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成为文学革命先声的白话文小说，是序章中曾介绍过的鲁迅《狂人日记》（1918年）。那么，此前一年的6月，在美国刊行的中文同人杂志《留美学生季报》上，女留学生陈衡哲则发表了以《一日》为题的白话文小说。首先，让我们来读一读小说最初发表时所添加的文言文序言：

著者按，一国之风俗习尚，惟于琐处能见其真。而美国女子大学之日常情形，又多为吾国人所欲知而未能者。因以年来在藩萨校中身历目击之种种琐节、杂叙而为是篇。志在写实而已。非有贬褒之意存于其间也。且读者当知此篇所重特在琐节。大学中之重要目的、学生中之重要人物，又皆非此处之所能及耳。

陈衡哲赴美留学的过程并不简单。在热心于教育的舅舅的影响下，陈衡哲十三岁时便只身离开故乡江苏，期望借助广东亲戚的帮助进入学校。然而当地没有一所学校愿意接收如此年幼的她。此后，陈衡哲前往上海，但在女子教育制度尚为空中楼阁的情况下她也未能实现进学的愿望。在此之后，她挣脱了父亲安排的包办婚姻，通过姑母的帮助在乡下做起了老师。在这一山穷水尽的时期，女学生的美国留学推荐事业成为她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在1914年，陈衡哲乘船前往美国，次年进入瓦萨大学。这段在美留学的经历也成为其小说《一日》的素材。

正如序言所说，《一日》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一种白描，它的主题也不是梁启超在政治小说中提出的那种家国大事。那么陈衡哲直言“惟于琐处能见其真”，并且强调这篇小品“所重特在琐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并且在白话文小说尚未出现的时代里，她为何想要发表以会话为中心的小品文呢？在探究这些问题之前，让我们试着先回到记录瓦萨大学的平凡一日的文本中，将视线聚焦于中国留学生张女士登场的那个片段：

钟指六下半。学生陆续自餐室中走出。

爱米立走近一个中国学生张女士前说：“你肯同我跳舞吗？”

张：“很情愿。不过我跳舞得不好。”

爱米立：“你们在中国也跳舞吗？”

张：“不。”

爱米立：“希奇，希奇！那么你们闲空的时候做些什么呢？——你喜欢美国吗？——你思家吗？”

张女士未及答，学生已渐渐聚近，围住张女士，成一半圈。

贝田：“你们在家吃些什么。有鸡蛋么？”

张：“有。”

玛及：“那么你们定也有鸡了，希奇希奇！”

梅丽：“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姑母在中国传教，你认得她吗？”

路斯：“我昨晚读一本书。讲的是中国的风俗，说中国人喜欢吃死老鼠。可是真的？”

幼尼司：“中国的房子是怎样的？也有桌子吗？我听见人说中国人吃饭、睡觉、读书、写字，都在地上的确吗？”

亚娜：“你有哥哥在美国吗？我的哥哥认得一个姓张的中国学生，这不消说一定是你的哥哥了。”

张女士一一回答。

爱米立：“你不讨厌我们问你说话？”

张：“一点也不。”

爱米立：“请你教我们几句中国说话，好吗？”

张：“很好，比如你见了人，你就说‘侬好拉否’。”

爱米立：“这个很容易，‘侬好拉否’，还有呢？”

张：“他就说，‘蛮好，谢谢侬’。”

爱米立：“‘妹豪，茶茶侬。’对吗？”

张笑：“差不多了。”

爱米立跳起，高声说：“我会说中国话了，你们听哪，‘侬好拉否，妹豪，茶茶侬’。”

当！当！当！六下五十分。

梅丽：“我好不巴望他下雨，我们就可以不去做礼拜了。”

学生鱼贯入礼拜堂。

面对美国女大学生接连而至的无知提问，“张女士”所做出的回应很好地体现了序言中“非有贬褒之意存于其间”的态度。关于她们对中国的误解，张女士并没有表现出激愤与慨叹，而是淡淡地一一给予了礼貌的回答。此时正值二十五岁的陈衡哲应当较周围的美国学生年长些。反抗了“嫁人”这一规范的中国的精英女性却身处美国同学的包围中，暴露在强烈的东方主义视线下。

陈衡哲不断地寻求着学习之所，甚至为此远渡重洋，进入美国的瓦萨大学研习西洋史，其后又至芝加哥大学深造。经过一番不懈的奋斗，她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一点可以从陈衡哲1920年归国后旋即被聘为北大教授的结果中得到印证。可是通过这篇《一日》，我们看到的却不是突破逆境、一心向学的求道者似的女学生，亦非《新中国未来记》中欲表现的那种胆气、血性、学说皆出色的女杰。其实包含张女士在内，这篇小说并没有中心人物的存在，或许还原从早到晚的闲谈才是作者的真正意图。

而像这样以写实之笔法描绘人物对话的意图，应当也与口语化的风格有所关联。《留美学生季报》是由中国早期的留美学生所创办的机关杂志。这本刊物尽管也登载过诗歌或散文等作品，刊载《一日》这样的口语体小说却实属首次。当时中国的主流观点认为女性说话是不雅的，到了美国的女生宿舍的陈衡哲，却身处于叽叽喳喳的闲聊之中。也许正是由于对这些聊天的观察，她才渐渐习惯了国外的生活。

这里引人注目的是，前文的引用中，张女士教美国同学说的“中国话”不是北京的官话，似乎是作为她第一语言的常熟方言。樱庭由美子的一系列研究表明陈衡哲始终都是有意识地运用“写的语言”。比如幼时的她曾用独特的方式给远在北京为官的父亲写信：

因为母亲没空教我怎么把不同的内容变成固定的格式，我只能在每封信的开始和结束时用固定的格式，中间部分得发挥我的创造性写出内容。结果，我的信的开始和结束符合传统的文体和礼节，中间部分的内容却是用我家乡的方言写的，其中还夹杂了很多我自己发明的词以配合方言的发音！

从这段经验中她明白了“为自己的思想感情寻找有创意的表达方式并非可望而不可即”的这个道理。可能正因为这段经验的缘故，在之后“一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同学（胡适）倡导用中国的白话取代文言，并以白话作为国民文学之本”时，“其他所有的中国留学生反对他这种文学革命的设想时，只有我给予这个孤独的斗士以道义上的支持”。从文体上来看，《一日》比起小说更接近戏曲，而小说中出现的中文不是官话（例如“你好”）而是方言（“侬好拉否”），这可以说是陈衡哲为竭尽心力地拉近“说的语言”与“写的语言”的距离，而创造出的独一无二的语言表现。

此外，笔者还想指出有可能对陈衡哲《一日》的诞生产生影响的小说。追溯《一日》发表的五年前，同样毕业于瓦萨大学的简·韦伯斯特（1876——1916年）发表的小说《长腿叔叔》正畅销一时。《长腿叔叔》这部少女小说中的大部分，是由孤儿乔若莎（茱蒂）·艾伯特写给匿名资助者（长腿叔叔）的信件组成。长大后的茱蒂最终与长腿叔叔结为连理，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序章中提到的“女版的成长小说”的一个典型案例。资助者要求从未走出过孤儿院的茱蒂将自己的“学习进度”和“日常生活中的琐事”（details of daily life）报告给他。并且信中茱蒂的行文节奏非常快，完全没有面对长辈的拘谨与小心。这里出现的“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与陈衡哲强调的“真实的琐事”应是相通的。例如下面引用的段落就体现了这一点：

I have some awful，awful，awful news to tell you，but I won't begin with it.

我有个很不好，很不好，很不好的消息要告诉您，不过我先不说。

We had ham and eggs and biscuits and honey and jellycake and pie and pickles and cheese and tea for supper—and a great deal of conversation.

我们晚餐时吃了火腿、鸡蛋、饼干、蜂蜜、果冻蛋糕、派、腌菜、奶酪，还有饭后茶——并且还聊了好久的天。

虽然信中的话多有重复（英文斜体），但的确很好地表现出了女学生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性格。简·韦伯斯特1910年毕业于瓦萨大学，1912年发表了《长腿叔叔》。这部成为畅销作品的小说在1914年被搬上舞台，从纽约开始在全美进行了长期的公演，并且应瓦萨大学学生们的请求，该剧还在学校附近的波基普西市进行了特别演出。现阶段还没有证据能够直接说明陈衡哲曾经读过《长腿叔叔》，不过因为陈衡哲是在该舞台剧于波基普西上演的次年入学的，所以推测她读过《长腿叔叔》的概率应该很大。自己学校的校友作为小说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长腿叔叔》中对瓦萨生活的生动描述，很可能会鼓励陈衡哲也用茱蒂式新鲜的眼光来写自己的大学生活。刚刚进入大学不久的茱蒂在给叔叔的信中如此写道：

I never dreamed there was such a place in the world. I'm feeling sorry for everybody who isn't a girl and who can't come here；I am sure the college you attended when you were a boy couldn't have been so nice.

我做梦也没想到世上竟有这样的地方。我为因为不是女孩而不能来这里的所有人感到难过。我敢说你在少年时期进入的大学也不可能有这般美好。

对从未出过孤儿院半步的茱蒂来说，女子大学简直就是一片新的天地。陈衡哲在国内几经辗转寻找学习的场所未果，在远渡美国后才终于实现升学的梦想。踏入美国女子大学的她应该也像茱蒂一样“做梦也没想到世上竟有这样的地方”。并且为了描写这个自己初见的地方，文言之外的崭新文体必然不可或缺。而陈衡哲儿时给父亲和叔叔的书信正是边依照方言音“发明”着词语，边坚持自己独创表达的产物。这与茱蒂用朝气蓬勃的语言记录日常生活的书信可谓相互重合。

归国后的陈衡哲虽继续以研究者、教育者的身份发光发热，但以小说的形式记录女学生聊天场景的尝试几乎止步于《一日》。不过，《一日》作为中国最早的白话文小说，也成为“女学生讲述女学生故事”的嚆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