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女子学校，那么中国文学中也不会有描绘少女间友谊的作品。尽管自古以来友情就是中国文学重要的主题之一，但古代文学作品所描绘的友情大多限于男性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自古以来被称作士大夫的男性知识群体通过互相交流政治与文学等理想，慰藉彼此的不遇与惆怅，形成了坚固的同性团结的场域。他们的友情被视为超越时空并蕴含精神价值的存在。而与之相对的是，女性的交友范围则被圈定与缩小至极其私人的范围内。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同性之间的交流，《红楼梦》可谓是浅显易懂的典型。一切都形成鲜明对照的黛、钗二人虽然渐渐心意相通，但那也只是以宝玉的血缘为媒介的“姐妹”关系罢了。甚至如林黛玉和紫鹃、王熙凤和平儿式的女主人与侍女之间的主从关系，都被描绘成一种强烈的连接。古典文学热衷于刻画名门小姐和其贴身丫鬟，并且常常突出表现二者之间紧密的连带关系。然而这些纽带都与诸如《三国演义》中描绘的男性之间心忧国家、畅谈天下大事的友情截然不同。

虽然到了19世纪，中国开始出现所谓的闺秀作家，她们通过诗作来加深彼此的羁绊，但这也只是极其少见的情况。于少女们而言，要想在平等的立场上结交朋友，一个远离家庭，能将她们聚集起来的场所不可或缺。当没有血缘关系，更没有任何主从关系的少女们逐渐可以在女子学校中度过集体生活时，前所未有的“女性友人的故事”才终于开始被讲述。

根据深耕于近代中国“女学小说”的黄湘金的详细研究，最早涉及“女学生”的中国小说应是梁启超在1902年开始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这本以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以及东海散士的《佳人之奇遇》等日本政治小说为范本的作品，尽管才连载五回就中断了，但从开篇模仿这些小说让志士与佳人登场的构想便可见一斑。小说主人公（志士）心怀社会改革的远志，他将“胆气、血性、学说皆过人。现往欧洲拟留学瑞士”的女学生作为潜在的志同道合者推荐给朋友。遗憾的是，书中虽暗示了这位佳人的存在，但她实际并未登场。以这本小说为首，清末政治小说中出现的女学生往往都被塑造成有留学经验的人物。一是因为国内的女子教育尚未普及，二是因为政治小说有将登场人物设定为强者的倾向，更容易选择有海外生活经验的留学生作为创作的原型。

总而言之，因为成大事的女性——借孟悦、戴锦华的话来说，就是身着男装出征的木兰一样的少女——其形象与家庭内的女性并不相符，因此作者常常在身赴海外、别具一格的女性中寻找原型。实际上，在《新中国未来记》出版的数年之后，由于曾在日本留学的女性革命家秋瑾（1875——1907年）遭到斩首，许多小说都戏剧性地描写了过激派的美女学生，以及她们所遭到的刑罚。

不过，出洋留学的女学生并非都成了像秋瑾一样的革命烈士。接下来要介绍的作家陈衡哲（1890——1976年）在她的小说中介绍了自己在美国学校的生活，但其中丝毫没有秋瑾那般悲壮的觉悟。

下面笔者将对陈衡哲的《一日》（1917年）这篇小说中所描绘的美国女子学校的生活，展开详细的考察。其后，笔者也希望将视线投向女子教育开始在中国扎根时出现的小说。女学生自身是如何讲述女子学校这一空间及女性友人的呢？要想考察这个问题，较陈衡哲晚一辈的凌叔华（1900——1990年）的短篇小说《小刘》（1929年）无疑是合适的文本。那么，女子学校这一浓密的空间究竟为少女们的成长赋予了何种意义呢？