中》（1928年）等。

不过比起与特定的同性像男女一样（疑似）恋爱的这种故事，更值得关注的是作品中亲密的、感伤的、排他的女子学校的时空和女学生们不愿离开此地的执着。

比如，庐隐（1898——1934年）的中篇小说《海滨故人》描绘了五个女学生毕业前后的生活。与《旅行》一样，这篇小说的女主人公露沙也有着已婚的恋人，可她的愿望不是实现与他的爱，而是“希望五个人永远在海边一起生活”。五名少女“都是很有抱负的人，和那醉生梦死的不同。所以她们就在一切同学的中间筑起高垒来隔绝了”。这一描写体现了她们的排他性。又因为这种浓密的空间比起一对一的异性爱更令人感到舒适，所以少女们即便毕业后也殷切地希望她们的共同生活可以持续下去。

虽然这种与一对一的恋爱无缘的连带感尚不能称之为“同性爱”，但她们之间的羁绊也与开头论及的男性之间的友谊不可同视。男性友情是一种极其主体化的存在，它不被毕业或婚姻所影响，会因宏大理想而一起发展共同的事业，但也会为主义主张的不同而割袍断义。而在少女们毕业走出女子学校后，她们的友情无论如何都将走向变质。毕业后，往往只有结婚或不结婚这两条路可走。如果选择前者，就必须在“夫家”的框架体系中扮演起新的角色。而如果选择后者，则不得不忍受着“堕落的女人”这一标签，为自己的经济独立而孤军奋战。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在女子学校里诞生的亲密而深情的关系都会最终云消雾散。

正因为明白这些，所以少女们才希求在自己有限的自由的学生时代，拥有更加高纯度、高密度的感情体验。也因此《海滨故人》中露沙等女孩才要像“在一切同学的中间筑起高垒来隔绝了”一样，将与自己异质的东西排除在外。

像这样表现“女子学校特性”的例子还有凌叔华的《小刘》（1929年）。这篇小说由第一人称“我”来讲述。具体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讲在会聚了十四五岁少女的中国北方女校中发生的某件事情，第二部分是讲十几年后于武昌的再会。小说前半部分细致地描写了“我”与友人小刘的亲密关系。下面让我们来看看“我”与小刘一面做出打架的姿态，一面相互嬉闹的第一个场景：

“你做什么又来了？”小刘问，装着生气，撅起小嘴，上下唇许多皱褶凑到中间，眼圆睁着，眼睑上的长睫毛清楚得可爱。

我伸手抓着她的嘴唇，笑道：“这里，一个烧卖，谁吃？”大家只一笑，还没人答话，不意小刘把我绊倒了，一跌正好躺在她身上。

我就顺势把头枕在她的臂上，抱着她的胸膛，装出小儿索乳的样儿来，嘴里叫着“妈，妈咪——”。

“小牛儿，不害羞，喂孩子，嗬——呵！”小周也是出名淘气的，这时大声叫起来，左右几个人都嘻嘻哈哈的一阵笑。

这几段描写不仅表现了女学生之间亲密无间的对话，还生动地展现了捏嘴唇、拥抱等包含性意味的身体接触。

这种亲密一方面加强了少女们之间的羁绊，但另一方面也滋生了对异己之人的回避与排斥。而《小刘》中，一个被戏称为鸭子的已婚旁听生成了被攻击的靶子：

那个姓朱的旁听生正独自挺着胸脯，撅起臀部，一对粽子脚儿，塞着放到鞋里，对对着走倒看的八字步，身体又胖又短，倒是没冤枉这花号。

小刘她们为把“鸭子”赶出学校，交头接耳地商量了许多方法。而这么做的理由是她刚刚嫁人就怀孕了。同学们愤慨地嘲讽怀孕的同学“脏死了！”，并且认为自己的学校成为“贤妻良母养成所”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羞辱。对她们而言，结婚和怀孕都是与自己毫无关系的“卑贱”的事情。

这篇小说设定的时代背景大致是1915年前后。关于这一时期女子学校的读书体验，徐志摩（1897——1931年）的前妻张幼仪（1900——1988年）留有这样的口述。虽然那是一个女子进学已不罕见的年代，但张幼仪记得自己一订婚，老师就对她失去了兴趣。“学校老师好像对缠了脚的女生不那么严格。大概是他们认为这些女孩观念守旧，没有学习能力吧。” “一度把我视为得意门生之一的算学老师，和我说起话来都是一副教我什么无所谓的调调。他晓得我会很快离开学校……同学们没有一个继续完成学业变成老师的。我们都嫁人去了。”

张幼仪虽只讲述了老师的态度，但因喜爱的学生刚刚订下婚约就立即对其冷遇的做法和小刘等人疏远同学的态度应该是同根同源吧。因为无论是老师还是女学生自己都认为“人妻”与“学生”不能两立，如果嫁了人就应该在家里专心地侍奉丈夫公婆，照顾孩子。小刘等同学断言怀孕的“鸭子” “脏死了”，从这种洁癖中也可以看出她们想要把自己的所学与“贤妻良母的知识”分割开来的防御姿态。张幼仪在订婚后仍然回到了学校（据说像她这样的学生是极少数），但老师对她失去了兴趣。尽管婚后她也争取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希望接受一些教育，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徐志摩单方面与张幼仪离婚之后，她才开始接受高等教育。事实上，徐志摩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尽管如此，他却从没考虑过让赴美陪读的妻子学习英语。

接下来让我们再回到《小刘》。小说中小刘等同学决定在缝纫课（当然是养成贤妻良母的科目）时将碍眼的“鸭子”赶出学校。“我们每人想做一件小孩子用的东西，请先生下次给我们出样子。”小刘一边偷笑一边向缝纫课的教员说道。

“怎么每人都得做一件么？”先生问着，照常下来闲走，看学生做活。

“先生还不晓得我们快要做阿姨了。”小刘娇声娇气说。

小刘的话是在绕着弯子讽刺怀孕的同学：因为教室里有人马上就要临盆，所以我们所有人才要做阿姨了……而支持小刘计划的同学们此时此刻都在暗暗观察“鸭子”的反应：

只见她的脸儿更比方才红，做着活计的手，似乎有些抖嗦，虽然装出不理会的样子，可是低垂眼睑，始终没敢把我们看一下，口角虽咧着似乎陪过笑，但分明在那里现出呼吸困难的颤动。

这时有人说“那一个脸儿顶红就是孕妇”，于是班内同学不约而同地一齐盯着“鸭子”。

（她）说道：“有什么看的！”眼中扑簌簌地掉下白豆大的泪点来，涨红了脸，溜出教室，格登格登跑下楼去了。

她这一走倒把我们怔住，一时脸上笑意都消了，却默然了一会儿。还是小刘冷笑先开口，“小周，她去校长那里告你呢”。

整篇小说中“鸭子”只说了一句：“有什么看的！”而“我们”嘲笑完这样毫无反抗之语且怀有身孕的同学后，“却默然了一会儿”。这种沉默无疑暗示出我们内心的不安与愧疚。

不过小刘的一句话却把“鸭子”与校长联系起来，将她从弱者、被害者的一侧推向了权威者的一侧，间接使“我们”的行为正当化。颇有深意的是，此时的小刘“好看极了，胖胖的有些像娃娃的腮愈加红得鲜妍，两个小酒涡很分明的露出来，一双大眼闪着异常可爱的亮光”。小说的前半到这里就结束了。小刘的胜利使她变得美丽动人，而她所领导的则是一场驱逐已婚女性（孕妇）这一外来者，捍卫自己女学生纯粹性的战斗。

可是这场“战斗”真的是她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吗？“鸭子”又真的是她们的敌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